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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認識“相適應”的理論根據和現實依據，有助于堅定我們貫徹落實這一理論的自覺性和堅定性。

第一，積極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是由宗教存在的長期性所決定的，這是“相適應”理論由以產生的根本理論依據。宗教是人類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的歷史現象，其存在有復雜的自然根源、社會根源和認識根源。現階段，我國宗教存在的階級根源已經基本消失，宗教存在的自然根源、社會根源和認識根源也發生了很大變化。但是，由于我國生產力發展水平還不高，科學技術還不很發達，人們的思想道德素質和科學文化素質還有待進一步提高，加上國際大環境的影響，我國宗教存在的根源仍將長期存在，宗教走向最終消亡可能比階級、國家的消亡還要久遠。因此，我們必須正確認識社會主義條件下宗教存在的長期性，既不能用行政的力量去消滅宗教，也不能用行政的力量去發展宗教，而要積極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立足長遠，著眼當前，與時俱進，開拓創新，努力做好宗教工作，為社會的發展與穩定服務。

第二，積極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必然要求。黨的十六大明確指出：必須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我國信教群眾有一億多人，他們在全國總人口中所占的比例雖然不是很大，但絕對數也不小。他們也是社會主義勞動者，是社會財富的創造者，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積極力量。特別是他們中間還有一部分各方面的專家學者，有的還是重要學科帶頭人，正在為我國的現代化建設事業作出重要貢獻。可以說，廣大信教群眾是一個人數眾多的重要群體，是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宏偉目標不可缺少的一支重要力量。我們不能因為與廣大信教群眾在思想信仰上存在差異，就忽視和抹殺他們在政治、經濟等根本利益上的一致性。而是要積極引導、鼓勵和支持廣大信教群眾在各自的崗位上努力工作，發揮自身優勢，服務于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作出更大貢獻。

第三，積極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是抵御滲透、維護祖國統一、保持社會穩定的客觀需要。宗教問題直接關系到社會穩定，處理得不好，勢必給我國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帶來影響。長期以來，國際上的敵對勢力總是把民族宗教問題作為“西化”、“分化”我國的突破口，加緊利用宗教進行滲透活動。國內極少數分裂主義分子也煽動宗教狂熱，從事分裂破壞活動，等等。所有這些與社會主義社會不相適應的東西，都必須引起我們的高度重視，并區別不同情況，采取正確的政策和切實有效的措施，妥善處理各種矛盾和問題，積極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

第四，積極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是宗教自身存在與發展的內在要求。從人類社會的發展歷史來看，任何一種宗教只有適應社會政治和經濟發展的需要，才能得以生存并相應地發展。也就是說，宗教在任何時代、任何社會、任何國家都存在適應的問題，在社會主義社會也不例外。

從中國宗教的人文傳統看“相適應”

廣東省民族宗教研究所夏志前

一、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是中國宗教發展的內在要求。盡管宗教都強調其神圣性和超越性，但中國宗教卻有其入世的品格和傳統。追溯中國傳統的宗教精神，我們可以看到，早在戰國時期，中國的原始宗教就已經完成了其向人文宗教形態的轉化，形成了中國宗教人文化成的傳統。也就是說，圣人神道設教的目的是化成天下，而非行鬼神之事。千百年來，中國宗教經歷了滄桑巨變，但始終保持其獨特的人文意蘊。當代中國的五大宗教中，只有道教是本土宗教并被稱為“中國文化之根柢”。但佛教、基督教、天主教和伊斯蘭教在傳入中國的過程中即經歷了“中國化”歷程而成為“中國佛教”、“中國基督教”“中國天主教”和“中國伊斯蘭教”。這里的“中國”已經不僅是一個地理概念，更是一個文化概念。這也意味著，當年的外來宗教已經融入中國的宗教文化傳統之中而成為中國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

因此，中國宗教的濃厚人文傳統使得中國宗教的特質并不是對神圣彼岸的價值取向，而是以人文關懷為中心發揮其在世俗社會的教化功能。

中國各大宗教都有其鮮明的積極入世精神。就佛教而言，禪宗就有“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離世覓菩提，恰如求兔角”的訓導。而近世“人間佛教”的思想，就是要求佛教徒以實現人間凈土為己任。另外，中國基督教的“榮神益人”、道教的“濟世救人”、伊斯蘭教的“兩世吉慶”等教義的提倡及現代闡釋，都體現出當代中國宗教的入世意識。也就是說，中國宗教始終秉承著其入世的傳統，不斷地調整自身以適應社會變遷的需求，積極尋求著與中國社會相適應的有效途徑。由此而言，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是中國宗教發展的內在要求。

二、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的途徑。社會主義中國的主流意識形態是無神論的，這與宗教的有神論迥然有別。但“政治上團結合作，信仰上相互尊重”的原則化解了這一矛盾。而且，將宗教納入社會系統，從世俗的層面引導宗教與社會相適應，則會避免矛盾的發生而有利于社會的穩定，也有利于宗教按照自身規律正常發展。

首先，宗教道德化凸顯了宗教的社會倫理功能。宗教道德化是當今宗教發展的重要趨勢，其根本原因在于宗教與道德都是現實社會的反映。而且，把宗教道德化有助于發揮宗教的社會作用，有利于宗教在現代社會條件下的存在與發展。道教的“功德成神”、基督教的“愛人愛己”、佛教的“諸惡莫作，諸善奉行”，無不體現著宗教的道德化傾向。道德化宗教在調整現代社會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凈化人的心靈等方面起到了積極作用。

其次，對民政事務的參與樹立了宗教的社會形象。作為一種社會組織，宗教團體在社會公益事業上表現出積極的態度，盡管其行為的動機主要是“積累功德”，但其社會效應還是值得肯定的。

第三，宗教意識的淡化使得宗教文化功能突出。有關材料顯示，在歐洲的一些國家，相信上帝存在、相信靈魂不朽、相信有天堂和相信有地獄的人越來越少。這表明，當代教徒的宗教信仰越來越淡漠，宗教熱情也銳減。在中國，通過對珠江三角洲部分地區的調查，也發現了教徒宗教意識淡化的現象十分明顯，出現了大量的“圣誕教徒”。這種現象的出現，原因應是多方面的。但如此一來，宗教滿足人的信仰的功能弱化了，文化功能得以突出；宗教以其獨特的方式從廣泛的文化意義上影響著社會的發展，積極的參與現代社會的精神文明建設。

第四，商業化及職業化傾向使宗教面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考驗。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宗教在實現其自養的過程中，出現了商業化和職業化的傾向。以何種態度和方式應對市場經濟體制下的現代社會，是各大宗教亟待解決的問題。中國宗教發展的“三自”（自傳、自養、自治）原則，為宗教的發展提供了廣闊的空間，也對宗教與現代社會的相契相融起了推動作用。但商業化與職業化了的宗教能否保持宗教之本來面目而避免“俗化”，則取決于宗教自身的態度了。

所以，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是一個長期而復雜的過程，它需要根據宗教的特點和時代的發展作出相應的調整。考慮到中國宗教悠久的人文傳統和世俗化的現代趨勢，對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的引導，則應本著求同存異的原則，對宗教的神圣之域或可存而不論，對宗教世俗性一面則要多加關注。

認同是“相適應”的基礎和前提

湖北省民宗委周慶章

什么叫認同？簡言之，就是同意和一致。認同作為觀念的產物，既不是思辨的結果，也不是推理和歸納的結論，而是根源于文化傳統和經驗事實并內在于意識結構之中，成為判斷的前提或不言自明的公理。從文化對社會作用的角度上講，認同就是我們自己把握和決定自己的命運與前途，現實社會的整合和未來社會的發展方向取決于我們認同的是什么。現階段，我國人民最起碼、最基本的認同是認同中國，認同中國人，認同社會主義制度。這種基本認同與一個人的宗教信仰沒有關系。一個西方人可以信仰佛教或者伊斯蘭教，但他不會由此而認同東方民族或者阿拉伯民族。同理，一個中國人信仰基督教或者天主教，也不可能認同歐美民族。就是你認同它，別人也不會承認。因此，信仰可以不分國度，而現代公民卻不可能沒有國籍，沒有祖國，沒有根。

什么叫適應？從社會學的角度講，是一種結構與功能的關系，即一旦社會結構確定了，其功能就必須與之協調。譬如說，一臺空調器，當把溫度設置在一定的位置時，壓縮機的工作就必須根據所設定的溫度條件而運行，不能夠達不到規定的溫度而停止運行，也不能夠達到規定的溫度而繼續運行。從這個觀點出發，我國在政治上是黨的領導，在經濟上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文化上是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導下的科學的、大眾的、民族的文化。相適應就是要與這種社會結構相適應，離開了這個結構的“適應”就是不適應，就會導致矛盾、糾紛，甚至沖突。判斷相適應的標準只有一個：社會的發展、和諧與穩定。

我國各宗教為了實現“相適應”的目標，首先要解決的問題就是認同，它是“相適應”的思想基礎和政治前提。如果不認同，“相適應”就不可能實現。這好比火車、鐵軌、目的地的關系一樣，三者之間的關系一致，效果就好。如果僅有火車動力強大，鐵軌平穩，但方向不對，結果就是南轅北轍。

“相適應”的關鍵在于積極引導

中共深圳市委統戰部曾治文

積極引導首先要尊重宗教的特性和規律。就宗教信仰體系本身而言，宗教的有神論思想和唯心主義的世界觀僅僅是宗教的外在表現形態之一。宗教的真正內核在于與人類文明共輝的人類宗教精神、宗教情操等豐富內容，宗教的這一內在構成要素具有內蘊性、恒久性、積淀性等特點，在這個層面上，宗教具有相對的穩定性、遲滯性和超世俗性，它與社會的協調、適應主要依靠自我的超越。而宗教信徒、宗教組織及其組織制度等宗教的社會結構要素，與社會生活的聯系更為直接、緊密，具有時代性、復雜性、適應性等特點。在現實生活中，不同政治態度的人可能有相同的宗教信仰，而不同的宗教信仰者也能有共同的政治態度。因此，要積極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必須要洞察宗教構成要素和不同層次之間的區別和聯系，深刻認識和把握宗教存在和發展的客觀規律。如果違背了宗教的客觀規律，憑著主觀意志和個人好惡去對待宗教問題，那么態度越積極，犯的錯誤就越大。

其次要在積極引導的內容上深入挖掘和大膽探索，為“相適應”廣開有效的形式和途徑。當前我國的最大政治就是穩定，沒有穩定，經濟建設無從談起，改革開放就失去了保障。宗教領域的穩定首先要求宗教信仰自由政策這一黨和國家長期基本的政策得到全面正確地貫徹執行；而要調動包括宗教界在內的一切積極因素為改革開放、安定團結和兩個文明建設服務，必然要求我們在積極引導的內容上深入挖掘和大膽探索，為“相適應”廣開有效的形式和途徑。1、宗教文化和道德是人類文化和道德的重要內容之一，能夠挖掘出豐富的、適合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文化和道德資源。2、宗教作為傳統的社會結構，能夠在社區醫療衛生、文化教育、慈善服務等方面發揮其特殊的作用。就當今西方發達國家而言，各國宗教組織在興辦醫院、學校、社區慈善服務等方面仍占重要地位。以香港為例，全港75％的醫院、幼稚園、老人院、學校、社區慈善服務機構由各個宗教組織所辦。宗教組織作為非營利慈善社會團體，在吸收社會捐贈，引導社會財富和資源興辦學校、醫院、社區慈善服務機構等方面具有傳統的優勢，也形成了一個良性的循環。因此，在積極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的實踐中，我們要解放思想，大膽探索，為“相適應”廣開有效的形式和途徑。

從“解經”工作看“相適應”

國家宗教局任繼春

我們通常所說的“解經”工作，主要是積極指導、推動中國伊斯蘭教協會選聘內地和新疆的伊斯蘭教權威人士和學者，組成一個權威性的教義解釋班子，針對現實生活中存在的突出問題，對伊斯蘭教有關教義做出與我國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的解釋。編寫發行新的講經范本（即新臥爾茲），規范各地清真寺教職人員的講經內容。通過廣泛宣講和對各地教職人員的培訓，在全國普遍推行。目前，“解經”工作的主要切入點是編寫新的臥爾茲講經范本。

一、“解經”工作是新疆反分裂政治斗爭的需要和伊斯蘭教自身發展的內在要求

“解經”工作是新疆反分裂政治斗爭的要求。在新疆，我們與暴力恐怖主義、民族分裂主義、宗教極端主義“三股勢力”，特別是“東突”恐怖主義勢力的斗爭，關系到民族團結、社會穩定、國家統一，是一場嚴肅的政治斗爭。新疆分裂活動的重要特點，即分裂分子利用新疆廣大穆斯林群眾信仰伊斯蘭教的特點，占領清真寺講壇，以講經宣教的名義，散布分裂主義思想，煽動、蒙騙穆斯林群眾進行違法犯罪活動，破壞民族團結，危害社會政治穩定，最終實現把新疆從國家領土中分裂出去。為配合新疆深入開展反分裂斗爭，國家宗教局領導多次帶隊赴新疆調研，與自治區主要領導交換看法和意見。大家感到組成權威性的教義解釋班子，正確闡釋經典教義，批駁分裂分子，特別是宗教極端主義歪理邪說，用正確的伊斯蘭教義引導廣大穆斯林群眾，十分重要。中央將這項工作定為“解經”工作。“解經”工作實質上是我們與分裂分子爭奪陣地、爭奪群眾和爭奪人心的基礎性工作，是新疆反分裂斗爭深入開展的客觀要求。

正確解釋伊斯蘭教經典教義，從根本上講也是我國伊斯蘭教謀求自身發展的內在要求。講臥爾茲是我國伊斯蘭教的傳統宗教活動。臥爾茲本身是“勸導”的意思，講臥爾茲的用意在“勸人行好，止人為歹”（陳廣元大阿訇語），內容涉及教義、教法、功修、禮儀、倫理道德、歷史文化、經訓教誨、先知、先賢事跡等許多方面。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領域都發生了極其深刻的變化，伊斯蘭教方面也出現了許多新情況、新問題，需要從教規、教義上加以解釋和闡明。20世紀80年代以來，新疆、甘肅、寧夏、內蒙古等地的伊斯蘭教界人士，引用《古蘭經》、“圣訓”，依據伊斯蘭教的經典教義，為解答現實社會生活中的諸多問題，陸續編寫了一批內容新穎、富有時代特點的新臥爾茲。90年代中期，中國伊協開始舉辦全國性的新臥爾茲演講比賽，掀起了編寫、宣講新臥爾茲的活動。1999年由中國伊協編輯的《臥爾茲演講集》問世。2001年，中國伊斯蘭教教務指導委員會應運而生，標志著我國伊斯蘭教編寫、宣講新臥爾茲的工作，已經發展到由分散到集中、由地方到全國、由自發到自覺的新的歷史階段。

我國伊斯蘭教界開展“解經”工作，是將時代要求與宗教自身的內在要求有機地統一起來，成為推動社會發展進步的積極力量，使伊斯蘭教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得到更廣泛的認同，為伊斯蘭教進一步民族化奠定堅實的理論與實踐基礎。

二、“解經”工作說明“相適應”具有客觀性、能動性和科學性

“解經”工作是伊斯蘭教內在矛盾運動規律與反分裂政治斗爭相結合的產物，作為積極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的嘗試，之所以能夠得到宗教界的擁護和取得實效，從根本上講，它源于伊斯蘭教對現實問題進行符合教規教義解釋的需要，同時也是新疆反分裂政治斗爭的要求。由此可見，“解經”工作是伊斯蘭教謀求自身發展的客觀要求，它充分說明，“相適應”的理論具有現實的客觀性。

“解經”工作體現著時代的客觀要求和我國伊斯蘭教發展的內在要求，但是將這兩種要求有機結合起來，化作我國伊斯蘭教界的積極行動，靠的是黨和政府的引導和推動。發揮伊斯蘭教界的主觀能動作用，是“解經”工作順利開展，取得實效的根本保證。由于“解經”工作始終堅持和貫徹“三滿意”原則，即“政府滿意、宗教界滿意、群眾滿意”，因而贏得了宗教界的認同，爭取了宗教界的積極參與，調動了宗教界的積極性。“解經”工作的實踐表明，按照宗教自身規律辦事，堅持走群眾路線，可以使“相適應”化作宗教界的積極行動而具有能動性。

“解經”工作所產生的積極作用和社會影響是多方面的。一是“解經”工作批駁了分裂分子的歪理邪說，團結、教育、爭取了廣大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眾，推動了新疆反分裂斗爭的深入開展；二是“解經”工作有效地調動了愛國宗教人士正確闡釋教規、教義的積極性，促進了各地清真寺教長經學水平的提高，規范了清真寺講經內容；三是“解經”工作提高了各地伊斯蘭教長的思想水平和經學水平，促進了我國伊斯蘭教的思想建設和組織建設。“解經”工作所產生的積極作用和良好影響，它的理論意義和歷史意義，生動的社會實踐，從一個側面證明了“相適應”理論的科學性。

宗教界積極服務社會慈善公益事業是“相適應”的重要方式

國家宗教局俞濱

一、宗教界積極服務社會慈善公益事業，無論是理論上還是實踐上都是可行的。從理論上看，宗教界積極服務社會慈善公益事業，符合我們黨關于新時期宗教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符合我國各宗教的傳統教義和思想。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符合包括宗教界在內的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是我們做好“相適應”工作的政治基礎。我國宗教自身的改革和進步，也為社會主義社會發揮其積極因素打下了一定的基礎。我國宗教在其產生和發展過程中，與我國傳統文化的發展相互交融，吸收了其中不少優秀成分，逐漸形成了注重現實努力、造福社會人群的思想主張，體現了積極的入世精神。例如，佛教的“莊嚴國土，利樂有情”，道教主張“和光同塵，濟世利人”，伊斯蘭教提出“兩世并重，兩世吉慶”，基督教宣揚“作鹽作光，榮神益人”等等。這些宗教思想都體現了抑惡揚善、慈儉濟人、憐貧憫疾、奉獻社會的精神，與開展社會慈善公益事業的思想主旨是基本相通的。

從實踐上看，海內外宗教界在服務社會慈善公益事業方面的實踐和努力，為我們提供了可鑒之資和豐富經驗。我國各宗教素有辦診所、醫院、孤老院及學校的傳統。在港澳地區和許多國外社會里，從幼稚園到安老院、從醫療陪護到臨終關懷、從進行特殊人士（殘疾人）護理康復到開辦助殘工廠、從技術技能培訓到學校教育、從關心弱勢人群到開展社區服務,宗教團體組織在許多社會慈善服務領域中都發揮著比較重要的作用。雖然社會制度和社會情況不同，內地不可能照搬照抄他們的這些做法，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他們多年來在開展社會慈善公益活動中積累的豐富經驗和管理方法，可為我們提供學習和借鑒。改革開放以來，內地宗教界在服務社會慈善公益事業方面也進行了許多有益的探索和成功的實踐。

二、宗教界積極服務社會慈善公益事業，不僅是可行的，也是十分必要的。首先，有利于社會主義社會慈善公益事業的發展，減輕政府的負擔。宗教有其為社會、為人群服務的一面,而社會也有需要服務的一面。目前，我國的社會慈善公益事業的發展水平還相對不高，由于計劃經濟時代的影響，我國的大多數慈善公益事業都是由政府出資興辦和管理，這樣既沒有發揮民間社會辦慈善事業的作用，也使政府承受了較多的社會負擔。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充分發揮民間社會組織興辦慈善公益事業的作用，成為社會經濟發展的客觀需要。宗教團體作為一種民間組織，積極參與社會慈善公益事業，對于促進社會經濟發展，維護社會穩定，將發揮積極的作用。

其次，有利于促進宗教自身的健康發展。我國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社會政治經濟的不斷發展,隨著黨和政府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不斷貫徹落實,廣大信教群眾對黨和政府的政策十分擁戴。當前宗教團體、宗教活動場所大都解決了自養問題,他們有回報社會、服務社會的愿望。從經濟條件看，目前不同地區、不同宗教、不同宗教活動場所有著很大的差別，可以說是“貧富不均”，一些太富的場所，只顧修廟蓋堂，不注重自身的修行，甚至導致一些人道風不正，生活腐化。鼓勵和支持宗教界開展社會慈善公益活動，鼓勵富裕的宗教團體或場所將資金多用于社會慈善公益事業，不要一味地“建大廟、修大佛”，搞大排場，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改變宗教自身的面貌，也使社會和人們可以看出社會主義社會宗教界的新風貌,使人們看到宗教并不只是沉湎于“晨鐘暮鼓”之中，不是世外桃源，宗教也在與時俱進，跟上時代的發展，從而促進宗教自身的健康發展。

三、宗教界服務社會慈善公益事業，須予以必要的政策規范和引導。對宗教界服務社會慈善公益事業的積極性，要通過制定有關政策法規，予以保護和支持，同時也要對宗教慈善公益事業進行必要的規范和引導。比如，按照政教分離的原則，宗教不能借搞慈善公益活動，干預國家的行政和教育；防止宗教將此做為自身發展的一個機會，利用在社會上有了一個舞臺，借機擴大影響；可引導他們在安老、助殘、扶貧、救災等方面多做一些實際工作；也可采取政府將一些對社會影響不大的服務機構，交由宗教團體管理，政府部門對其負責人、經費及規章制度監管；也可采取對一些宗教團體開辦的社會慈善服務機構每年視情況進行一定經濟補助等辦法。宗教不能借搞慈善公益活動來宣傳宗教，擴大宗教影響，要注意引導慈善公益活動不能夾雜宗教活動內容，盡量淡化宗教色彩，但對于慈善公益活動本身的意義還是應給予正面宣傳和報道。例如，要通過多種形式和渠道，促進宗教慈善公益事業健康有序的發展。既可鼓勵一些經濟條件較好的宗教團體或場所通過興辦安老、助殘等社會福利機構的方式服務社會，也可通過設立宗教慈善公益基金的方式，在有關部門的監管下，統籌各宗教團體的慈善資金，合理有序地服務社會慈善公益事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