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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當下逆全球化趨勢日益高漲，人民幣國際化面臨復雜的外部風險和內部風險，有效率的金融市場的缺失與資本項下不可兌換阻礙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人民幣國際化要堅持“離岸市場+清算行”的制度安排路徑；堅持交易貨幣——投資貨幣——儲備貨幣的形態推進路徑；堅持從歐洲美元邏輯到離岸人民幣市場的區域推行路徑；以“一帶一路”倡議為契機，先行先試，加快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積極穩妥推進人民幣國際化進程。

關鍵詞：逆全球化；人民幣國際化；“一帶一路”倡議

自2016年英國脫歐、美國新政府的貿易保護傾向等都使得全球化進程存在受阻的風險，也無疑增加了自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全球經濟復蘇的困難，也引發了人們對于現行國際貨幣體系諸多弊端的關注。加快推進國際貨幣多元化，分散當前國際貨幣體系呈現美元與歐元兩極支撐甚至以美元為主導的系統性風險，強化了人民幣國際化的重要性。中國經濟的迅速發展以及中國金融的日益國際化使得人民幣國際化發展已是大勢所趨[1]，中國政府也一直致力于推進人民幣國際化的進程，2016年人民幣“入籃”更被稱為人民幣國際化道路上的“里程碑”事件。然而，國內外存在眾多不確定、不穩定因素都可能會轉變為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中的風險和阻力，影響其路徑設計，但致力于人民幣國際化建設是我們自身發展也是國際經濟形勢發展的必然要求[2]。

一、人民幣國際化面臨的風險評估

（一）逆全球化傾向使人民幣國際化面臨嚴峻的外部風險。1.英國“脫歐”導致人民幣匯率貶值與中國股市的下跌由于全球化進程中收入分配問題沒有得到根本解決，危機之后，很多國家的資本與勞動的收入差距進一步拉大，引發了反全球化力量的興起[3]。2016年6月24日，英國公投“脫歐”結果揭曉，當天全球股市重挫，英鎊、歐元貶值，英鎊兌美元匯率當日最大跌幅至31年來最低水平；英法德股市分別重挫3.2%、8%和6.8%；美國、日本、中國的股市也受到了較大負面沖擊，美國三大股指下跌均超過3%,日本股暴跌7.9%，滬指跌1.3%[4]。華爾街分析人士表示，對于中國經濟來說，中國目前已是歐盟第二大貿易伙伴，是英國第四大貿易伙伴，英國也是連接中歐經貿合作的重要紐帶。在經濟日益全球化的今天，英國“脫歐”對中國經濟將產生影響[4]，沖擊中國金融市場，人民幣急劇貶值、資本大量外逃甚至會引發人民幣危機可能是其最直接的表現[5]。2.美國特朗普政府的保護主義傾向有使全球貿易縮小的危險，直接影響中國經濟的增長和人民幣國際化進程美國特朗普政府的保護主義傾向將對人民幣國際化進程產生影響。首先影響中美雙邊貿易。中國是美國最大的進口來源地，2015年中國占美國進口21.8%。但中國又是美國第三大出口目的地，2015年中國占美國出口7.7%。中國也是美國的最大的貿易逆差國，2015年美國對中國貿易逆差3864億美元，約占美國全部貿易逆差的二分之一[6]。一旦中美雙邊貿易因貿易保護而縮小，這將直接影響經濟的增長和人民幣國際化進程。其次，美國特朗普政府的強美元傾向對人民幣匯率產生影響。2009年以來，人民幣國際化進展迅速，其中一個重要因素是人民幣的單邊升值。人民幣升值使得人民幣作為投資貨幣和儲備貨幣的需求增加。但2016年以來，隨著美國經濟逐漸復蘇回暖，美聯儲加息持續升溫。北京時間2017年12月14日凌晨3點，美聯儲宣布將基準利率區間調升25個基點，這是美國央行當前加息周期的第5次加息，也是2017年內的第3次加息。美聯儲的最新經濟及利率預期還顯示，美聯儲預計2018年將加息3次，2019年加息2次[7]。盡管中國政府已經提前采取一些措施化解了人民幣貶值和資本外流的壓力，美聯儲加息勢必導致美元走強的趨勢。隨著人民幣匯率市場化改革的推進，清潔浮動將使得人民幣匯率呈現雙邊波動格局。（二）資本項下不可兌換和深度有效率的金融市場的缺位是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中的內部風險。推進人民幣國際化進程必須解決兩大現實難題：一是資本項下不可兌換；二是深度有效率的金融市場的缺位。一國貨幣要成為國際貨幣，首先一定是可兌換貨幣，當前中國人民幣資本項下不可兌換；其次，防范金融風險是一國資本賬戶開放的關鍵，當前不成熟的金融市場，不健全的金融監管制度，相對單一的規避金融風險的市場工具和手段，導致中國資本賬戶開放進程緩慢。“一帶一路”倡議的實施和亞投行的運行為人民幣國際化提供了有利的契機。一方面，通過向“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提供貸款與援助，使“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市場接受和使用人民幣；另一方面，通過在歐洲發行人民幣債券，讓“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以及歐洲人拿著人民幣到中國市場上買過剩物資，實行貨幣和物資的雙重循環[8]。

二、人民幣國際化的推行路徑

（一）人民幣國際化的制度安排路徑：“離岸市場+清算行”制度。“離岸市場+清算行”制度成為化解我國資本項下不可兌換風險的應急之策，成為推動人民幣國際化的重要制度安排。我國資本項下不可兌換，大力發展人民幣離岸市場成為實現人民幣國際化的首選之策，同時必須解決離岸市場與在岸市場相聯系的通道即資本項目受管制的問題。這就涉及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到底是進一步發展在岸市場還是積極發展離岸市場，以及海外人民幣如何回流的問題。在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中，上海的行模式是在岸市場，香港和香港以外的清算行模式是離岸市場。目前中國的制度設計是實行清算行制度，清算行的主要任務是負責將境外人民幣清算回國，從而形成“離岸市場+清算行”的特別模式[9]。人民幣的絕大部分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業務和離岸業務都高度集中于中國香港。相比較于香港，上海也實現了人民幣經常項下自由兌換，但在資本項下不可兌換，兩地模式有了明顯區別。香港在資本項下半自由兌換，意味著人民幣可以在資本項下回流到大陸，而在上海人民幣資本項下不可兌換，意味著海外人民幣只有通過經常項下回流大陸。在香港模式下，其發達的金融市場促使海外人民幣可以在香港市場進行各種金融安排，然后通過清算行回流大陸。截至2016年底，中國在23個國家和地區建立了人民幣清算安排[10]。因此，要讓上海本幣市場發展起來，一方面要加快金融開放，尤其是資本項下開放，另一方面要注意防范和化解金融風險，確保金融市場的穩定。（二）人民幣國際化的形態推行路徑：交易貨幣——投資貨幣——儲備貨幣。人民幣成為國際貨幣主要呈現出三種形態和規模，即交易貨幣、投資貨幣與儲備貨幣。交易貨幣主要表現為在國際貿易使用人民幣進行結算。投資貨幣主要表現為在國際投資市場用人民幣進行投資和定價。儲備貨幣表現為外國政府官方將人民幣作為儲備貨幣以及人民幣儲備資產所占份額。自2015年12月1日人民幣加入SDR，國際貨幣上述三種功能，人民幣漸次開始承擔，盡管量比較小、形態還比較落后，但這三種形態都開始具備[9]。作為交易貨幣，人民幣廣泛成為跨境貿易的計價和結算貨幣。中國央行數據顯示，中國以人民幣結算的對外貿易從2010年0%激增到2016年的16%，截至2016年末人民幣已連續六年穩居中國跨境收付第二大貨幣[10]。作為投資貨幣，2014年跨境之中，中國對外投資總額中76.7%是用人民幣安排，截至2015年10月就已經達到140%。而除了直接投資之外，證券投資等也開始有了人民幣安排，最典型的就是滬港通。2016年，將全口徑跨境融資宏觀審慎管理試點范圍擴大至全國；進一步開放和便利境外機構投資銀行間債券市場，簡化人民幣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完善滬港通機制，取消總額度限度，啟動深港通[10]。無論是交易還是投資，人民幣日益成為廣泛的國際支付貨幣，根據SWIFT統計，2016年12月人民幣成為全球第6大支付貨幣，市場占有率為1.68%[10]，現在全球200多個國家和地區都在使用人民幣。作為儲備貨幣，自2015年12月人民幣加入SDR是一個標志性進步。2016年10月1日，人民幣正式進入特別提款權（SDR）貨幣籃子，這標志著人民幣跨入國際儲備貨幣行列，截至2016年末中國已與36個國家和地區簽署了雙邊本幣互換協議，協議總規模超過3.3萬億人民幣[10]。這種官方的安排毫無疑問極大推動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但這離人民幣成為國際貨幣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因為從國際貨幣的核心功能來看，既要看其他國家在國際貿易與借貸中使用人民幣的程度，又要看他國央行通過人民幣儲備干預該國貨幣匯率的程度。這里涉及兩個問題，一是前面兩個行為的主動權掌握在別的國家，二是人民幣在資本項下自由兌換和匯率市場化的條件完全具備仍需時日[11]。（三）人民幣國際化的區域推行路徑：從歐洲美元邏輯到離岸人民幣市場。人民幣國際化進程為何如此迅速，也就是說，為什么人民幣的國際需求如此之大？曹遠征認為基本邏輯在于亞洲的貨幣原罪，這種原罪表現在三個錯配上——貨幣錯配、期限錯配和結構錯配[9]。亞洲以及“一帶一路”沿線65個國家，人口占世界的63%，是全球經濟發展最快、國際貿易規模最大的地區，但結算和投資的國際貨幣依賴美元，發生在美國的金融危機很容易傳遞到亞洲地區，誘發亞洲金融風暴，亞洲對使用本地貨幣支付和投資有著內在需求；亞洲尤其是“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作為新興經濟體，基礎設施等長期限頭寸需求旺盛，而國際資本流入具有短期性，因此對本地的國際貨幣需求強烈，這為人民幣國際化提供了有利契機。1.人民幣國際化的區域路線特征亞洲地區對本地貨幣的國際支付和投資安排早在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之后就已啟動，2003年中日韓與東盟十國簽訂了清邁協議，不幸的是，清邁機制沒來得及安排實施，2008年就爆發了全球金融危機。隨著入世和對外經濟的快速增長，中國已經成為亞洲地區第一大貿易體，中國前十大貿易伙伴中有七位都是在亞洲，而中國在這一地區貿易又常年處于逆差狀況。于是，亞洲地區的貨幣原罪導致人民幣在亞洲具有很強的國際需求，人民幣首先在亞洲快速區域化。這是人民幣國際化的區域路線特征。2.人民幣國際化的特殊推進路線人民幣國際化的特殊路線還體現在推進的突破口上，即從貨物貿易跨境結算開始，擴展到服務貿易，再延伸到資本項下的直接投資和間接投資。有數據顯示，跨境人民幣結算業務自2009年開展以來增速很快；從結構上分析，服務貿易也在快速增長。人民幣對外直接投資規模擴大，金融市場開放的力度隨之加大。例如滬港通就是金融開放提速的一個重要表現，用人民幣來進行跨境證券投資交易。香港交易所在《戰略規劃2016—2018》提出了新股通計劃，香港交易所首席中國經濟學家辦公室近日發表研究報告稱，在滬港通和深港通完成連接內地與香港的二級交易市場后，新股通計劃將能連通兩地的一級集資市場，證券市場的互聯互通趨于完整，為內地與香港市場互聯互通以及人民幣國際化帶來突破性的契機[12]。（四）人民幣國際化的先行先試：加快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人民幣國際化進程面臨的諸多風險與困難，凸顯了推進人民幣國際化進程的艱巨性。對于我國而言，迫切需要先行先試，打造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形成人民幣國際化與上海國際金融中心的良性互動[13]。上海作為國際金融中心，要實現在岸人民幣市場和離岸市場的協同發展。借助上海自貿區平臺，支持符合條件的境外機構發行人民幣債券，拓寬和擴大境內外主體參與上海金融市場的渠道和規模，探索境外個人投資者直接投資境內金融市場的有效方式，加強與其他離岸人民幣市場的合作，實現在岸市場和離岸市場的互動發展。這也是上海國際金融中心的優勢，自貿區和離岸人民幣市場實現有機統一，離岸人民幣市場與在岸人民幣市場實現有機互動。上海要成為人民幣回流的橋頭堡，特別是資本項下人民幣的回流機制，促進人民幣“資產”和“負債”的協調發展。上海金融市場要便利人民幣持有者用人民幣對華進行貿易和投資。當人民幣通過正常貿易渠道大量流出時，上海金融市場要有相應的制度安排，允許境外人民幣回流國內，確保外國人可以使用人民幣進行正常的跨境貿易結算和投資活動。通暢的人民幣回流機制離不開人民幣離岸和在岸市場的協同發展。人民幣的回流還離不開完善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要健全外匯市場的交易品種和市場功能，推進上海外匯市場的國際化發展，逐步使人民幣成為外匯市場上的重要品種，以此不斷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

三、結語

人民幣國際化進程的面臨著諸多風險，當前國際局勢動蕩，尤其是英國脫歐、中美貿易之爭、人民幣匯率的波動，都影響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但不可否認的是，人民幣國際地位的提升將對中國金融乃至其他很多方面產生“改變的力量”，成為國內改革的“潤滑劑”，亦可能增進國際金融體系的穩定[2]。“一帶一路”倡議的實施為人民幣國際化發展提供了契機，并在實際中也已產生一定的成效。中國把人民幣國際化與國內改革以及金融市場的開放建設銜接起來[14]，進一步深化中國金融改革。

作者:儲平平 單位:安慶師范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