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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理在今年人大會議答記者問時表示，自2005年匯改以來，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已提高了30%。客觀地講，人民幣匯率升值有利有弊。但是，對于以加工貿易為主要對外貿易形式的經濟體來說則弊大于利。廣東是我國的外貿大省，加工貿易作為該省對外貿易的重要組成部分和利用外資的重要方式，不僅占據了該省對外貿易的半壁江山，更成為拉動該省經濟快速發展的一架重要馬車。研究人民幣升值對廣東加工貿易轉型升級的影響及其對策具有啟示意義，它有助于我們正確認識本輪人民幣匯率升值，全面衡量利弊，謀求有效對策，在進一步調整產業結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基礎上，實現穩中求進的戰略目標。

一、文獻綜述

1752年，大衛•休謨在《論貿易平衡》中提出了“國際收支自動調節理論”。該理論認為，“當一國因貿易順差而累積大量黃金時，會引發物價上升，通貨膨脹迫使該國減少出口并增加進口，相反那些之前累積了貿易逆差的國家也會開始減少進口而增加出口，長期下來這樣的機制會阻止一個國家不斷的累積黃金”。因此，匯率變動本身也可以通過價格機制的作用自動調節進出口貿易收支。這一理論被英國古典經濟學家代表大衛•李嘉圖進一步發揚光大并流傳至今。1923年，馬歇爾將“局部均衡的彈性分析方法”運用于國際貿易理論研究，提出了“進出口需求彈性”的概念。后經英國經濟學家瓊•羅賓遜和美國經濟學家勒納等發展而形成“國際收支的彈性理論”。彈性理論“把匯率水平的調整作為調節國際收支不平衡的基本手段，著重考慮了貨幣貶值取得成功的條件及其對進出口貿易收支和貿易條件的影響”，是分析匯率變動對進出口貿易收支影響最經典的理論。1952年，詹姆士•愛德華•米德和西德尼•亞歷山大以凱恩斯的“宏觀國民收入均衡論”為基礎，建立了“國際收支的吸收論”，該理論指出，“國際收支差額是國民收入與國內吸收的差額，匯率變動可以通過支出轉換政策和支出增減政策來調節國際收支”。20世紀70年代美國經濟學家哈里•約翰遜和他的學生雅各布•費蘭科創立“貨幣論”，以一般均衡原理為基礎建立了“國際收支貨幣分析法”，主張“所有國際收支不平衡，在本質上都是貨幣性的，都可以由國內貨幣政策來解決，貶值能暫時性地改善國際收支，是因為它提高了貨幣需求”。有關人民幣匯率與中國進出口貿易關系的研究，由于研究方法和數據選取不同，學者們對匯率與進出口貿易的關系主要有三種不同觀點。厲以寧(1991)、①曹永福(2005)、李劍武(2006)等學者認為，人民幣匯率變動與傳統的匯率彈性理論是相悖的，人民幣貶值不利于出口而有利于進口;戴祖樣(1997)、②盧向前(2005)、許少強(2005)等學者認為，人民幣匯率變動符合傳統的匯率彈性理論，即人民幣升值將有利于進口，不利于出口;謝建國、陳漓高(2002)、③曹垂龍(2006)、劉力臻(2007)等學者則認為，我國貿易收支與匯率變動相關度不高，人民幣匯率上升或下降對貿易收支改善均無顯著影響。有關人民幣匯率變動對我國加工貿易影響的研究，王玨(2010)利用M－L條件，對1979－2007年間人民幣匯率變動與中國加工貿易進出口關系進行分析，④結果顯示M－L條件在中國加工型進出口貿易中是失效的，反映出我國加工貿易商品結構存在問題，大多是低彈性的商品，即以初級產品與低級工業品為主，因此必須提高我國加工型貿易的產品結構。李輝(2008)運用計量經濟學方法對1981－2006年間實際有效匯率、加工貿易進出口的年度數據進行分析，研究結論表明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下降會刺激加工貿易進口、出口的增長，人民幣升值將仍然促使加工貿易進口的增加和出口的增加，這與傳統的匯率彈性理論相背離。⑤王根蓓(2008)采用彈性分析方法，討論了價格固定的小型開放經濟與價格粘性的大型開放經濟中的匯率調整、定價模式與出口加工企業的盈利能力變動之間的關系。⑥有關我國加工貿易轉型升級的研究，王懷民(2009)認為，應鼓勵加工企業及其配套產業向中西部地區轉移。李淑華(2009)則認為，必須促進東部地區加工貿易升級。張燕生(2004)從加工貿易的領域、合作方式、投資主體、監管方式等方面提出了我國加工貿易未來轉型升級方向的建議。

二、人民幣升值原因分析

(一)人民幣升值現狀自2010年6月退出“釘住匯率制”，人民幣匯率改革重啟后，呈小幅、緩慢、持續升值態勢。2010年12月，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為6．6515。據測算，人民幣在整個2010年對美元的升值幅度為3%。2011年10月，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為6．3566，截至2011年后11月4日，人民幣對美元已經升值了5%。

(二)人民幣升值原因分析1．國際因素。一方面在全球金融危機暗流涌動、歐債危機愈演愈烈，世界經濟復蘇步履艱難的背景下，美歐日等發達國家企圖強迫人民幣加速升值來減弱中國商品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阻礙中國商品大規模進入其國內市場，同時擴大對華出口，扭轉其國際收支逆差的局面，轉嫁金融危機帶來的風險和損失，保護本國經濟利益。2011年10月11日，美國國會參議院投票通過了《2011年貨幣匯率監督改革法案》，旨在迫使人民幣加快升值。另一方面，發達國家為刺激本國的經濟復蘇，加大實施量化寬松貨幣政策，海量超發貨幣，進一步推高了全球流動性，產生明顯的負面溢出效應，新興市場國家不得不主動讓本幣升值。2．國內因素。一方面“雙順差”的局面是促使人民幣升值的主要源頭。除1998年外，我國從1994年到2010年長期處于經常賬戶與資本和金融賬戶的外匯收入大于外匯支出的盈余狀態。導致長期雙順差局面的重要因素，是大量的外商直接投資及國際投機資本的大量流入。外資企業在向中國轉移的過程中大多選擇勞動密集型加工貿易，通過利用我國廉價勞動力來實現利潤。在加工貿易條件下，出口額必然大于進口額，導致國際收支經常項目的順差，結果是外幣貶值、本幣升值。另一方面，外匯儲備的增加使人民幣不斷增大升值壓力。截至2011年3月，我國外匯儲備達到3萬億美元。巨額外匯儲備在相當程度上削弱了我國對貨幣政策操作的主導權，進而陷入人民幣升值壓力與貨幣供給增長的雙重困境。

(三)人民幣升值態勢預測根據當前國際國內政治經濟環境，在未來一段時期內，人民幣對美元溫和漸進式升值的大方向應不會轉變，但人民幣匯率雙向波動的彈性會有所增強，升值步伐或適當放緩。

三、廣東省加工貿易發展狀況

(一)廣東省加工貿易發展現狀1．加工貿易是推動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加工貿易一直是推動廣東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但近年發展速度減緩。2001－2010年，廣東省的加工貿易由2001年的1262．8億美元增至2010年的4460．8億美元，10年間增長了2．53倍。2010年廣東GDP達到46013億元，同比增長12．4%，而加工貿易對廣東GDP的貢獻率達到14．4%。與此同時，加工貿易占廣東省進出口貿易額的比重呈逐年下降的趨勢，從2000年的70．69%降至2010年的56．85%，而一般貿易所占比重則穩步提升，從2000年的22．51%增至2010年的34．21%(見表1)。這體現了廣東貿易結構的改善。2．加工貿易轉型升級步伐加快，出口產品結構進一步優化。從紡織品、玩具、鞋帽等低附加值的勞動密集型產品向以家用電器、個人電腦等機電產品、高新技術產品為主轉變。2000－2010年，機電產品、高新技術產品出口額分別達到3156．89億美元和1753．53億美元，11年間分別增長了5．32倍和9．30倍，占外貿出口額的比分別重為69．7%和38．69%。加工貿易效益不斷提高。2000年廣東加工貿易增值率為45．39%，2009年上升到68．00%。表明廣東加工貿易附加值在逐步上升，與以往相比取得了明顯的進步。深加工結轉帶動配套產業發展。“加工貿易國內配套率”是一個反映加工貿易配套能力的指標，2000－2009年，廣東來料加工、進料加工貿易國內配套率增長迅速，尤其是進料加工，2008年達到61．5%以上。加工貿易國內配套率也一直保持上升態勢，2009年達到57．8%。這說明廣東加工貿易行業逐步由淺加工向深加工轉變，加工貿易的產業鏈條越來越長，國內采購原材料、零配件加工出口的份額不斷增大，對相關產業產生的拉動輻射作用逐步增強，有效帶動了國內相關產業的發展。2010年，加工貿易出口帶動國內配套產業的產值達5300億元，內銷總額達11615億元。3．加工貿易在金融危機期間受到極大沖擊。2007年廣東加工貿易增長速度高于全國平均水平7個百分點。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后，廣東加工貿易發展遭受重創，2009年加工貿易出口出現同比減少，最高時達到－30．4%。與此同時，加工貿易新簽生產合同下降，企業在手訂單減少，加工貿易出口后勁不足。為了降低生產成本，許多大型加工貿易企業正計劃將部分加工產品轉移至內地或國外生產，如深圳富士康集團已將部分產品轉至山東、河南、重慶等地生產;東莞一些企業則將訂單轉至東南亞等國生產。

(二)制約廣東加工貿易轉型升級的主要原因一是“前店后廠”的模式固化了廣東的國際分工地位，限制了產業鏈條的延伸。二是廣東加工貿易發展缺乏整體規劃，不利于龍頭企業的培育。三是受毗鄰港澳等因素影響，廣東的保稅物流發展緩慢。四是高端服務業發展滯后，不利于總部經濟的形成。

(三)加快轉型升級是廣東加工貿易發展的必由之路加工貿易的轉型升級包括“轉型”、“升級”兩個不同的內容。具體而言，“轉型”是指從加工貿易向一般貿易的轉型，不僅需要大量技術研發與人力資本的投入，還需要相應的制度改革，以加強其自主創新、自主營銷的生存能力。“升級”則是指從附加值較低的產業鏈條走向附加值較高的產業鏈。當前，國際經濟環境日益復雜，國內加工貿易政策也一再收緊，加快轉型升級是廣東加工貿易發展的必由之路。

四、人民幣升值對廣東加工貿易轉型升級的雙重影響

對出口依存度很高的廣東來說，人民幣升值如同一朵帶刺的玫瑰，雖然會對廣東加工貿易造成沖擊，但從某種意義上說，又有利于倒逼加工貿易的轉型升級。

(一)人民幣升值在一定程度上沖擊了廣東的加工貿易一是出口價格的相對提高，導致廣東加工貿易產品的國外市場價格競爭力下降。二是導致加工貿易經營成本上升、利潤降低。據廣東省東莞市政府的調研報告，人民幣每升值1個百分點，東莞市加工貿易企業的利潤就會下降0．6個百分點。2011年以來人民幣5%的升值幅度，已經將東莞市一部分低端制造業企業的利潤全部吞噬。三是廣東企業的用工成本大幅增加，原本支持廣東加工貿易發展的勞動力優勢正在逐漸消失。四是生產要素成本上升增加了外商投資成本，加之國家對出口退稅政策的調整，影響了外商的投資積極性。五是增加了加工貿易企業收付匯風險管理的難度。伴隨人民幣長期、穩步升值，匯兌損失不斷增加，不僅壓縮了加工貿易企業的利潤空間，而且進一步抑制了廣東對外貿易的增長。

(二)人民幣升值有利于倒逼廣東加工貿易轉型升級一是推進廣東加工貿易產業結構優化。人民幣升值在短期內或逐步促成一些低附加值、低競爭力的邊緣企業被擠出市場或被重組兼并，推進行業重新洗牌;鼓勵企業加大研發經費投入，提高擁有自主創新能力，培育具有國際競爭力的自主品牌;刺激資本從勞動密集型產業流向高科技高附加值產業，使這些產業有更多的資金進行技術創新，增加其國際競爭力。二是人民幣升值可以降低引進國際先進技術的成本，并在此基礎上開發創新，提高企業的競爭能力。三是人民幣升值是降低廣東加工貿易企業海外投資和并購成本的有利契機，促使廣東加工貿易企業“走出去”，參與國際市場競爭。

五、人民幣升值背景下加工貿易轉型升級的對策

(一)在國家層面上，加強戰略規劃和產業政策引導

1．制定加工貿易轉型升級中長期規劃。中央政府應加強謀劃、制定加工貿易升級的國家總體發展戰略，從國家層面制定加工貿易轉型升級的中長期規劃。進一步明確加工貿易轉型升級的發展方向、方式途徑和政策措施，按步驟、分階段加以指導、推進和實踐，確保轉型升級有序推進。

2．在全國“一盤棋”的基礎上實施差別化管理。實現區域間的政策落差，以“成本倒逼”的形式發動新一輪產業轉移，使東部地區那些發展空間小、已趨飽和的勞動密集型加工貿易企業向中、西部地區梯度轉移。對廣東等加工貿易發展較快的沿海省份，加大對高能耗、高污染、低附加值產業的限制力度，堅決淘汰落后產能;通過政府補貼的形式加大對自主創新和擁有核心技術企業的扶持力度，大力發展高端、綠色、低碳產業;將原先“海外接單、沿海加工”的模式向“沿海研發接單營銷、內地加工”的模式轉變。

3．加強加工貿易政策調整。嚴格控制高耗能、高污染、資源性產品出口，抑制低附加值、低技術含量產品出口過快增長，限制“來料加工”貿易方式，改善加工貿易低附加值、高社會成本現象，同時對外減少貿易摩擦，緩解外貿順差過大帶來的突出矛盾，實現外貿增長方式的轉變和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4．加大財稅政策改革。通過調整財稅制度，吸引更多內資企業參與加工貿易生產環節。盡快解決加工貿易企業的深加工結轉和使用國產原材料及零部件退稅問題，在限制來料加工的過程中，對來料加工所使用的國產料件和深加工結轉給予減稅、退稅，將有助于擴大加工貿易產業對國產料件的采購需求，有利于吸引內資企業參與加工貿易生產環節，改變加工貿易以外資為主體的格局。

5．加快雙向轉移升級。加快實施“走出去”戰略，制定更加積極的出料加工產業引導政策，將廣東加工貿易飽和產業向境外轉出。積極鼓勵擁有自有品牌和自主知識產權的企業到境外投資設廠，獲取更大的利潤空間。調整加工貿易產業結構，培育和發展保稅服務貿易。

(二)在省區層面上，勇于先行先試，保持領先優勢

1．圍繞加工貿易產業結構調整消化人民幣升值帶來的不利影響。廣東加工貿易的產業結構調整升級必須注意將人民幣升值所帶來的不利影響降到最低，以優勢經濟替代劣勢經濟。首先，要創新招商方式和機制，大力發展高新產業加工貿易，推進加工貿易產業從勞動密集型向資本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產業升級。其次，延長廣東加工貿易的國內產業鏈、價值鏈，顯現產業升級的良性循環。再次，積極培育龍頭企業，促進廣東地區加工貿易產業集群的發展。龍頭企業的配套拉動能力強，對產業集群的發展有明顯的帶動作用，有利于產業整體的優化升級，應積極扶持大型企業發展。

2．實現珠三角地區加工貿易產業梯度轉移。借鑒上世紀90年代日本推行的產業結構調整的“雁行模式”，即擁有加工貿易發展領先優勢的珠三角地區承擔領頭雁，將已經成熟的勞動密集型制造業向粵北山區、東西兩翼地區以及中西部地區進行轉移，而珠三角地區則集中資源進行高端產業的開發。這種梯度轉移，使優質經濟資源能夠集中到高新技術等產業上來，順應了人民幣升值對加工貿易產業轉型升級的倒逼。

3．開展具有“自由貿易區”功能特征的特殊區域試點。廣東特殊監管區域數量眾多，門類齊全，應進一步拓展功能，建成具備“自由貿易區”功能特征的特殊監管區域;加大對省內各類特殊監管區域的功能整合，進一步拓展保稅港區、綜合保稅區等的貿易功能，鼓勵企業在特殊區域內設立營銷中心、展示中心、交易中心;支持特殊區域建設大型物流樞紐、區域性物流中心，延伸物流供應鏈。

4．加大對加工貿易轉型升級“試點城市”的扶持力度。擴大和保持對研發中心、服務外包企業進口設備和料件的稅收政策優惠，鼓勵企業設立研發和營銷中心，簡化外發加工的審批手續，簡化特殊監管區域間的保稅貨物流轉手續等。根據試點情況，積極完善配套措施，加大政策扶持力度，持續改善經濟發展的軟硬環境，將原先的勞動力成本優勢提升為綜合服務環境優勢和技術支撐優勢，主動承接外資高端加工貿易產業和環節的轉移，突出試點城市的示范效應。

5．加大對加工貿易企業的融資支持力度。加工貿易企業技術改造、產品換代升級、自主品牌運營乃至大宗商品的物流業務，都需要融資支持。政府要進一步拓寬企業融資渠道，降低企業融資成本，搭建銀企合作平臺，推動金融機構提供適應轉型升級需求的金融服務品種，為加工貿易轉型升級注入“血液”。

(三)在企業層面上，主動作為、加快轉型近年來，國際國內經濟環境日益復雜，勞動力、原材料成本持續上升，人民幣升值壓力不斷增大，融資環境惡化，加工貿易發展步履維艱，轉型升級是加工貿易企業生存與發展的必然選擇。

1．企業應當主動轉變經營機制，增強技術創新和產品研發能力，力爭向產業鏈高端發展。由單純加工向設計、研發、品牌、市場營銷、服務等內容延伸，延長產業鏈和價值鏈，逐步實現加工貿易從以簡單的加工裝配向深度加工，以產品出口為主向兼顧進出口和拓展國內市場轉變，提高企業產品附加值、技術含量，以及自主發展能力和企業的核心競爭力。尤其是經營勞動力和資本密集型產品的企業。

2．調整市場經營策略，采用靈活的價格、結算策略，以達到降低成本，提高利潤的目的。人民幣匯率是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的，因此企業要注意非美元貨幣和美元幣種的靈活選擇，在貿易合同中訂立保值條款、加列匯率風險分攤條款，采取推遲或提前結算等。①

3．選擇金融衍生產品規避人民幣匯率升值帶來的風險。在匯率形成機制改革后，企業應密切關注金融機構已有的和新開發的金融產品和金融服務，要善于運用金融市場上的多種金融工具，鎖定和規避貿易風險。例如，適當采用外匯遠期買賣、套期保值等手段鎖定匯率風險，運用多幣種結算、押匯、福費廷等方式轉嫁匯率風險，并可通過適當的美元貸款，來降低利息支出和匯差損失。

4．實力雄厚的加工貿易企業要敢于走出國門，進行海外收購。人民幣升值正是海外收購的有利時機，實力雄厚的廣東加工貿易企業要注重培養國際化的視野，立足珠三角，開辟海外市場，敢于到國外去收購委托自己生產的上游企業，要到東南亞、非洲等勞動力成本更低的市場去投資辦廠，把生產制造基地向海外轉移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