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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從我國當前宏觀經濟形勢出發，認為通過人民幣升值，不但可以化解人民幣升值的外部壓力，而且對解決我國當前的經濟過熱和低水平重復建設也有很大的好處。因此，我國應當機立斷，調整人民幣的匯率。

關鍵詞人民幣匯率通貨膨脹產業結構

2003年以來，我國出現了比較嚴重的經濟過熱，在經濟過熱的同時，低水平重復建設又有所抬頭。據統計，2003年全社會完成固定資產投資55118億元，比上年增長26．7％，增幅比上年提高9．8個百分點，為1994年以來最高增速，扣除價格因素后實際增長24％。同以前年度相比，工業投資高速增長是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的首要特點。2003年工業投資為14494億元，比上年增長39．3％，其中，增速最快的三個行業依次為冶金業、有色金屬業和紡織業，分別達到87．6％、69．1％和67．1％。2003年新開工項目12．1萬個，比上年多開工11156個項目，增長10．1％，新開工項目計劃總投資38298億元，同比增加54．7％。在2003年固定資產投資中，暴露出的最嚴重問題是部分行業出現盲目擴張，低水平重復建設的苗頭。鋼鐵、水泥、電解鋁、汽車制造等行業投資增長迅速，這些高能耗產業的過度投資在短期內直接引發了鐵礦石、煤炭、電力、石油等原材料和能源的緊張局面。盲目投資和重復建設還將造成地區性產業趨同，進一步加劇產業競爭和行業競爭。2003年生產資料出廠價格比上年上漲3．6％，影響工業品出廠價格總水平上漲2．6個百分點。石油、鋼鐵、煤炭等產品價格上漲趨勢更加明顯。原油出廠價格上漲19．8％，影響工業品出廠價格總水平上漲約0．7個百分點；黑色金屬出廠價格上漲10．1％，尤其鋼材價格更是出現全面上揚，拉動整體生產資料價格攀升，影響上下游產品價格的跡象已經十分明顯；原煤出廠價格雖比上年有所回落，但是全年漲幅仍然達到3．9％。

與宏觀經濟整體過熱相對應的是，貨幣供應量也出現的超常規的增長。2003年12月末，我國廣義貨幣（M2）余額為22．12萬億元，比上年同期增長19．6％，同比高出2．8個百分點，超過年初確定的貨幣供應增長目標3．6個百分點，高于GDP和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增長之和9．3個百分點。全年金融機構人民幣貸款余額達到15．9萬億元，新增貸款約為2．86萬億元。從貸款的投向來看，新增貸款主要集中在中長期基本建設貸款、中長期個人消費貸款和票據融資貸款三個方面，其中中長期基本建設貸款增加6373億元，占全部新增貸款的22．3％。

針對新一輪的經濟過熱，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來對宏觀經濟進行調控，雖取得了很大成就，但形勢依然嚴峻。雖然投資增長率有所下降，2004年1～2月份53％、3月份43．5％、4月份34．7％，但我們也應看到，投資增長的速度，在很大程度上是用行政方式降下來的，其市場微觀基礎但仍然不牢固。貨幣供應量方面，2004年5月末，廣義貨幣M2、狹義貨幣M1，余額同比分別增長17．49％和18．62％，增幅比去年同期回落2．68個和0．21個百分點，比上月末回落1．63個和1．41個百分點，但全年17％的貨幣供應量增長目標要實現，仍然有相當的難度。形勢的嚴峻集中體現在通貨膨脹上，雖然采取了嚴厲的經濟調控手段和行政措施，2004年6月份的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仍然上漲了5％，工業品出廠價格指數則更是上漲6．4％。

另一方面，自2003年以來，人民幣升值的壓力也越來越大。為了防止熱錢在預期人民幣升值情況下沖擊我國金融體系的穩定，我國政府一再對外宣稱保持人民幣匯率基本穩定。然后，國際經貿過程本身就是一個互利合作的過程。雖然我國暫時頂住了國外對人民幣升值的壓力，但在國際收支順差，外匯儲備持續增加的情況下，外部升值壓力也越來越大。并且有些國家，還頻頻利用反傾銷等貿易手段來間接地報復中國。

在這種情況下，利用人民幣匯率政策來化解這兩方面矛盾適得其所。匯率是一國對外關系的集中表現，是調節國內國外平穩的基本手段。根據蒙代爾—費萊明模型，在固定匯率制度下，該國的貨幣政策是無自主權的，是失效的。對我國而言，隨著國民經濟的持續快速發展和國際地位的提高，從長期來看，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必須進行改革，逐漸實行浮動匯率制。但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宜分三步走。在近期內，將人民幣的匯率升值到合理的水平，保持良好的國際收支狀況，為國民經濟的發展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中期內，在人民幣匯率回歸到合理水平基礎上，選準時機，將人民幣匯率制度調整為釘住一籃子貨幣；在遠期，當條件具備時，則將人民幣匯率制度調整為浮動匯率制，從而保證我國經濟政策的獨立性。近期人民幣匯率升值到合理水平，也有一個時機選擇的問題。筆者認為，根據我國當前宏觀經濟形勢，應該當要機立斷，果斷地調整人民幣匯率。對人民幣匯率進行調整，在為我國今后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創造條件的同時，對減輕外部對人民幣升值的壓力，及解決我國當前宏觀經濟過熱的問題上都有很大的幫助。

具體上說，人民幣升值對解決當前所面臨的問題有如下好處：

1人民幣升值可以有效增強人民銀行的宏觀調控手段

在當前人民幣匯率政策下，人民銀行的貨幣發行過程實質上只是被動地應付外匯的購入，外匯占款成為人民銀行貨幣發行的主要手段。2003年末，國家外匯儲備達4033億美元，加上用于充實國有商業銀行資本金的450億美元，共計4483億美元，折合人民幣37074．41億。根據以上數據，我們可以看出，通過外匯占款方式發行的貨幣占總貨幣發行的70％。如果假定貨幣乘數不變，2003年的

M1和M2有25．3％是由這一年的國際收支順差造成的。在國際收支持續順差情況下，人民銀行疲于應付過多的外匯占款，根本無法有效運用貨幣政策工具調節社會總需求。因而，眼看著社會總需求膨脹，但人民銀行卻沒有有效手段將社會總需求控制在合理程度內。通過人民幣升值，可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外匯占款增長速度，增加人民銀行貨幣政策操作空間。這樣，人民銀行可以在通過調整資產負債表的結構，來調控貨幣的總量和結構，從而降低目前的通貨膨脹壓力。

2可以把人民幣的隱性升值轉化為顯性升值，從而降低人民幣升值的外部壓力

隨著我國國際收支的持續順差及外匯儲備的快速增長，美國、日本和歐盟對我國現行的人民幣匯率政策提出了嚴厲的批評，人民幣升值的外部壓力日益增大。雖然我國暫時頂住了外部壓力，堅持人民幣匯率基本穩定，但外國針對我國的間接報復日益頻繁。在2003年，中國遭受96起反傾銷，為歷年之最，也是當年的世界之最。同時，歐盟委員會2003年6月正式報告，從2003年10月起率先將中國在“普遍優惠制”（GSP）下享有的出口商品優惠關稅，由以前的3．5％提高到5％。最近，歐盟更是對普遍優惠制（GSP）做出修訂，從2004年5月1日起，對我國的乳、蛋制品和天然蜂蜜、塑料及家電、橡膠制品、紙制品、玩具、鐘表、光學儀器、樂器、服裝、鞋帽及輕工制品等取消普惠制關稅優惠，逐步取消我國普惠制地位已經提上議事日程。仔細分析這些事件，我們都可以看到對人民幣匯率低估進行報復的影子。國際經濟貿易過程本身就應該是一個互利合作的過程，中國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大國，在世界經濟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理應為世界經濟秩序做出應有的貢獻，而不應過于強調自身利益，忽略他國利益。因此，為了創造共贏局面，減少外國報復，我們不應一味地堅持人民幣匯率的穩定。

實際上，在當前匯率水平下，由于國際收支持續順差，商品出口過多，導致國內商品供給減少，再加之外匯占款所造成的貨幣供應量過大，我國已經出現了嚴重的通貨膨脹壓力。在通貨膨脹情況下，企業生產經營成本上升，出口成本也會相應增加，這會導致企業出口創匯的能力下降。這實際上是人民幣的隱性升值。如果我們讓人民幣的名義匯率直接上升，讓人民幣顯性升值，會出現怎樣的情況呢？在這種情況下，人民幣升值會帶來進口原材料和商品的人民幣標價下降，一方面有利于降低國內企業的生產成本，另一方面則抑制了消費品的價格上升。雖然人民幣的匯率表面上上升了，但由于利用外部資源平抑了物價，企業出口成本得到了有效控制，這也在一定程度上減少了人民幣名義匯率上升帶來的沖擊。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堅持人民幣由名義匯率不變而形成隱性升值，與將人民幣匯率顯性升值，可得到相類似的效果。但顯然，對名義匯率進行調整，可以成為我們據理力爭的有利武器，可直接減少我國所面臨的外部壓力。

3人民幣升值可促使我國產業結構的提升

我國過去一直奉行的匯率政策是傾向于低估人民幣匯率。這樣可促進出口、限制進口，從而通過凈出口的增加來促進國民經濟增長，增加就業。但我們也要看到一個現象，每一次的經濟擴展中，低水平重復建設像一個頑疾始終伴隨著。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我國產業結構的提升。對于低水平重復建設的原因，眾說紛紜。但人民幣匯率傾向于低估卻也是重要原因之一。回顧人民幣匯率改革歷程，可以看到，我們總是以出口創匯成本作為匯率確定的基本依據。但問題是，人民銀行的匯率政策只是被動地跟著企業來調整。企業在發展過程中，理應有外部壓力來促使其通過提高技術走內涵式發展道路，而非在低水平上簡單地擴大再生產。在一定的匯率水平下，由于企業重復著低水平的生產行為，在技術上不能有效提升，因而導致出口創匯成本上升，出口盈利能力受到限制，此時，人民銀行的做法往往是通過人民幣貶值來為企業保駕護航。從我國過去人民幣匯率的調整中可以清晰的看到這一點。這樣，我們就可以明白，雖然我國經歷了20多年的迅猛發展，但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卻仍然很低，產業結構仍然還比較落后。這與日本和德國在經濟騰飛過程中伴隨著人均國民生產總值迅速提高，以及產業結構的不斷升級優化形成了鮮明對比。通過分析發達國家和新興工業化國家的發展歷程，我們都可以發覺，一國經濟蓬勃發展時，隨著該國企業國際競爭力提升時，其貨幣也逐漸升值，同時伴隨著產業結構的升級。為此我們應改變過去一味保護的思想，利用匯率政策給企業的發展和技術進步制造一定的外部壓力。通過匯率政策的調整來減少對落后技術企業的保護，使低水平重復建設在國際國內市場上逐漸喪失競爭力，變得無利可圖，從而促使企業提高技術水平，這將有利于解決長期以來困擾我國的低水平重復建設和資源的浪費?？梢哉f，人民幣匯率逐漸回歸到合理水平，在一定程度上會改善我國產業結構升級的微觀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