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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研究與分析兒童睪丸扭轉家長醫學應對方式及影響因素。方法選取2016年1月－2019年6月105例兒童睪丸扭轉家長為研究對象，將家長的醫學應對方式采用醫學應對方式問卷進行評估，比較不同年齡、性別、文化程度、社會支持程度、情緒狀態、居住地、婚姻狀況、睪丸扭轉程度、職業情況及經濟狀況者的評分結果，并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兒童睪丸扭轉家長醫學應對方式的影響因素。結果不同年齡、性別及婚姻狀況家長的醫學應對方式評分結果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不同文化程度、社會支持程度、情緒狀態、居住地、睪丸扭轉程度、職業情況及經濟狀況家長的醫學應對方式評分結果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多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顯示文化程度、社會支持程度、情緒狀態、居住地、睪丸扭轉程度、職業情況及經濟狀況均是兒童睪丸扭轉家長醫學應對方式的影響因素(P＜0.05)。結論兒童睪丸扭轉家長醫學應對水平仍有待改善，且影響因素較多，可作為干預措施的參考依據。

關鍵詞:兒童睪丸扭轉;家長醫學應對方式;影響因素

睪丸扭轉的臨床不適感極為突出，可導致患兒出現腫痛等情況，且部分患兒可出現惡心嘔吐等情況，治療的時效性要求較高。而治療時效性與患兒家長的醫學應對方式密切相關，因此本類患兒家長醫學應對方式的改善需求較高［1－2］。本研究就兒童睪丸扭轉家長醫學應對方式及影響因素進行分析，以為本類患兒家長醫學應對方式干預措施的制定提供參考依據。

1資料與方法

1.1一般資料。選取2016年1月－2019年6月的105例兒童睪丸扭轉家長為研究對象，其中年齡＜30歲55例，≥30歲50例;男性43例，女性62例;文化程度:初中與中專60例，高中29例，大專與以上16例;社會支持程度較低者16例，一般者26例，較高者63例;情緒狀態焦慮和(或)抑郁者30例，無焦慮抑郁者75例;居住地城鎮68例，農村37例;婚姻狀況單親13例，雙親92例;睪丸扭轉程度不全扭轉42例，完全扭轉63例;職業醫學相關者20例，非醫學相關者85例;經濟狀況≥5000元/月66例，＜5000元/月39例。所有家長均對本研究知情同意及積極配合。納入標準:年齡20～60歲的家長;患兒符合睪丸扭轉診斷指征者;初次就診者。排除標準:合并其他疾病者;家長為小學及以下文化者;問卷填寫依從性較差者。1.2方法。將105例睪丸扭轉患兒的家長進行醫學應對方式的評估，將家長的醫學應對方式采用醫學應對方式問卷進行評估，比較不同年齡、性別、文化程度、社會支持程度、情緒狀態、居住地、婚姻狀況、睪丸扭轉程度、職業情況及經濟狀況者的評分結果，并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兒童睪丸扭轉家長醫學應對方式的影響因素。1.3評價標準。醫學應對方式評估:采用醫學應對方式問卷(MCMQ問卷)對105例家長進行評估，本問卷對面對(8個條目)、回避(7個條目)及屈服(5個條目)進行評估，每個條目的評分范圍為1～4分，評分越高表示醫學應對水平越高，評分＞40分表示應對水平較高，評分30～40分表示應對水平一般，評分＜30分表示應對水平較低［3］。1.4統計學分析。數據資料采用軟件SPSS23.0進行統計分析，計數資料以［例(%)］表示，等級資料采用秩和檢驗分析，兒童睪丸扭轉家長醫學應對方式的影響因素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結果

2.1不同因素患兒家長的醫學應對方式比較不同年齡、性別及婚姻狀況家長的醫學應對方式評分結果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不同文化程度、社會支持程度、情緒狀態、居住地、睪丸扭轉程度、職業情況及經濟狀況家長的醫學應對方式評分結果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不同因素患兒家長的醫學應對方式情況見表1。2.2兒童睪丸扭轉家長醫學應對方式的影響因素分析多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顯示，文化程度、社會支持程度、情緒狀態、居住地、睪丸扭轉程度、職業情況及經濟狀況均是兒童睪丸扭轉家長醫學應對方式的影響因素(P＜0.05)。兒童睪丸扭轉家長醫學應對方式的影響因素分析見表2。

3討論

睪丸扭轉在臨床并不多見，其中不乏小兒患者，而較多家長對本病缺乏認知，加之疾病多發生急驟，家長心理應激程度較高，對患兒家長的醫學應對心理及行為均造成不良影響［4－5］，進而影響到患兒的治療配合等多個方面，最終可對治療效果造成一定影響，因此認為對患兒家長醫學應對方式的評估與調控需求不斷提升。臨床中關于睪丸扭轉患兒的相關研究可見，本類患兒家長在疾病發生、診治過程中的應對方式研究不足，而醫學應對方式作為應對心理與行為的有效反應指標［6－7］，對其在睪丸扭轉患兒家長中的變化研究十分必要。本研究就105例兒童睪丸扭轉家長的醫學應對方式采用醫學應對方式問卷進行評估，結果顯示，本類患兒家長的醫學應對水平仍有較大的提升空間，同時不同文化程度、社會支持程度、情緒狀態、居住地、睪丸扭轉程度、職業情況及經濟狀況家長的醫學應對方式評分結果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且多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顯示文化程度、社會支持程度、情緒狀態、居住地、睪丸扭轉程度、職業情況及經濟狀況均是兒童睪丸扭轉家長醫學應對方式的影響因素(P＜0.05)，因此肯定了上述因素與睪丸扭轉患兒家長醫學應對方式的關系。分析原因，可能與文化程度較低的患兒家長疾病認知較低，醫學應對方面的無措感更為突出［8－9］，導致醫學應對水平的低下;而社會支持程度較低者的外界支持較低，直接影響到其對醫學方面的應對水平［10－11］;焦慮抑郁情緒者的情緒控制較差，進而影響到醫學應對的態度及行為;農村居民的醫學知識掌握較差，對于診治的認知較低，表現出對醫學診治的應對較差;睪丸完全扭轉者的家長對疾病的知識需求更高，認知度升高，對醫學應對水平的提升起到較大影響作用［12－13］;醫學相關職業者的認知較高，經濟較好者均表現出更為積極的治療配合度，而醫學應對心理與行為也隨之表現較好［14－15］。

綜上所述，本研究認為兒童睪丸扭轉家長醫學應對水平仍有待改善，且影響因素較多，可作為干預措施的參考依據。

作者:季慶 周卸來 酈來明 單位:1.杭州師范大學附屬醫院泌尿外科 2.杭州師范大學附屬醫院急診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