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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針對人民幣升值的國際輿論，中國政府聲明，現行匯率安排是與我國經濟發展階段、金融監管水平和企業承受能力相適應的，是符合我國國情的制度選擇；保持人民幣匯率基本穩定的政策是正確的，今后我國將繼續實行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同時也將在保持人民幣匯率穩定的前提下，完善人民幣的匯率形成機制。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日本野村證券、“歐元之父”蒙代爾、美國斯坦福大學教授麥肯恩、摩根斯坦利亞洲執行董事謝國忠等機構和學者也都認為，調整人民幣匯率的建議是錯誤的，當前必須保持人民幣匯率的穩定。

亞洲金融危機后，要求人民幣升值的國際輿論此起彼伏，從未停息。2002年，人民幣名義匯率與美元基本保持穩定，但對歐元和日元則分別貶值了14.4％和4.7％，如果考慮通貨膨脹因素，對三大貨幣的實際匯率分別下降2.8％、16.5％和5.2％。據IMF估算，去年人民幣相對于其他主要貿易伙伴的名義有效匯率下降了6％。與此同時，中國GDP、對外貿易和吸收外資都保持了強勁發展勢頭。在這種背景下，人民幣再次成為世界矚目的焦點，專家、學者和政要們對此眾說紛紜，莫衷一是。

一、人民幣升值論

2002年10月，摩根斯坦利首席經濟學家羅奇在《中國因素》一文中提出一個讓世界震驚的觀點，“中國向世界輸出通貨緊縮”，稱亞洲生產商在生產全球化的今天，已經占據了價格影響方面的主導地位。中國以出口為導向的強勁經濟增長，對全球通貨緊縮的影響越來越大，是引致全球通貨緊縮的一個因素。隨后美國一些經濟學家指出，日益擴大的中美雙邊貿易赤字，是人民幣幣值低估的結果。同時，人民幣被低估后，中國商品和勞動力的成本優勢進一步凸顯，跨國公司更加青睞來華投資，加快了將中國建成“世界工廠”的進程。

2002年11月，《遠東經濟評論》還發表一篇題為《放開中國通貨，提高人民幣幣值》的文章，聲稱人民幣升值后對中國和世界都有好處：一是人民幣升值后，中國家庭的平均收入將會增加，中國居民的購買力會相應提高；二是人民幣升值后，雖然中國商品的出口價格會有所提高，但大多數中國商品的競爭優勢不會削弱，企業銷售收入和利潤會增長；三是人民幣升值后，在中國市場投資的歐美公司能夠從中國國內購買力上升的過程中受益；四是人民幣升值能有效緩解全球通貨緊縮壓力，并將一些深受通貨緊縮影響的國家拉出泥沼。

隨后，不少亞洲國家（以日本為代表）政界紛紛鼓噪，中國通過低估人民幣來換取出口競爭優勢，并逼迫亞洲其他國家不斷降低產品售價。去年12月2日，日本財務省次官黑田東彥在英國《金融時報》發表文章，聲稱中國通過出口增長、國內通貨緊縮以及盯住美元匯率三項政策，向全球出口通貨緊縮，建議中國要么實施擴張性政策，要么讓人民幣升值。今年2月，日本財務大臣鹽川正十郎在七國集團財長會議上，呼吁七國集團通過類似于1985年《廣場協議》的文件，逼迫人民幣升值，達到全球反通貨緊縮的目的，但其議案最終被否決。

二、人民幣穩定論

針對人民幣升值的國際輿論，中國政府聲明，現行匯率安排是與我國經濟發展階段、金融監管水平和企業承受能力相適應的，是符合我國國情的制度選擇；保持人民幣匯率基本穩定的政策是正確的，今后我國將繼續實行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同時也將在保持人民幣匯率穩定的前提下，完善人民幣的匯率形成機制。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日本野村證券、“歐元之父”蒙代爾、美國斯坦福大學教授麥肯恩、摩根斯坦利亞洲執行董事謝國忠等機構和學者也都認為，調整人民幣匯率的建議是錯誤的，當前必須保持人民幣匯率的穩定。主要理由有：

第一，人民幣匯率走勢反映了中國經濟的基本面，不存在被嚴重低估的問題。人民幣對美元匯率，從1986年到1994年貶值兩倍。但從1994年到2002年末，人民幣對美元、歐元、日元名義升值幅度分別為5.1％、17.9％、17.0％，實際升值幅度高達18.5％、39.4％、62.9％。在亞洲金融危機期間，由于美元呈現強勢，人民幣對三種貨幣最高實際升值幅度曾經分別達到45.5％、71.4％和93.0％。另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測算，從1994年1月到2002年9月，人民幣對主要貿易伙伴的名義有效匯率升值13.9％，實際有效匯率升值21.5％。

第二，人民幣升值對中國經濟發展十分不利。一是不利于克服通貨緊縮。人民幣升值使中國商品價格上漲，不僅不利于擴大出口，而且會對國內消費和投資需求產生抑制作用，從而加劇通貨緊縮狀況，甚至會使中國步日本后塵，陷入長期通貨緊縮的泥潭。二是不利于吸收外資。人民幣升值后，中國制造的成本優勢將被削弱，國際產業向中國轉移的勢頭會受阻，許多國內外資本甚至會撤離中國。三是容易誘發金融風險。人民幣升值會加大中國經濟走勢的不確定性，甚至可能觸發一部分銀行儲蓄兌成外匯后外逃，進而觸發人民幣匯率危機。

第三，中國匯率政策不是全球通貨緊縮的根源，不能過分夸大中國通貨緊縮對全球的影響。（1）中國經濟雖然增長迅猛，但其GDP僅占全球的3.5％。中國貿易雖然在迅速擴大，但依然僅占全球貿易額的5％，國際產業向中國轉移的主要原因，是看中中國龐大的國內市場和經濟高速增長前景而非價值被低估的貨幣。（2）中國對美國貿易順差擴大的主要原因，是國際產業轉移而非人民幣貶值。以往出口美國的亞洲產品是日本、韓國和臺灣地區制造，如今這些產品被轉移到中國來制造然后再出口到美國，因而中國對美國順差擴大了，但對日本、韓國、臺灣地區的逆差也擴大了。（3）日本從中國進口的商品只占日本進口總額的18.3％，占日本GDP的2％，而且主要是低端產品，因此不存在“日本既進口了中國產品，也進口了通貨緊縮”。

第四，人民幣升值不是解決全球通貨緊縮的良方。（1）近年來中國經濟強勁增長，對東亞經濟和世界經濟穩步復蘇發揮了重要作用。一旦人民幣升值而鉗制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不僅不會緩解東亞地區通貨緊縮的壓力，反而會使東亞地區變得不穩定。（2）中國經濟增長放緩后，日本在華投資企業的利益將受到打擊；同時，中國經濟增長放緩導致進口需求下降，日本對華出口也將受到影響。據高盛公司估算，如果人民幣兌日元升值15％，日本對華出口僅能增長0.2％。因此，人民幣升值并不一定會對日本經濟復蘇產生積極影響。（3）人民幣升值對美國經濟也有一定負作用。這些年美國人購買便宜的中國貨取代昂貴的日本或歐洲產品，客觀上有利于美國減少貿易赤字。同時，沃爾瑪、戴爾、耐克這樣的美國公司依靠中國產品保證利潤，如果人民幣升值，它們的利潤即刻就會受影響，股票價格就更會下跌。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2003年7月18日，摩根斯坦利的羅奇先生又在香港《南華早報》上拋出另外一個令人震驚的觀點，持續疲軟的全球經濟正在轉向一個危險的領域���玩指責把戲。世界輿論越來越團結一致地向中國大陸施壓，要求調整人民幣匯率，這是一個嚴重的錯誤，全世界徹頭徹尾地曲解了中國。

三、人民幣自由浮動論

近年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一直建議，中國應建立一個更有彈性的匯率機制，以真正推進中國的結構性改革，以及更好地融入世界經濟。目前，持這種觀點的人越來越多。如斯坦福大學劉遵義教授、高盛（亞洲）董事總經理胡祖六、社科院楊帆研究員等學者都認為，改革匯率制度并不是屈從于外部壓力，而是從中國經濟發展的長遠要求來考慮的。主要理由有：

第一，人民幣匯率不能自由浮動，從長期看，不利于提高我國出口競爭力。雖然美元貶值帶動人民幣貶值，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增強中國產品的出口競爭力，但這種利益是短暫的。一旦美元走強，拉動人民幣升值，中國出口就會受到較大的打擊，到那個時候再想使人民幣貶值就比較困難了。這種教訓在20世紀90年代就經歷過。

第二，人民幣匯率不能自由浮動，不利于營造良好的出口經營秩序。在人民幣被低估的情況下，容易產生外匯傾銷效應，外匯傾銷會使國內商品以低于應有的價格出口，擾亂相關行業的秩序。特別是對于那些傳統優勢產業，人民幣低估后，導致出口在短期內超常增長，致使出口低價競銷更加難以控制，不僅使出口企業的經濟效益大打折扣，而且容易遭致國外貿易保護行為，如反傾銷調查等。

第三，人民幣匯率不能自由浮動，可能使匯率長期偏離均衡水平，造成經濟結構扭曲。4年多來，人民幣兌美元的匯率基本保持不變，這顯然不符合4年來中美經濟基本面的變動趨勢。據各種不同模型估算結果，人民幣貶值幅度在15％左右。在人民幣被低估的情況下，勞動密集型行業的優勢進一步擴大，不利于產業結構調整和升級，不利于高新技術行業的發展。一些學者指出，日本產業空洞化的出現，一定程度上與在日元被低估時期某些行業形成過剩生產能力有關。

第四，人民幣匯率不能自由浮動，容易助長經濟中的泡沫和投機活動。在目前人民幣升值預期的作用下，很多公司開始瞄準國內市場，大量囤積人民幣，在國內進行各種投資或投機活動，助長了經濟中的泡沫行為，同時嚴重威脅有關資本項目管制的有效性。一旦升值成為事實，有關活動大大減少，經濟就面臨再一次調整的危險。

第五，現在讓人民幣自由浮動，時機正好。按照國際經驗，能夠成功地維持盯住匯率制度的國家只是少數，大部分國家要么主動退出，轉而實行較靈活的匯率制度；要么在貨幣或經濟危機中被迫放棄盯住制度。如果選擇適當的時機和次序主動退出，就不會對經濟帶來太大的負面影響。相反，被迫退出的國家如墨西哥、泰國等，均經歷了貨幣大幅度貶值、金融體系崩潰、經濟增長放緩和政治動蕩等一系列沖擊。當前，我國外匯儲備充足，人民幣沒有貶值壓力，改革匯率制度可能引發的震動最小，這正是提高人民幣匯率靈活性的大好時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