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李提摩太在晚清文化傳播中作用一文來源于網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李提摩太逝世已經90周年了。1870年，他受英國浸理會派遣，遠涉重洋，來到風云變幻的亂世中國，并在這里度過了45年。在山東、山西兩省發生“丁戊奇荒”的歷史上罕見的中，他融進基層社會，親身感受到晚清統治下的中國社會和百姓的困苦生活，以自己的努力拯救了成千上萬的生命。為了根除災難所造成的損失，他把西方行之有效的開礦、修路等措施向當局進行宣傳，得到了清朝官員的承認和支持，也由此打開了結交權貴進入清朝權力上層的大門，從丁寶楨、曾國荃、左宗棠、李鴻章、張之洞，到翁同龢、恭親王、慶親王，都與他建立了不同程度的友情。他主持廣學會工作長達25年之久，利用掌握的巨大媒體資源傳播西學，鼓吹變法維新，致力于社會文化教育改革，贏得了知識分子的信任和好感。最為典型的是維新派的領袖人物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等都從他那里得到了啟發和教益，就連孫中山也與他打過交道。他除了用言語影響人們的思想而外，還用參與的實踐，提出具體的改革方案和建議，作出了常人難以比擬的貢獻，因此受到了光緒帝的賞識，被聘請為皇帝的私人顧問，后因慈禧提早發動的政變，而未能就職。晚年他還經手籌辦了一所中西結合的山西大學，分為中、西兩齋，為深處內陸的山西省洞開了一個通向世界的窗口。李提摩太活著的時候，因為他為中國歷史進程所作出的貢獻，人們都給予了肯定的評價，清朝的高官大吏們把他看作“豪杰之士”，洋務派稱他為“中華良友”，廣學會同仁頌之為“道德偉人，博愛君子”，大清皇帝賜予他頭品頂戴、二等雙龍寶星并誥封三代的殊榮［1］(372)。在他的故鄉英國，威爾士大學授予他法律和邏輯學博士，美國佐治亞大學授予他神學博士學位，美國布朗大學授予榮譽博士學位，這些都說明當時在中國、英國、美國對他的成就是認可的［2］(305—306)。可是在他去世后很長一段時間里，從建國到80年代，他在中國的評價，歸入了反面教員一類，被認定為一個典型的為帝國主義服務的傳教士，甚至詆毀為“一只狡黠的帶著面具的狐貍”、“一個披著羊皮的狼”。這顯然帶有當時社會和政治的情緒化色彩，脫離了歷史的客觀事實，是站不住腳的。我們走向現代化的今天有條件有可能對他在中國最為需要的時刻，依靠自己的辛勞，及時地大量地引進、傳播西方的自然科學、人文科學、社會科學知識，以及他認為能治理中國社會的方法和技術，開啟民智、推動社會進步、促進西方文化與中國傳統文化的融合、交流的歷史地位和積極影響作出實事求是的評價，這是十分應該的和非常必要的。

一、大量翻譯介紹西方國家的文化知識有益于中國人開闊眼界，啟迪心智，促進中國傳統社會向現代化轉型

“西學東漸”，首先碰到的是文化與語言的差異，其中必然會有一個同化的過程，這就是翻譯。北京大學金克木教授曾就古印度最早期文獻《奧義書》的翻譯，談到其困難以及翻譯在文化傳播中的重要意義。他說;“從原文看，翻譯很難，幾乎不可能，但從功能或作用看，翻譯卻又有意想不到的效力。若沒有翻譯，世界各民族各地區以至各時代的文化的交流以及矛盾沖突會合缺了文獻這個層次，都不可能完全，作為整體的‘世界文化’也沒有高層了。”［3］李提摩太在他的一生中用去了大部分的精力和心血投入了翻譯和著作事業，其成果卓著，是同時代同類人中很少有人能與之比肩的。他涉及的面很廣，有宗教的、教育的、西學的、經濟的、科技的、時局的、史志的等等。他不僅將西學介紹到中國，而且還將中國的佛經和文學作品翻譯成英文，傳向西方，真正起到了中西文化交流的橋梁和樞紐的作用。李提摩太最早翻譯的是美國空想社會主義的代表人物愛德華•貝拉米(E•Bellamy)的小說。1891年12月至1892年4月的《萬國公報》刊登了《回顧》(LookingBackwand)的節譯，譯名為《回頭看紀略》，1894年廣學會將其易名為《百年一覺》，以單行本出版發行。原小說1888年在美國初次發行，小說中描繪了一個波士頓的青年人，從1887年沉睡到2000年，當他醒來時，看到整個世界翻天覆地的變化，生產資料的私人所有制已被消滅，由國家管理一切生產和分配，產品由全體社員共同享有，社會實現了完全平等。此書在世界各地的社會主義思潮傳播過程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我國康有為的《大同學》(原名《人類公理》)和譚嗣同的《仁學》都受其影響。康有為直言不諱地承認:“美國人所著《百年一覺》是‘大同’的影子。”譚嗣同也說:“若西書《百年一覺》者，殆仿佛《禮運》大同之象焉”。［4］李提摩太之所以選擇這部作品進行翻譯當然有他的目的，因為原作的核心是描述未來社會理想的經濟架構，以此來影響預期接受者，這當然主要是晚清思想開明的高層官吏與思想文化界的精英。李提摩太除選擇作品下一番工夫外，在翻譯手法上更見他的獨具匠心。1898年，他與任延旭合譯了18世紀英國詩人亞歷山大•薄柏的名詩《天倫詩》(AnEssayonMan)，為適合普通知識階層和信仰基督教的民眾的閱讀水平和興趣，他采用了淺顯的語言和四言古詩形式，竭力使譯文的形式和內容貼近中國文化的傳統，消解中西文化之間的差異，促使讀者在熟悉的語境中無意識地接受譯者的思想和意圖。從《天倫詩》的結尾，我們就可以看得一清二楚:我詠天倫，作此詩歌。后人詠之，當知此詩，非由己意，乃宴汝情。以汝圣人，為我師友。我明汝道，以著我詩，非講詩學，乃講實學。非悅人心，乃化人心。人心如鏡，不平者多。以心燭物，不得真形。天心照人，面目始真，故知萬事，當效天心。人心不平，往往怨天。豈知天定，天理人欲，殊途同歸，皆能益人。世人當知，當自愛者，必真愛人。理無二致，惟有德者，為能福人。人生學問，第一功夫，全在知己，萬事順天。［5］很顯然，李提摩太采用如此直白的語言抒發的是他要傳達給人的“因文見道，同心救世”的胸臆，并且納入到了他的宣傳基督教的文化策略之中。

李提摩太對于近代西方人文、哲學、社會科學的譯介就更為重視。他1899年9月發表的由他與蔡爾康合作的《性理學列傳》，介紹了從古希臘到19世紀西方主要哲學家的生平和思想，例如，他稱康透(康德)是“德國大名士”，“傳康氏之學者，厥有高足弟子三人，一曰費德(費希特)，一曰鮮麟(謝林)，一曰海格(黑格爾)，皆卓然有聲于時，泰西各國人士，無不讀其書，亦無不服其說理之精”。［6］(657)如果摒除他的神學說教之外，把這些西方哲人及其學說介紹到我國來，對于國人來說還是聞所未聞，十分新鮮的。應該說，生物進化論應用到人類社會，就徹底否定了傳教士堅信的上帝的存在。但是李提摩太在蔡爾康的協助下，還是把英國社會學家、進化論者本杰明•基德(B•Kidd)的《社會進化》(SocialEvo-lution)，翻譯成《大同學》介紹到中國。英文原書1894年出版，1899年2月至5月《萬國公報》發表了前4章譯文，后來廣學會將全書10章全部校刊出版。值得一提的是該文首次在中國出現了馬克思和《資本論》的介紹，當然那時的譯法與我們現在通常譯的不盡相同，可這是我們目前所知國內刊物上第一次提到的。他把社會主義稱為“安民新學”，馬克思是工人運動的領導人，稱為“百工領袖著名者”，《資本論》為“主于資本者也”。文中還引述了馬克思的一段話:“糾股辦事之人，其權籠罩五洲，實過于君相之范圍一國。吾儕若不早為之所，任其蔓延日廣，誠恐總地球之財幣，必將盡入其手。然萬一到此時勢，當即系富家權盡之時，何也?窮黎既至其時，實已計無復之，不得不出其自有之人權，用以安民而救世。”［6］(614)不難看出此段文字實際上闡述的是馬克思關于壟斷資本理論和資本主義發展最終會引起人民革命思想的要點。在李提摩太譯作中影響最為廣泛的還要數歷史方面的《泰西新史攬要》。該書的原作者麥墾西(當時譯為馬墾西)，書名原為《十九世紀史》，1889年在倫敦出版，1894年3月至1894年9月在《萬國公報》上以《泰西近百年來大事記》為題首次刊行，1895年由廣學會出版，取名為《泰西新史攬要》，譯本序和譯本后序也在《萬國公報》上推出。此書以國別為經，以史實為緯，詳細分卷論述英法等國家的現代史。全書24卷，共8冊，正文23卷，附記1卷，每卷分為若干節。出版后風行一時，官私盜印本很多。此書敘述了19世紀歐美各國資本主義發展的歷史，而且以英法歷史為最多，這對中國人了解資本主義的改革和發展歷程，具有一定的啟蒙作用，對長期閉關鎖國的中國來說，確實起到了開闊眼界、啟迪心智的作用。當然不會如譯者所標榜的那種程度:“此書為暗室之孤燈，迷津之片筏，詳而譯之，質而言之，實救民之良藥，保國之堅壁，家貧之寶玉，而中華新世界之初桄也，非精兵億萬，戰艦什百，所可比而擬也。”［7］(219)不過著名學者梁啟超還是做了客觀評價，他在《讀西學書法》中稱贊該書:“述百年以來歐美各國變法自強之跡，西史中最佳之書也。”［8］恭親王回答俄國公使提問時，也說該書“對中國來說，是一本有用的書”。尤其值得肯定的是李提摩太用19世紀的歐美和印度等國的發展史實，歸納出的近代化程度是決定競爭成敗的關鍵，讓中國人“知今日興國之道，有斷不可少者四大端:道德一也，學校二也，安民三也，養民四也。凡精于四法者，其國自出人頭地，不精或不全者，不免瞠乎其后，毫不究心者則更在后矣”。［9］1895年光緒的師傅孫家鼐，用了兩個月的時間給皇帝講論了這部著作。光緒這樣有興趣，也從某個側面說明，此書對他了解世界，參照已經見效了的其他國度的改革，對他所決心從事實現現代化的變法是有所作用的。綜上所述，李提摩太作為基督教新教傳教士，他長期生活在中國，宗教的目標驅使他要用基督教文化改造中國文化，他不但從事了文化傳播，而且參與了中西文化融合和中國文化的改造工作，這就是針對中國傳統文化，有意識地把西方的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基本體系引入到中國，自覺或不自覺地卷入了中西文化的涵化過程，這對開闊中國人的眼界，啟迪民智，促成中國向現代化的轉變還是起到了積極的向前進的作用的。

二、為出謀劃策，影響了中國近現代歷史的面貌和進程

19世紀90年代中期，正好是中國處于歷史的轉折點上，中法安南之戰和中日甲午戰爭失敗的教訓，強烈地刺激了中國人要求改變現狀的迫切愿望和決心，士紳文人又從傳教士那里接受西方的知識和價值標準。李提摩太也以自己不懈的努力和官場內外的改革派領導人物建立了密切的私人關系，這種良好的人際關系對嘗試改革是很有效的。因為他所接觸的這些人物比中國當時的任何其他社會階級成員都更加深刻地與中國的文化密切相關，并更加能影響中國的發展方向。李提摩太最早與官場內接觸的人物是李鴻章，那是1875年，李鴻章到煙臺準備簽署中英《煙臺條約》。為了治療李鴻章的很多士兵患的熱病和痢疾，李提摩太將奎寧丸和止痛藥作為禮物送給這位將軍。1880年9月，李鴻章在天津接見了路過的李提摩太。也是在這次會見中李鴻章說過“在全國，受過教育的階層里沒有一個基督徒”，由此使李提摩太深刻認識到對中國領導階層施加影響的重要性。他之所以寫《從史實看基督教的益處》(出版時改為《救世教益》)，決定性的因素還是李鴻章問了“基督教到底能給一個國家帶來什么好處?”正是在這本書中，李提摩太和盤托出他的改革理念:“今之五洲中西大事有四要焉。一曰養民，一曰安民，一曰新民，一曰教民。”［6］(108)也正因為有如此友好的交往，所以1890年7月通過擔任直隸總督的李鴻章等人推薦，李提摩太獲任《時報》的主筆，從此他利用這一傳媒就中國改革的許多課題發表了大量文章，1894年結集名為《時世評論》出版，李鴻章和曾紀澤還以《西學的重要性》為題作序。［1］(204)李提摩太就是這樣通過結交權貴而進入了清朝權力上層的。除李鴻章外，他還與丁寶楨、曾國荃、左宗棠、張之洞、翁同龢、袁世凱、恭親王、慶親王等打過交道。在官場外，李提摩太給予康有為、梁啟超的影響就更為具體和直接，甚至為他們的變革方案提供了藍本。“1895—1896年冬天，李提摩太訪問北京時，結交了康有為、梁啟超(他曾短時間擔任過李提摩太的秘書)和短命的強學會的其他成員，也經常在強學會的集會上發表演說”［10］這是歷史學家的客觀敘述。據李提摩太本人的回憶，他是1895年10月7日與康有為第一次見面，協助他在京期間工作的，除自告奮勇，表示愿為其服務的梁啟超而外，尚有文廷式、譚嗣同和陳熾等。［1］(234—235)這些都說明李提摩太與改革派的關鍵人物的人際關系的密切程度，而更為重要的是他們之間的觀點和思想的一致性。面對甲午戰爭后空前嚴重的民族危機，康有為等人尋覓救國之路，李提摩太的言論和著作，給他提供了值得參考和借鑒的良方。這些我們從康的“公車上書”中提出的變法綱領和李氏的言論和文章對比的相似性中可以一目了然。康有為上書中指出清廷應“及時變法，富國養民，教士治兵，求人才而慎左右，通下情而圖自強”。［7］(246)李提摩太看了康有為寫給皇帝的請愿書后，曾給他妻子寫信時說道:“我驚奇地發現，我曾提出的各項建議幾乎都揉進了請愿書中，并被濃縮在一個絕妙的小小‘指南針’中。無怪乎他來拜訪我，因為我們有這么多共同觀點。”［2］(205)1895年10月12日翁同龢口頭提出要他寫一份“改革計劃”，以便呈獻給光緒帝，［11］現在我們看到的發表在《萬國公報》1896年(光緒二十二年三月)上的《新政策并序》就是那份改革計劃的詳細內容。由此也可以進一步證明李提摩太的說法并不是沒有根據的。再有，從光緒皇帝在變法期間頒布的一系列新政詔令中，決定采取“廣開言路”，“給民眾一定的政治參與和言論自由”，仿效西方“興民權”，“設議院”，［12］“除外國人加入內閣一條外，李提摩太的建議在‘百日維新’期間確實得到了實施”。［7］(243)由此也可以看出李提摩太著書立說、奔波勞碌所取得的效果。變法最終還是失敗了，康有為、梁啟超流亡到日本，仍然寫信給李提摩太，請他予以關注和幫助。梁啟超在信中說:“惟東方之局日急，若貴邦與美、日兩國不早為計，他日俄人羽翼既成，無復可望耳!望足下與貴邦諸君子急留意也。”康有為則請李氏:“轉求貴國公使電達貴政府主持公道，保我皇上圣躬，全我皇上權力，施我大德，感且不朽”。［7］(254)從這里也可以看出康梁對李的信任程度和把保衛變法成果的希望寄托于他。綜上所述，在中國風云激蕩的19世紀90年代中期發生的那場維新變法運動，是由國內外出現的多種矛盾而造成的。李提摩太在這當中發揮了不同于他人的帶有個性特征的作用，他結交官場內外的士紳文人，以人際交往獨特的魅力和除舊革新的理念，影響著與他接觸過的人的思想和行動。他把西方進步的強勢文化引進中國來，不可否認，由于他傳教士的身份，貫穿使中國基督教化的意圖，以及摻雜了為他們的國家服務的想法，這些又必然受到當時客觀實際的限制。我們對其積極的方面給予的肯定，只是表明與過去形而上學猖獗之時的全盤否定相區別而已。

三、主持廣學會的工作，吸引中國的知識分子登上論壇，增強他們變革現實的責任心

廣學會是晚清對中國人影響最為深遠的傳播西學和鼓吹變法的文化機構。李提摩太從1891年始至1915年止擔任廣學會總干事，在這期間他“推出的原創著作或翻譯作品數目超過100種，通過報刊書籍與這塊土地上的重要人物私人接觸，他的影響已經使他的名字和廣學會的工作在全國范圍內廣為人知”。［2］(170)這是他的傳記撰寫人蘇慧廉對他的評價，說明李提摩太與廣學會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我們評價人的勞績除了取得的成果之外，還應考量他比起之前的人做了哪些不同的事情，影響的范圍大小。關于業績方面，我們可以從兩個統計數字窺豹一斑。其一是1898年光緒皇帝訂閱的129本書中，廣學會出版的就有89種，李提摩太的書有7種:《救世教益》、《七國新學備要》、《百年一覺》、《三十一國志要》、《八星之一總論》、《泰西新史攬要》、《生利分利之別》［13］(251)，是被選入最多的一個作者。其二是1892年，維新派人士編輯的《皇朝經世新編》，收集了與變法有關的文章共580篇，作者有529人，其中李提摩太被選入了31篇，僅次于梁啟超44篇，康有為38篇，居第三位，足見李提摩太在編者心中的地位。［7］(245)廣學會是在李提摩太手上改名的。它原先是1887年11月1日由上海的歐美各界人士聯合組成的同文書會，簡稱S.D.K.，直譯為“在中國人當中廣傳基督教及一般知識的會社”，1892年更名為廣學會。該會的成員有外交官、稅務司、洋行代表、傳教士和律師、醫生、編輯等，自成立起就由當時中國海關總稅務司的英國人赫德(RobertHart)任總理，由傳教士擔任協理，首任協理兼書記的是韋廉臣。1890年8月韋去世，由艾狄斯(C.S.Addis)為干事，1891年10月由李提摩太正式接任，主持同文會，并選為改組后的廣學會督辦。1889年1月31日復刊的《萬國公報》，就成了同文會—廣學會的喉舌和言論機關。李提摩太接手以后，堅決主張從宗教的小圈子里走出去，逐漸減少出版宗教書籍，而增加世俗性書籍。他首先做的一件不同于他人的工作就是對受眾的調查。1891年《同文書會年報》(第四次)中詳細記錄了他的調查結果:“縣級和縣級以上的文官2289人，營級和營級以上的主要武官1987人，府視學及其以上的教育官吏1760人，大學堂教習約2000人，派駐各省城的高級候補官員和顧問及協助人員2000人，經科舉考試獲得秀才以上頭銜的文人姑且以60萬計算，以其中百分之五為重點，計30000人，經過挑選的官吏與文人家庭的婦女兒童，以百分之十計算，計4000人，以上共計44036人。這個數字，從整個中國來看，平均每縣只有30人，但是，影響了這四萬多人，就等于影響了整個中國。”［13］(45)李提摩太之所以下如此大的功夫這樣去做，是因為他對中國傳統習慣的了解。李提摩太的理由是:中國人的思想往往受到士大夫的支配，以至“有地位有學問的人怎么說，怎么信，一般人民往往跟著怎么說，怎么信”，所以:“必須先影響這群人的思想，然后通過他們，去影響四萬萬的中國人民。”［14］一百多年前，能夠認識到對于傳播效果的確定，必須建立在對受眾接受習慣、文化程度以及受眾心理的準確把握上，從而進行有針對性的有選擇地去規定內容和形式，也就是方位的制定，這是十分難能可貴的。李提摩太接掌廣學會會務以后，又一個不同于別人的地方是直接進行社會教育，其辦法是舉辦征文活動，獲勝者頒發重獎。這是他和林樂知合作借用中國科舉制所養成的士人心態，仿效科舉命題考試中的策論形式，在中西書院內特設評判會，由王韜、沈毓桂、蔡爾康組成。廣學會通過《萬國公報》舉行的征文活動有3次，第一次是1890年8月到1893年10月，共有5位作者提交了10篇論文;第二次是1893年，共有30個題目，范圍很廣泛，涉及到西藝西學西政西教諸方面;第三次是1894年是規模最大的一次，共擬了5道題目，在北京、南京、杭州、福州、廣東參加舉人考試的考生中散發征文啟事，《萬國公報》上也登載征文啟事，進行廣泛宣傳，到1895年1月5日截止，共收到應征文章172篇，康有為當時以康長素之名的征文獲得了六等獎，得到了四兩白銀。康有為后來熱心變法，連續上書皇帝，以及他辦學會、辦學校、辦報紙，連報名也取與廣學會相同的名字《萬國公報》，不難看出他受到李提摩太、林樂知等人的影響非同一般。他在回答香港《中國郵報》編輯的提問時，直接給出了答案:“我信仰維新，主要歸功于兩位傳教士，李提摩太牧師和林樂知牧師的著作。”

隨著教會中學紛紛興起，還出現一批教會大學，為適應這種形勢的需要，廣學會又擔負起了編寫、出版教科書的重任。1890年成立了“中國教育會”，在1899年召開的年會上李提摩太被推選為會長，在他主持下，出版的教科書不僅教會學校使用，而且中國人辦的學堂也采用。由此也激勵了中國人自編教科書的積極性和責任心。綜上所述，李提摩太主持了在晚清有影響的文化出版機構———廣學會，他又是廣學會中譯述最多、影響最大的一位傳教士。可以說他因廣學會而名噪一時，廣學會也因有他掌控而聲名更加昭彰，他和廣學會在西學東漸和維新思想傳播中都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對晚清維新運動和社會變革產生了重要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