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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類各不相同的文化模式中，東方與西方兩大迥然相異的文化一直是人們研究的重點。文化的不同對于文學領域的研究發展則有著不同的導向作用。東方文化的含蓄抒情，西方文化的現實嚴謹引導著東西方的文學評論走上了兩條完全不同的道路。那么，究竟該如何理解這種差異以及其作用究竟是什么?本文將對其進行解答。英美文學作為特定地理歷史社會環境中出現的文學，是植根于西方自由精神、在特定社會條件下歷經幾個世紀而發展起來的現象。人類社會文明發展的歷程是人類以及其自身所生存的社會由低到高的文化發展與演進的歷史演變過程。西方英美文學精神的演進，主要經歷了以人與自然、人與神、人與物、人與自我為對象的四個發展階段。因其包含范圍廣、內容多，歷來都有不少對其進行鑒賞評論的文章，鑒賞評論的角度、方法也都各不相同。本文則獨辟一徑，通過分析東西方文化差異，進而探究東西方對于英美文學的不同鑒賞角度與方式，從而探討東西方文化差異在這一鑒賞評論過程中所起到的價值導向與評價功能。

一、東西方文化差異之表現

自有文明以來，人類經歷過不同類型文明之間的碰撞與交流。而在這之中，古老的中華文化與以古希臘文明為源頭的歐美文化之間的碰撞與交流則更是為各類學者所注目。首先，盡管一般文化都有大體一致的內容要素和基本結構，但是每一個穩定的文化系統卻都有自己不同的側重點或中心目的。基于此，我們可以認為東西方文化在其基本精神上是有差異的。(本文中東方文化統一以中國文化為例，西方文化則以英美文化概述。)也就是說東西方文化的最大差異首先表現在各自文化精神的核心是不一樣的，東方文化以人文傳統為核心，而西方文化則以科學精神為核心。根據這一論斷我們可以說，中國的文化是對人的反思，而西方文化的科學精神則體現在理性精神、客觀態度與求真的執著等方面。其次，中西方不同文化特質也離不開對兩種語言系統的比較。美國語言學家薩丕爾、沃爾夫師徒所創立的“薩丕爾—沃爾夫假說”認為，語言不同的人們應該具有相應的不同的思維模式，語言決定了人們的思維，思維不能脫離語言而存在。漢語的妙處就在于“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鏡中之像”“羚羊掛角，無跡可求”，有些飄忽不定，而西語則是板上釘釘，一絲不茍。就如同一首小詩《清明》:“清明時節雨紛紛，路上行人欲斷魂。借問酒家何處有?牧童遙指杏花村。”在漢語中，有人能將其重新斷句變為“清明時節雨，紛紛路上行人。欲斷魂。借問酒家何處?有牧童遙指杏花村”。這樣一來，意思仍通，但形式上就像詞了。流傳的關于此詩的英文版大約有七種，然而無一例外都要逐詞逐句翻譯，就如“斷魂”一詞，無非只能用“heart”來做文章。無法表現出作者內心的那種惆悵憂郁之情，可見西語之用詞著實嚴謹。再次，中西文化中藝術這一分支也存在著很大的不同。從總體上來說，中國藝術體現出強烈的寫意性、程式化和整體感、運動感，追求內容與形式的高度和諧。西方藝術則體現出強烈的寫實性、科學性和真實感，在追求內容與形式的和諧的同時，常常也表現出偏重形式的傾向。概括言之，就是中國藝術重于“寫意”，而西方藝術則重于“寫實”。中國藝術中的“寫意”是指以作者的主觀表現為出發點的藝術表達方式，也就是以不同的藝術形式描繪客觀事物在作者心中的投影，以意統形，亦即東方藝術家所苦苦追求的“意境”之說。而西方藝術則是竭力強調滿足視聽真實之美，從而更加注重對外在客觀世界的捕捉。這種思維方式外向型的特點以及尋求圓滿的欲望和認識的階段性局限之間的矛盾和沖突又使西方藝術在模仿的對象以及模仿的方法和手段上不斷發生新的變化，成為西方藝術流派眾多、花樣翻新的動力。既然要談到文學鑒賞，那么東西方文化中關于文學方面的差異則不得不提。有研究表明，中國文學與西方文學不僅顯示出不同的文化內涵、截然異趣的風格特色，而且在其成長歷程中還顯示出雙向悖逆的不同發展趨向。傳統中國文學以抒情為表現中心，重視作者本人的主觀情意的表達。而西方古典文學傳統則更加關注反映客觀現實，借以引導讀者認識其自身的生存狀態與生活中的真善美。很明顯的例子就是從中國歷代流傳下來的詩歌。從大量詩歌中我們可以看到，大部分詩歌以抒情為主，而敘事文學則少之又少。反之，西方文學中即使是詩歌也離不開敘事，從而形成了源遠流長的史詩傳統。例如，《荷馬史詩》《伊利亞特》和《奧德賽》等。

二、英美文學中東西方鑒賞角度及評價之不同———以卡夫卡、海明威為例

在西方，“文學鑒賞”更多地被稱為“文學評論”，盡管在某些微語意上來說“鑒賞”與“評論”是存在著不同的，但是在本文中，將對這兩個概念作為一種含義來理解，即在欣賞文學作品的同時運用文學理論對文學現象進行研究、探討，揭示文學的發展規律，以指導文學創作，并從中獲得對文學作品中藝術形象的具體感受和體驗，引起思想感情上的強烈反應，得到審美的愉悅和享受。以下，將對讀者所熟知的幾位作者的作品進行適當剖析，以期發現基于東西方不同文化背景下將對同樣的作品予以怎樣的鑒賞與評論。卡夫卡是我們都比較熟知的一位有個性的作者，他的《變形記》《城堡》等作品可謂是深入人心。西方評論者關于《城堡》以及卡夫卡其他小說的主題內涵有三種解釋:(1)猶太人長期漂泊，試圖尋找精神家園;(2)人類尋找上帝;(3)人類追尋真理和人生目的。然而美國作家及文化評論家蘇珊?桑塔格指出，關于卡夫卡的三種評論是屬于社會分析、宗教分析、心理學分析，這與卡夫卡的藝術全無關聯，因為這些評論完全注重卡夫卡小說的內容而不注重藝術本身。相反，再來看我國學者對其鑒賞評論的內容:“卡夫卡的小說思想內容荒誕離奇，藝術形式新穎別致，采用平鋪直敘的手法講述一個內容嚴肅的故事，形成了獨特的藝術特點:象征性、荒誕性、冷漠性、意識流。他善于利用富有實感的形象來反映生活，探求人生哲理，揭示現實世界中的困境。小說結構緊湊，行文簡潔流暢，語調平淡冷峻。”由此可以看出，東西方評論者在評論立足點上還是有較大的不同的，西方學者在“寫實性”思想指導下更注重剖析作品中的主旨，揭示深層次哲理性通識意義，而東方學者在“寫意性”思想指導下則注重個體作品研究，挖掘作品中的藝術特色表現手法等，并且東西方文學評論在用詞以及行文邏輯上也是有很大的不同的。美國馬克思主義評論家弗雷德里克?詹姆遜曾評論說，海明威小說中的“硬漢崇拜”現象不過是作者本人“個人神話”或“自我戲劇化”的一種象征性隱喻。在一個異己的商業社會之中，硬漢形象是海明威對社會生活中實際矛盾的一種想象性的解決，海明威的小說創作不過是作者本人遏制資本主義社會的一種策略性活動。而中國評論家則認為海明威作品中所塑造的“硬漢形象”堅忍剛毅、勇敢正直，他們的“硬”不僅在于勇于抗爭、視死如歸，更在于他們忍受苦難的能力以及對待失敗的優雅風度。面對戰爭的噩夢以及荒誕的生存境遇下的失落、迷茫的困擾，撫摸身上的創傷，建立起生存的法則:“一個人并不是生來就給打敗的，你盡可以把他消滅掉，可就是打不敗他。”這種對待命運的態度，是在特定時代條件下，一個民族的生活哲學體現。同樣是一個“硬漢”形象，西方學者從現實出發解讀出的是作者個人的理想化，而東方學者則認為是隱喻一個民族的生存哲學。西方文化的核心精神是客觀求實，因此，對于作品主旨的升華總是十分慎重，輕易不上升一個層面來進行總結，也就是說嚴格尊重客觀現實;而東方文化的核心精神則是人文精神，注重對人本身的反思，這一反思可以是個體本身，可以上升到群體社會，甚至是全人類都為之適用。這也是中國文化中始終強調的“經世致用”的道理。

三、文化差異在文學鑒賞中的導向作用

20世紀以來，對于文學作品的分析評論中國學者更多地采用了西方的文學理論，究其原因，概說因中國文學理論不成體系。其實按照中國文化傳統來看此話不無道理，歷覽古今的文學評論作品，無論是對中國還是英美文學的評析都是注重單體研究，分析單個作品的藝術特色、思想意義等，注重感性研究，而沒有將不同作品的共同點提煉升華。相反，西方評論家在西方理性思維引導的尊重現實的文化傳統指導下則根據時代特點著重分析不同作品中的共通性，從而將文學作品劃分出古典主義、啟蒙主義、浪漫主義、現實主義、象征主義、表現主義、超現實主義、存在主義、荒誕派、魔幻現實主義以及女性主義文學等不同文學流派，且每一流派都有自己獨特的文學理論。不但如此，20世紀西方文學評論也有精神分析批評、神話－原型批評、馬克思主義批評、女性主義批評、新歷史主義批評、文化研究論、后殖民主義批評等理論。可見西方的理論思辨性較之東方是有過之而無不及的。

總之，東西方文化間的差異在英美文學鑒賞這一領域中起到了無可替代的作用。西方文學依靠其強大的理性文化為基礎，發展出了一套完備的文學流派劃分與文學評論理論體系，這對于研究鑒賞英美文學作品有著極其重要的作用。而這也對中國文學評論者提出了一個嚴峻的挑戰，如何構建我們自己的英美文學評論理論體系便是重中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