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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民國著名張季育自1919年起的30年間，共撰寫文章不下3000篇，其中絕大多數是社評。因此從社評來考察張季窩的新聞思想當為一個重要側面。張氏的社評思想可以從如下方面加以分析:張季賓社評的寫作原則、主要特色、選題范圍與政治態度。

論文關鍵詞：張季賓社評思想大公報

一、張季窗社評的寫作原則

“他曾對我們談評論寫作，第一要不偏，第二要不濫，不偏則意旨平正，不濫則文字清晰。”張季鶯既然提出并闡釋了“四不”主義，當然也以此作為其社評寫作的最高指導原則。該原則在寫作的運用中，具體表現為“立意至公，存心至誠，忠于主張，勇于發表”的言論信條。作為一位獨立的民間報紙的社論主筆，張季鶯的言論的“四不”主義原則首先表現為“立言為公”，即“純以公民之地位，發表意見，此外無成見，無背景。凡其行為利于國者，擁護之，其害國者，糾彈之”。其次，表現為言論獨立，即“不以言論作交易”，不為政黨所用，不為權勢所迫，也“斷不為金錢所左右”;其三，表現為持論公正，即不隨聲附和，不一知半解，不感情用事;而是態度嚴謹，分析客觀，判斷公正。

二、張季有社評的主要特色

1.時效性較強，更具有了現代意義上的新聞評論。

新聞就應是對新近發生的事實的報道，新聞評論亦然。“現代意義上的新聞評論的特點包括強烈的新聞性、鮮明的政治性、廣泛的群眾性等”。在近代新聞評論的傳統上，王韜、梁啟超等突破了“桐城時文”的局限，強調“文章所貴在乎紀事述情，自抒胸臆”，梁啟超更是繼承和發揚了王韜的政論風格，形成了獨具一格的“時務文體”，在縱論時事之中感情充沛，文氣跌宕，氣勢磅礴。但是兩者都失之于時效性。此自有技術上的原因導致。張季鶯所處之時代的評論多屬“太上感應篇”，非就事論事，而是空發議論，言之無物。毫無現代意義上的新聞評論可言。更別提時效性了。

2.語言淋漓酣暢，議論聲情并茂。

張季鶯的這一言語特點的形成大致有這樣幾個原因:一是中國古典散文的影響。張季鶯熟讀子書，而中國古典散文多洋洋灑灑，溢滿激情。二是王韜、梁啟超、嚴復等近代政論家文章的影響。賴光臨說:“梁啟超與胡適的文章都富于感情，有扣人心弦的力量。”還指出他們愛用排語與對稱來加急、加強語氣，興奮讀者感情，而張季鶯的文章也有同樣特點，字里行間洋溢著一份真摯感情。三是張季鶯本人富有正義感、責任心與同情心，立志“文章報國”，揚善棄惡。

3.邏輯嚴謹，分析合情合理，具有較強的說服力和感染力。

臺灣學者賴光臨曾把張季鶯的文章同梁啟超的文章做比較。他說梁啟超的文章雖“務為平易暢達”，“其文條理明晰，筆鋒常帶感情，對于讀者別有一種魔力”，但胡適批評梁啟超的文章多“策士文學”縱橫裨闔的強調，不免于浮泛氣;而張季鶯的文章則論理嚴謹、周密，且鞭辟人里，樸實無華，避免了“策士文學”的堆砌與浮泛。張季鶯的社評議論的一個問題，確實能夠做到八面玲瓏，點滴不漏，使人讀后覺得人情人理，心服口服。

4.文章簡明易讀，較為接近白話文，但仍帶有文言文的痕跡。

繼任新記《大公報》總經理曹谷冰在為《季鴛文存四版序》時就說:“其為文如昌黎，如新會，無僻典，無奧意，以理勝，以誠勝，故感人深而影響遠。”在張季鶯的文章中極少用冷僻的典故，極少華麗詞藻的堆積，而是盡量采用新鮮的事例與生動活潑的比喻。尤其是到了抗戰開始之后，文章更加簡單明晰了。而其前期倒還尚有一段從“繁”人“簡”的過程。

張季鶯的社評還有一個從文言文向白話文轉變和過渡的過程。在接任新記《大公報》總編輯的初期，他所寫的評論半文半白者居多，還帶有明顯的文言文的痕跡。因為他是處于白話文運動的年代，又因為其古文功底異常深厚。

三、張季窗杜評的選題范圍與政治態度

1.揭露社會黑暗，抨擊腐敗政治。

作為一個具有民主自由思想的報刊政論家，張季鶯的政治立場和傾向十分鮮明。在他擔任新記《大公報》總編輯兼社評主筆的初期，曾發表3篇斥責權貴，膽識過人的社評。即著名的“三罵”:一為《跌霸x(1926年12月4日)，對曾“獨霸一時”而今大勢已去的吳佩孚之所以有今天的結局進行了精辟的分析，該文也成為吳佩孚及直系軍閥的送終之作。二為《嗚呼領袖欲之罪惡》(1927年11月4日)，對忽而“聯共”，忽而“清共”、“分共”的之反復無常進行了無情的揭露，并一針見血地指出，中國十余年軍閥混戰，政局動蕩的原因，是“領袖欲與支配欲為之祟耳”。三為《之人生觀》(1927年12月2日)，專門就與宋美嶺結婚發表的聲明進行了深刻而辛辣的諷刺和批判，不僅揭露了的虛偽，還將蔣宋聯姻放在大批兵士殉生的時代背景下進行對照，表現出其社評鮮明的立場和強烈的愛憎。

2.“反蘇”、“反共”、“罵蔣”、“擁蔣”，堅守“國家中心論”。

張季鶯為一名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其政治理想是建立自由、民主的資產階級共和國，因此，對于共產黨和實行社會主義制度的蘇聯抱有相當的成見和天然的戒心。表現在其評論上，則是有相當的篇目與“反蘇”、“反共”、“罵蔣”、“擁蔣”，“國家中心論”有關。在有關蘇聯的評論中，張季鶯既指出了蘇聯對中國的威脅，又提出向蘇聯學習工業化、電氣化的建設經驗《讀日俄工業參觀記感言》、《列寧逝世》等文)，觀點看似矛盾，其政治立場其實是一以貫之的。

張季鶯的政治立場集中表現在其對“國家中心論”的強烈的維護。無論是他早期在《之人生觀》中對的“罵”，還是在有關“西安事變”中隊的“保”與“擁”，包括抗戰爆發前夕對政府“緩戰”政策的支持，都是出于對國民黨“正統”政府的承認維護，對“國家中心論”的堅信與堅持。

3.關注社會教育，開啟民智民風。

在民族危亡之時，張季鶯在《中國青年》一文中指出:“救亡建國德艱難重任，無疑在全國青年肩上。因為青年能刻苦，有勇氣，可以做困難工作，可以克服逆境。特別是青年的榮譽心，責任心，正義心，都旺盛，可以將擁護中國獨立自由的大業擔負起來。”刊載于“一二九”運動量周年紀念日的社評《學生與政治》，就表明了青年學生如何處理學業與政治，學科與政治，人生與政治的關系問題，議論循循善誘，深人淺出。特別是在議論只講專業不講政治的危害時，就理工、文哲和經濟各科可能出現何種于國有害的后果逐一述之。其中，他認為自然科學教育“如不實和人民利益的進行，則技術人才有時反演助封為虐之角色。如造械徒以殺人民，飛行亦足獎內亂是夜，即不然，徒增長少數人利益。或甚而作國際資本之工具…”此番言論至今聽來仍振聾發饋，極具預見性與啟迪性。

4.揭露日本野心，宣傳抗日救國。

張季鶯早年曾留學日本，對日本有較為深人的了解。在其主持新記《大公報》筆政的巧年間，先有“九一八”事變，后有“七七事變”，他目睹了日本的侵略野心變為侵略行為的過程，直至他去世之時，中日戰爭仍處于僵持階段。因此，在張季鶯大量的時事性社評中，有關日本問題，中日關系和抗日戰事的內容占有相當大的比重。臺灣學者陳紀澄曾說;“季鶯先生洞察時事，眼光之敏銳與遠大，就中日關系來說，先知先覺，是最權威之政論家。”

在“九一八”事變之前，張季鶯憑其對日本問題的關注與了解，已開始察覺到日本對中國的野心。

此后，張季鶯的社評重點放在宣傳救亡圖存，主張“明恥教戰”和譴責“上層誤國”上。“西安事變”中，雖明顯的擁蔣護蔣，但其三篇社評:(西安事變之善后》，《再論西安事變》，《給西安軍界的公開信》，對“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還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的。

1937年“七七事變”后，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張季鶯有關抗日救國的社評所占的比重就更大。如1937年“九一八”六周年紀念日發表的一組社評《九一八紀念日論抗戰前途》(1937年9月18日)，《感謝衛國軍人》(1937年9月19日)，(勉全國公務員工》(1937年9月22日)，(勉出川抗戰各部隊》(1937年9月30日)等，既有對抗戰歷程的反思，更有對民心士氣的鼓舞。而日本侵略軍占領南京及其后的南京大屠殺期間，張季鶯撰寫的社評無不表現出其強烈的愛國之情與堅定的抗戰之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