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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21世紀以來，隨著我國對外經濟交往規模的擴大和官方儲備資產的增加，人民幣匯率問題再次成為國際社會關注的焦點。2003年2月在西方7國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上，日本財務大臣鹽川正十郎要求國際社會，按照1985年的“廣場協議”和1987年的“盧夫爾協議”的做法，敦促中國改變人民幣匯率的形成機制，提高人民幣的匯率水平。繼日本之后，美國財政部長斯諾在2003年9月訪華期間也提出了同樣的要求。

其后，在2004年10月和2005年的2月西方7國召開的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上，西方國家再次提出了人民幣匯率問題。與此同時，從2003年2月到2005年4月兩年多的時間里，西方國家在人民幣匯率問題上難以取得實質性成果的條件下，便以“價格傾銷”的名目，對我紡織品、鞋帽、鋼鐵、打火機、蜂蜜、鉸鏈、鑄鐵品和農產品等出口產品發難。在此期間，為了更好地解決我國與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之間的貿易摩擦和貨幣之爭，2005年7月21日我國央行調高了人民幣匯率2個百分點并對人民幣匯率的形成機制作了相應的調整。此后，我國人民幣匯率一路走高，即使這樣，西方國家仍然對我國繼續施壓，企圖迫使我國人民幣匯率大幅升值。由此，我們不難看到：人民幣匯率的國際爭端實際上與我國改革開放以后的經濟發展和綜合國力提升有著密切的聯系。隨著我國進出口貿易依存度的不斷提高，進出口貿易規模的不斷擴大，必然會引起我國與各國之間的貿易摩擦，并在一定條件下演變成各國之間的貨幣匯率之爭。在貨幣匯率問題上，我們絕不能掉以輕心、麻木不仁；否則，就會給我們的各項工作帶來被動。經濟理論的研究表明，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一國貨幣匯率升值對本國經濟與社會發展的影響是多方面的，既有積極的影響，又有消極的影響。分析研究達些影響，對于我們認清當前經濟與社會發展的新形勢、新任務和新特點，進一步做好各項相關工作有著重要的指導意義。

一、人民幣匯率升值對我國經濟與社會發展的積極影響

1．有利于我國企業技術裝備水平的提高和市場繁榮。應當看到，人民幣匯率的升值、人民幣國際購買力的提升有利于我國機器、設備和原材料的進口，這對于我國企業的物質技術裝備率的改善、生產成本的降低和企業生產規模的擴大都有著積極的意義。

2．有利于拉動日用消費品的進口，對于我國繁榮市場、滿足人民群眾多樣化的需要起著積極的作用。由于進品商品的價格相對降低，會進一步刺激對進口日用消費品的消費，滿足人民群眾多樣化的需要，提升人民群眾的生活質量，繁榮國內市場。

3．有利于我國人民出國旅游和出國留學。由于人民幣升值會相對降低出國旅游和留學的各項費用和成本，勢必會進一步刺激相關需求，擴大我國人民群眾出國旅游、留學的規模，從而有利于我國人民群眾了解、學習外國的先進文化與科學技術，促進相互交流與合作。

4．有利于我國技術自主創新能力和產業結構能級的提升。在其他條件不變時，依據“落后假說”和生產力“國際梯度轉移”理論，后發國家的技術進步和產業結構能級提升大致可采取技術引進、模仿、消化、自主創新“四位一體”的模式。盡管增強自主創新能力，提升產業結構能級需要包括制度、政策、資金、人才和組織等方面的要素的投入和整合。我們還面臨許多困難和經濟、政治、國際、國內等方面的約束。但人民幣匯率升值是表象，其實質在于我國擁有較大規模的國際購買力，這無論對于我國的技術引進、技術研發設備的引進、技術研發人才的引進、產業結構的調整和產業結構能級的提升等方面都具有十分積極的作用。

5．人民幣匯率升值有利于我國的股市發展o人民幣匯率的升值客觀上造成資產價格的上升，推動金融、房地產、高速公路、港口、機場等資產類股票價格的上升。從國際歷史經驗看：1972年日元匯率的升值推動了日本股市的發展，當年日元匯率升值19%，而日經指數卻上升了91%，1986年日元升值21%，而日經指數卻上升了42qo，其中航空領域股價指數的上漲幅度大大超過了日經指數的平均增長幅度。1987年臺幣升值20%，臺灣加權指數卻上升了125%，1989午臺幣升值7%，股價指數上漲了88qo，從1985年到1990年臺灣股票價格指數上漲了17倍。韓國從1987年隨著韓元貨幣匯率的升值，三年間韓元貨幣匯率升值了5倍。在此期間，金融板塊的股票價格上漲的幅度最大，保險業股票價格上漲了19倍，銀行類股票價格上漲了10倍，建筑和機械行業的股票價格漲幅也十分驚人。經驗數據告訴我們：一國貨幣匯率升值通常有利于該國股票價格的上升。2006年以來中國股市發展的實際也證明了貨幣匯率與股票價格之間的正相關關系。

一、人民幣匯率升值對我國經濟與社會發展的消極影響

1．給我國的出口貿易帶來了新的壓力。人民幣匯率的升值降低了我國出口產品在世界市場上的價格競爭力，所有這一切都給我國出口貿易企業的換匯收入、出口成本、出口規模帶來了不利的影響。

2．給我國經濟的發展帶來了新的匯率風險壓力。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的改變和人民幣匯率水平的趨漲，客觀上使我國的企業、特別是那些具有進、出口業務的眾多中小企業直接面對匯率風險的新挑戰。面對以上挑戰，政府有關部門應當充分利用其信息和人才的優勢，為企業提供相應的信息服務，并協調財政、稅收、銀行、價格、工商、海關等部門的關系，依據人民幣匯率升值的基本情況，適時、適度地調整我國的產業政策和產業結構，鼓勵和支持我國出口企業積極調整其出口產品的品種結構和出口產品的技術結構。同時，政府有關部門也可鼓勵和支持我國相關的行業協會、企業家協會和工商聯等民間組織開展相關的教育培訓，采取切實有效的請進來、走出去等教育培訓措施，切實提高我國企業家、企業中高級經營管理者國際化的經營理念和規避貨幣匯率風險的能力。

3．人民幣匯率的升值客觀上加劇了我國國內市場競爭的壓力，從而使我國國內企業的市場營銷工作面臨新的挑戰。這是因為，一方面，人民幣匯率的升值造成進口的增加，客觀上對我國國內企業傳統的目標市場和目標客戶群產生巨大的“擠壓效應”和“爭奪效應”進而給我國企業的市場營銷工作帶來新的挑戰。另一方面，人民幣匯率的升值所造成的出口受挫，又會迫使我國部分企業轉而實施“出口轉內銷”的新的市場營銷策略，從而進一步加劇我國國內市場營銷工作的難度和壓力。對此，我國的企業應當充分利用“貿易周期”理論，未雨綢繆、多管齊下，努力鞏固原有目標客戶群，積極開拓邊際目標客戶群，努力把市場做大、做強、做深、做細，以新的思路、新的方法、新的手段應對新時期的新挑戰，把企業的市場營銷工作推向新的高度。

4．人民幣匯率的升值給我國的勞動就業和再就業工作帶來新的困難。人民幣匯率升值造成的出口下降和進口增加，客觀上給我國的勞動就業帶來新的壓力。同時，人民幣匯率升值會造成農產品進口的增加和農產品價格的下降，這不僅會直接引起農民收入的下降，而且也會因農業就業機會成本的提高導致更多農民涌入城市，造成城市低端勞動力市場勞動力供求的失衡，從而給我國的勞動就業和再就業工作帶來新的困難。對此，我們應有足夠的思想準備，并采取相應的措施，通過實行多渠道、多領域、多層次、多元化的就業模式，拓寬就業門路，增加就業崗位。同時，為更好地適應人民幣匯率升值的大趨勢，應當依據我國的產業發展規劃和企業的發展需要，大力加強職業技術培訓工作。此外，為緩和城市就業壓力也必須在前期全面取消農業稅的基礎上，采取切實有效的財政政策措施，擴大對農村地區的公共醫療、義務教育和社會保障體系等領域的財政支出，穩定農村勞動力，確保農村勞動力向城市的有序流動，減輕我國城市勞動就業壓力。

5．人民幣匯率升值給我們的社會治安工作帶來了新的壓力。一方面，人民幣匯率升值不僅直接造成我國出口下降、進口增加、企業生產能力放空、勞工失業增加，社會矛盾加劇。而且，隨著人民幣匯率的升值也會加速我國人口從農業向城市、從農業比重較高的內陸省份向制造業比重較高的沿海省份的流動，從而給我國的社會治安帶來更大的壓力。從國際的歷史教訓看，譬如，從1995年的1月2日開始，日圓兌美圓的匯率持續大幅度升值，在短短4個月的時間里日圓對美圓的匯率就上升了20%以上，造成日本企業減產、停產，社會失業大量增加，社會矛盾日益加劇，社會治安形勢惡化，進而在1995年3月12日，發生了以麻原彰晃為首的奧姆真理教的信徒在日本東京地鐵施放沙林毒氣的惡性邪教事件。從我國的實際情況看，在1997年7月到1998年的8月曾一度爆發了始于泰國、波及東南亞和東北亞、震撼全球的亞洲金融危機，危機造成周邊國家貨幣匯率的猛烈貶值，造成了人民幣相對匯率的急劇升值，從而給我國的進出口貿易、企業的生產經營、社會勞動就業及社會治安也帶來了一系列的挑戰，并進而產生了“”的惡性邪教事件。另一方面，人民幣匯率的升值客觀上會產生與其相應的富者越富、窮者越窮的“馬太效應”。目前，我國城鎮20%的人口占有了400/0的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而其他800/0的人口僅占有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的600/0（其中10%的城鎮最低收入人口群僅占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的1.7%)。從我國城鎮居民家庭財產的分布情況看，我國10%的城鎮居民占有了全部城鎮居民財產的45%，人民幣匯率升值的“財富效應”無疑使這部分高收人群體變得更加富有。目前，我國城鎮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數”已高達0.44而城鎮居民家庭財產的“基尼系數”更高達0.51，社會財富分配不公，人民心態失衡。在此條件下，人民幣匯率升值的“馬太效應”不僅會進一步拉大我國城鄉之間、社會地區之間、階層之間的貧富差距，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會加劇業已存在的社會矛盾。為此，我們必須要有足夠的認識，采取切實有效的措施，進一步強化警務+增加勞動就業、改善政府財政轉移支付功能、嚴格個人收入所得稅的課征、積極創造條件盡早開征遺產稅和贈與稅，努力抹平社會鴻溝，全方位、多渠道努力構建和諧社會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