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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實在論是當代科學哲學發展過程中的一個方興未艾的哲學運動，它理所當然地引起科學哲學家、哲學家乃至科學家(因為科學實在論是科學自己的哲學)的關注。

科學實在論是關于科學目的和科學理論本性的描述主義元理論。關于它的定義或表述，雖則因人而異而五花八門、形形色色，但究其實質卻大同小異，尤其是在最根本的信條上，一般而言只是程度的不同，而無本質性的差異。

在這里，我們不妨引用兩種比較有代表性的觀點。著名的反實在論者范弗拉森把科學實在論定義為：“科學以其理論給我們一種字面上為真的關于世界像什么樣了的描述；接受一個科學理論包含著它為真的信念。”他認為這是一個相當弱化的、為任何科學實在論者都能接受的定義。實體實在論者法因指出，科學實在論堅持認為：第一，存在著一個確定的世界，即世界包含著具有關系和性質的實體，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獨立于人的行為和動因(或它的可能性)的。第二，有可能獲得相當數量的、可靠的、相對獨立于觀察考的關于世界及其特征的信息，這些信息并不恰恰局限于可觀察的特征。第三，科學的目的在于(并在某種程度上達到)在認識上接近實在論認為是可能的那種確定的世界結構。

當前，科學實在論的發展呈現出“雜花紛陳醉流鶯，出水芙蓉晚更明”的態勢。但是，這種發展并不是風平浪靜的，而是在反實在論者的批評、詰難、反駁中不斷修正自己，完善自己，發展自己的。下面，我們擬主要論述一下反實在論對科學實在論的挑戰。

1反實在論的三個基本論據

反實在論的論據相當駁雜且為數眾多。H.1.布朗把它們歸結為這樣三種類類型：歷史歸納(historicalinduction)論據、不充分決定(underdetermination)論據和不可通約性(incommensurability)論據。

1．1歷史歸納論據

歷史歸納企圖利用來自科學史的證據斷言，我們沒有恰當的理由宣稱目前的任何科學理論是真理。該論據的支持者堅持認為，科學史提供了理論的連續傳奇故事：理論曾經在健全的科學證據的基礎上被廣泛接受了，因此被看作是提供了事項(items)在其領域內為真的敘述。然而，我們現在卻把這些理論作為完全假的而加以排斥。可是，如果我們考察一下目前最成功的科學理論，我們發現支持它們的證據與較早理論所乞靈的證據具有相同的普遍類型。只要我們注意目前的理論和有利于它的給人以深刻印象的證據，也許很難想像完全假的理論能夠提供一系列正確的預言。但是，我們的前輩依據有利于它們的證據得出相同的結論，我們現在卻一致認為他們的理論是假的。這就有強有力的歸納理由相信，目前受到人們垂青的理論也是假的。

這對實在論把科學理論視為真理或近似真理的觀點顯然是一個挑戰。但是布朗認為，歷史歸納論據的基礎是十分脆弱的。歷史歸納論據只有包含下述兩個必要條件才能作為成功的歸納論據：案例的數目必須是足夠的；充分類似于在結論中所描述的狀況。因此，要支持我們不應接受目前的科學理論為真的結論，歷史歸納論者必須提供具有認識論特征的實質性的案例史，這些案例充分類似于會受到挑戰的目前理論的認識論特征。只要我們考察一下通常提供的案例，就會看到這兩個標準是相互抵觸的。如果我們專注于在相關認識論方面密切類似于目前理論的案例，那的確沒有幾個案例——不足以支持歷史歸納論據。當我們試圖擴大我們的案例集合時，我們發現歷史歸納論者放松了類似性的要求。

例如，歷史歸納論者樂于舉牛頓力學為例，說明這樣一個成功的為真的理論實際上對于所有動力學狀況，甚至對于一些靜力學狀況(例如總能量的決定)都給出了不正確的結果。因此，作為牛頓力學后繼者的當代物理學也是失敗的。布朗認為，事實上牛頓力學與當代物理學之間的關系是與燃素說和氧化說、熱質說和熱運動說、托勒密天文學與哥白尼天文學等案例有巨大差異的，一個例子并不能為目前成功的科學理論為假的主張提供歸納基礎。況且，17世紀科學經受了深刻的變化，利用早期科學理論的命運作為預言17世紀后理論命運的理由是不合理的。尤其是，自伽利略1609年首次使用望遠鏡以來，儀器的使用使追求科學的方式發生了質的變化，它使我們從在先的科學理論的命運推斷目前的科學理論的命運時得格外小心。再者，歷史歸納論者從來也沒有在以歷史為基礎的主張(科學理論為假)的歸納支持與有利于當論的證據之間作比較評價。要知道，當論受檢驗比它的前任理論更難，因此支持目前科學理論的證據一般說來也比反實在論者的歷史證據更為重要。由此看來，歷史歸納并沒有為堅持所有成功的科學理論為假提供歸納根據，從而沒有為堅持實在論的科學目的不能成功提供理由。

1．2不充分決定論據

所有可行形式的實在論都堅持認為，科學理論最終是在觀察資料的基礎上評價的，我們能在每一個領域達到唯一的為真的理論。但是反實在論對此卻提出挑戰，可達到的資料從來也不足以對理論做出唯一的決定。

在布朗看來，不充分決定發生在三個方面。首先，當我們考慮有利于接受任何一個普遍概括的根據時，便出現了不充分決定。經典歸納問題以不充分決定論據為轉移：人們設想觀察提供了為接受普遍概括而辯護的證據，但是普遍概括的內容總是超越該證據，而且不清楚什么構成接受這樣的命題的充分證據。實在論的捍衛者于是有義務提出某些根據，以便確定我們何時有充分的證據得出結論說普遍命題為真。而反實在論者對歸納問題的攻擊由于古德曼(N．Goodman)的“新歸納之謎”甚至變得更為緊迫了。古德曼注意到，我們總是能夠找到可供選擇的普遍概括，這些概括對未經審查的情況產生不同的預言，但卻同樣完滿地受到可得到的資料的支持。即使我們能夠找到普遍命題歸納評價的長期追尋的標準，我們還缺乏充分的根據在實在論所要求的不相容的選擇物之間作唯一的選擇。

其次，當我們乞靈于觀察證據駁斥普遍命題時，不充分決定再次出現了。正如波普爾早就注意到的，反駁在邏輯上比證實清楚，他試圖以反駁為基礎建立科學方法的邏輯分析。但對科學實在論的挑戰是，他失敗了。因為迪昂(P．Duhem)、奎因和其他人指出，科學命題不是一個接一個地面對觀察資料的，而只是作為命題集合的成員面對觀察資料的。因此，盡管反駁表明某種東西在某個地方錯了，但是總是存在著可供選擇的攻擊對準的地方(即很難分辨出究竟錯在何處)；而且，人們總是能夠通過某些調整，把反駁應付過去。這種形式的不充分決定的四個結果尤其使實在論的透視感到煩惱。其一，它似乎容許我們選擇一些我們永遠將防止反駁的命題，這些命題的真理仿佛已經確立了。不過與其說我們證明它們為真，不如說它們是借助約定達到這一狀況的。其二，不同的科學家可能把這種狀況賦予不同的命題，而要在這些選擇物之間選擇，觀察資料是重要的。實在論者想在每一個領域選擇唯一的理論的目的再次受挫。

當我們考慮相信不可觀察物時，便出現了不充分決定的第三種形式。嚴格地講，接受不可現察物的存在是接受一個命題的真理的特例。不可觀察物在現代科學和科學實在論的討論中無處不在、無孔不入。我們接受科學主張的根據最終依賴于觀察。因此，假定了不可觀察物的理論必須有可觀察的結果，我們接受這些理論的根據來源于這些可觀察的結果。可是，若情況如此，我們為什么應該更相信這些理論的可視察的結果呢?當我們注意到，假定了不同的不可觀察物的不同理論可能產生相同的觀察結果時，這一點變得尤為緊迫。顯然，我們對不可觀察物的信念是由有關的證據不充分決定的。

不充分決定是作科學決定的真正特征，實在論的可行形式必須對付它。不充分決定的一個后果在于，它向我們應該期待科學上恰當的理論的確定性程度提出質疑。不充分決定論據有時用來表明，在給定有限一批觀察證據后，可供選擇的觀點在邏輯上總是可能的。因此，實在論者在相信一個理論的認識論權利之前，不得不擊敗所有邏輯上可能的選擇物。這樣一來，實在論者就必須承認，達到實在論目的之嘗試是易出錯的和有固有危險的。但是布朗認為，這些危險是不可避免的，值得一冒的。而且隨著科學的進展，我們獲取證據的能力大大增強了，我們接受關于不可觀察物的某些主張的危險性下降了。

邏輯和觀察不能充分決定科學理論的認識論命運，我們必須用方法論的準則去補充它們。近年來，不少哲學家認為，追求科學的恰當的方法論依賴于世界的本性和我們具有什么種類的認知能力。但是，這必須用導致我們接受科學理論的同樣的程序去發現。也就是說，科學方法論對科學而言是整體的，而我們的科學是不充分決定的，我們的方法論以同樣的方式是不充分決定的。如果我們的調動余地包括改變我們的方法論的能力的話，那只會增加不充分決定的惱人的反實在論結果。因此，要恰當地捍衛實在論，就要提出實在論的方法論考慮。除了積累足夠的證據選擇一個領域的一個理論外，我們也將積累足夠的證據全面地選擇方法論——不是按個人偏愛某個特定的理論進行利己的選擇。

1．3不可通約性

不可通約性的觀點認為，科學史顯示出不同的基本理論的序列，這些理論沒有比較評價的客觀基礎。傳統上，人們以為觀察資料和方法論準則為理論選擇提供了根據，但是近年卻提出，這些東西也依賴于處于評價之中的理論。這是因為，每一種理論都體現為一個概念系統，不同的理論體現為不同的概念系統。這些概念本身像理論一樣，是人的創造物，我們的經驗沒有辦法把唯一的一組概念強加于我們。于是，當我們選擇理論時，我們也選擇了概念系統。現在，實在論者堅持認為，科學的一個目的就是發展正確描述每一個領域的撅念集。但是不可通約論據包含著，無法在概念系統之間做出選擇，以使被選中的概念系統描述獨立于那種理論而存在的項目。

觀察依賴于理論的中心論據在于，我們感官本身并沒有提供評價理論所需要的論據，因為感覺材料在末被概念化之前沒有認知意義。首先，觀察需要有一定的科學背景。這再度引起不充分決定的幽靈，如果觀察似乎與受檢查的理論相矛盾，那么我們可以通過質疑實驗的科學背景的某些方面來保護那個理論。其次，我們必須用正在檢驗中的概念來描述視察數據或儀器讀數。如果證實和否證來自“觀察語句”和“理論語句”之間的邏輯關系的話，那么這一點尤為清楚。除非觀察語句隱含在受檢驗的理論語言中，否則便得不到這樣的邏輯關系。這樣一來，當我們在兩個處于不同的概念系統的競爭理論之間選擇時，每一個理論的支持者都利用他們偏好的理論的概念系統把觀察資料概念化，這樣我們不得不面對這個不同的資料本體，從而使得選擇難以進行。

退一步講，即使我們能夠把獨立于我們理論的觀察資料的相關本體分隔開來，我們還不足以做出客觀的理論選擇。給定一個理論和資料本體，我們需要有標準來決定，該資料是否支持該理論、與它矛盾或是其他什么。這個標準是由方法論規則提供的，而方法論規則卻是隨科學發展而發展的。只要用來評價理論的方法論規則獨立于該理論，則不會引起問題，但是新的理論正是提供了方法論變革的源泉(如量子論要求放松因果性法則)。例如，愛因斯坦與玻爾爭論的一個實質之點在于：每一方都是循環論證的。與其說他們求助于獨立于理論的方法論準則評價兩個競爭的理論，還不如說每一方都在他偏愛的理論的基礎上評價一個關鍵的方法論準則。不可通約性命題的支持者爭辯說，當選擇必須在根本性的理論之間做出時，便典型地發生這種情況。在給出資料解釋和有利于它的一組方法論準則后，理論遭遇好的事實并沒有提供理由認為，理論在實在論要求的意義上是真的。

值得注意的是，科學社會學的研究表明，科學是一種文化（不僅是智力意義上的文化，而且是人類學意義上的文化），科學知識是一種歷史產品。因此，科學理論的選擇也受到特定時期的歷史特點、科學家在其中工作的文化或亞文化等等決定，而不是超越于歷史和文化僅僅與實在進行某種接觸的結果。因此反實在論者認為，我們可能接受一個科學理論，但是我們不能提出任何有理的論據證明，一個理論比另一個理論更好地把握了真理。

不可通約性論據大大削弱了邏輯經驗論關于觀察和方法論提供了科學理論選擇的根據的觀點，它也正是為反對邏輯經驗論而被提出的。但是，由于經驗論是眾所周知的反實在論的，所以布朗認為，即使不可通約性對付經驗論是成功的，我們也不應在未深究的情況下就作為對實在論的反駁而接受它們。如果實在論是能防御的，我們就必須找到一些評價科學理論的根據，這些根據應該獨立于任何特定的科學理論的內容。只要我們恰當地理解觀察的本性和評價標準的認識狀況，我們就能滿足這一要求。

在這里，關鍵的問題在于，我們必須能夠達到兩類對項目——項目離開我們的任何理論而存在——的接近。我們要求認識的接近(epistemicaccess)：我們必須有某些手段斷言，一個理論在它的領域描述項目是否成功。但是在此之前，我們要求概念的接近(conceptua1access)：我們必須能夠形成作為項目描述的概念，項目是獨立于我們與這些項目的認知關系而存在的。不可通約性論據否認這兩類接近，我們必須找到一種方式說明這與實在論是相容的。關于概念形成有兩種觀點：經驗論的觀點認為概念最終是由與經驗一致而指定的，內含的觀點則認為概念通過出現在其中的理論的內在結構隱含地定義的。當代的實在者普遍拒絕前者，因為它不承認描述我們經驗范圍之外的項目的概念。而內含的觀點又會產生不可通約性，從而與實在論抵觸。布朗認為，我們不應該把概念形成的隱定義觀點給予反實在論者。如果概念是由它們的內在關系決定的，即如果經驗在指定我們的概念中不起作用，那么就沒有理由認為，這些概念的涵義的范圍受到我們經驗的東西的限制，從而沒有理由否認對于超越經驗的項目的概念接近。以同樣的方式，我們能夠贊同，概念是由生活在特定文化中的個體形成的。但是不能由此得出，這些概念不能描述獨立于那種文化的項目。于是，實在論者至少有兩個可以達到的通向概念接近的進路。

至于認識的接近，總是存在著理性選擇的基礎。或者兩個競爭理論的支持者共同具有某些信念，或者他們在某些共同原則的基礎上使問題得以合理的解決。不可通約性論據否認這樣的中介物是與實際事實不符的。就連反對認識論實在論的勞丹在他的理論選擇的“網狀模型”中也指出，總是存在著充分共同的基礎，來保證科學爭論的理性解決。要知道，物理理論是就預先假定獨立于我們理論化而存在的項目做出斷言的，我們能夠通過針對那些項目檢驗理論并承認那些項目來追求實在論的目標。這個建議具有值得探索的優點，因為其中限制理論化的項目事實上獨立于我們的信念。在這種情況下，無論理論多么深地包含在觀察程序的設計和解釋之中，只要該程序把我們帶入與獨立于我們理論的項目的接觸，那些項目不必以預想的方式行動。理論可以以若干方式指導觀察——它可以告訴科學家看何處，用什么儀器，如何解釋得到的資料等——但是理論不能預先決定觀察程序的結局。即使我們能夠形成所需要的概念，并對我們的理論提出一大批觀察限制，評價標準依然遺留下來。我們在這里要看到，盡管每一個科學理論的特征甚至評價標準都來自某種智力傳統，但如果我們認真對待它，我們就會削弱反實在論的力量。因為如果評價標準是科學的一部分并隨科學的發展而發展，那么在方法論和實質性的科學主張之間的界線并不像傳統設想的那么尖銳。其結果，評價的標準能夠進行觀察的評價。此時，理論變革引起的方法論變革的可能性是優點而不是問題，因為學會恰當的方法論是了解世界過程的一部分。

2反實在論的主要傳統和主要形式

博伊德(R．N．Boyd)認為反實在論有兩個傳統——經驗論和建構論。

2.l經驗論傳統的哲字家拒斥科學實在論的基礎的認識論論證是：設T是一個關于不可觀察現象的假設理論，一個理論在經驗上等價于T，當且僅當它對可觀察現象所作出的預言與T所作出的預言一樣。現在給定T，總是能夠構造任意多的可供選擇的理論，它們在經驗上都等價于T，但對不可觀察現象的本質提供了有所沖突的論述。由于支持或反對一個理論的科學證據在于證實或否證它的一個可觀察預言，這樣T和與之在經驗上等價的一切理論都同等程度地為任何可能的現察證據證實或否證。因此，任何科學證據都不能決定，這些理論中的哪一個對不可觀察現象提供了正確的論述。由此看來，科學證據絕不能判定有關不可觀察現象的理論之間的問題，從而關于不可觀察現象的知識是不可能的。

實在論對這一中心挑戰的標準反駁有如下三點：①可觀察實體與不可觀察實體之間的區分不是截然分明的，因此經驗論的論證立足于認識論上的任意區分。②經驗論論證忽視了輔助假設在評價經驗等價性中的作用。如果能找到一組合適的輔助假設充當附加前提，那么各個理論就不再是經驗上等價的了。③“沒有奇跡”論證。這一反駁是針對得到充分確認的理論的令人驚奇的預言可靠性，這種預言可靠性是理論(作為對不可觀察的實體的描述)近似為真的證據。博伊德認為，以上標準反駁的弱點在于：①人們可以以一種有意識的方式引入一種截然分明的區分；而且不管怎樣，區分無需裁然分明。②能夠重新表述經驗論論證以應用于“總體科學”。③它并沒有提出經驗論論證的這個關鍵性主張：由于事實、知識根植于經驗，它只能擴展到可觀察現象。

2．2建構論反對實在論的理由如下：實際的科學方法論是深深地依賴于理論的，它們實際上是由科學家據以在其中工作的理論傳統決定的。要使這種依賴于理論的方法論構成一個獲得知識的載體，必須有什么樣的世界呢?建構論者的回答是：科學家所研究的世界必定是由科學共同體據以在其中工作的理論傳統規定或構成的，或者是從這種理論傳統中構造出來的。建構論還依據不可通約性，認為新舊理論各自支配的證據、解釋和理論的標準是如此之不同，以致不能把在它們之間的轉變解釋為是由通常的合理性標準支配的。同時，兩個相繼理論的語義學已經發生了變化，以致它們所共同具有的詞項在兩個理論中不再有同樣的指稱。

實在論對建構論挑戰的標準反駁是：對于任何兩個相互競爭的科學理論，總能找到一個檢驗它們的中立的方法論，使得實驗證據在競爭的理論中間做出選擇是理性的。同時，可以對理論表述式的指稱提供一種說明，使科學革命前后的范式的理論術語包含指稱的連續性。但是，達兩個標準反駁沒有一個是合適的。方法論對理論的中性未能提供拒斥建構論者反對實在論的理由，第二個反駁也無助于論證前后相繼的范式是可通約的。

博伊德依據科學方法論的實在觀和辯證觀，以及與此相關的指稱認識接近的論述，來反駁經驗論和建構論的挑戰。他認為，科學方法論可以辯證地發展。我們的方法論立足于近似為真的理論，它將是發現新成果和改進舊理論的一個可靠指南。其結果，我們對關于世界的知識的改進導致了一個更加可靠的方法論，這一方法論又導致更加精確的理論，如此循環不已。另外，自然主義的指稱理論按照認識的接近關系定義指稱，對指稱認識的接近的論述能夠像先前對指稱的論述那樣說明真理的顆粒。博伊德認為他的反駁沒有那些傳統反駁所具有的弱點，但同時又容納了傳統反駁所提供的灼見。

2.3反實在論的哲學流派很多，其主要形式有唯心論、約定論、實用主義、相對主義以及經驗論傳統中的變種實證論，還有新經驗論的三種主要形式——現象論、工具論、操作論，等等。

實在論是與唯物論接近的，甚至在某種程度上是一致的，尤其是它們的本體論承諾和真理符合論(真理是科學陳述或命題與實在或事實的符合)。這樣，作為唯物論的對立面的唯心論與實在論格格不入就是意料之中的事了。唯心論對實在論的反駁恰恰主要集中在那兩個方面。

約定論認為，任何一組現象都能夠同樣有效地用許多不同的理論來說明，科學家選擇哪一個是出于方便和簡單，而不是因為此真彼假，即不是考慮其真理性。科學家用這一套術語而不用另一套術語來描述世界，這只不過是約定而己。這種觀點顯然與實在論的真理符合論相矛盾。不過，在約定論創始人彭加勒那里，二者卻是協調的，要知道彭加勒也是一位科學實在論者。這是因為，彭加勒對約定論作了本體論的、邏輯的、經驗的和轄域的限定，從而他的約定論是一種溫和的約定論。

實用主義哲學的基本原則是否認客觀實在。按照實用主義的觀點，在我們之外沒有客體，存在的只是被我們賦予一定形體的某種不確定的質料。而且，實用主義還認為，知識的實際效用是其真理的源泉和主要標準。不難看出，這與實在論的本體論承諾和真理標準是不相容的。

相對主義者否認根據一種獨立的實在就能把事實說成是真的或假的，他們認為所謂真和假只能是相對的，例如所謂真假必定是相對于一個特定時期的某個社會團體來說的：某物對一個團體也許是真的，而對另一個團體則可能是假的。相對主義者堅持認為，什么樣的科學主張被提出，以及我們為接受這些主張所提出的理由，在某種程度上依賴于歷史的或文化的環境。相對主義雖然看到了真理評價的社會和文化因素，但它排斥客觀真理的做法無疑是與實在論的觀點對立的。

實證論打著反對“形而上學”的旗幟，要把一切不可觀察的東西作為無意義的而從科學中排除出去。它不承認關于不可觀察物的知識，認為理論術語只有與可觀察物相聯系才有意義。這些都是實在論所不能接受的。把實在論和實證論截然分開的部分根據還在于：實在論相信一個理論的證據就是這個理論所斷言的任何東西的證據；反之實證論則論證說，證據僅有選擇地確證理論的可觀察部分；實在論還經常斷言，那類通常用來作為接受一個科學定律或理論的證據也就是該定律或理論的真理性(至少是近似真理)的證據，并且這個定律和理論是用來解釋所述及的理論中被量詞限定的(“觀察的或理論上的”)實體之間所獲得的因果聯系的。

現象論、工具論和操作論這三種新經驗論的主要形式也都是反實在論的。例如，現象論起源于關于知識均源于經驗及經驗只不過是一系列有意識的狀態的信念。現象論認為，有關世界的一切陳述實際上是偽裝的有關實際的和可能的某種經驗或現象的陳述，有關世界上所有事物的所有信念，都必須能用實際的或可能的感覺術語，或當代現象論的語言描述來加以解釋，都能轉換成關于現象的陳述。弱現象論者雖然承認“超越”現象之外并引起現象的東西是存在的或可能存在的，只是由于我們不能知道它是什么樣子，我們才應當把談論和思考限制在現象本身的范圍之內。強現象論者則認為除了現象別無其他，他們不承認除了感官的、直接的群體或關聯之外的物質客體。這一切觀點顯然是與科學實在論背道而馳的，因為現象論否認實在論所堅持的關于不可觀察物的存在和關于它的知識的真理性。

工具論是強現象論在經驗領域里后退的產物。工具論認為，科學理論是沒有任何描述意義的預測工具，從而理論就不能按其真假加以評價，而只能按其做出預言的有效與否來評價。一些工具論者認為理論從來就不是真的；另一些則認為，有些科學理論也許是真的，但由于我們沒有任何方法確定它們是否為真，所以我們應避免就理論的真理性進行爭論，而要把注意力集中在理論的有用性上。而且，工具論還有這樣一個特征：堅持在整個科學領域中，在“可觀察的”表達(可以是真的或假的)與“不可觀察的”或“理論的”表達(不應真正地認為它們有真值)之間可以劃出一條界線。后者應被視為與真值無關的言談或書寫形式，以不同的方式起著工具的作用。不難看出，工具論的這一切看法是與實在論南轅北轍的。二者的重大差別歸結到一點即是：實在論突破了經驗的局限性，從廣闊的視野去考究科學實在，而工具論則囿于經驗，束縛理性，限制了科學思維的能動性。

操作論的理論陳述把現象論的感覺資料的陳述代之以關于可觀察實體的陳述。操作論認為，科學的表述僅在它們能轉換為一系列的操作術語才是有意義的；從而力圖把所有的科學概念與實驗操作聯系起來，以消除操作上不可確定的科學概念和科學術語。操作論的目的是要在科學中實現絕對的客觀性，避免由于使用不可靠的理論專有術語所引起的問題。這樣一來，實在論關于不可觀察物的信念、理論陳述和術語，在操作論看來當然都是無意義的、不可容忍的。

至此我們不難看出，科學實在論的對立面的陣容是相當強大的。它們對實在論的挑戰也是相當尖銳的。實在論在自身的發展過程中，一方面對這些挑戰作了必要的回應，另一方面也從對立派別的詰難中獲得營養和啟迪，不斷地豐富自己和完善自己。我們上面主要是提出問題，促使人們思考；而沒有回答問題，因為對一些問題實在論者也還未做出十分滿意的回答。也許賴欣巴哈的下述言論可以為我們的意圖辯護：“我們在閱讀各種哲學體系的陳述時，應該把注意力多放在所提的問題上，而少放在所作的回答上。基本問題的發現，其本身就是對于智力進步的重要貢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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