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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國的“熱”，既反映了中國民眾對領袖的誠摯情感和衷心愛戴，又是中國社會政治文化的歷史折射。可以說，它與新中國的歷史是密不可分的，它對新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乃至整個社會生活所產生的影響都是無法估量的。

關鍵詞：熱；神化；歷史；研究

中國的“熱”，大致經歷了這樣幾個階段：建國以前的醞釀時期，五十年代的預熱階段，六、七十年代的狂熱時期，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回歸熱階段。在它的整個發展演化過程中，每一階段的具體原因、表現形式和特征是有差別的。

一、建國以前的醞釀時期

中國的“熱”，可以說是以延安時期的《東方紅》歌曲的出現為開端的。《東方紅》歌曲歌詞寫道：“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個大救星。他為人民謀幸福，他是人民的大救星。”從此以后，紅太陽作為一種象征和借喻，專門用來比喻偉大的領袖了。于是與“革命的領路人”、“革命的救星”、“偉大的領袖”聯系在一起了。這首歌曲在民眾中廣為傳唱，在抗日民主根據地和解放戰爭時期的解放區掀起了第一次“熱”。這一階段“熱”的主要表現形式，是自從遵義會議確定在全黨的歷史地位以來，的領袖形象就開始不斷地出現在一些公眾的場合之中。在迅速傳唱的《東方紅》歌曲聲中，根據地、解放區各種會議、文件、報刊、書籍、廣播以及各種文藝形式，都逐漸加強了對的宣傳力度，的畫像、照片等開始大量印刷發行，出版的著作也不斷增多。例如，在美術創作中，據《新中華報》1939年5月16日報道：在魯迅藝術學院舉辦的周年紀念展覽會上，就出現了、孫中山等革命領袖的畫像。被稱為“中國的羅丹”的王朝聞，在延安時期就創作了、斯大林和魯迅的雕像。“魯藝”學員凌子風，在中共“七大”召開前夕，就最早制造了像章。1946年12月，晉冀魯豫解放區在山西省長治舉辦的《“蔣軍必敗我軍必勝”的時事館》展覽中，就有一巨幅全身像，畫面上寫著“我軍必勝”的大字，表現了無數英勇的邊區子弟兵，團結在周圍，參軍、生產、捐獻、慰勞，為獨立、自由、民主、幸福的新中國而奮斗。在東北解放區1947年5月舉辦的愛國自衛戰爭戰績展覽會上，也出現了、朱總司令等人的巨幅畫像。不僅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主要報刊上大量發表了領袖形象的美術作品，就是在一些剛剛被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軍隊解放的城市里，的巨幅肖像也出現在大街小巷等公共場所。

這一階段“熱”的主要原因在于，首先是在共產黨內領袖地位的確立。1935年長征途中的遵義會議，初步確定在全黨的歷史地位。到了20世紀40年代初期，在黨內的領袖地位趨于穩定，并得到共產國際的認可。1943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推定為主席，這無疑最終確立了的領袖地位。1945年中共七大，確立了思想在全黨的指導地位。其次是對中國革命的巨大貢獻和在民眾中的巨大影響。在人們的心目中，“功比天高，恩比海深”，享有極大的威望，他的非凡的人格魅力也為人民群眾所折服。人們把拯救他們出水火的共產黨主要領導人加以熱愛、崇敬和擁戴，也就不足為怪了。第三是為了配合對敵斗爭的政治需要。在革命戰爭年代，為了樹立一面政治斗爭的旗幟，宣傳和擴大中國共產黨的政治影響，更好地團結全國人民，鼓舞革命人民的斗志，爭取中國革命的勝利，黨中央有意識地加強了對及其思想的宣傳，開始有步驟地樹立的權威，這無疑對根據地、解放區的“熱”起了推動作用。

這一階段“熱”的主要特征在于，首先是民眾的自發性。民眾是發自內心的、真誠地表達了對領袖的熱愛和稱頌的樸素感情，并不是由于外界的壓力或誘導，更不是黨和的提倡。由陜北農民李有源唱出的《東方紅》，到人民白發地給送上“人民救星”的牌匾，都表達了人民對的感謝和崇敬之情。其次是局部性。這一階段“熱”僅局限于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根據地和解放區的范圍之內，在全國其他地區雖有影響，但直到建國前，還不具有全國性質。

二、五十年代的預熱時期

隨著中國革命的勝利和新中國的建立，舉國上下掀起了“跟著走”的熱潮。在開國大典上，游行群眾高呼“萬歲”，無疑表達了人民對的感謝和崇敬之情。“走到哪里，哪里就是歡樂的海洋。”這在50年代的中國是極其普遍的現象。

這一階段“熱”的主要表現形式，首先是全國范圍內開展學習著作活動。其次是頌揚的文藝作品大量出現。建國后十七年的詩歌，相當一部分是歌頌領袖的，如湖南民歌唱道：“天上的太陽紅啊紅彤彤呃，心中的太陽啊。他領導我們得解放啦，人民翻身當家作主人。”在美術領域有關領袖題材創作的作品就更多了。比較有影響的美術作品有：董希文的《開國大典》作為現代油畫的經典作品，將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這一歷史瞬間定格在畫布上。這幅精心杰作，從它誕生那天起就備受人們的關注，受到人民群眾的喜愛，還受到和的稱贊。看了這幅畫以后說：“是大國，是中國。”“我們的畫拿到國際間去，別人是比不過我們的，因為我們有獨特的民族形式。”目林崗于1950年創作的《群英會上的趙桂蘭》，原名《黨的好女兒——趙桂蘭》，所創造的表現領袖題材的構圖方式以及表現形式，都深深地影響了以后的年畫創作。葉淺予創作的《全國各民族大團結》，居于畫面的正中間，以、與各族人民在一起，舉杯祝酒的象征性情景，喻示了欣逢盛世的各族人民對領袖的愛戴和團結一致建設祖國的信念。此外，這一時期的美術作品還有：王式廓的《和我們一起勞動》、董希文的《鼓足干勁》，李琦的《在十三陵水庫》，劉文西的《在身邊》，羅工柳的《同志在井岡山》等。

這一階段“熱”的主要特點在于：首先是全國性，出現了全民學習著作，過分宣傳的熱潮。其次是神化的現象在文藝作品中不斷出現，且隨著全國范圍內對的過分宣傳而日益加劇。雖然在有關領袖題材的文藝創作中，除了政治熱情之外，藝術家們投入了真摯的感情，創作了一批成功表現形象的作品，其中許多堪稱經典，深受群眾喜愛。第三是有限性，不象60年代以后那么盲目、那么狂熱。這當然與這一時期黨和本人仍然努力保持謙虛謹慎的作風有關。

三、六、七十年代的狂熱時期

六十年代以后，特別是在十年“”時期，是中國“熱”的高潮和狂熱時期。產生這種現象的主要原因在于：首先與的個人因素有關。縱觀的一生，大致說來，1958年以前，并未被巨大的勝利和萬歲聲所陶醉，對個人崇拜是厭惡的、反對的、保持警惕的。例如在建國前夕召開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在會上特別提出兩個“務必”的要求，指出：“禁止給黨的領導者祝壽，禁止用黨的領導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業的名字，保持艱苦奮斗作風，制止歌功頌德現象。”為全黨規定了六條：一不作壽；二不送禮；三少敬酒；四少拍掌；五不以人名作地名；六不要把中國同志和馬、恩、列、斯平列。建國后又多次重申。可是到了1958年以后，在個人崇拜問題上的態度發生了明顯的倒退。這年3月召開的成都會議上，將個人崇拜分為兩種：一種是正確的，如對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正確的東西，我們必須崇拜，永遠崇拜，不崇拜不得了……另一種是不正確的個人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從，這就不對了。還抱怨說：中國藝術家畫我和斯大林的像，總比斯大林矮一些。的這番話，貌似有理，實則不然。凡個人崇拜必盲目服從，決無正確與不正確之分，崇拜真理與個人崇拜完全是兩回事。對的個人崇拜在黨內逐漸滋生、發展并向社會上蔓延，直至“”期間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在社會上形成盲目、迷信的“熱”，可以說是與的不謹慎和縱容等個人因素有著密切的關系。

這一階段“熱”的第二個主要原因在于：黨和國家政治制度的缺陷。梁漱溟在1978年2月15日全國政協五屆一次會議上評說：“的這種搞法，自然是人治，而不是法治。憲法也限制不了他的所作所為。”長期以來，“種種歷史原因又使我們沒有能把黨內民主和國家政治社會生活的民主加以制度化、法律化，或者雖然制定了法律，卻沒有應有的權威。”黨的權力過分集中于一個人身上，又缺乏相應的有效的監督、制約機制，“他逐漸驕傲起來，逐漸脫離實際和脫離群眾，主觀主義和個人專斷作風日益嚴重，日益凌駕于黨中央之上，使黨和國家政治生活中的集體領導原則和民主集中制原則不斷受到削弱以至破壞。”再加上一些陰謀家、野心家、兩面派、偽君子利用的失誤，利用了廣大人民對的熱愛和敬仰，乘虛而入，兜售其奸，奏響了個人崇拜的圣歌，制造了史無前例的造神運動。

這一階段“熱”的主要表現形式：首先是被請上“神”壇。1966年5月1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大談個人崇拜，鼓吹是天才：“的話，句句是真理，一句超過我們一萬句。”“誰反動他，全黨共誅之，全國共討之。”在之流對一聲高過一聲的贊頌和吹捧聲中，對的個人崇拜日甚一日，“熱”空前升溫，到“”期間發展成為一場罕見的“造神”運動。

1966年8月18日，身穿綠軍裝，登上天安門城樓，接見并檢閱了以紅衛兵為代表的百萬文化革命大軍。被戴上了“紅衛兵”袖章，“萬歲”歡呼聲響徹云霄。從此以后，“四個偉大”——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以及“我們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陽”成了的代名詞；“三忠于”——忠于、忠于思想、忠于的革命路線；“四無限”——無限熱愛、無限信仰、無限崇拜、無限忠于以及“警死捍衛”成為人們行為的最高準則；“敬祝萬壽無疆”成為最美好的祝愿；“萬歲”成為最響亮的口號和使用頻率最高的文字；從當時的報刊上，我們經常可以看到這樣的話：“我們學會的第一首歌是《東方紅》，我們學會的第一句話是‘萬歲’。”一個外國人隨手拿起一張1966年9月4日的《人民日報》，他發現，六個版面上的名字竟出現了280次。據他說，斯大林在世時最后一次蘇聯國慶日出版的《真理報》上，斯大林的名字在六版中也才提到99次。他感嘆道：“對毛的崇拜已到了使斯大林相形見絀的程度。”

這一階段“熱”的第二個主要表現形式：文藝作品中集中宣傳。除了電影、戲劇、舞蹈等藝術門類中沒有直接表現的光輝形象外，當然其中也有宣傳與贊頌及其思想的。在詩歌、音樂、美術等領域，刻畫、表現的光輝形象，展現偉大人格，宣揚和歌頌思想，是這些藝術門類創作的主要內容和所要完成的頭等的政治任務。“”之前的大型音樂史詩《東方紅》，使這首歌頌的歌曲在“”中被推上“圣歌”地位。當時有人說：《義勇軍進行曲》被認為是我們的國歌，《東方紅》是我們的黨歌。在1970年4月22日中國發射的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東方紅》一號上，就專門播放《東方紅》樂曲。地位僅次于《東方紅》的是《大海航行靠舵手》歌曲：“大海航行靠舵手，萬物生長靠太陽。雨露滋潤禾苗壯，干革命靠的是思想。”人們最為熟悉的例子，就是在“”前期的許多群眾集會上，最后都要由總理親自指揮群眾齊唱《大海航行靠舵手》。“語錄歌”、“詩詞歌曲”廣為傳唱，是“”中最具時代特色的產物之一。在十年“”中，中國美術界幾乎所有沒被打倒或批判的專業美術工作者，都參于了以為題材的美術創作活動。美籍學者梁莊愛倫在論及中國“”時期的美術時說：“在整個中，的肖像和思想主宰了當時的美術。”從官方的正式報紙到民間的紅衛兵美術報刊，以及在紅衛兵美術展覽中，“從大型泥塑到小巧的紀念章，從巨幅油畫到精細的剪紙，每一件作品，都是為了宣傳戰無不勝的思想，歌頌我們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陽。”肖像創作成為主潮，并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繁榮局面。在整個美術界進行的有關題材的美術贊歌中，產生了一批當時十分有影響的美術作品。《去安源》油畫因受的賞識與特定政治因素的影響，而成為“”中美術界的“樣板蜮”，與“八個樣板戲”一道成為“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的又一優秀范例”，是藝術領域最高成就的象征。這幅畫的作者劉春華也因此聞名全國，盡人皆知。當時對《去安源》這幅畫的宣傳規模，在文藝評論史上，在新聞報導史上可以說都是罕見的。以上海《文匯報》為例，1968年7月2日至20日，短短19天中就動用了12期報紙，其中包括9個專版，或發社論或發編輯部文章，還有各種各樣的綜合消息，或占用一版頭條，或占用整個一版，或大字圍框，在歷史上從沒有一張畫受過報紙這樣的“恩遇”。《去安源》是當時影響最大、發行量也最多的一幅美術作品，據說共發行了九億張。

這一階段“熱”的突出特征在于：首先是全民的狂熱。民間至今還流傳著這樣一個故事：“有一個紅衛兵在天安門城樓上曾握過的手，于是，……回到家里，他讓所有認識和不認識的人都仔細地觀看了他那雙細嫩的手，但不可觸摸。從此，他拿任何東西都用左手，而不用右手，因為右手是握過的，他不能讓任何東西玷污了它。同時，他還精心用一只白手套戴上，手心里用紅絨端端正正地繡上了：曾握過這只手1966年8月18日。”陷入到迷信和盲目的程度，的言論，是比《圣經》對于虔誠的基督徒更為重要的真理；是完美無缺、萬能的，誰敢提到有缺點和不足，則馬上被認為不正常，甚至是反動的；的畫像、紀念章、語錄都是神圣之物，絕對不允許任何人玷污和攻擊。從普通人民愛戴的偉大領袖，逐漸變為中國人心目中至高無上的“神”，是不犯任何錯誤、不食人間煙火的圣人。

其次是在藝術作品中公開將有意神化，在藝術中的形象愈來愈抽象化和理想化，也正是這種抽象化和理想化，使愈來愈有力量，這毋寧是一種類似宗教的現象。美籍學者梁莊愛倫在論及中國“”時期的美術時說：“有必要對毛的肖像在風格和內容上進行考察，當然，內容突出反映毛的思想和對他的極端個人崇拜。……通常情況下，毛稱自己是人民中的一員，在大量的圖像中總顯示他在一群孩子或工人中間。但當對毛的崇拜加深時，毛的形象也相應地改變了，他和群眾的不同關系變得十分明顯。在《走遍祖國大地》和《緊跟的偉大戰略部署》兩畫中，毛的半身像占據了畫面的大部分，《走遍祖國大地》一畫以上海市的鳥瞰為背景，在他的腳下是無邊的人海與旗海，朵朵白云在其間飄浮，赫然聳立白云之上，顯得壯麗輝煌，藝術家們把他畫得像上帝一樣，完全脫離了人民。在另一幅《緊跟的偉大戰略部署》中，的列寧式的姿態，看起來確實是被渺小的無足輕重的群眾推向高處——當他出現在紅旗飄飄、大浪排空的景象中時，這種對毛神化的形象甚至超過了對列寧崇拜的肖像。”

如果說社會上對的狂熱崇拜導致了藝術上對的神化，而藝術將請上“神壇”又對社會上對的個人迷信和個人崇拜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四、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回歸熱階段

1976年逝世，“”結束，特別是1978年5月《光明日報》發表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以后，長期禁錮人民的思想枷鎖解除了，的神壇動搖了，建國后持續達十幾年之久的第二次熱停止了轟轟烈烈的形式。對的頌揚從報刊雜志、影視媒體中消失了。不僅如此，貶抑的言論隨處可見，甚至某些有影響的大報也發表文章“討伐”。1981年6月，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作出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的功過是非和思想的歷史地位作出了科學的結論，在社會上形成了“”之后的第一次“熱”。從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末開始，中國大陸又掀起了一股強勁的“旋風”。

這一階段“熱”的主要表現形式：出售和佩戴的像章，懸掛和供奉像，歌唱的歷史歌曲，出版有關的書籍，觀看的影視作品，評說和研究等現象，在全國形成時尚，熱潮迭起。例如，據出版管理部門反映，1989年以來，全國各地對標準像的需求不斷增長，僅人民美術出版社一家，1989年共印制發行了標準像(不包括生活照)37萬張，1990年印制了229.5萬張，1991年底，印制500萬張，三年累計達766。5萬張。不僅如此，神話在民間再度出現，將作為神來供奉或當作驅邪退鬼的鐘馗，“保平安，趙公元帥保發財。”汽車司機在駕駛室里掛貼像，個體戶和小販也戴起了像章或在他們做生意的地方掛起的像，以求好運。

這股“熱”不僅在中國城鄉悄然興起，就是在世界上也是熱浪滾滾。1987年，美國學者斯圖爾特·施拉姆的《》翻譯出版，揭開了中國建國后第三次“熱”的序幕。日本人編輯出版的《著作集》有20余卷。國家很多國家的文人、學者、專家都在研究。

這一階段“熱”的主要特征在于：首先是理性。盡管在民間帶有迷信、盲從色彩，但從總體方面而言是理性的。人們不再是簡單地狂熱地頌揚和崇拜，不再將看作是高高在上的神，不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圣人，而是回歸于一個真實的人的位置。“人所具有的一切我都具有”，同樣也具有。他是一個偉人，又是一個凡人；他既有偉人的雄才大略，也有凡人的七情六欲；他是叱咤風云的英雄，也有凡人的兒女情長；他既有巨大的成就，也有嚴重的失誤……。其次是的形象開始大量出現在影視舞臺中。去逝后，億萬人民群眾熱切希望的偉大形象能再現于影視舞臺。從1977年起，的藝術形象開始走向舞臺和影視屏幕。《四渡赤水》、《西安事跡》、《開國大典》、《和他的兒子》、《大決戰》、《開天辟地》、《的青年時代》等，都真實、可信、歷史地再現了的偉大形象，使像新聞人物一樣被人們廣泛地談論，更是將這一時期的“熱”推向了高潮。通過一個又一個的藝術形象，喚起了老同志對的回憶和懷念，喚起了青年人對的信賴與崇敬。

總之，對中國革命所作出的巨大貢獻和在民眾中產生的巨大影響，是中國“熱”產生的前提條件。中國民眾熱愛、崇敬和擁戴領袖的樸素感情，是中國“熱”深厚的民眾基礎。撇開其中的盲目、迷信和狂熱的成分不論，“熱”對于歌頌的偉大業績、宣傳思想和擴大中國在國際上的政治影響方面，起到了一定積極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