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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國目前正面對著國際上對人民幣升值的壓力和國內出現通貨膨脹因素的不確定性，中國貨幣當局該采取何種策略來應對并就匯率制度進行怎樣的改革已成為當前的緊迫任務。近一年來國內外有關專家對人民幣匯率的觀點各異，但從國際分工、貿易結構等方面分析來看，保持匯率穩定是中國現實國情的正確選擇，我們應打破僵化的匯率制度，逐步實行靈活的匯率制度。

從2002年底以來，國際流行的人民幣升值“陷阱論”正在對我國人民幣匯率構成實質性的威脅。目前最嚴峻的問題是國際炒家在阻擊人民幣未果的情況下，又采取外圍突襲的辦法炒高港元，欲將港元拖人東亞貨幣升值的潮流中，以達到孤立人民幣，迫使人民幣升值的目的；加之現在中國經濟又出現通貨膨脹因素，這將進一步增加影響匯率的變數。凡此種種跡象，使我們不得不重新審視人民幣升值“陷阱論”及其政策取向。

一、人民幣匯率問題的主要觀點綜述

（一）人民幣升值論。摩根斯坦利首席經濟學家羅奇提出“中國向世界輸出通貨緊縮”論的震撼觀點，引發了迫使人民幣升值的導火索；2003年2月22日，日本財長鹽川正十郎在OECD七國集團會議上提出類似1985年英美等七國針對日元升值的《廣場協議》來逼迫人民幣升值；6月16日美國財政部長約翰·斯洛（John·Snow）發表講話稱“中國應該實行更加靈活的匯率制度”；在印尼召開的亞歐會議的聲明也呼吁人民幣升值；6月19日，美國“健全美國聯盟”（CoalitionforaSoundDollar）提出欲借中國“貨幣操縱政策”而通過“301條款”促使人民幣升值；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也表達了類似的愿望；歐盟15國也決定將于2印4年4月正式取消中國“普惠制”。國內一些學者也認為人民幣應該升值，其主張是我國在過去9年經濟持續高速增長，不應再依靠弱勢的人民幣政策來保持出口競爭優勢，增勢人民幣不僅可以為我國進口公司減少成本，提升企業贏利和擴充海外投資業務，而且由于中國具有龐大的消費市場可以使外資不因進入成本的增加而撤出，同時還可以提升我國償還外債的能力。

（二）人民幣穩定論。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日本野村證券、“歐元之父”蒙代爾和美國斯坦福大學麥肯恩教授以及摩根斯坦利亞洲執行董事謝國忠等機構和學者都認為，調整人民幣匯率的建議是錯誤的，中國目前必須保持人民幣匯率穩定。其理由是：第一，人民幣匯率走勢反映了中國經濟的基本面，不存在低估的問題；第二，人民幣升值不利于克服中國通貨緊縮，不利于吸引外資，容易誘發金融風險；第三，中國匯率政策不是全球通貨緊縮的根源，人民幣升值不僅不能解決日美通貨緊縮，反而會加劇世界經濟通貨緊縮。

（三）人民幣自由浮動論。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近年來一直建議，中國應該建立一個更有彈性的匯率機制，以真正推動中國的結構性改革，以更好地融入世界經濟。國內一些著名學者也持此種觀點。他們認為，人民幣匯率不能自由浮動，不利于提高我國產品出口競爭力，容易產生外匯傾銷效應和經濟結構扭曲，容易助長經濟中的泡沫和投機活動，這樣更不利于營造健全良好的出口經營秩序。

二、保持人民幣匯率穩定是中國的現實選擇

Weymakr（1995）認為，根據國際收支余額的貨幣分析法，本國居民對商品和證券的超額供給（以經常賬戶和資本賬戶表示）將引起對本幣的超額需求，這種國際市場上對本幣的超額需求就是外匯市場壓力（ExchangeMarketPressure，簡稱EMP）。EMP作為度量外部非均衡指標，一般不能直接觀察到。如果本幣自由浮動，EMP表現為匯率的變動；如果實行固定匯率，EMP表現為外匯儲備／國內信貸的變動；在中間匯率安排下，EMP可由匯率變動、外匯市場／貨幣市場干預的線性組合來測度。南京大學朱杰（2003，3）根據Weymark的EMP一般定義與模型分析方法，利用1994—2002年的經驗數據計算人民幣匯率并軌以來中國的EMP和W指數；他通過分析EMP的34個樣本點中有26個顯示升值壓力（負值），并有升值壓力的樣本均值（-6.08%）在絕對值大于貶值壓力（1.49%）；其結論為：上述表明匯率并軌以來人民幣隱含的EMP以升值壓力為主，這與我國當前由外貿順差和不斷攀升的外匯儲備所引發國際上呼吁人民幣升值現實相吻合。但是，結合中國目前經濟形勢和基本國情，人民幣匯率應繼續保持穩定是中國匯率政策的主要取向。

（一）人民幣升值將會通過對貿易進出口匯率的影響，進而給中國的優勢產品帶來嚴重損害，使國內外企業的風險加大。按照國際分工格局和比較優勢理論來看，中國相對于一些以研究開發和服務業為主的西方發達國家來講，是以勞動密集型的制造業為主的產業；同時，中國傳統上存在著進口的需求彈性較低，而出口的需求彈性較高的局面。這種貿易結構極易受到匯率水平變動的影響，進而影響物價，達到損傷制造業的效果。傳統的貿易理論認為，在需求彈性比較高的前提下，貨幣升值可以降低進口商品的國內價格、提高出口產品的國內價格；通過這種相對價格的變化，一方面進口可以較快增加，從而使生產進口替代品的國內產業得以萎縮；另一方面出口相應要減少，使生產出口商品的產業也面臨緊縮的困境。再者，中國一直實行的是人民幣盯住美元的匯率制度，如果人民幣升值將會引起進口材料、外銷商品價格的變動，從而降低中國企業在世界市場上的競爭力，加大企業在國際市場中因面臨種種不確定所造成的風險。

（二）日、美公開組織并迫使人民幣升值的關鍵目的是：延緩中國工業化進程，阻止中國經濟長期穩定增長。日、美反復逼迫人民幣升值的真正動機是，為外商對華投資流向設置障礙，通過提高在華投資成本來讓國際資本流向日、美；并利用中國人世后關稅下降和非關稅壁壘取消的貿易自由化環境，將低價產品大批量打人中國市場，沖擊中國相關產業，達到延緩中國工業化進程的目的。目前，雖然中國對外貿易順差不斷擴大，但由于外國不斷對華啟動反傾銷和特殊保障措施，取消普惠制待遇等，使中國出口環境面臨日趨惡化。特別是在中國財政赤字如此之大、失業增加、房地產泡沫初步顯現等國內經濟不利的條件下，人民幣升值最終將會對中國長期苦心經營的經濟穩定增長形勢帶來負面影響。

（三）人民幣匯率的穩定有利于整個亞洲國家和地區的經濟恢復和發展。亞洲金融危機對亞洲各國經濟產生了不同程度的打擊。為此，各國競相將本國貨幣貶值來維護本國利益；中國出于維護亞洲利益和本國經濟發展的需要，堅持人民幣不貶值的既定政策，承受了大量的經濟損失，為亞洲地區乃至世界金融穩定、經濟恢復和發展做出了較大貢獻。從另外一個角度看，我國當前經濟持續穩定健康發展，將形成巨大的市場需求，這樣有利于其他國家的出口；再者，世界各國也可以更多地從中國進口低價的初級產品、輕工業制成品和具有高附加值的加工產品，從而可以在更大限度內對本國的產業結構進行調整，提高進口國居民的實際收入水平，促進消費升級，推動經濟增長。實證分析表明，中國并沒有擠占東南亞國家的出口份額，而是給他們提供了一個潛力巨大的投資和消費市場。

（四）人民幣升值會惡化當前的就業形勢，繼續增加就業壓力。從經濟學角度分析，經濟失衡有兩種表現，一個是總需求超過總供給，造成的結果是通貨膨脹；另一個是總供給超過總需求，結果就是失業增加。前一個問題盡管說中國目前房地產出現經濟泡沫，原材料、糧食和農副產品的價格有所上揚，這些是通貨膨脹的因素，但都屬于局部的結構扭曲、流通不暢、暫時的財政赤字和信貸擴張所引發的問題；從總體上講，中國目前還沒有真正出現嚴格意義上的通貨膨脹。所以說，當前的[來

突出問題是后者——失業問題。中國現在失業率已超過4.6%，且每年新增勞動力是1300萬，加上1997至2000年經濟增長持續疲軟，創造的就業機會較少；同時，我國近幾年一直進行產業結構調整，勞動力總量出現結構性變化，失業將是中國長期的社會問題。而外國投資企業是吸引國內勞動力的一個重要渠道，如果人民幣升值，問題不僅僅是招商引資受到影響，更嚴重的是會加劇當前就業形勢的惡化。

三、減緩人民幣升值措施及匯率制度的改革

（一）減緩人民幣升值壓力的政策選擇。

1.調整進出口商品的貿易結構，美、日、歐等國迫使人民幣升值的主要借口是我國貿易順差和外匯儲備的增加。可是，從出口商品結構看，雖然中國貿易一直處于順差，但大部分是外資企業生產的加工貿易，獲利最大的是外資企業。而中國出口基本上是勞動密集型的產品，像汽車、機械以及高新技術產品等方面的出口并不具有絕對優勢。所以說，要采取措施扶植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適度調低部分以加工、勞動密集型商品的出口退稅率。從我國對外貿易的地區差異看，我國和整個亞洲的貿易處于逆差，和歐盟貿易基本持平，而和美國有近200億美元的貿易順差。所以我們要積極協調與主要貿易國的關系，主動減少對美貿易逆差，努力開拓亞洲、歐洲市場，擴大對亞、歐的貿易順差。2.主動協調各方，統一貿易計算口徑。以2002年為例，按美國統計，美國對華貿易逆差達到1031.2億美元，而同期中國統計，中國對美國貿易順差僅為427.2億美元，誤差高達504億美元。中國和日本貿易統計誤差也是如此。因此，中國要積極創造良好的貿易環境，統一計算口徑，消除貿易統計誤差。3.加快“走出去”的步伐，拓展外匯投資渠道。我們應允許大型企業在境內發行外國債券，這不僅有助于改善外匯存款過高的局面，而且有利于債券市場的開放發展，也有利于減少企業發行成本。另外，要建立戰略性投資基金，選擇中國目前像石油、主要礦產品等類似的能源及原材料依賴性較大的戰略性項目，可將外匯儲備中的一部分拿出來到國外購買一些生產基地。4.借QFII東風，適時推出QDII.QFII的推出標志著我國資本市場的開放又向前邁了一步，而我們應在將外資“請進來”的同時，也應該讓中國企業走出國門，適時推出QDII.QDII作為在資本項目未完全開放的國家允許本地投資者投資境外資本市場的投資者制度，不僅可以減緩外匯儲備快速增長的壓力，而且可以為我國有序開放資本市場積累經驗。5.豐富外匯交易品種。我國銀行間外匯市場的交易主要集中于美元、港元、日元、歐元的即期交易上，交易幣種相當缺乏。因此，要盡快開放人民幣對世界主要可兌換幣值的直接即期外匯買賣，并在此基礎上逐步發展外幣對外幣的交易；還要增加類似遠期外匯交易的外匯交易工具，積極發展多樣化的避險金融工具等等。

（二）人民幣匯率的制度改革。

從1994年1月1日開始，人民幣匯率制度實行了重大改革，實行了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它對促進我國的貿易發展、抑制通貨膨脹和抵抗亞洲金融危機發揮了重要作用。1991年12月，中國宣布接受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第八條款規定，實現了人民幣經常項目下的自由兌換，但資本項目下仍沒有實現可自由兌換，面對人民幣升值的國際壓力，我們該如何完善人民幣匯率制度呢？中國社會科學院余永定認為，目前可能是人民幣開始同美元脫鉤的較好時機。其理由是，在亞洲金融危機期間，人民幣面臨巨大的貶值壓力，資本外逃嚴重，一旦讓人民幣貶值，中國將會陷入嚴重的貨幣危機和金融危機。另一方面，由于人民幣堅持不貶值，中國的出口承受了巨大壓力。當時的共識是：人民幣應該與美元脫鉤（實際上是不再承擔人民幣貶值的承諾），而脫鉤的最佳時機是人民幣沒有貶值壓力，市場不再預期人民幣將會貶值的時候。還有一些專家認為，中國匯率制度應該實行盯住一籃子貨幣制度，以減少中國政府同美國談判的籌碼。可是香港中文大學郎成平教授認為，目前，采取盯住一籃子貨幣不可取。他認為如果美國想有意壓迫人民幣升值，美國可以直接阻擊一籃子貨幣中的其他貨幣而間接強迫人民幣升值；另外，美國仍是我國出口最主要國家，因此，盯住美元對于企業來說最容易理解，而且也最透明；但是盯住一籃子貨幣就會產生透明度不夠的問題。那么，面對國際壓力和學者不同觀點，我們應采取何種匯率制度改革呢？依國際金融理論，將匯率制度分成三種：固定匯率制度、管理型的浮動匯率制度和浮動匯率制度。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公布的數據來看，全世界采取真正浮動匯率制度的國家占14%，采取固定匯率制度的國家占65%，而采取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的國家的比例在穩定增長。結合中國的實際，保持經濟增長的內外均衡是國家制定經濟政策的主要依據。因此，人民幣應朝著更加靈活的匯率制度和資本項目下逐步實現可自由兌換將是我國匯率制度改革長期發展的方向。我們認為，應該打破現有僵化的現行匯率制度，在穩定匯率的基礎上逐步實行靈活的匯率制度。1.如果熱錢流入再不停止的話，央行似乎可以考慮在適當的時候不排除稍微在短期內調貶人民幣1.5%-2%，以進一步打擊國際炒家。當然，最安全的辦法是，讓人民幣兌美元的匯率浮動范圍有所擴大，使企業和金融機構逐步具備較強的應變能力。2.當前，食品和蔬菜價格上漲帶動整個價格上漲0.7個百分點，加上一些地方提高煤、電、汽油等服務價格，影響居民消費價格上漲0.5%，二者相加上漲1.2%.目前市場供大于求的局面并未改變，推動價格上漲的因素并不強烈，物價會保持一個相對穩定的水平。從緩解人民幣升值的國際壓力角度來講，適度的通貨膨脹是有利的，所以，政策的著眼點在于警惕高膨脹，讓匯率基本保持穩定。3.匯率改革不僅僅涉及對外經濟活動的單個變量，還牽扯到雙邊或多邊貿易政策等等，所以在國際協調得當時，不排除犧牲部分變量來換取國家整體利益最大化的可能性。4.放松外匯管制，減少強制結匯，增加意愿結匯，并加快利率市場化的步伐，增強貨幣市場對匯率的調控能力，并通過外匯平準基金和貨幣市場進行金融宏觀調控。5.加強國際金融的合作，包括對國際金融組織的合作。我國貨幣當局應加強與主要國家貨幣當局的合作以及經濟金融的區域合作，并密切關注國際金融市場和國際社會對人民幣？正率的預期，及時消除不利因素。6.改革制訂金融政策的現行制度。金融政策的制訂相對于其他政策的制訂有其特殊性。例如，像制訂產業政策、農業政策、工業政策和經濟發展政策，允許犯一定的錯誤，這些錯誤可以在政策出臺后慢慢調整。而金融政策來不得半點錯誤，如錯誤政策一旦出臺，可能導致幾千億的損失，所以要慎重對待每一項金融政策的制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