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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問題的理解

匯率波動對國際收支的影響是全方位的。一國的國際收支能否處于平衡狀態，一方面取決于該國的產業結構層級以及與此關聯的技術梯度和產品進出口數量，另一方面則取決于匯率波動對進出口產品價格的傳遞效應。廠商能在多大程度上將匯率對價格的影響轉嫁到出口產品價格上，或能在多大程度上通過價格變動吸收匯率的影響，這是我們通常所理解的匯率傳遞效應。匯率傳遞效應既是廠商應對匯率波動的效用體現，也是廠商決策行為的結果。對于這些效用或結果，可以從不同角度或側面進行分析。以基礎理論的分析而言，我們可以聯系廠商的決策動機、偏好和效用函數來展開。經濟學界針對匯率傳遞問題的理論和實證研究，大體上是在以下兩種基本假設下進行的：一是完全市場競爭、價格充分反映匯率從而購買力平價在任一時期都成立；二是不完全市場競爭、價格不完全反映匯率傳遞從而購買力平價并不是在任一時期都成立。這兩種假設的差異，是傳統宏觀經濟學與開放宏觀經濟學在分析前提上的區別。當經濟學家針對某一分析參照系（如國際貿易和國際收支）來研究特定的經濟現象時（如匯率傳遞效應），這一分析前提的區別，不僅會導致經濟學家對特定研究對象的分析方法和分析結論的區別，而且會引致經濟學家對廠商具體活動的基本行為方式的研究有著不同的側重點。

或許是因為廠商決策行為決定匯率傳遞效應的顯現過程并不具有直接性，經濟學家對匯率傳遞效應的分析和研究主要集中在匯率傳遞的決定因素、進出口產品的價格指數、對外貿易開放程度、廠商的定價策略等方面。①誠然，這些分析和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揭示了匯率波動對出口產品的傳遞效應，但沒有在廠商基本行為方式的層次上對匯率傳遞效應作出分析。針對人民幣升值背景下的中國進出口產品定價的匯率傳遞效應，有影響的研究文獻則主要集中于匯率對出口產品價格的影響機制、人民幣匯率波動對國內物價水平的影響、進出口產品價格的相互作用、出口產品價格的地理分布特征等方面。②在筆者看來，無論是以傳統宏觀經濟學還是以開放宏觀經濟學為假設前提的有關匯率變動之于出口產品傳遞效應的現有研究，基本上是以主流經濟學的理性決策理論為依據的，這樣的分析框架容易忽視廠商在出口產品定價中的某些偏離理性決策的行為，難以從基礎理論角度對匯率傳遞效應作出關聯于廠商決策行為的描述。

其實，人民幣升值背景下廠商的出口產品定價，可以在理論上看成是受匯率波動驅動而關聯于物價水平、產品結構、技術梯度、國際收支平衡等的函數，這是問題的一方面；另一方面，以廠商行為決策的屬性而言，出口產品的定價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廠商的行為決策是理性與非理性的融合③。當從以上函數來認識廠商的定價決策時，我們就會注重在現實操作層面上來分析人民幣升值對廠商出口產品定價的作用機理；當從廠商的決策動機、偏好和效用期望來研究人民幣升值之于廠商出口產品的定價時，就有必要在基礎理論的層次上關注廠商決策行為對出口產品價格形成的作用過程。就基礎理論分析與現實操作層面分析的聯系而論，對廠商決策行為基礎的深入研究，有利于更好地在現實層面上理解匯率波動對出口產品定價的傳遞效應。現代主流經濟學對行為決策的分析和研究，仍然是以新古典經濟學的理性決策理論為底蘊的，它們通過自利假設來定性決策動機和演繹偏好的內在一致性，把追求效用（利潤）最大化看成是廠商理性決策的主要乃至于唯一依據。新古典經濟學有關偏好內在一致性的不確定條件下選擇的二元關系的理論描述，假定廠商在可供選擇的全部子集中，具有能尋找到選擇X子集比選擇Y子集更受偏好的理性化能力；在自利動機驅動下具有這種理性化能力的廠商，會在全部子集中選擇特定子集，而這個特定子集正好由選擇X比選擇Y更受偏好時的最大化元素組成（Richter，1971）。當我們將自利與效用最大化聯系在一起，并依據偏好的內在一致性來分析行為決策時，追求自利就會使偏好成為效用的函數。這種分析方法和分析視角對于人民幣升值下廠商出口產品定價決策的理解有以下解讀：只要廠商追求自利，他們就會產生將匯率波動有可能造成的損失轉嫁到出口產品價格上的偏好，并通過這一偏好和出口產品價格變動來說明匯率傳遞效應。從基礎理論的角度來考察，出口產品價格變動能在多大程度上產生匯率傳遞效應，屬于廠商的效用函數問題。人民幣升值背景下的廠商出口產品定價決策所涉及的效用函數，可以從兩個方面來理解：（1）如果廠商可以把匯率波動所造成的損失百分之百轉嫁到出口產品價格上以至于能夠實現期望的利潤值，那么，相對于匯率傳遞效應而言，廠商的效用函數達到了最大化；（2）在人民幣升值背景下，如果出口產品價格變動只是部分產生匯率傳遞效應，亦即以美元或其他主要外幣計量的出口產品價格變動導致廠商按人民幣計量會出現利潤損失時，廠商的效用函數不僅難以實現最大化甚至會出現較低的期望值，但根據筆者所接觸的文獻，有關效用函數負值的討論比較少見，或許因為如此，經濟學者在有關匯率傳遞效應的分析中，通常把廠商對出口產品定價的決策看成是理性行為。盡管傳統宏觀經濟學與開放宏觀經濟學在匯率傳遞效應的基本假設上存在區別，但對廠商出口產品定價的決策動機、偏好和效用函數之于行為理性的理解，兩者并不存在分歧。作為對匯率傳遞效應與廠商決策行為的一種分析性探討，有必要從決策動機、偏好和效用函數的角度來分析廠商在出口產品定價上的行為決策屬性，從而在基礎理論上解說廠商出口產品定價時有可能存在的非理性決策。

二、廠商在出口產品定價中的決策動機、偏好和效用函數

廠商的選擇偏好與決策動機、效用函數有著直接的關聯，這不僅表現為決策動機會影響選擇偏好，而且表現為選擇偏好會影響廠商的效用函數，即廠商在不同選擇偏好支配下的決策會出現不同的效用函數值。從廠商決策行為與匯率傳遞效應的聯系來看，由于廠商面對匯率波動是在自利動機和轉嫁利潤損失的偏好下進行決策的，因而，可以將廠商轉嫁利潤損失的這種微觀層次的匯率傳遞效應，看成是廠商決策行為的效用函數的體現。另一方面，由于在匯率波動的情況下，廠商追求利潤所期望的主要路徑，通常是將匯率波動有可能造成的損失轉嫁到出口產品價格上，因而，可以把廠商的這種行為過程看成是廠商效用函數的實現過程。一國貨幣的升值或貶值所產生的在宏觀層次上的匯率傳遞效應，主要反映在國際貿易的順差和逆差上，這種宏觀層次上的匯率傳遞效應是全體廠商行為決策的結果。也就是說，貿易的順差和逆差可以看成是全體廠商行為決策之集合的效用函數。

從效用函數的視角來分析廠商的選擇偏好，如果我們在理論上只是把追求自利看成是廠商決策的唯一動機，那么，便會局限在效用最大化的理念下理解和討論廠商的選擇偏好。誠然，廠商理性決策的動機和目的是追求效用，但效用的寬泛內容絕不是僅僅指利潤最大化。例如，廠商選擇某一投資項目，或以未來利潤預期，或以公共福利，或以幫助親朋好友，或以完成祖父輩心愿，或以愛國主義，甚至是以上述因素的某種組合為動機。①也就是說，廠商的決策動機并不僅僅是追求自利而是包括利他、互惠和公平等，這是問題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廠商的決策過程是在信息不對稱條件下做出的，即便廠商完全是追求自利，也需要對影響決策的信息和環境等復雜因素進行整合、加工和處理，以至于產生特定的思考和認知，這些思考和認知是與廠商的決策動機、選擇偏好和效用函數聯系在一起的。在現實中，廠商的決策動機是多重的，并不是新古典經濟學描述的那種以直線方程表征的線性函數，而是應該刻畫為一個具有多維變量（多重動機）的線性函數。與此相對應，廠商的選擇偏好也應該是一個多元的系列，并不僅僅是新古典經濟學以二元系列作為考察對象時所描繪的具有內在一致性特征的一般圖景。在信息不完全的條件下，廠商多重決策動機會致使選擇偏好具有明顯的不確定性，這種不確定的選擇偏好必然會導致廠商不確定的效用函數。我們可依據以上的理解來認識廠商在出口產品定價中的決策動機、選擇偏好和效用函數。

在匯率波動的背景下，廠商出口產品的定價決策是在與外商討價還價的博弈中進行的。廠商面對短期、中期和長期產品訂單的定價決策，要分幾種情況來理解，當廠商預期本幣升值呈趨勢化時，通常偏好于短期產品訂單的定價選擇；當預期本幣幣值穩定或波動不大時，廠商有可能偏好于中期或長期產品訂單的定價選擇。撇開廠商與外商博弈的具體過程，這里有以下幾個問題需要討論：（1）廠商的決策動機主要有哪些因素構成？（2）為什么廠商的選擇偏好是不確定的？（3）針對廠商某種具體的決策行為（如出口產品定價），如何評說其效用函數？（4）當廠商某種具體決策行為的效用函數確定后，如何界定廠商的行為理性屬性？顯然，回答這些問題是對人民幣升值背景下廠商出口產品定價及其決策進行研究的理論分析基點。關于第一個問題。廠商的決策動機是追求自利并期望達到效用（利潤）最大化，這是曾被“理性經濟人”范式充分刻畫的。現代經濟學越來越傾向于認為，除自利動機外，廠商行為還兼有利他、互惠和公平等決策動機，這種認識已在非主流經濟學的論著中形成了一種有待于進一步確立的一般分析假設。利他、互惠和公平等之所以會成為廠商（包括個人或其他團體）行為決策的動機，乃是因為經濟決策行為與社會活動息息相關。以廠商出口產品定價的決策而言，追求自利和利潤最大化是廠商行為決策的主要動機，但完全排除或否定其他決策動機則是不符合現實的。廠商在與外商的出口產品訂單的價格談判中，有時處于談判博弈的有利方，有時是處于談判博弈的不利方，如匯率的大幅波動、原材料價格的漲跌或國際市場供求巨大變動等都會影響廠商的博弈地位。現實中一個不可回避的事實是：無論廠商或外商處于有利方還是處于不利方，他們在價格談判的博弈過程中通常會遵守“考慮對方適度利潤空間”的原則，這實際上是利他、互惠和公平的決策動機，同時，我們也可將其理解為是廠商在與外商出口產品訂單的價格談判中的一種非正式制度安排。關于第二個問題。廠商的選擇偏好是否以自利追求和效用最大化為唯一理論依據，一直是行為決策理論關注的問題。馮•紐曼、摩根斯坦（VonNeu－mannandMorgenstern，1947）與阿羅和德布魯（Ar－rowandDebreu，1954），運用邏輯和數學工具所證明的以偏好一致性為核心內容的期望效用理論，曾被行為經濟學代表人物丹尼爾•卡尼曼和阿莫斯•特維斯基（KahnemanandTversky，1979，1973）及實驗經濟學代表人物弗農•史密斯（Simth，1994），通過行為實驗予以質疑性的批評。行為經濟學通過確定性效應、代表性法則、易得性法則、錨定效應、確定偏差、情景依賴，揭示了偏好的不確定；實驗經濟學則運用復制和控制為手段的實驗分析來證明偏好的不確定。非主流經濟學的這些行為決策理論，實際上是主張不應以假設穩定性偏好的某種數學程式來設定選擇函數。客觀地說，非主流經濟學的行為決策理論在很大程度和范圍內是符合現實的，決策的多重性會影響到偏好的不確定，而將選擇放置于非此即彼的二元框架內的內在一致性理論，簡化了偏好與效用的關系，這是分析廠商決策行為所必須正視的。

關于第三個問題。效用函數是針對決策行為有可能產生的各種效用值的一種理論描述，評判效用數值的大小或高低，一方面取決于決策者的決策期望，另一方面取決于效用函數的變量設置（這里的討論與第四個問題有關）。既然以函數來描述效用，其數值就不僅包括正值而且應包括負值。從效用函數應包括正負值的角度來分析出口產品定價的決策行為，匯率劇烈波動下廠商效用函數的取值區間，應該落在反映自然數的數軸上。基于匯率劇烈波動下廠商出口產品定價決策的行為效用，通常以在多大程度和范圍內轉嫁或吸收匯率風險的出口產品定價來表示，可以用匯率傳遞效應作為廠商出口產品定價決策行為的效用函數。顯然，相對于廠商出口產品定價，匯率傳遞效應是直接結果，相對于廠商的利潤收益，匯率傳遞效應是間接結果，但這不影響用匯率傳遞效應作為廠商出口產品定價決策的效用函數。關于第四個問題。當我們把匯率傳遞效應作為廠商出口產品定價決策的效用函數時，有必要在理論上說明這個效用函數的變量設置。在主流經濟學行為決策理論的分析框架中，理性決策的效用函數的變量設置主要以最大化為核心內容的，“理性經濟人”范式提供的有關理性決策的一般圖景是：偏好一致性＋效用最大化。其實，效用函數應當包含效用損失、行為準則等①。這個問題的深入研究涉及決策者的行為理性屬性。廠商的行為理性屬性的界定，不能只依據決策者追求自利的動機和實現效用最大化的結果，而是要考慮到決策有可能產生的效用損失。廠商決策出現了效用損失，這種決策究竟具不具有行為理性屬性，要點在于廠商在決策前有沒有對影響決策的信息進行整合、加工和處理，有沒有形成有關這項決策的特定認知，也就是說，行為理性屬性的界定，不僅要考慮行為動機和決策結果，而且要關注決策過程。當匯率出現大幅波動時，廠商出口產品定價的各種決策行為，有可能通過產品定價吸收了匯率風險，但也有可能難以把匯率風險轉嫁到產品價格上。此時，匯率傳遞效應的函數值就有可能出現正值或負值。廠商行為決策動機的多重性、選擇偏好的不確定性以及效用函數會出現正值或負值的現實性，給我們研究人民幣升值背景下廠商出口產品的定價決策提供了一種分析基礎。在理論上，運用這樣的分析基礎來考察現實中廠商的決策行為，或許能對廠商決策行為的效用函數作出符合實際的解釋。

三、人民幣升值背景下廠商出口產品定價決策的理論分析

人民幣相對于美元或其他國際貨幣的升值，會削弱出口產品價格在國際競爭中的優勢，成本與收益之間的利潤空間會支配廠商出口產品的定價決策。以貨幣傳遞效應作為廠商出口產品定價的效用函數，主要是基于它反映了廠商出口產品的定價決策會通過轉嫁價格損失來彌補利潤的考慮。廠商作為理性經濟人，出口產品定價的行為決策動機是追求利潤最大化，但在人民幣升值的約束下，廠商決策時會產生利他、互惠或公平等選擇偏好，這種多維的選擇偏好所導致的決策，有可能降低廠商追求利潤最大化的效用值，用我們劃定的廠商產品出口定價的效用函數來講，匯率傳遞效應就有可能出現較低值。針對人民幣升值背景下某一行業出口產品定價所作出的有關匯率傳遞效應的實證分析（畢玉江，朱鐘棣，2007；王菁，張鵬，2009），如果這些分析能夠結合廠商決策的多維選擇偏好來展開，則對匯率傳遞效應或許會有深層次的符合現實的理論認識。在人民幣升值趨勢化的國際金融環境中，受多維選擇偏好影響的廠商出口產品定價的效用函數是非線性的，它不同于主流經濟學描述的那種線性的效用函數；對非線性的效用函數的數理模型刻畫，存在著很多一時還難以逾越的困難，需要考慮到多重決策動機和多維選擇偏好及其組合。我們先運用定性分析來描述這一非線性的效用函數，具體方法是把行為準則、效用損失等引入效用函數。事實上，人民幣升值所導致的成本與收益之間利潤空間的縮小，會驅動出口產品的提價，而產品提價會壓縮外商的利潤空間，這就是說，價格博弈中的廠商效用函數值是不確定的。

通過效用函數值的不確定性來揭示效用損失，是可以用大量現實來證明的，但解釋效用函數應該包含行為準則，需要某種迂回的說明。在廠商與外商的價格談判協商、契約制定和修改的過程中，出口產品的定價客觀上有著一些非正式制度安排的行為準則。在行為理性的范圍內來認識廠商出口產品定價的行為決策，可以將客戶關系維系、利潤分享等行為準則看成是影響廠商決策從而影響效用函數的變量。擺在廠商面前的一個基本事實是：人民幣升值對于中外廠商來說，要求重新確定出口產品的價格體系。換言之，中外廠商要實現自己期望的效用函數值，他們的行為決策動機、偏好就不像主流經濟學所描述的那樣單一和具有內在一致性，而是要發生相應的調整，這種調整不僅涉及對效用函數的真實世界的認識，而且要求對廠商理性決策的行為過程作出解說。在信息不對稱的背景下，廠商很難掌握未來人民幣升值幅度的充分信息，很難獲悉交易伙伴未來的行為對策及其他的環境因素變化，很難擺脫有限理性約束而準確預知出口產品價格調整后的效用函數。人民幣匯率波動對廠商調整出口產品價格的決策行為是顯而易見的。一般來講，當人民幣在某一階段升值幅度較大時，提高出口產品價格是廠商取得期望的匯率傳遞效應的最佳路徑；反之，當人民幣在某一階段貶值幅度較大時，廠商則希望維持前期的出口產品價格或通過適當的降價來取得期望的匯率傳遞效應。但對應于以上兩種情形的提價或維持價格不變（包括不到位的降價），通常會封殺國外市場的有效需求，于是，廠商在出口產品定價的決策中，就不得不遵循利潤分享和客戶關系維系等行為準則。以廠商的行為決策過程而言，廠商會搜集、整合、加工和處理影響匯率傳遞效應（效用函數）的信息，力圖在遵守交易行為準則的基礎上探尋并形成對出口產品定價的適時適度的認知，然后再作出調整價格的決策。

廠商出口產品的定價決策有時會出現不滿意的匯率傳遞效應，即效用函數較低甚至出現負值，但針對這種情況，不能武斷地將這一結果歸結為是廠商的非理性決策。從理性決策的行為過程來考察，只要廠商對信息和環境等復雜因素進行了思考并形成認知，即便效用函數較低甚至出現負值，也屬于理性決策。廠商出現非理性決策，是沒有對影響匯率傳遞效應的信息進行搜集、整合、加工和處理，沒有對人民幣升值所導致的各種環境因素變化進行思考，以至于沒有對出口產品如何定價形成特定的認知，而只是簡單地依據人民幣升值幅度來調整出口產品的定價幅度并作出決策。理解行為理性決策的屬性，是解說匯率傳遞效應與廠商行為決策相互關系的一個不可忽視的重要方面。廠商的行為偏好受決策動機和效用的制約，但特定事件（人民幣升值）會在一定程度和范圍內改變或重塑廠商原有的偏好系列。這一帶有結論式的理解，是從行為經濟學和實驗經濟學等非主流學派有關行為決策的論著中得到啟發的。

人民幣升值的趨勢化，并不改變廠商追求利潤最大化的行為決策動機，但它會強化廠商出口產品定價的行為準則，這種強化或多或少會使廠商的選擇偏好不同于人民幣升值趨勢化之前的選擇偏好。這種偏好變化最明顯的幾個不同點，是廠商考慮到國外市場的需求會把效用函數的期望值從最優降至次優，把原來通過維持一定價格基準的模式轉化為通過降價式的數量擴張以獲取最大利潤的模式，把原先主要依賴于出口補貼轉化為對降低產品成本的關注，等等。匯率傳遞效應作為出口產品定價的效用函數，說到底，是能否通過價格轉嫁以回避匯率波動風險，從而實現廠商的利潤期望問題，我們可以在理論上認為，廠商利潤期望的調整會改變廠商的偏好，從而改變廠商的行為決策。假如我們以Y表示匯率傳遞效應，以X1、X2、X3、X4依次表示動機、偏好、匯率和出口產品價格，在人民幣升值趨勢化的情況下，可以將函數Y＝F（X1，X2，X3，X4）理解成是一個復合函數。其中，X1至少可以看成是自利追求（A1）、互惠（A2）、利他（A3）和公平（A4）的函數，即X1＝f1（A1，A2，A3，A4）；X2至少可以看成是收益最大化（B1）、客戶關系（B2）和利潤分享（B3）的函數，即X2＝f2（B1，B2，B3，）；X3至少可以看成是利率（C1）、經濟周期（C2）的函數，即X3＝f3（C1，C2）；X4至少可以看成是國際產品供求（D1）、價格（D2）的函數，即X4＝f4（D1，D2）。于是，匯率傳遞效應函數的復合形式為：Y＝F（f1，f2，f3，f4）。這一復合函數的理論描述包含著廠商決策時的信息、環境等極其復雜的內容，在計算機統計和測算功能達到很高的水平時，我們可否更一般性地通過Y＝af1＋bf2＋cf3＋df4＋ε進行回歸計量呢？這一分析思路值得進一步研究。函數Y給廠商出口產品的定價決策展現了一幅極其復雜的圖景，但實際的定價決策并沒有那么復雜。概括而言，廠商對X1＝f1（A1，A2，A3，A4）中的決策動機會作出理智的選擇，會在X2＝f2（B1，B2，B3，）中確定出有利于提高效用的偏好，并依據X3＝f3（C1，C2）和X4＝f4（D1，D2）所含括的信息和環境等變量進行思考、認知和決策。

相對而言，廠商在理性決策的范圍內思考和認知X1和X2的時間要短、程度要淺，而思考和認知X3和X4的時間要長、程度要深。廠商思考和認知的時間越長和程度越深，他們的有限理性的實現程度就越高，但這并非意味著效用就越高①。廠商受有限理性約束是一回事，但決策能否實現較高的效用是另一回事。準確地說，只有當廠商對信息和環境等復雜因素進行了正確的搜集、整合、加工和處理時，才能產生較高的效用。換言之，只有當廠商對X3和X4中影響定價決策的主要變量進行深刻思考并形成正確的認知時，匯率傳遞效應才能出現較高的效用。世界經濟運行所顯現的經濟周期的階段性，國際市場產品供求關系及價格變動，是廠商出口產品定價時必須提前預測和始終要深入跟蹤研究的重要因素。一般來講，廠商會搜集、加工和處理與自己生產的產品相關聯的經濟周期資料，在產品定價時，不僅充分考慮產品的國際供求關系及價格波動，而且關注替代品的國際供求關系及價格波動；在不同經濟周期階段和不同國際市場的產品供求格局及價格體系下，廠商會對出口產品的價格決定采取不同的決策。聯系匯率波動來看問題，當人民幣升值幅度較大時，為了維持產品的國際市場份額，廠商通常會采取降價決策并輔之擴大出口數量來提高或維持效用；當人民幣升值幅度不明顯時，廠商通常傾向于采取維持出口產品價格不變的決策。當然，如果產品具有很高的科技含量并且其在國際市場中占有率極高，廠商也會采取提價的決策把匯率波動的損失乃至于增加的生產成本轉嫁到產品價格上。此時，匯率傳遞效應便取得非常高的效用值。匯率波動影響出口產品價格的過程，通常是與利率波動交織在一起的。國際金融市場的運行狀況及其與物質資本的聯系，在相當大的范圍內集中體現在各國的利率之中。廠商會把人民幣升值幅度與產品進口國的匯率波動和利率波動進行比較，以決定采取什么樣的定價策略。一個最簡明的比較分析方法，是把產品進口國的匯率和利率上升、下降、不變的三種不同情形，分別對應于人民幣的升值幅度，在結合成本和收益的分析基礎上，分別考察這三種不同情形下外商得到期望利潤的價格接受區間，以在保證外商能夠得到期望利潤的前提上決定出口產品價格。廠商依據這樣的定價原則所采取的決策，不僅在維系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時體現了利他、互惠和公平的決策動機，而且實施了維系客戶關系和利潤分享的行為準則，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行為選擇偏好。當然，匯率與利率交織在一起的波動對廠商出口產品定價決策的影響遠非這樣簡單，但就廠商的決策動機、偏好和效用函數的理論分析而論，沿著這樣的思路，可以依據實際對廠商出口產品定價的匯率傳遞效應展開討論。

函數Y＝F（f1，f2，f3，f4）之于廠商出口產品定價決策所顯現的匯率傳遞效應，從結果來看，會引導經濟學者注重對現實問題展開實證分析，但從過程來看，則會引導經濟學者從效用函數角度關注廠商的決策動機、偏好和效用值。總之，在決策動機和偏好選擇既定的情況下，匯率傳遞效應所反映的效用值的大小和正負，是廠商在出口產品定價中理智思考、形成認知和決策的結果。這一點，可以作為我們理解和認識人民幣升值背景下“匯率傳遞效應與廠商決策行為”這一專題研究的理論基礎。

四、分析性結語

經濟學者對匯率傳遞效應問題的分析，通常是依據匯率波動引起出口產品定價發生變動后的數據資料，以計量分析方法來認知的。這種研究的目的，是根據數據來分析和揭示出口產品定價與匯率波動之間的相關性。我們姑且不論以歷史數據所作出的實證分析對后續期的匯率傳遞效應的置信度，僅就這種實證分析所暗含的分析假設而論，它是以主流經濟學的“理性經濟人”為假設前提的。其實，現實中的廠商不是徹頭徹尾的理性經濟人，他們對于特定事件的決策動機、偏好及效用期望，是一個較之于“理性經濟人”的更復雜的體系。當我們通過廠商的行為決策過程、進而上升到基礎理論來分析匯率傳遞效應時，應該讓廠商的決策動機、偏好及效用期望回到現實中去。注重對廠商出口產品定價決策的現實動機、偏好和效用期望的基礎理論分析，是基于對行為理性屬性的重新考慮。主流經濟學把廠商行為理性屬性局限于“自利追求＋偏好一致性＋效用最大化”的框架是偏離實際的。在現實中，廠商的行為理性屬性應該界定為：追求自利的廠商在多重選擇動機和不確定偏好促動下，對信息經歷了思考和認知而采取的決策行為。這種界定結合了決策行為的過程和結果。以決策過程而言，反映了廠商實際的動機和偏好，考慮了廠商的思考和認知；就決策結果而論，則揭示了廠商決策的效用值。事實上，行為主體決策的期望值與實際值是經常發生偏離的，廠商出口產品定價的效用值也是如此。這是依據廠商決策行為的過程和結果來描述其效用函數的理論依據所在。廠商行為決策之結果的理論描述，是經濟學世界中最具形而上色彩的效用函數。現代經濟學的主流學派和非主流學派的很多理論分歧，都同效用函數的變量設置以及與此相關的數值區間的界定有關。對于廠商出口產品定價的行為決策來講，人民幣升值會改變他們的盈利狀況，而他們在追求利潤最大化下對出口產品定價的行為決策結果，首先是通過把匯率波動風險轉嫁到出口產品價格上，即通過匯率傳遞效應來反映的。基于匯率傳遞效應程度高低的終極結果會決定廠商的利潤狀況，筆者把匯率傳遞效應作為廠商出口產品定價決策的函數，在理論上既適合于單個廠商的微觀決策行為的分析，也適合于全體廠商的決策行為的分析。

人民幣升值的趨勢化會長時間地影響廠商出口產品定價的行為決策，對廠商出口產品定價決策的實證分析，要達到較高的理論境界，必須圍繞基礎理論展開。針對人民幣升值下廠商出口產品定價的行為決策與匯率傳遞效應的關聯，以匯率傳遞效應作為廠商行為決策的函數，是一種較高層次的分析嘗試。如果我們能夠尋找到這個效用函數的各種復雜變量樣本的統計方法，并運用現代計算機技術進行相應的數據處理，那么，實證分析的假設前提就跳出了“理性經濟人”的約束，或者說，以計量分析為主要手段的實證分析就擺脫了學術象牙塔的模板，因為，假設前提的改變會使分析對象的參照物和分析方法發生變化。對某種經濟現象理論分析的學術水平層次的高低，不僅取決于這種理論分析切合實際的邏輯性，也取決于以這種理論分析框架對現實問題進行實證分析的可行性。本文所描述的有關廠商出口產品定價決策的效用函數，在數據的統計計量方面將會面臨一系列的困難，這種困難之于Y＝af1＋bf2＋cf3＋df4＋ε的回歸計量分析，尚需要我們在理論和方法上創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