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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學經典與文化研究

20世紀60年代由于瑞士語言學家索緒爾語言學理論的巨大影響，一些法國學者將結構語言學的理論方法運用到對社會和文化的現象研究上，盡管沒有形成一個學派，但都貼上了結構主義的標簽，并由此產生了現代文化研究。美國當代文藝理論家布魯姆在其《西方正典———偉大作家與不朽作品》一書中明確表達了他對當代流行的批評理論持反對態度，并且將女性主義批評、新馬克思主義批評、拉康心理分析、新歷史主義批評、符號學等視為“憎恨學派”，在布魯姆看來這些流派特別重視文學作品中的社會文化問題，對文學作品的研究中加入了文化研究的成分，這些顛覆了以往的文學經典，同時他還反對大眾文化對文學經典的侵蝕，強調關注文學作品本身，重申文學的審美功能，尤其是對作品本身語言風格的闡釋。他將文化研究與文學經典對立起來，不免有些過激?！段膶W理論入門》一書中將文化研究界定為“理論的范式作為理論指導所進行的實踐活動’”并指出文化研究內在受著兩種力量的驅使，即復蘇通俗文化的欲望和對大眾文化的研究。他認為文學與文化研究不一定要存在矛盾，反過來將文學作為某種文化實踐加以研究，把文學作品與其他論述聯系起來，文學研究會更有所收獲。在他看來文化研究不是摧毀了文學經典，而在某種意義上說造就了文學經典，新的閱讀方法和研究角度給文學經典增加了活力。

在書中的第三章作者針對文學和文化研究分兩點進行了闡述。第一要明確的是什么是文學經典。誠然隨著文化研究的興起，越來越多的被歷來學者“冷落”的作品被挑選出來，作為某個分析流派認為的經典，和莎士比亞同時代的劇作家本?瓊森，作品以諷刺見長，戲劇《福爾蓬奈》就被作為研究詹姆士一世統治的經典文本。那么傳統的文學標準是不是不再適用？重新映入人們視野的作品是不是具有同《哈姆雷特》、《浮士德》這樣的“杰出文學價值”？還是因為具有某種文化研究領域的表征呢？我們知道作家創作出來一部作品，對于他來說僅僅是一個文本，并不是文學藝術品，只有經過印刷傳播、傳遞給讀者、經過鑒賞分析才能具有藝術價值，整個過程才算作是文學活動，這樣才使得一部作品具有成為經典的可能性。這就是說文學作品是意向性客體，既包括了作者創作時的文本，又包括了讀者對它的再創造、研究者對它深刻的挖掘，它本身具有豐富性和不定性，這也就難以框定出一個標準來評判什么是經典，什么不是經典。只能說哪些作品具有“與眾不同的錯綜性”使作品獲得獨立的生命價值，永遠擁有讀者。第二個爭論在于分析文化對象的適當方法。以布魯姆為代表的一派學者執著審美理想及其批評實踐，重申文學的審美功能，關注作品的文學性，以“對抗性批評”來貶低大眾文化和文學研究。盡管有一定合理性，但是他忽視了文學的社會性和其本身蘊含的巨大闡釋空間。在卡勒看來，文化研究對文學所做的解讀實踐，提供了新的解讀方法，闡釋了文學作品本身所具有的道德和美學價值，尤其是對于社會約定俗成的被列為“經典”的作品的重新解讀，使其獲得了更多的意義闡釋空間，更加經久不衰。

二、大眾文化與精英文化

文學是人類的一種特殊精神文化現象，它的存在必然具有價值，所謂的價值就是對人類所具有的意義，文學對人類顯然具有重要意義。文學的功能或者價值在中國古代就有“興、觀、群、怨”，在西方賀拉斯提出文學寓教于樂，都注意到了文學的社會文化功能。如果僅僅從審美功能上認定一個作品之所以成為經典在于它的文學性，把作品當作作家一個人的成就，而不去考察它所具有的社會文化功能，不去深刻考察作品之所以“經典”、“偉大”產生的社會根源，便抹殺了文學作品多元性和厚重感。而考察這些必須從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方法，比如按照弗洛伊德的人格理論和福柯的"瘋癲"哲學觀，哈姆雷特的心理世界完全印證了三重人格結構理論；從社會學的角度探析，又能夠讓我們有所借鑒，能夠更深刻地認識實際生活中的自我，才能超越自我，并在生活的困頓和迷惑中找到前行的方向。在《文學研究與文化參與》一書中就指出“經典在宗教、倫理、審美、社會生活的眾多方面都發揮了重要作用，它們是提供指導的思想寶庫，一直是解決問題的一門工具，也提供了一個引發可能的問題和可能答案的發源地”。

隨著數字化時代的到來，各種通俗文化形式對文學作品不同形式的解讀，比如各種改編經典的電影或者電視劇，使得我們發現在文本確定意義之外，所展現出來的文本以外的東西，而這也正是吸引受眾眼球之所在。傳統的文學經典面對新一輪的解讀，其本身所具有的意義和價值受到挑戰。一方面我們所謂的文學經典，是與在與各種通俗文化形式對比之下，顯示其特殊性的一類文學藝術，比如在敘事技巧，主題價值，材料選取等方面具有承上啟下的歷史作用，或者說更具有宏大敘事、人文關照，是放在整個文學史和人類歷史的長河上來選取比較突出的作品，不可避免的同時期、同類作家會受到忽視。但另外一方面隨著各種新潮理論的出現和解構思潮的影響下，涌現出大量新材料，這就使得各種被排除在經典之外的“邊緣文學”和其他相關的文化產品獲得高度的關切，可能從它們中挖掘到某一領域的典范，這就使得它們躋身于“經典”之列。按照布魯姆一派人的說法，不能用文化理論來闡釋和挖掘他所謂的“經典”，這是對經典的褻瀆和破壞，也就等同于這些經典凌駕于社會文化和理論之上，孤立起來，那這些經典又有什么意義呢？隨著時間的流逝，這些沒有價值的作品，必將被人們所遺棄，取而代之的將是那些所謂的“邊緣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