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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技法的橫向移植埋下先鋒文學的隱患

先鋒文學與西方現代派小說有著千絲萬縷的牽系。雷蒙德說：“現代主義是指這樣一類群體———即從事替代的、激進的、創新韻實驗藝術家和作家們。”它在西方文學中具體表現為象征主義、表現主義、意識流小說、超現實主義、存在主義等。對于這種包羅萬象的文學理念，中國作家的借鑒主要是藝術手法的橫向移植。王蒙的代表作《春之聲》、《蝴蝶》等，借鑒的是普魯伊特等作家的意識流技巧，利用蒙太奇手法，崇尚畫面的跳躍感和流動性，營造一種捉摸不定的感覺，但西方意識流小說的特點是“無中心、無主題、無意義”，王蒙的創作卻是在特定的思想指導下的創造，表現特定的主題和思想，與意識形態緊密相連。劉索拉、徐星的創作立志于情節的荒誕和形象的夸張抽象，但其文本背后的意義依然是與當時社會流行的價值觀密切相關。因此這樣的創作在其先鋒性上并不純粹，只是一種技法的橫向移植，粗淺的包裹著傳統文學主題。真正將文學作為先鋒實驗的作家是馬原、格非等，他們的創作注重“文本的自覺”，即小說的虛構性和敘事方式的變化，關注形式，即如何處理情節，把敘述本身當成審美對象，用非理性的寫作態度進行實驗，這樣寫作顯然受法國新小說的“零度敘述”理論和博爾赫斯的后現代創作影響。此時他們的創作已經逐漸消解了傳統的概念化主題，達到了真正意義上的先鋒實驗。

二、現代主題的部分認同注定先鋒文學的夭折

二十世紀西方文學的現代主題很大程度上源于基督教沒落后出現的信仰與精神危機，即人們對世界、對人性和人生價值的深刻懷疑，產生了幻滅感、荒誕感與孤獨感，帶有反叛傳統價值觀和體系的強烈的非理性主義情緒。“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西方用了兩百年完成了工業化進程，文學也是伴隨著社會的發展而緩慢前進的。因此現代主題的產生與這片文化土壤上數年來積累的社會心理機制息息相關。中國社會沒有經歷過西方順其自然的經濟發展與文化孕育，但為什么會產生先鋒文學呢？原因便在于中國特有的歷史的畸形孕育。大多數先鋒作家生于50年代或時，他們的世界觀、價值觀沒有定型，而在中，傳統的價值觀、道德觀受到批判，他們便感到失落和困惑，對于中出現的種種荒誕和非理性的東西有了切身的感受，在這種情況下，他們內心深處的幻滅感恰好契合了西方現代主題，與現代派實現了心靈的溝通，他們認同的不是形而上層面對世界意義的追尋和對人性的思考，而是在社會與歷史層面對傳統價值觀的懷疑，對傳統道德觀與理性原則的抗拒和反叛。這就是先鋒文學的現代主題的部分認同。

三、先鋒作家的“殊途同歸”

90年代初，文學伴隨著市場化沖擊漸漸淪為社會的邊緣，喪失了其原有的社會效應。作為風靡一時的先鋒文學，由于其局限性更是迅速解體。眾多作家開始回歸現實主義，集體轉型。最典型的是以注重死亡、暴力，癡迷破碎凌亂敘事風格的余華在90年代轉向溫情，代表作《活著》和《許三觀賣血記》就以樸實無華的現實主義手法歌頌生命。格非的《人面桃花》也褪去了先鋒的外衣，用自己的歷史感悟訴說著傳統的中國故事。蘇童的創作更是從歷史中獲取素材，《碧奴》講述的就是孟姜女的故事。王蒙在新世紀的寫作也由于其傳統的哲學觀而獲得了市場的認可。雖然作家們的創作風格各不相同，但從他們的集體轉型還是能看出一些端疑：他們都是在90年代轉型，都回歸現實主義（殘雪除外）。90年代轉型其原因時先鋒文學本身的局限性和文學邊緣化的因素，集體回歸現實主義，個人認為是一種潛意識引導。中國文學從古至今現實主義都是最大的派系，是中國文學最悠久的傳統，根深蒂固的化成了人的潛意識，刻入了人的骨髓中融入了每一個細胞里，先鋒文學說到底是脫離歷史語境的，是對傳統文學的反叛，它的根源是在西方，中國作家雖然盡可能的在學習吸收西方文學，但由于文化的代溝，這種吸收只是粗淺的、表層的。當這種吸收與大環境格格不入而無法進行下去的時候，作家的自我意識變會復蘇和覺醒，于是他們便會受潛意識的引導，不自覺的回歸傳統，從傳統中挖掘寫作的靈感。

歸根結底，先鋒文學的根源是在西方，中國作家試圖找到它們與中國土壤的契合點，亦或者直接挖掘過來強行根植與中國文化的土壤里，完全忽視了文化的代溝，所以先鋒文學注定凋零。從這里我們也可以看出，文學寫作是需要適合的文化土壤的，作家的殊途同歸也正是說明了傳統文化才是中國文學賴以生存的精神家園。先鋒文學雖然已經落幕，但是它在文學形式、技巧甚至主題方面的貢獻，也拓寬了中國文學發展的軌道，我們不能忽視它在文學史上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