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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記》吸取了先秦史傳文學及諸子散文的藝術精華，《漢書》雖然承襲《史記》不少篇章，但并非毫無選擇地全錄，而是作了創造性的改造，或者調整標題，或者改動字句，或者增加內容，主動舍棄《史記》雄奇疏朗的風格，追求嚴謹、密實、典雅、更富學術性的風格特征。在語言方面，《史記》和《漢書》呈現出不同的風格:《史記》語言通俗曉暢、不避繁復、多散句;《漢書》語言整齊典雅、文筆凝練、多駢偶。郭預衡在其著作《中國散文史》中指出:“這兩部書畢竟產生于不同的歷史階段，思想傾向和文章風格自然不可能完全相同。這兩部書文風之不同，正體現了漢代史傳文章的發展變化之趨勢。”［1］324通過分析《史記》和《漢書》的語言特色，我們可以從中看出漢代文學由散而駢的發展軌跡。

一、《史記》語言曉暢，《漢書》語言典雅

《史記》行文流暢，明白易懂?！稘h書》則古雅嚴整，規范整飭，劉知幾評論《漢書》的贊:“辭惟溫雅，理多愜當，其尤美者，有典誥之風，翩翩奕奕，良可詠也。”［2］82《漢書》之典雅在論贊中尤其突出。大體看來，《史記》之曉暢與《漢書》之古雅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史記》多用俗字，《漢書》刻意仿古。鄭鶴聲言:“《史記》多俗字，《漢書》多古字，俗字多則閱者易識，古字多則雅而有致?！保?］163先秦典籍傳到漢代，其中有許多古奧難懂之詞句，司馬遷寫《史記》“不拘于史法，不囿于字句，發于情，肆于心而為文”［4］53，為了表情達意，不避俗語口語，對于先秦已有的文獻資料，往往采用流行的語言來代替艱深的古文字。下面試舉兩例:《史記•五帝本紀》:堯曰:“誰可順此事?”放齊曰:“嗣子丹朱開明?！眻蛟?“吁，頑兇!”不用。堯又曰:“誰可者?”讙兜曰:“共工旁聚布功，可用。”堯曰:“共工善言，其用僻，似恭漫天，不可。”堯又曰:“嗟，四岳，湯湯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其憂，有能使治者?”皆曰:“鯀可?！眻蛟?“鯀負命毀族，不可。”岳曰:“異哉，試不可用而已。”堯於是聽岳用鯀。九歲，功用不成。《尚書•堯典》:帝曰:“疇咨若時登庸?”放齊曰:“胤子朱啟明?！钡墼?“吁，嚚訟可乎?”帝曰:“疇咨若予采?”讙兜曰:“都，共工方鳩布功。”帝曰:“吁，靖言庸違，象恭滔天?！钡墼?“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僉曰:“于，鯀哉!”帝曰:“吁，咈哉，方命圯族?！痹涝?“異哉，試可乃已?！钡墼?“往，欽哉!”九載績用弗成。”《史記•五帝本紀》:象與其父母分，于是曰:“舜妻堯二女，與琴，象取之。牛羊倉廩予父母?！薄睹献?#8226;萬章上》: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牛羊父母，倉廩父母，干戈朕，琴朕，弤朕，二嫂使治朕棲?！庇缮厦鎺锥挝淖值膶Ρ瓤梢钥闯?，《史記》摘引前代史料的文字時，意思上雖然保持原文特色，語言上則多加潤飾，將原本古奧難懂之文變成淺顯通俗的今文。現代學者張舜徽在《廣校讎略》中也指出:“編述體例之善，未有逾于《太史公》者也。其善奚在?一言以蔽之，曰:能以當代語言文字翻譯古書而已……今觀《太史公》所載《尚書》文字，如《五帝本紀》之引《堯典》，《夏本紀》之引《禹貢》……莫不代奇詞以淺語，易古文為今字。其于《左傳》、《國語》、《禮記》、《論語》之屬，靡不皆然?！保?］10可見，研究者也看到了司馬遷常用當代語言翻譯古文這一文學事實。與司馬遷翻譯古文字不同的是，班固偏好古文奇字，如將《史記•季布欒布列傳》贊中“夫婢妾賤人感慨而自殺者”的“慨”改為“槩”。王鳴盛《十七史商榷》言:“《史記•自序》:‘小子何敢讓焉’，而《漢書》‘讓’做‘攘’?！稘h書•藝文志》亦云:‘堯之克攘’，今《尚書•堯典》云:‘允恭克讓’，此晉人所改?！保?］239對于《漢書》好用古字的情況，安作璋在《班固〈漢書〉評述》中作過簡單的總結:“《漢書》好用古字古義，當時人就有此種非議。如供給的‘供’，《史記》作‘供’，《漢書》作‘共’;嗜好的‘嗜’，《史記》作‘嗜’，《漢書》作‘耆’;蹤跡的‘蹤’，《史記》作‘蹤’，《漢書》作‘縱’;謙讓的‘讓’，《史記》作‘讓’，《漢書》作‘攘’，等等，不勝枚舉。故‘《漢書》始出，多未能通者’。非有文字學素養的人，確實不易看懂。”［7］《漢書》之好用古字，導致它一問世，即被公認為是一部難讀的書，需口耳相傳才能明其義，《后漢書•曹世叔妻傳》言:“時《漢書》始出，多未能通者。同郡馬融伏于閣下，從昭就讀。”［8］818《三國志•孫登傳》載:“權欲登讀《漢書》，習知近代之事，以張昭有師法，重煩勞之，乃令休從昭受讀，還以授登。”

(二)《史記》多引人物口語，保持原汁原味，《漢書》多用書面化語言?！妒酚洝分ㄋ讜詴尺€在于它的口語化傾向，書中常直接摘錄人物的口頭語;班固《漢書》則很少使用俗語方言，多用書面化的語言進行描寫，多敘述語言。典型的例子有:《史記•陳涉世家》:夥頤!涉之為王沈沈者!［10］1960《漢書•陳勝傳》:夥，涉之為王沈沈者!［11］1795《漢書》省卻一個“頤”字，口語色彩大減。“夥頤”兩字系楚語，夥，指多;頤，助詞，加在一起即“好多啊!”《漢書》省卻后，失去方言中原有情貌?！妒酚洝穼κ妨现械目谡Z化痕跡往往加以保留，如《十二諸侯年表》、《六國年表》以及先秦各世家的行文中，往往有“我”字，這是依據各國史記寫作時的遺留，《史記》保留“我”字，一方面是為了證明自己是摘錄原書，另一方面更顯親切，表明是原來本國史料身份的殘存?！稘h書》語言雅正，很少口語化痕跡，即使寫人物語言也多有加工，如《外戚傳》中李夫人對姐妹們陳述“不見武帝”的情由:“所以不欲見帝者，乃欲以深托兄弟也。我以容貌之好，得從微賤愛幸于上。夫以色事人者，色衰而愛弛，愛弛則恩絕。上所以攣攣顧念我者，乃以平生容貌也。今見我毀壞，顏色非故，必畏惡吐棄我，意尚肯復追思閔錄其兄弟哉!”［11］3952“色衰而愛弛，愛馳而恩絕”，語言工整，雖然出自李夫人之口，卻無一絲口語痕跡，倒似班固自己的總結。劉知幾曾批評班固“怯書今語，勇效昔言”，認為《漢書》刻意仿古，失去天然風味，這一批評是中肯的?！妒酚洝分猿尸F口語化傾向，與司馬遷的經歷密切相關。司馬遷一生行萬里路，破萬卷書，游歷甚廣，注重吸收民間文化營養，早年的漫游經歷不僅為他寫《史記》搜集了許多歷史資料，也為書中語言增添了許多民間色彩。班固缺少司馬遷的實踐經歷，他的出身、經歷以及時代都將他局限在書本，他只能做一個宮廷史家，這也是班固《漢書》更重文獻，多收典雅之文的重要原因。

(三)《史記》善用虛詞，《漢書》崇尚實詞。在1987年黑龍江省教委主持的鑒定會上，根據微機統計，《史記》全書單字4974個，“之”字13659個，句子116567個，最長的句子有43個字，可知《史記》多用虛詞。清人劉大櫆在《論文偶記》中說:“上古實字多，虛字少，典、謨、訓、誥，何等簡略，然文法自是未備?？鬃訒r虛字詳備，左氏情韻并美，至先秦更加疏縱。漢人斂之，稍歸勁質，唯子長集其大成?！保?2］8《漢書》崇尚實詞的運用，較少使用虛詞。楊樹達在《漢書窺管》卷六中言:“孟堅于《史記》虛助之字往往節去。”［13］431指出《漢書》往往刪去《史記》中的虛詞。當然，有些刪改是必要的，如《史記•項羽本紀》“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也”，《漢書•項籍傳》改為“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去掉一個“也”字，干凈利落，語勢增強。前人多以富贍形容《漢書》，《漢書》中詞匯不斷變換，同一個意思往往用不同的詞表達，如《傅常鄭甘陳段傳贊》:“廉褒以恩信稱，郭舜以廉平著，孫建用威重顯。”［11］3032“稱”、“著”、“顯”三個字表達的是同一個意思，實詞的變化反映出班固語言的豐贍。

二、《史記》用字不避繁復，《漢書》力求簡潔

對于《史記》、《漢書》用字之繁簡，歷來學者都有所論述，班彪認為《史記》“尚有盈辭，多不齊一”［8］，《漢書》中欲使文字整飭，刪削了許多所謂的“盈辭”。牛運震言:“它史之妙，妙在能簡;《史記》之妙，妙在能復。”(《史記評注》卷一)所謂“復”，即指司馬遷喜歡反復使用相同的句子或詞語來增強文章的表達效果。如:《匈奴列傳》贊語:且欲興圣統，唯在擇任將相哉!唯在擇任將相哉!［10］2919《太史公自序》: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禍，幽于縲紲。乃喟然而嘆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毀不用矣!”［10］3300疊句的使用有增強文勢的效果。重復陳詞，使作者之胸臆與悲慨盡顯紙上。班固為追求謹嚴，多所刪削，往往把疊句刪改為一句，如將《太史公自序》中這段話改為“是余之罪夫!身虧不用矣”。兩相比較，《漢書》語勢大減，情感也平淡許多。除了這種句子的直接重復，《史記》中還有許多字詞呈間隔重復，如《史記•項羽本紀》描寫巨鹿之戰時云:及楚擊秦，諸將皆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以當十，楚兵呼聲動天，諸侯軍無不人人惴恐。於是已破秦軍，項羽召見諸侯將，入轅門，無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視。［10］307三個“無不”連用，楚軍之英勇無畏、項羽之威名赫赫、各諸侯軍誠惶誠恐之態都躍然紙上。而到《漢書•項籍傳》中，卻刪除了后面兩個“無不”，神理頓失，句子語勢減損。錢鐘書引前人語評價:《考證》:“陳仁錫曰:‘疊用三無不字，有精神;《漢書》去其二，遂乏氣魄?！卑搓愂显u是，數語有如火如荼之觀?！炔∑淙邚投魅ァ盁o不”，則三疊減一，聲勢隨殺;茍刪“人人”而存“無不”，以保三疊，則它兩句皆六字，此句僅余四字，失其平衡，如鼎折足而將覆悚，別須拆補之詞，仍著涂附之跡。寧留小眚，以全大體……《漢書•項籍傳》作“諸侯軍人人惴恐”、“膝行而前”;蓋知刪一“無不”，即壞卻累疊之勢，何若徑刪兩“不有”，勿復示此形之為愈矣。［14］272肯定《史記》中疊字的運用，對《漢書》刪削疊字表示不滿。我們在體會《史記》中疊字疊句的精妙時，還應看到《史記》確實存在繁冗的毛病，如《漢書•袁盎晁錯傳》“從史盜盎侍兒”比之《史記•袁盎晁錯列傳》中“嘗有從史嘗盜盎侍兒”要簡潔。劉知幾曾舉例批評《史記》之繁瑣:孟堅又云:劉向、揚雄博極群書，皆服其善敘事。豈時無英秀，易為雄霸者乎?不然，何虛譽之甚也?！妒酚?#8226;鄧通傳》云:“文帝崩，景帝立?！毕蛉舻啤熬暗哿ⅰ?，不言“文帝崩”，斯亦可知矣，何用兼書其事乎?又《倉公傳》稱其“傳黃帝、扁鵲之脈書，五色診病，知人死生，決嫌疑，定可治。”詔召問其所長，對曰:“傳黃帝、扁鵲之脈書?！币韵滤?，盡同上說。夫上既有其事，下又載其言，言事雖殊，委曲何別?案遷之所述，多有此類，而劉、揚服其善敘事也，何哉?［2］457—458對《史記》行文之繁瑣非常不滿。劉知幾《史通•點煩》中史傳文當“除字”的十四個例子中，《史記》占了九例，可見劉知幾對《史記》的繁冗很不滿意。《漢書》力求簡潔，對《史記》多有省略，但有些省略并非必要。宋趙彥衛云:“《史記•高帝紀》云:‘高祖嘗繇咸陽，縱觀，觀秦皇帝?！喙虅h去一‘觀’字，失多少意思。”［10］19安作璋也說:“班固又好省字，如《李廣傳》、《竇田灌韓傳》、《酷吏傳》等，大多襲用《史記》原文，‘所爭只在二三字，卻失語氣之重。’有時甚至文理不通。如《史記•寧成傳》:‘操下如束濕薪’?！稘h書》則作‘操下急如束濕’。增一‘急’字去一‘薪’字，則不知所束為何物?！妒酚?#8226;高祖本紀》:‘高祖為亭長，乃以竹皮為冠，令求盜之薛治之?！稘h書》但云:‘令求盜之薛治’，刪一‘之’字，則文義不明?！保?］總而言之，《史記》語言恣肆，不拘一格，多用虛字，不避疊字疊句，常有一氣呵成之感?！稘h書》對《史記》多所刪改，力求雅正，有時反失《史記》之氣勢和生動，胡應麟說:“子長敘事喜馳騁，故其詞蕪蔓者多。謂繁于孟堅可也，然而勝孟堅者，以其馳騁也。孟堅敘事尚剪裁，故其詞蕪蔓者寡，謂簡于子長可也，然而遜于子長者，以其剪裁也。”［16］129繁簡都是相對的，當詳則詳，當簡則簡，一味求簡，反失卻原書意趣，可謂得不償失。

三、《史記》多散句，《漢書》多駢偶

每一個時代的文學語言都有它的特色，張新科曾論及史傳語言的發展變化:“先秦兩漢時期，史傳文學的語言由《尚書》的詰屈聱牙逐漸變得生動形象，長短句結合，參差不齊，適合于刻畫人物。從《漢書》開始，史傳語言已向著整齊方向發展，出現駢偶傾向，但總體上還是以散為主。”［17］92《史記》和《漢書》分別作為西漢和東漢的散文代表作，他們既是時代語言影響的產物，同時又推進了文學語言的進一步發展。錢基博曾從兩書淵源上論述《史記》和《漢書》的語言風格:“《尚書》之文，奇偶相生，音韻克諧，而《左傳》亦整齊多偶句，《國語》則《左傳》草稿，文亦如之，蓋皆散中帶駢者也。惟《國策》之文，句不限于長短，而氣多出于縱橫。班氏之文，衍《尚書》、《左氏》，寓偶于奇，而史公則出《國策》，化堆砌為煙云，變整密為疏蕩者也?！保?8］448認為《史記》淵源《戰國策》的疏蕩文風，《漢書》則與《尚書》、《左傳》相類，追求整齊駢偶。《史記》最常見的是長短句交替使用。如:王壽夢二年，楚之亡大夫申公巫臣怨楚將子反而奔晉，自晉使吳，教吳用兵乘車，令其子為吳行人，吳於是始通於中國。吳伐楚。十六年，楚共王伐吳，至衡山。［10］1448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市南門，募民有能徙置北門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10］2231長短句的交錯使用使文章錯落有致，有一種疏散自然的美?！稘h書》的行文，從其對《史記》的襲用情況來看，應該分為兩類:一類是襲用《史記》部分，另一類是班固新創部分。襲用部分主要采用散句，但有意識地整齊原文，傾向駢偶;新創部分則明顯偏于駢偶?！稘h書》在襲用《史記》時，往往整齊原文，力求駢偶，如《史記•劉敬叔孫通列傳》贊:“語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也;臺榭之榱，非一木之枝也;三代之際，非一士之智也?！保?0］2726《漢書》改為:“語曰‘廟堂之材非一木之枝，帝王之功非一士之略’。”［11］2131兩處引文意思相同，《漢書》去掉虛字，語言更加駢偶化，將原句的“臺榭之榱”、“三代之際”改為“廟堂之材”、“帝王之功”，語言更為典雅。《史記》中賦法運用還不多見，班固則多用賦法，《漢書》之序、贊與駢賦已沒有多大區別。如《外戚傳》趙氏姐妹得寵后的宮飾描寫:“皇后既立，后寵少衰，而弟絕幸，為昭儀。居昭陽舍，其中庭彤朱，而殿上髤漆，切皆銅沓黃金涂，白玉階，壁帶往往為黃金釭，函藍田璧，明珠、翠羽飾之，自后宮未嘗有焉。姊弟顓寵十余年，卒皆無子?！保?1］3989描摹宮殿器物與賦相似，極盡鋪陳?！稘h書•西域傳》贊:“孝武之世，圖制匈奴，患其兼從兩國，結黨南羌，乃表沙西，列四郡，開玉門，通西域，以斷匈奴右臂，隔絕南羌、月氏。單于失援，由是遠遁，而幕南無王庭……”［11］3928贊中以四言為主，三言、六言為輔，形同后世駢文。劉師培在論及兩漢文風時曾說:“西漢之時……若賈生作論，史遷報書，劉向、匡衡之獻疏，雖記事記言，詔書簡冊，不欲操觚率爾，或加潤飾之功，然大抵皆單行之語，不雜駢儷之詞;或出語雄奇，或行文平實，咸能抑揚頓挫，以期語意之簡明。東京以降，論辨諸作，往往以單行之語，運排偶之詞，而奇偶相生，致文體迥殊于西漢。”［19］116指出文章從西漢到東漢由散體向駢偶的漸漸過渡，而這種過渡在西漢散文代表《史記》和東漢散文代表《漢書》兩書中得到了集中體現，兩書的文風差異直接投射出兩漢時代文風的不同。

綜上，《史記》行文多用散體，不避口語俗語，這使得《史記》中的語言既有文人語言的精煉流暢，又有民間語言的豐富生動;班固身為漢賦大家，《漢書》多排偶駢儷，崇尚藻飾，行文中注重語言的音韻美，多用古字。兩人在語言上的偏好形成了兩書截然不同的風格，也反映出從西漢到東漢文學由散體向駢體的發展趨勢。需要指出的是，《漢書》刻意求古，有時不免以辭害意，這也是東漢以降治《漢書》者多以其通訓詁之學的原因，但《漢書》追求的典雅、工整、凝練總體上推動了文字的駢偶化，直接影響了魏晉南北朝文風駢偶化的發展，后世蔡邕、范曄、潘岳、陸機、沈約、任昉，皆以班固為師，沿著《漢書》論贊的體系發展。唐宋八大家則以司馬遷為師，沿著《史記》的體系發展，終于演變成為我國文學史上著名的駢、散之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