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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發展中國家匯率制度選擇和改革的問題上，兩極論已成為國際學術界的主流觀點。而在我國經濟的發展推動制度的變遷中，進入新世紀后,經濟和金融的快速發展，也強烈要求我國的匯率制度向更有彈性的方向改變。

關鍵字:發展中國家，匯率制度，選擇，改革

所謂的匯率制度，是指一國貨幣當局對本國匯率水平的確定、匯率變動方式等問題所作的一系列的安排或規定。最基本的兩種匯率制度是固定匯率制與浮動匯率制，此外還有爬行釘住匯率目標區、貨幣局等其他類型的匯率制度。這些匯率制度各有優劣，應該根據本國經濟結構、特定的政策目的、地區性經濟合作情況和國際經濟條件的制約等因素選擇匯率制度。

一般來說，一國的經濟規模越大，越傾向于采用浮動匯率制；反之，則傾向于采用固定匯率制。這是因為大國經濟較為獨立，根據著名的“不可能三角模型”，在貨幣政策獨立性、資本流動和固定匯率三個目標之間，不可能同時實現，大國多為發達國家，資本管制較少，如果實行固定匯率，必須放棄貨幣政策的獨立性，而大國一般是不愿意為了維持與外國貨幣的固定匯率而使內政策受到約束的。

而對于發展中國家說，大部分國家都會采用固定匯率制度。這是因為，大多的發展中國家都具有市場規模相對較國內資本市場缺乏縱深等經濟特征，由此帶來的主要問題是包括跨國公司直接投資與證券市場間接融資在內的資本流動性極差。在這種情況下，發展中國家若是選擇浮動匯率政策，那么因浮動匯率政策所導致的經濟性的匯率波動是不可能通過資本流動而不將其抵消的，其結果是，整宏觀經濟將會因匯率的不停波動而失去穩定性。

一發展中國家面對的國際經濟環境

發展中國家面對的國際經濟環境的特點可以歸納成以下三大方面：

第一個特點是這個世界非常像一個壟斷競爭的市場。在這個市場上，只有少數工業化國家具有市場壟斷力量，而其余國家只是被動的參與者。這些工業化國家就像物價操縱者一樣，能夠影響世界經濟和左右國際金融市場；而發展中國家就像被動的物價接受者一樣,必須接受現實，盡量適應。另外，近20年以來主要貨幣之間的名義和實際匯率，無論是短期、中期還是長期，均呈現出大幅波動。這無疑影響了發展中國家匯率制度的選擇。

第二個特點是資本流動加劇。80年代以來，流入發展中國家的資本顯著增加。這種趨勢反映了金融賬戶自由化和資本市場一體化進一步得到加強。這促進了投資增加和經濟增長。更多的資本流動也使得發展中國家的企業和家庭資產負債表越來越國際化。然而，資本流動有收益也有成本，原因是它們受市場情緒和羊群效應的影響。結果是發展中國家面臨的各種匯率風險越來越大。

第三個特點是經濟一體化得到進一步加強。過去的幾十年發展中國家對國際貿易的依賴程度日益加強。對外貿易在發展中國家中GDP的份額從60年代的30%上升到90年代的40%，雖然它們從國際貿易中收益匪淺，但是因為凈出口在GDP中所占比重越來越大，匯率的波動影響了產出。

上述三大特點是發展中國家在選擇匯率制度時必須考慮的因素。

二兩極論者的看法

兩極論者認為，在金融開放環境中，適合發展中國家的匯率制度只有自由浮動匯率制和固定匯率制度。固定匯率制度包括美元化制度、貨幣局制度和貨幣聯盟。兩極論把其他介于兩極之間的匯率制度安排歸納為中間匯率制度，這些中間匯率制度包括各種形式的盯住匯率制和管理浮動匯率制。以上分類方法與傳統的分類方法有著明顯區別。在傳統的分類中，固定盯住匯率制是典型的固定匯率制，布雷頓森林體系下的國際貨幣制度屬于這一類型。但近年來的研究證明，在固定盯住匯率制下，政府經常頻繁調整匯率，因此，這一制度實際上屬于可調整的盯住匯率制。考慮到這一因素，在考察匯率制度的真實作用時，一些學者把這一制度歸類為中間匯率制度。另一方面，在傳統的分類中，管理浮動屬于浮動匯率制。但近年來，一些學者的實證研究證明，許多管理浮動匯率制實際上屬于盯住匯率制度。亞洲國家的匯率制度在金融危機發生前多半具有這一性質。因此，一部分學者把管理浮動也列入到中間匯率制度的范圍。另一方面，以前屬于固定匯率制范圍的貨幣局制，以及近來受到重視的美元化制度和貨幣聯盟構成了新的固定匯率制。

因此，對多數發展中國家來說，匯率穩定加上貨幣政策的獨立性政策組合是正確選擇。也就是說，有管理的浮動匯率是最佳匯率機制。那么，對于我們國家這樣一個發展中的大國來說，我國又該如何選擇適合我國國情的匯率制度呢？

三我國匯率制度現狀

新中國的匯率制度自誕生以后，幾經變遷先后經歷過頻繁的調整的盯住美元匯率制度（1949年-1952年）、基本保持固定盯住美元匯率制度（1953年-1972年）、盯住一籃子貨幣（1973年-1980年）、官方匯率與貿易結算匯率并存的雙重匯率制度（1981-年1984年）官方匯率與外匯調劑匯率并存的雙重匯率制度（1985年-1993年）。

自1994年匯率體制改革以來，中國的匯率機制形成是“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單一”指人民幣實際上只盯住美元；“有管理的浮動”指貨幣當局并不承諾明確的匯率目標，而且可以酌情進入外匯市場買賣外匯，其頻率和幅度也無需預先界定。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后，人民幣與中央銀行所關注的美元之間的匯率僅有微小變動。加上嚴格的資本管制和外匯市場管制，貨幣當局可以對外匯供求和匯率水平有決定性影響，保證匯率水平根據整體宏觀經濟需要保持穩定或者是靈活調整。這種“單一盯住制”的積極作用是幫助穩定了市場預期，進而促進中國對外貿易和資本引進以及經濟增長。迄今為止，這種匯率制度是相當成功的。

但這種匯率制度弊端也是明顯的。其一，固定的名義匯率，使人們只能按給定價格進行外匯交易。這種價格可能會喪失其真正的經濟意義，阻止了經濟向均衡的調整，并導致資源配置的低效率。其二，應付沖擊的能力較弱。沖擊發生時，名義匯率固定，那么實際匯率就很難達到均衡。頻繁的調整不僅增加了市場對經濟的不良預期，而且這種不連續調整比浮動匯率下的連續調整更具破壞作用。其三，削弱了貨幣政策效果，不適應經濟發展需要。而中國是一個相對封閉的經濟體，經濟周期波動與全球經濟周期并不同步。所以，貨幣政策自主權對于中國的宏觀經濟穩定至關重要。但貨幣政策自由度與“固定釘住美元匯率制度”存在根本沖突，魚和熊掌不可得兼。我們長期依賴于繁瑣的資本與外匯管制來緩解貨幣與匯率兩個政策目標之間的沖突。且不說資本管制的效率成本，也不論資本管制是否完全有效，事實上，我們觀察到，當政策當局為了國內目標(比如抑制通脹和刺激內需)而減低本幣利率時，一旦國內外利差逆轉，固定匯率下的黑市套匯和資本外逃壓力就開始動搖了固定盯住美元匯率的穩定性，從而在貨幣政策的指定實施上變得束手束腳。與香港這樣的小型開放經濟體截然不同，對中國大陸而言，貨幣政策自主權大大優先于匯率穩定性。

四我國匯率制度的選擇與改革

人民幣匯率制度的選擇問題。目前我國實行可調整的盯住匯率制度。人民幣上升的壓力主要來自貿易順差，外匯儲備增加和入世后沒有像一些人所期望的一樣出現貿易逆差。日本最早提出人民幣升值的問題，以降低中國的出口速度。日本美國讓人民幣升值是想讓中國重蹈日本的覆轍，阻止中國的前進。中國市場沒有完全開放，貨幣缺乏一定的獨立性，資本市場同樣沒完全開放，不能實行浮動的匯率制度。匯率制度的選擇必須與市場的開放程度，貿易自由化程度相結合。

東南亞經濟逐步恢復，我國加入WTO，各種新的狀況不斷出現。經濟的發展推動制度的變遷，進入新世紀后，我國的經濟和金融快速發展，內地要求匯率制度向更有彈性的方向改變。我國正式加入WTO后，按照中國加入WTO后金融市場開放時間一覽表，可以預測，在未來的3—4年內，不管愿意與否，人民幣利率和匯率都將實現市場化，我國外匯管理制度將完全由準外匯管理向宏觀間接外匯管理轉變，逐步實現資本賬戶下人民幣可自由兌換。在這種情況下，根據蒙代爾“不可能三角”理論，中國要想保持獨立的貨幣政策就必須放棄實際實行的匯率制度(單一貨幣釘住)，而轉向更加靈活的匯率制度。所以，入世后現階段人民幣匯率制度的選擇無非是貨幣當局在實際中重歸真正的管理浮動匯率制。

另外，一些發展中國家的經驗表明，由實行相當一段時間的固定匯率制度轉向較為靈活的匯率制度，既是可取的也是可行的。因此，中國在逐步放開資本項目管制的同時，應該積極尋求平穩實現靈活匯率的途徑，并確定中長期的目標。

目前，要增加匯率制度的靈活性，我們必須大大加快人民幣匯率市場形成的改革，加快外匯市場的培育。中國目前外匯交易主體主要是國內的商業銀行，交易幣種主要是美元、日元各港幣。外匯交易形式主要是現貨交易，人民幣的遠期交易市場和期貨交易市場尚未開展。所以，首先應該給銀行更多自主權，建立銀行、企業間外匯市場，擴大外匯交易主體，允許外貿企業直接進入外匯市場，提高外匯交易規模。為達到這一目的，必須改革目前的銀行結售匯制度，進一步放寬對經常項目下的外匯限制，包括允許企業保留更多外匯，即提高有外貿業務的企業保留外匯的比例直至取消強制性的銀行結售匯制度，放寬對旅游等外匯匯總數額的限制。

我們還應該看到，強大而穩定的經濟基礎是外匯改革的前提和保障。為了支持匯率制度改革，中國要加大經濟開放的力度。隨著中國進一步的開放，世界其他國家會大大增加對中國的出口。由于相應的進口增加會導致中國外貿順差的減少，進而減輕人民幣的升值力。此外，一旦投資者注意到中國不會因外界的壓力而實行浮動匯率制，游資涌入中國的速度就會減慢，進而減慢中國外匯儲備的速度。在開放市場的同時，中國還應該繼續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全面解決銀行業的壞賬問題，并控制國有企業的債務。這些問題的解決，將會為中國匯率制度的改革鋪平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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