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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有一位對新文學的成長投入了滿腔熱情，披荊斬棘、勇往直前地積極開拓的元勛，這就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先驅作家胡適先生。過去很長一段時期，我們由于受極左思想的影響，關于胡適對白話文學的貢獻，常戴著有色眼鏡來評價這位為新文學的發展做出過卓越貢獻的歷史人物，也很少對其作出客觀公允的評價。這既違背了史家“不掩惡，不溢美”的作史道德，也不符合唯物主義者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因此，我們應當對五四新文化運動的興起作一個全面的回顧，對在這場聲勢浩大影響深遠的文學運動中立下汗馬功勞的胡適先生重新認識和評價。

胡適對白話文學的貢獻主要在詩歌和文學主張方面。早在1915年，二十四歲的胡適在留學美國時，就破天荒地提出了“文學革命”的口號。當時與胡適一同去美國的青年，支持胡適的人寥寥無幾，但胡適文學改革的意志異常堅定，可以說是義無反顧。當他的好友梅光迪反對他時，胡適寫了一首詩進行反駁并自我鼓勵：梅生梅生毋自鄙！神州文學久枯餒，百年未有健者起。新潮之來不可止，文學革命其時矣。吾輩誓不容坐視，且復號召二三子。革命軍前杖馬褂，鞭笞驅除一車鬼，再拜迎入新世紀！作歌今送梅生行，狂言人道臣當烹。我自不吐定不快，人言未足為重輕。胡適在這首如同大白話的詩中，第一次明確提出了“文學革命”的口號。這一主張早于《新青年》三年，可以說，文學革命發軔于胡適一點都不夸張。與此同時，胡適更不顧在美國留學的同仁們的反對，自己嘗試著用白話作文寫詩、寫劇本。他的《嘗試集》是我國現代文學史上第一部白話詩集，盡管其詩歌寫得幼稚且缺乏情趣，但詩集的開拓之功是不容磨滅的。他在1916年8月4日寄給好朋友任叔永的信中說：“我自信頗能用白話作散文，但尚未能用之于韻文，私心頗欲以數年之力，實地練習之。倘數年之后，竟能用白話作文作詩，無不隨心所欲，豈非一大快事？”胡適極力主張廢除文言文，改用人民群眾的口頭語言作詩、作文，他說：“今日所需，乃是一種可讀，可聽，可歌，可講，可記的言語。要讀書不須口譯，演說不須筆譯；要施諸講臺舞臺而皆可，誦之村嫗婦孺皆可懂。”當他的好朋友都竭力勸他莫冒險提倡白話文學時，胡適的決心更大，他說：“吾志決矣。

吾自此以后，不更作文言詩詞。”可見他在思想上做好了失敗的打算，抱定了百折不回的決心。這些對文言痛加排斥，全盤否定而又不遺余力地實踐新文學的觀點為白話文學的產生和發展奠定了理論基礎。不僅如此，胡適還在報紙上和給朋友的信中大肆宣傳白話文學，主張人們都摒棄文言文，改用白話文。他從中國文學史中梳理出白話文學的傳統，指出了文學發展的趨勢，更從歐洲文學革命取得的經驗中獲得啟發，斷定以口語代替遠離口語的毫無生氣的古文是不可抗拒的歷史潮流。雖然他的文學革命主張受到了復古派的圍攻和喧囂鼓噪，盡管他只有單槍匹馬一個人，但他始終毫不懈怠地為白話文學吶喊，文學革命的信念從來不曾動搖過。1917年1月，胡適在《新青年》上發表了他著名的論文《文學改良芻議》。這篇在復古派看來非常荒唐而又離經叛道的文章，卻為白話文學注入了一支強心劑，是一篇討伐文言文的戰斗檄文。在這篇文章中，他旗幟鮮明地提出了文學革命的八項主張：一曰，須言之有物。二曰，不摹仿古人。三曰，須講求文法。四曰，不作無病呻吟。五曰，務去濫調套語。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講對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語。

今天看來這八項主張并不算多么新穎驚人，可那時卻是驚世駭俗之語。這八項主張實是對空洞無物的文言文徹底鏟除，雖然有些觀點并不是很完美，但它對僵死的文言文已構成摧枯拉朽的掃蕩之勢。這些文學主張的拋出奠定了胡適作為文學革命大旗手的歷史地位。

當然，胡適作為一個資產階級的學者、詩人、文學理論家，他的思想感情同勞苦大眾的思想感情還有不小的距離。因此，他的文學革命主張也只能是在推翻古文學，提倡白話文學方面產生積極的作用。它不可能構建一種內容充實，生動活潑，帶有勞動人民感情，為廣大的勞動人民所喜聞樂見的嶄新的文學形式。但是胡適在新文學誕生期，為新文學的滋生、培育，身體力行地親身實踐，為新文學的發展做出的貢獻是不容置疑的。當我們回顧那段翻天覆地的歷史時，無論如何，都應該肯定這位新文化運動先驅曾經立下的豐功偉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