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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代以來，中國和世界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巨變。1方面，國際體系由兩極變成了單極，由此顛覆了整個國際體系的結構，帶來了嶄新的國際格局；1方面，中國的主流意識形態與時俱進，全面嬗變。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外交面臨全面審視、重新構筑其指導思想即外交哲學的巨大挑戰：我們究竟應當如何看待當前這個變化中的世界？我們又應當如何與這個世界打交道？

新時期中國外交哲學于1990年代初中共104大前后初具雛形，經過10多年的辯論、反思、豐富、完善，到本世紀初106大前后臻于成熟。及至2005年，主席在4月亞非峰會上首次提出，又于10月在聯合國大會上全面闡述的「和諧世界」外交理念，對現階段中國外交哲學和國際戰略做了綱領式的總結。根據中共104大以來各次代表大會政治報告和1年多以來公開發表的相關政府文件、領導人講話、官方媒體文章以及學界言論[1]，以「和諧世界」為旗幟的新時期中國外交哲學可以概括為以下幾方面的內容。

首先，在對當前國際社會實然狀況的判斷方面，「和諧世界」外交哲學認為「和平與發展仍然是當今時代的主題」，「世界多極化和經濟全球化趨勢的發展，給世界的和平與發展帶來了機遇和有利條件」，「要和平、促發展、謀合作已成為時代的主旋律」。其次，在國際社會應然狀況的理念方面，「和諧世界」外交哲學提出了以政治上平等、民主、法制，安全上互信、對話、合作，經濟上互利、共贏，文化和社會制度上多樣、包容為主要特征的理想模式或者說追求目標。最后，在中國外交的行動綱領方面，「和諧世界」外交哲學提出了「順應歷史潮流，維護全人類的共同利益」，積極促進世界多極化，積極推動經濟全球化，堅持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堅持構建和諧世界的努力方向。

熟悉近代國際關系史和國際關系理論文獻的人1眼就可以看出，新時期中國外交哲學帶有濃厚的理想主義色彩。「人類利益」、「持久和平」、「普遍繁榮」、「共同安全」等等都是1戰后盛極1時的理想主義思潮的標志性關鍵詞。然而，這些美好的愿望、崇高的理想不久便在國聯失敗、2戰爆發等嚴酷現實面前破滅，理想主義思潮也很快偃旗息鼓。冷戰的結束曾經帶給世界1線希望，國際社會期冀在沒有大國對抗的形勢下可以重建和平、公正的世界秩序。尤其是1991年的海灣戰爭，令相當1部分理想主義／自由主義者們慶幸人類追求了近1個世紀而不可得的「集體安全」原則終獲實現。可是，隨之而來的單邊主義強權政治卻讓這1前景又1次成了轉瞬即逝的海市蜃樓。理想主義這次短暫的復燃，除了給西方國際關系理論中的自由主義思潮注入了新的活力并引發了建構主義的興起外，在中國以外的各國外交思想與實踐中并未留下多少痕跡。

在西方動靜不大的理想主義復燃在中國卻引起了巨大而深遠的反響。中國學界的大部分學者以極大的熱情擁抱具有為理想主義還魂成分的自由主義／建構主義之西方國際關系理念。1時間，贊美、推崇全球化、1體化、地球村、相互依賴、全球治理、非國家行為體、非政府組織、超國家超主權跨國界行動網絡、國際機制、互利共贏、觀念共享、認同重構、安全共同體、乃至世界政府的言論文章鋪天蓋地而來，充斥國內的學術論壇和大眾傳媒，為中國外交哲學向理想主義偏轉在觀念和輿論上打下了深厚的思想基礎。

在世界各國都遭遇冷淡的理想主義復燃為甚么唯獨在中國成了氣？這當然離不開中國的特殊國情，其中兩個因素是主要的：其1，到1980年代重新恢復為止，本來就未曾充分發展的中國國際關系學已經中斷了310年，剛起步的國際關系／外交政策學界尚欠成熟，才會重新祭起在國際學界早有定論的理想主義亡靈，將其奉為至寶；其2，也是更重要的，中國當時正處在與「世界革命」外交路線決裂的意識形態轉型期，對過去幾10年盛行的「斗爭哲學」、「革命路線」深惡痛絕的知識／政策精英很容易矯枉過正，才會敞開胸懷毫無保留地擁抱與中國傳統文化中「大同」、「中庸」、「和為貴」等理念1拍即合的理想主義立場。

中國外交在新時期外交哲學的指引下取得了1定的成績。中國從1980年代末的極度孤立中艱難走出，直到今天與世界各國普遍改善了關系，在全世界特別是周邊國家享有較好的口碑，尤其在很大程度上成功化解了「中國威脅論」所引起的不必要憂慮。這些與中國外交高舉和平發展旗幟、奉行忍讓合作、親善睦鄰政策是分不開的。然而，在肯定新時期外交哲學的積極作用的同時，我們也應當看到其問題所在。其1是中國外交哲學中的理想主義成分脫離了當前的國際現實，也違背了主流國際關系理論（主要是現實主義）早已確立的1些基本規律，引起國人對國際政治抱有不切實際的幻想乃至滋生和平麻痹思想，造成國家安全隱患；其2是對和平、合作的過份強調導致中國外交實踐在1些問題上不能理直氣壯地為維護國家利益和主持國際正義而斗爭，導致中國國家利益和國際聲望受損；最后，中國外交宣傳說辭（diplomaticrhetoric）對1些完全脫離現實的理想主義信念的強調，使自己處于言行不1、自相矛盾的窘境，反而引起別國的猜疑。在國內有關文獻中，支持、論證新時期中國外交哲學和贊揚中國外交成就的著述車載斗量，而對其進行實事求是的批評檢討之作卻寥若晨星。有鑒于此，本文將不再為前者錦上添花，而將重點放在探討新時期外交哲學的偏向和缺失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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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諧世界」是繼「和諧社會」之后提出的。有人認為，這只是把國內社會發展的目標運用到國際社會的擴展。然而，問題恰恰就出在國內國際的差別上面。如所周知，國際社會與國內社會有本質的差別，那就是國際社會的無政府狀態。不像國內社會，國際社會不存在壟斷合法暴力使用權的中央權威——政府，也不存在以合法強制力為后盾的可執行法律。盡管有國際組織和國際法的種種粉飾，我們所處的國際社會從本質上說仍是1個叢林世界，其中各國的利益、安全乃至生存得不到法律秩序的保護，弱肉強食仍然是通行的生存法則，權力／實力（power）成為決定1切國家之命運的「國際政治通貨」，也因此成為各國追求的國家利益的定義要素（摩根索[HansMorgenthau]語）。

政治學理論告訴我們，政治就是「對價值的權威性分配」[2]，或者說是以權力對利益進行分配。權力則是影響乃至控制他人行為的能力，或者更直白地說是「讓別人去做本來不愿做的事」[3]的能力。可見，政治關系中1方權力的增長必然意味著對方權力的削弱。權力的這種相對性質決定了1切政治博弈都是0和游戲，其中1方所得必為另1方所失；同時也決定了追求權力的世界各國（特別是大國）之間的利益（特別是政治利益）在本質上必然沖突，不可能共贏，也不可能真正和諧。

在國際政治現實中，國家間的利益和國際事務的決定權都是按照國家權力／實力分配的。只要權力／實力是決定1切的訴求手段，擁有不同權力／實力的國家就不會有真正的平等，而國際事務也不可能按1國1票的民主原則去裁決。現行國際法和國際準則所說的「國家無論大小1律平等」是指主權平等，并非政治權利平等。在政治權利特別是對世界事務的發言權上，大國、強國和小國、弱國不可能也不應該平等。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所享受的大國特權，尤其是1票否決的特權，就體現出國際社會對這種等級制度和非民主決策程序的認可。事實上，這種制度安排本身就是權力政治的明確體現。面對這樣的國際現實去提倡「國際關系民主化」未免過于空想。

在無政府狀態下，當1個國家的安全以至生存受到威脅時，說到底，除了自身以外沒有任何國家或國際組織可被指望提供可靠的救助，國際社會因此被稱為「自助體系」（self-helpsystem）。在自助體系中，1國實力尤其是軍事實力的增強意味著其它國家安全的自動削弱。這里的「自動削弱」與實力增強國家的意圖或動機無關。這樣，1國如果坐視其它國家實力增長，就會危及本國安全；如果提升本國實力，同樣會被別國視為安全隱患而做出相同反應，各國由此陷入競相升級的軍備競賽中去，這就是國際關中著名的「安全兩難」。「安全兩難」不可能通過「建立互信」而消弭，因為在無政府的結構制約下，缺乏強制保證的「誠信」沒有任何意義，背信棄義的例子在國際關系史上比比皆是。把國家安全寄托在別國的「善意」上不啻自取滅亡，也正因為如此，在事關國家生死存亡而且1旦失誤不再有第2次機會的國家安全問題上，沒有國家敢依賴「互信」而放棄加強軍備，因為風險實在太高、賭注實在太大。只要國際無政府狀態不變，想靠「互信」解決國際安全問題是不現實的。

如果說國家之間在政治上利益必然沖突、在安全上必然相互戒備，那么至少在經濟上可以互利共贏吧？的確，以財富定義的經濟利益與以權力定義的政治利益不同，有其絕對價值而非只存在于相對關系之中。從單純經濟學角度出發，擁有不同比較優勢的各國進行國際合作，實現全球經濟資源的最佳配置，有可能實現對各方都有益處的互利共贏游戲。然而現實世界中從來就沒有單純經濟性質的經濟問題。從政治角度看，問題就不那么簡單，還存在相對收益的問題：在國際經濟合作中獲益相對較少的1方擔心獲益較多的1方的國力增長較快，造成本國在權力博弈中的地位遭到削弱。這種對相對收益不平衡的擔憂便成為國際經濟合作的1大障礙。所以，不能簡單地認為只要能夠互利共贏，國際經濟合作就1定能實現。近年來中國企業在西方特別是美國進行企業并購，遭遇這些國家設置的種種政治屏障，就是很有說服力的證據。

經濟合作有可能互利共贏并不等于1定互利共贏。事實上，在國際經濟交往中，北方的富國強國往往利用自己的實力優勢將損人利己的不公平交易強加于南方的窮國弱國，以此繼續擴大國際貧富差別，又用擴大了的實力優勢謀取更加不公平的貿易條件，如此惡性循環，造成大多數發展中國家愈陷愈深的發展困境。即使有些發展中國家通過國際經濟合作贏得了發展的機會，那也往往是以國家主權、經濟安全、環境安全、勞工福利等方面付出高昂代價換取的。在大多數情況下，經濟合作只是有關各國利益交換的權宜之計，并不必然導致國際關系的和諧。同樣的道理，被自由主義／建構主義者當作世界和平希望的相互依賴其實也是1柄雙刃劍，緊密的經濟聯系可以讓有關各方利益交織，休戚相關、得失與共，卻也可以帶來利害沖突甚至激烈爭端。在相互依賴和經濟全球化的認識上普遍存在兩個誤區：1是以為這是近2、310年來出現的1種新現象，2是認為它會導致世界和平。歷史告訴我們，兩者都是錯覺。正如國關理論大師沃爾茲（KennethN.Waltz）指出，當今世界以貿易和海外投資占世界生產總額比例衡量的相互依賴／全球化程度并未超出1次大戰前的水平，而盡管那時的理想主義者也以同樣的熱情歡呼世界經濟1體化將為世界帶來持久和平，結果卻恰恰相反[4]。把世界和平乃至和諧的希望寄托在國際經濟合作、相互依賴、1體化、全球化上是不可靠的，把這些國際經濟進程不加區分地作為政策目標去推動也未免失之盲目。

中國新時期外交哲學的理想主義傾向不僅表現在對國際體系屬性的理解和對國際關系規范的應然設定上，而且表現在對當前國際形勢的實然判斷上。通過理想主義的樂觀視角產生的這些判斷與現實世界存在很大差距。關于多極世界或世界多極化的判斷就是1例。10余年來，中國學界對世界的極數問題進行了冗長而不得要領的爭論，卻始終未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結論。事實上，冷戰結束后美國成為僅存的超級大國，國際體系由兩極變為單極。這1判斷的論據很簡單：當今世界上沒有1個國家或國家集團可以制衡最大的霸權國美國，而且在可以預見的將來也不會有這樣1個國家或國家集團出現。所謂「制衡」就是能夠在重大實質問題上以實力為后盾影響甚至改變霸權國的決定。以此作為衡量國際政治極數的唯1標準是因為它反映出國際力量對比的本質，是研究極數這個問題的本來意義所在。國際實力分布決定國際體系結構，國際體系結構決定國際政治的結果，有單極結構就注定有霸權秩序，對此不能抱有任何幻想。國內政學兩界熱衷談論的多極世界和多極化純屬幻覺，而「1超多強」的提法雖然可以說比較符合實際，卻錯失了事物的本質，有誤導之弊。事實上，單極就是單極，除非有聯盟制衡出現（而這在當前世界極少可能），否則「多強」在「1超」面前只能是無效數字，改變不了單極世界的本質特征。

對多極和多極化也存有兩個認識誤區，其1是多極世界比單極世界太平，其2是多極化可以是政策推動的結果。事實上，多極均勢遠不如單極或兩極結構來得穩定，兩次世界大戰就是在多極結構下爆發的；而失去均勢的多極世界中的動蕩和混亂足可匹敵霸權秩序下的諸多弊病。另1方面，多極化作為國際實力分布的變化只能是次等大國實力增長的自然結果，而不可能是政策推動的結果，除非與其它強國結成政治—軍事同盟，而這與中國外交的既定方針相悖。當前的霸權秩序是我們無法改變的現實，不管喜歡與否都必須面對，因此我們必須做好充分的準備應對霸權，而不是把希望寄托在或把精力浪費在談論毫無現實意義的多極世界上。

「和平與發展仍然是當今時代的主題」是又1誤判形勢的命題。這個命題如何違背了鄧小平「兩大問題」論斷的本意以及提出「時代主題」這個范疇的列寧主義理論范式的「硬核」，是如何不符合從冷戰后國際體系的結構變化推導出的國際秩序特征，又是如何不符合冷戰結束以來的國際現實，作者已有另文專論[5]，在此不再重復。限于篇幅，本文只想就拙作發表后出現的1些觀點補充兩點意見：第1，為該命題辯護的人士稱，之所以稱之為「時代主題」是因為和平與發展是世界各國人民的普遍愿望與訴求。如果按照這個標準，那么人類歷史特別是近代以來就沒有不是和平與發展的時代，因為和平與發展從來都是人類不懈的追求。第2，如果從「主題」的本意出發把「和平時代」理解為和平是世界各國關注的焦點和外交活動的中心議程的話，那么熟悉現代國際關系史的人都應該同意，兩次大戰之間的210年才稱得上真正的「和平年代」，因為1戰的慘痛經驗讓世界各國，除了少數法西斯軍國主義國家外，都把世界和平放在追求目標的首位，甚至1些主要大國為了維持和平不惜對侵略惡勢力采取綏靖政策。與那個時代形成鮮明對照的是，當今世界上除了中國，沒有任何主要國家把和平當成國家追求的至高無上的目標，而是把國家安全甚至1些次要的國家利益放在和平之前。正如美國出于其真實的或虛構的國家安全利益，并且在后1種情況下不顧全世界的反對，肆無忌憚地發動了對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戰爭。面對這樣的霸權和霸權護持戰爭，奢談「和平時代」還有甚么意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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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時期外交哲學的理想主義傾向不可避免地對中國國家戰略以及外交和國防政策產生影響。在「和平發展主題論」的方針指引下，在210世紀的最后210年中，中國國家戰略突出強調鄧小平提出的「國防建設要服從、服務于經濟建設」，而對同樣也是鄧提出的「國家的主權和安全要始終放在第1位」[6]的思想未給予足夠重視，其直接結果之1便是在那210年里國防建設的嚴重滯后。1986年開始的「75」期間，中國國防開支占GDP的1.73%，到「85」期間降為1.29%，「95」期間更降至1.19%[7]，占國家財政支出的比例也從1979年的17.37%降至1999年的8.16%[8]。1980-2000年間，中國國防資本增長速度僅為日本的3分之1，印度的6分之1，國防開支占GDP比重不僅遠低于發達國家的平均值3%，而且低于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2.6%[9]。在1個充滿戰亂、動蕩的世界中，如此單方面地減緩國防投入，對國家安全而言是10分危險的。值得慶幸的是，有象表明中央決策層對此已有警覺，從2001年起中國國防開支開始加大投入增幅，多年來的國防建設欠賬有望得到彌補。更重要的是，2002年召開的106大已經把國防建設和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調整為「堅持國防建設與經濟建設協調發展的方針，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推進國防和軍隊現代化」[10]。

新時期外交哲學對和平與合作（以及對中國「和合文化」）的強調，使得中國外交在1些本來應當也可以理直氣壯地維護國家主權、尊嚴和利益的問題上，刻意回避沖突和斗爭，忍辱負重、委曲求全，以致未能有效地維護國家利益和威望。這方面最明顯的例子是對中美關系的處理。冷戰結束后特別是小布什（GeorgeW.Bush）執政后，美國對中國采取了事實上敵視的立場。美國通過軍售升級和戰略承諾對臺灣島內分裂叛國勢力的支持，對從達賴喇嘛到東突恐怖組織到等所有反中國勢力的庇護縱容，對中國實施高科技和精密武器的封鎖禁運，在中國周邊精心構筑戰略包圍圈等等，已經構成對中國核心或重大國家利益的嚴重侵犯。任何國家如果對美國做了這些事中任何1件，都會被美國視為戰爭行動而進行反擊，但是中國非但沒有采取任何實質性的抗議行動，甚至還跟美國1起津津樂道兩國間的「建設性合作關系」處于近310年來的「歷史最好時期」[11]，從而默許了美國的這些損害中國利益和尊嚴的霸道行徑。另1個例子是釣魚島。當日本出動軍艦對中國民間保釣人士的小破漁船進行攻擊時，中國的海軍在哪里？中國領土主權不可侵犯的誓言和

職責又在哪？有人會用中國國力不夠為這種軟弱辯護，卻難以令人信服。時代的國力遠不如現在，卻奉行了1條敢于硬碰的外交政策，不但維護了國家利益，也給中國贏得了世界包括對手的尊重。今天我們不再需要外交路線中鼓吹世界革命的激進成分，但也不能把敢于斗爭、敢于勝利的優良傳統1并拋棄。國際政治中1條頗具諷刺意味的規律是，怯懦忍讓、委曲求全往往招致欺侮和沖突，而敢于犧牲的無畏氣概和充分的戰爭準備反而能遏制挑釁與戰爭。

新時期外交哲學的理想主義傾向也反映在中國外交語言和對外宣傳中。大量遠離現實的理想主義表述非但不能起到占領道義高地的作用，反而會造成自己言行不1的被動，招致別國對「高調」背后動機的懷疑，甚至難脫「偽善」干系。例如，據外電報導，兩年前中國高官勸說歐盟取消對華武器禁運時說，對華武器禁運是冷戰的產物，現在都已經是和平發展時代了，為甚么還要繼續？歐方反問，既然已是和平發展時代，中國為甚么還如此急切想要購買武器？中方無言以對。又如，中國1面享受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大國特權，1面大談「國無論大小1律平等」、「世界上的事務應由各國協商解決」，試想有朝1日若有中小國家要求中國踐行其「國際關系民主化」的主張支持取消常任理事國的特權，中國又將何以對之？再如，中國1再對外聲稱中國永遠不稱霸。其實這樣的誓言毫無實際意義（約束力），因為凡是相信物質基礎決定意識形態的歷史唯物主義者（或者國際關系理論中的現實主義者）都知道，霸權（政策、行為）只是超強國力的1種表現。不稱霸是因為實力沒到那1步，實力之水1到，霸權之渠就成。這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只不過霸權有良性惡性之分[12]，而稱霸也有自覺不自覺之分（有的稱之為推行全球民主化的「神授天命」，如美國；有的稱之為「無產階級國際義務」，如前蘇聯）而已。成天信誓旦旦地保證自己永不稱霸，就像到處給人開空頭支票，除了令人生疑外不會有別的效果。

前面已經說過，中國外交哲學中的理想主義傾向其實是戰略思想不夠成熟和誤讀形勢的結果，并沒有深厚的理論基礎或可靠的科學依據，卻帶有很強的機會主義成分，其結果就是根基不牢，常會左右搖擺，甚至從1個極端即理想主義擺到另1極端即實用主義。正如有關方面對鄧小平在特定歷史條件下提出「韜光養晦」和「決不當頭」策略的片面強調，導致中國外交在國際交往中只求合作、不敢斗爭，很大程度上放棄了作為發展中大國主持國際正義的道義責任和原則立場，這在中國經濟和國際經濟交往迅猛發展的背景下，給外人留下中國只顧賺錢致富、不知理想道德的消極形象。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莫過于中國作為常任理事國在聯合國安理會大量棄權的投票紀錄。其實撇開道義原則不說，單從計算國家利益的角度來看，1味退縮、躲避也絕非上策。「不扛旗、不當頭、不樹敵、不對抗」固然能節省成本，但也會引起很可能更高的機會成本。中國在聯合國安理會的「不表態」政策，不但平白浪費了否決權這1至關重要的大國權力，而且也放棄了作為廣大發展中國家代言人這1巨大政治資源。

理想主義的初衷是高尚的、美好的，惟其脫離現實、無法實現，便可能誤事、誤國，反倒成了危險的東西。中國的外交哲學，從改革開放前的革命激進主義到改革開放后的自由理想主義，都是在意識和意志的自由王國中翱翔，境界自是清高邃遠。然而，要在這世界民族之林的塵世間站穩腳跟，發展壯大，中國的外交哲學恐怕還得向叢林世界的現實主義回歸才行。

注釋：

[1]：〈努力建設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2005年9月15日在聯合國成立610周年首腦會議上的講話；國務院新聞辦：《中國的和平發展道路白皮書》，2005年12月22日；〈中央外事工作會議強調堅持推動建設和諧世界〉，中國新聞網，2006年8月22日電；〈堅持和平發展道路推動建設和諧世界〉，《人民日報》社論，2006年8月24日；〈外交部副部長張業遂在北京舉行的「中國夢與和諧世界」研討會上的講話〉，中國新聞社，2006年4月2日；楊中旭：〈「和而不同」錨定中國外交思想〉，《中國新聞周刊》，2006年5月2日；李曉明、劉新宇：〈中國夢的國際表達〉，《環球》，2006年4月16日；〈上海「建設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學術討論會綜述〉，《解放日報》，2006年3月28日。

[2]伊斯頓（DavidEaston）語，見RobertE.GoodinandHans-DieterKlingemann,eds.,“PoliticalScience:TheDiscipline”,inANewHandbookofPoliticalScience(Oxfordand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1996),8,n.11.

[3]達爾（RobertA.Dahl）以韋伯為基礎給出的定義，同上，頁7。

[4]KennethN.Waltz,“GlobalizationandAmericanPower”,TheNationalInterest,no.59(Spring2000):48.

[5]張睿壯：〈重估中國外交所處之國際環境——和平與發展并非當代世界主題〉，《戰略與管理》，2001年第1期，頁20-30。

[6]鄧小平：《鄧小平文選》，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頁347-49。

[7]曾華國：〈中美日印軍力比較〉，《瞭望東方周刊》，2004年1月15日，頁66。

[8]〈中國的軍控、裁軍與防擴散努力（4）：致力與國家和區域裁軍〉，中國外交部網站，2005年9月。

[9]張睿壯：〈重估中國外交所處之國際環境——和平與發展并非當代世界主題〉，《戰略與管理》，2001年第1期，頁20-30。

[10]轉引自程瑛、賈葭：〈政治局探求富國強兵戰略〉，《瞭望東方周刊》，2004年8月5日，頁18。

[11]唐家璇：〈努力推進新世紀中美建設性合作關系〉，人民網（華盛頓）2005年7月27日電；〈我駐美大使周文重稱合作為中美關系的主流〉，中國新聞網（紐約），2005年9月24日電；〈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王光亞大使在美國經濟委員會年會美－中關系論壇上的演講〉，中國外交部網站（/gate/big5//chn/wjb/zwjg/zwbd/t118454.htm），2004年5月20日。

[12]見張睿壯：〈美國霸權的正當性危機〉，《國際問題論壇》，2004年夏季號，頁55-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