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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國際化引領發展、中國政府大力推動“新時代”倡議以及“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需求驅動紅利的新背景下，我國高職迎來產教結合觀念國際化轉變、辦學結構復雜化和政策跨國落實困難加大等新挑戰。作為內生路徑，需要打造新的理念和完善國際化專業教學標準，作為外延路徑，需要更新中國高職產教結合國際化品牌形象和落實產教結合共治理念，聯通內生和外延路徑以切實推進產教合作的跨國運作。

關鍵詞：高職；產教結合；一帶一路

我國高職教育經過30多年的探索，已經積累一定產教結合經驗，中國已經從提倡“產教結合”發展到“產教融合”發展。高職創業教育尚未形成融入產學合作的人才培養機制，工學結合的人才培養模式融入度低、缺少產教融合背景下相關理論研究［1］。與此類似，在“一帶一路”背景下，一方面，培養國際化人才需要高職產教結合的新探索和新思想；另一方面，要結合已有經驗和當地特色，促進產業系統和教育系統互動并且成為協同的共同體。

一、“一帶一路”背景下高職“產教結合”的新定義

傳統意義上，中國職業技術教育強調的“產教結合”擁有特定的內涵，表示產業與教育兩部門相互依存、相互聯結和相互滲透，相對于配合和聯合，交互層次更高。并且在外延上相應有三層意思：一是表示一個國家、一個地區發展戰略、發展規劃上的產教結合。也就是教育事業與經濟社會發展協調配合，統一規劃，互相促進，共同發展。二是辦學體制上的產教結合。也就是教育部門、單位，與產業部門、單位優勢互補，共同辦學或者相互支持辦學。三是教學體制上的產學結合。既要求學校教學過程與產業生產過程（經營或者服務）融合，統一安排，工作過程就是教學過程，反之亦然。所以，高職作為典型的職業教育形式，其產學結合的內涵也是如此，所不同的是定位在培養技術技能人才的“高等性”。但是，鑒于“一帶一路”倡議涉及國家多、地域廣、文化差異大和政治結構各不相同，“一帶一路”背景下高職產教結合顯然具有許多新定義。這里特殊性既包括高職產教結合教育模式的特殊性，也包括多文化、多宗教、多政體和多國家等特殊性。原有產教結合內涵擴充，還會帶來跨國政治的協商，跨國文化的交融，跨國學生和老師的相互理解。因此，便帶上國際治理的蘊意，是跨國背景下的合作教育。以前合作教育是特殊的教育形式，將課堂學習與公共或者私營機構中有報酬的、有計劃的和有監督的工作經歷結合起來。現在，“一帶一路”背景下的合作教育，是跨國公司和學校或者私營機構多文化、有規則和有效果的學習和工作經驗結合起來。“一帶一路”背景下高職“產教合作”具有復雜更為寬廣的外延定義。“一帶一路”背景下的“產業合作”是跨國家、政府、文化和經濟體而存在的。所以，從管理部門來說，既涉及多部門的合作，比如教育部、外交部和商務部等。從組織的過程來說，組織行為執行的時間變長，任務的傳遞路徑和過程變得復雜。

二、“一帶一路”倡議為高職“產教結合”帶來新機遇

（一）新背景：切合國際化潮流引領發展。在經濟全球化已經到來的3.0背景之下，世界各類經濟體的利益處于相互滲透、絞合和混血的狀態，雖然矛盾難以避免，但更具包容性和均勢性的全球發展，符合大多數國家利益［2］。這就要求中國及“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提升國際產業競爭力，共同面向未來建立現代職業教育體系。正如歐洲許多國家所發展的歐盟職業資格框架體系，重視應用技術大學，重視高層次應用型人才培養，積極推動教育與現代產業體系，以及與實體經濟相適應，實現技術技能積累。高職產教結合作為其中的主要組成部分，其重要程度不言而喻，相應的發展機遇也就是自然的結果。（二）新時代：中國政府大力推動帶來機會。首先，從政策可知中國政府努力推進“一帶一路”經濟發展共同體的意愿。2013年提出“一帶一路”構想，制定頂層設計。2014年，“一帶一路”被寫進《政府工作報告》，2015年2月專項小組積極促進，一個月之后，正式《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愿景與行動》。2016年7月教育部印發《推進共建“一帶一路”教育行動》通知，由此可見中國政府的強烈意愿。其次，從理念層面而言，從《推進共建“一帶一路”教育行動》文件可知，中國堅持秉著“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共建”、“共享”與“共榮”的理念，擴大人文交流，加強人才培養，共同開創教育美好明天。由此，為創業型、創新型、復合型和職業型等各類技術技能人才帶來機會，也就為高職產業結合發展帶來發展。從行動層面而言，僅僅從政府國企的對口人才培養就可管窺其力度。從自2014年起，中交集團開始實施“11711人才計劃”，即在五年內培養100名企業領軍人才、1000名青年骨干、7000名優秀項目管理人才、1萬名骨干專業技術人才、1萬名高技能人才［3］。（三）新條件：“一帶一路”國家和地區需求驅動紅利。1.產教結合世界經濟所需。從經濟總量而言，“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經濟總量占世界29%，但是人口卻占到了世界的63%，前者沒有達到后者一半，存在發展不平衡的狀況。從具體領域需求而言，2010年到2020年，亞洲各國將投入基礎建設8萬億美元左右，包括32%的已有維護項目，以及68%的新建項目，其中既有能源和電信等商務領域，也有交通和衛生等民生領域［4］。由此可知，未來涉及鐵路、建筑、港口和電力等職業的高技術技能型人才需求巨大，并且種類繁多，包括工程實施、管理、保障和評價的各個方面，需要職業教育和產業合作培養針對性的人才。2.產教結合跨國企業所需。首先，一帶一路”倡議所涉及的國家基本都是發展中國家，由于這些國家經濟發展水平低，工業發展水平不高，也沒有相關領域人才培養的基礎，一線工人數量少且操作技能差，造成了項目建成后遲遲不能生產、生產后不能達產穩產、達產穩產后不能有效降低成本提高勞動生產率，給企業帶來了巨大壓力［5］。其次，正如我國越來越多的學生對留學歐美學習新思想和高端技術技能一樣，“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學生也樂于留學中國習得技能，以期能在中國跨國企業中就業。由此，“一帶一路”倡議為產教結合發展注入了發展紅利。最后，通過國際間產能和裝備制造合作，供給側的提升可以創新需求，實現企業創收和經濟發展。

三、“一帶一路”倡議為高職產教結合帶來新挑戰

（一）難謀劃：產教結合觀念困境。1.全局規劃觀念欠缺。中國雖然從計劃經濟發展而來，理應天然具有整體觀，但是反而正是因為計劃經濟歷史遺留問題，中國的職業教育體系并不完善，雖然從2012年開始在上海和天津試點國際化專業教學標準，但是“一帶一路”背景下我國高職產教結合的機遇、挑戰與路徑依然沒有形成全國性的職業資格框架體系，也沒形成全國性的專業教學標準，由此各地職業教育模式差異明顯，作為與地區產業密切相關的高職產教結合領域就更是如此，中國現有的產教結合缺乏全局觀。但是，面對“一帶一路”沿線特點各異的國家，欲建成人才培養共同體，除了需要具有特異性的局域觀念，更需要全局視野，不然局域目標也難以實現，正如中國自古就有“不謀萬世者，不足謀一時；不謀全局者，不足謀一域”。同時，全局觀念的缺失導致全局人才培養的缺失，也就導致企業難以“走出去”。2.市場觀念仍不完善。中國的高職院校大多是政府支撐的事業單位，不比美國大多數以私有化的高校為主，容易激活市場活力。從國內來說，首先，目前國內產學結合、產學融合或者產學研教育，都以政府的直接介入為學校源動力，盡管相關部門已經意識市場的重要，并且使高職院校做“公司化”轉型，但仍處于起步階段，市場競爭機制與價格機制并沒有形成，政府與學校的市場化觀念依舊保守。其次，中國產教結合從“出去式”式國際化，到“走進去”式國際化，也就要求深入到當地國家、行業、企業。從國外來說，歐洲人就極為強調市場化的環境。最后，“一帶一路”的背景下不僅要求產品和服務走出去，理念和制度也需要走出去。由此，必然導致多方價值取向與文化觀念沖突，帶來各方均有所保留的結果。所以，目前中國已有的產學模式至少在支撐“一帶一路”人才培養方面任重道遠。（二）缺設計：產教結合辦學結構復雜。1.產教結合辦學構成要素多。產教結合本來已經是復雜的產業界和教育界的合作，加入國際化因素，產業部門的復雜性、政府行政的多元性和學校文化的多元性等構成要素成倍擴增。構成要素的增加導致產教結合組織中的知識傳遞異常復雜。知識的習得跨國家、跨語言、產教結合的出發點就是利用產業資源和教育的雙重優勢培養人才。所以既要顧及企業的盈利目的，也要考慮人才培養的初衷。與產品或者資本國際化直接外銷、直接投資、成立合資企業和授權國外企業不同。相應的，國際化人才各國政府合作、需要產教結合，更需要牽頭國家搭建平臺。2.產教結合辦學要素組合雜。一方面，正如歐盟建立了國家資格框架制度（NQFs，NationalQualificationsFrameworks），但是在實際管理要素組織中仍有大量問題。就國際產能和裝備制造合作方面看，經過幾年的磨合，“一帶一路”沿線發展迅速，民企和國企轉向合作，硬基礎向軟實力改變，合作規模不斷擴大，合作方式不斷深化，合作機制不斷完善［6］。另一方面，“走出去”中企業與學校搭配的結構性困境。面臨世界產業經濟高端化、服務化等經濟新形勢，中國迅速作出了反應，最集中的表現是高校“雙一流”的推出，系統化規劃對接專業與學校的布局，但是相對于“一帶一路”國家戰略卻沒有相對應的專業和學校針對產業的精致規劃。具體而言，教育主體宏觀化，以前主要是企業與學校，但是在“一帶一路”背景下，國家也應該作為主體被考量。盡管教育客體依然是學生，但是學生組成明顯國際化與多元化，學生的受教育風格、文化信仰和行為作風等都變得極為復雜。（三）難推進：政策落實程序困境。一是產教結合落實程序先后混淆。表現在沒有按照正常程序路徑推進：目標-計劃-組織-實施-檢驗。在產業界和教育界目標不協調的情況下，組織計劃缺失，組織混亂，實施和檢驗也就達不到理想效果。二是推進的程序有時差，在跨國高信息費用的背景下，高職不能及時了解產業界數量與規格需求，產業界也不容易尋找。三是實踐操作方法困境。投入與產出，前期必然投入較多，回饋時間比較長。引導國內企業走向分工體系里最有潛力的市場。所在國家主要是缺少資金、技術以及基礎建設。實際上，國內產教結合往第三產業轉型，但是“一帶一路”更為強調基礎建設。

四、“一帶一路”倡議背景下高職產教結合發展路徑

（一）內生路徑。1.以開放的高職教育系統為基礎融合國際合作辦學理念。一是需要國際的先進理念，優化學校的專業，瞄準“一帶一路”所需的國際化能力，比如國際文化理解、語言交流和企業技術技能人才需求。二是以教師專業水準、國際權威資格證書和國際技術技能同行認可為引領。三是以教學條件的跨國化和本土化結合，跨國企業和國際化職業教育合作，基于工作現場的學習環境為保障。實踐中耦合國外優質資源，創新中外合作辦學模式是內生路徑的現實表征。宏觀而言，盡管目前世界上產教模式不外乎三種：企業模式、學校模式和企業加學校模式。由于其內容重點和結構不同，派生不同的社會功能。比如，學校的模式較為強調普通技能，也就是具有較強理論性和系統性，能更好適應日益細化的社會分工和個性化生產；企業的模式以日本最為明顯，學生的流動性差，但是技能的專深度高，并且在實際工作中生成技能，極為有效、對口和實用；德國“雙元制”是全世界工學結合人才培養模式的楷模，既有專業技能教學的深度，又能適應一定個人職業生涯發展和轉型。在技術技能型社會中，實現個人與社會功能取向的較好結合。并且，組成要素的排列組合方式多樣、側重點各不相同，可以分化出較多樣形式。2.以國際化專業教學標準為程序依托逐步落實到課程與教學。制度化才能是有效和穩定產教結合運作的前提。制度化的目的是為了挖掘人才培養的常規性、程序性和操作性。常規性體現在合理性，也就是人才培養類型的合理性。一方面，人力資源是跨國企業的核心競爭力的體現，國際交流和合作更加密切的“一帶一路”背景下更是如此。另一方面，一帶一路所需人才是多元復合型人才，人才培養的層次要合理布局。既要考慮人才技能層級，比如技能型和技術型人才，又要顧及公司結構需求。所以，在宏觀層面做出全局性的需求預測，產教合作預測人才需求，微觀層面要協商布局服務“一帶一路”對口專業，產教合作深入教學和工作現場。程序性是操作過程的序化。合作企業與高職學校結合路徑的制度化和規范化。過程的序化即體現在培養腳踏實地，落實到課程與教學。也體現在開發“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專業教學標準的國際化，以“國際化專業教學標準”促進沿線國家的深入合作。事實上，課程作為教學的風向標，理應先行。首先，改革創新，積極尋求不同國家、不同高職和不同企業協作，共同開發“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所需技術技能標準，并且依據技術技能需求與工作過程要求開發所需課程。盡管目前階段難以達到學界普遍認識產教融合所要求的“五個對接”：一是專業設置與產業需求對接，二是課程內容與職業標準對接，三是教學過程與生產過程對接，四是畢業證書與職業資格證書對接，五是職業教育與終身學習對接。實際上，從上海國際化專業教學標準兩輪試點的效果和引領效應可以看出，跨國師資培訓，校企攜手對接教學和生產，專業需求的預測以及資格證書互認已經在探索性實踐中。（二）外延路徑1.打造中國高職產教結合品牌形象。品牌是從營銷領域借鑒的概念，表示情感、態度和信任等在產品和服務的主觀正向集中反映。肯尼思•博爾丁在《形象》一書中提出象征性形象是各種規則和結構組成的錯綜復雜的粗略概括或標志。所以，高職產教的品牌形象體現在技能人才培養成效的傳播度和美譽度。包括產學結合的項目類型、項目特征、項目價值和項目聲譽等各方面。品牌形象就是一種“軟實力”，只有這種“軟實力”的展示，才能贏得國際的信任和認可，從而為其他國家、政府、企業、學校和公民等積極參加高職產教結合的事業中，才能為多樣共存達成共識，并形成指導性文本，甚至標準性文本提供談判基礎。2.落實高職產教結合共同治理理念。國際治理的理念之下，必然要求建立“一帶一路”職業教育產教結合研究共同體，以培養沿線“一帶一路”產教結合意識，協商各國產教結合理念異同，促進跨國產教結合知識共同體發展，促進產教結合跨國行動，這一切的前提是合作戰略發展目標的一致性，這就是促進“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經濟發展。具體落實而言，正如歐盟職業教育研究合作，促進了歐洲知識庫的建設，同時培育了職業教育研究共同體。共同促進了歐洲統一化治理，協同發展和共同進步。產教結合更是合作的產物，“一帶一路”背景下的產教跨國合作是必然，因此，需要創造產學研究共同體，積累跨國產教合作經驗，構建庫存合作知識庫，為“一帶一路”背景下跨國產教合作提供理論支撐和研究型人才支持。前期可以以跨國合作項目形式具體操作，在磨合發展之后，可以固化制度形式，建立合作常務機構，比如可以建立類似歐洲職業培訓發展中心的“一帶一路”職業培訓發展中心。（三）內生與外延相結合組織落實。職業院校國際化需要強練內功，適應“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辦學要求。比如，合作辦學分四步走，步步為營。第一步，調查與試探階段。針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深入調研，發現當地風俗習慣、教育特點和政府偏好。并試探性提出合作計劃，與當地相關主管單位協商。第二步，探索與反省階段。學校與先進國家的職業院校或者優秀企業建立合作關系。從短期培訓開始，逐步培訓具有國際視野的職業教育教師。第三步，成熟與沉淀階段。通過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先進職業院校雙向合作辦學，建立資格框架體系和學分銀行，實現跨國互認職業資格證書和相關學分。第四步，創新與轉型階段。基于前三步已有經驗，實現跨國職業教育新模式，比如“跨國雙元制”，面向海外學生開展技能教育與培訓，以及招收海外留學生“訂單班”。創立跨文化產教結合模式。國家的文化不同，便難以一國的產教結合模式為模板推廣，必然要求創立跨文化產教結合模式。這種模式的建立必然基于各國相互尊重、平等對話的基礎之上。由此就要求深入分析和研究相互的產教結合模式，避免經濟規劃與人才培養、產業與教育以及學校與企業三個層面出現“兩張皮”現象。形成預警和風險機制。加大跨國合作，建立“一帶一路”國家公認的資格證書框架和產教合作共享數據庫。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建立聯合獎學金制度，可以激勵當地優秀學生進入跨國公司就業。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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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周谷平，闞閱.“一帶一路”倡議的人才支撐與教育路徑［J］.教育研究，2015，（10）：4-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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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徐紹史.“一帶一路”與國際產能合作：企業生存之道［M］.北京：機械工程出版社，2017：10.

作者:賓恩林 單位:華東師范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