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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丘處機作為金庸武俠小說中的人物為現代人熟知，同時也是我國古代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和道教史上著名的宗教領袖。作為金元時期道教重要支派全真道的掌教人之一，丘處機仁慈反戰的和平思想、無為即有為的入世思想、性命雙修的內丹思想，極大地推動了全真教的進一步發展，且對道教的發展產生了重大影響。

關鍵詞:丘處機;道教思想;全真道

一、丘處機道教哲學思想形成的背景

(一)成長背景。丘處機(1148－1227)自幼失怙，嘗遍人間辛苦，童年伊始就向往修道成“仙”。后全真道祖師王重陽收其為徒，為其取名處機，號長春子。1169年，重陽真人攜弟子四人西游，途中得道飛升于汴梁城，囑咐馬鈺授其功課，也因此，丘處機的知識和道業迅速長進。其在王重陽羽化后入磻溪穴居六年，行攜蓑笠，故稱“蓑笠先生”。后又赴饒州龍門山(今寶雞)隱居潛修七年。在這苦修的十三年，因深知自幼文化素養欠缺，故發奮圖強，其所學領域融攝儒佛和老莊思想。在遷往終南祖庭，開始掌教生涯之時，聞得成吉思汗的鐵蹄使得生民涂炭，在其春秋七十有余之際，以天下蒼生為己任，毅然西覲，迎來一生不朽的篇章。(二)社會背景。歷史的發展往往具有驚人的相似。距離北宋王朝滅亡不到八十年，金廷就已經開始重蹈覆轍。在此之前，金章宗當政雖有“明昌之治”的美稱，然而卻似“回光返照”。而在此時，另一隅的南宋窺視金廷內憂外患，決定北伐。但卻因金人早有準備，且宋軍進軍輕率、用人不當而導致北伐失敗。所謂“螳螂捕蟬黃雀在后”，成吉思汗在宋金酣戰之際崛起。已經一統蒙古草原的成吉思汗在多次入侵西夏之后，便有了滅金之志。成吉思汗的鐵蹄所到之處，灰飛煙滅。這樣，雪山論道、止殺寡欲的使命，歷史地落在了丘處機的肩上。

二、丘處機道教哲學思想的主要內容

(一)和平思想:仁慈反戰，保衛和平。深受儒家仁愛思想影響的丘處機，基于當時戰火連綿的時代背景，指出仁慈是獲得和平的基本途徑，因為眾生皆有道性，眾生本應平等。面對戰亂硝煙，他強烈呼吁統治者憐愛黎民蒼生免于性命之憂。其詩曰:“造物通神化，流形滿大千。群迷長受苦，萬圣不能悛。”［1］697明昌四年(1193年)，黃河泛濫，饑民流離，瘟疫頻發，他悲憤蒼天置眾生千瘡百孔，呼吁每一個世人，尤其是每一個道徒要積德行善，常懷悲天憫人之心。他認為以仁慈為本，行善救難，方可成仙。他對民眾的苦難充滿同情，并希望通過自身的努力使其苦難解除。因此，丘處機率徒弟祈雨，且疾呼:“安得人心似我心，免遭痛徹臨頭厄。”［1］686除提倡仁慈之外，丘處機還渴望和平。磻溪隱居時，在金世宗的統治下，社會有了短暫的安寧，丘處機十分喜悅。然而好景不長，風云突變。元太祖十四年(1219年)，成吉思汗辟地千里，勢如破竹，殺人如麻，黎民蒼生恐將不得保全。見聞此狀，他不顧高齡之軀，毅然決然率領弟子西行大漠，希望以自己西覲之勸誡止殺，拯救百姓于苦海。歷時三年，終于到達成吉思汗行營，開始講道。其講道內容收錄于耶律楚材所整理的《玄慶風會錄》，包括兩方面的內容:一是道家所倡導的“清心寡欲”和“固精守神”的理念;二是儒家“恤民保眾”“以孝治國”“布法推恩”的治國方略。正是因為丘處機有條不紊地論道，成吉思汗觸動頗多，于是以丘處機論道言論為準繩，將仁愛和平的詔諭散布各地。據此可以看出丘處機作為宗教領袖仁慈的一面，如《老子》所言:“是以圣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2］40(二)入世思想:無為即有為。《老子》三十七章如是:“道常無為而無不為。”［2］42道是萬物的本體，它的產生不受任何外力的作用，所以“道”是無為的。而萬物皆由道而生，因之，“道”又是“無不為”的。老子試圖要求人們效法“道”，以“無為”為綱要，順其自然，清靜寡欲，與世無爭，慎行遠禍，不可妄自作為。王重陽完全繼承了這一教義，力主棄世離俗，拋家專修，要求弟子不問世事，煉氣養生，將自己置于虛空之地。而丘處機卻與以上觀點截然相反。他從道的高度對“有為”和“無為”之間的關系進行理論上的論證。丘處機認為，所謂“有為”和“無為”，不過是道在動靜之時互為體用的表現，動則以“無為”為體，靜則以“有為”為體。就本質而言，他們是一樣的，都是道，不過是道的特性的不同表現形式。“無為”和“有為”不再是一對矛盾的哲學范疇，而是道的一體兩用。人們循道行事，就要根據道的要求，正確理解“有為”與“無為”的含義，發揮好道之“用”。他得出結論，無為即有為，無為即無所不為。其詩曰:“有動緣無動，無為即有為。三光不照處，萬象顯明時。”［1］699在政治層面，丘處機在存無為而行有為的入世思想的指導下，一改往日全真教不睬世事的純樸形象，開始結交權貴。當然，在與權貴交往的過程中，也積極為封建政權效力。我們也應該看到，丘處機依附朝廷的真實目的在于謀求全真道的發展，希望以封建士大夫為后盾，為全真道的發展尋求政治支持和經濟保障。在宗教問題上，丘處機的入世思想表現為把“打塵勞”納入道徒必行的外日用之內。所謂打塵勞即是服勤苦，就是折其強梗驕吝之氣。而在具體實踐上，服勤苦，即為盡心建立宮觀，發展教徒，壯大隊伍。打塵勞一旦被納入外日用，就和道徒所追求的成仙目標聯系起來。即外功全在自身，自己用力則可得功。功是得道成仙的階梯，功的大小深淺取決于自身的努力程度。所以，打塵勞積功是得道的重要途徑。丘處機告誡弟子，重作塵勞，不容少息。在這一思想的影響下，數年間，全真教道觀的增加速度如雨后春筍，一躍成為北方道教大宗。(三)內丹思想:性命雙修。丘處機的內丹思想是對王重陽內丹思想的繼承和發展。在內丹心性學說方面，對正念和邪念、真心和常心、性和命等作了較為仔細的區分，對其相互之間的關系和作用做了深入探討;在內丹理論的核心問題，即修煉步驟上，從三教合一思想出發，以王重陽心性理論作為指導，對修性過后怎樣達到修命目標的過程及途徑作了系統的闡釋。一直以來有這樣一種說法:道家有南北二宗，南宗不信性，北宗則是性命雙修。北宗先學心性，叫作性宗，繼而以坐功得丹得藥，稱作命宗。因之，曰性命雙修。丘處機認為，道生萬物，萬物生而有性，元神即性，任何形體中都有性。人因有七情六欲從而使性迷惑，而不得返樸，所以需煉性，讓其歸本。與此同時，丘處機更重視命功。據《長春真人語錄》記載:“吾宗唯貴見性，水火配合其次也。大要以息心凝神為處機，以明心見性為實地，以忘識化障為作用，回視龍虎鉛汞，皆法相而不可拘執。反次便為外道，非吾徒也。”［3］153由此可見，丘處機關于性命問題，主張以性為主，命為輔，先性后命，性命雙修，非輕視命功。他認為，性與命是相互依存，缺一不可的。為了論證修行，丘處機著《青天歌》。而為了論證修命，又著《西江月》十六首和《大丹直指》。凡此種種，都表明丘處機內丹思想是以雙修為主旨，在重視性的同時又重視命，二者不可偏廢其一。三、丘處機道教哲學思想的影響丘處機以獨特的身份出現在中國歷史舞臺上，時間雖然不長，卻對中國社會產生了深刻的影響。突出表現在三個方面:第一，丘處機仁慈反戰、捍衛和平的言論和行為，造就了一批在干戈不息形勢下濟世救民的門徒。如祁志誠，本是蒙古俘虜，同行百人皆遭殺戮，獨他幸免，于是投身全真，于云州筑樂全庵居住，用醫符來給百姓治病。《洞明真人祁公道行碑》記載其“往往為人傳誦”，“一方多賴以全濟”［4］699。王志謹《棲云王真人開澇記》載:“見終南山之地雨澤不恒，多害耕作，遂集道眾千余人……了無干旱之患。”［4］620凡此弟子，不勝枚舉，眾弟子皆以丘處機為楷模，身體力行濟世救民之道，保護在災亂中痛苦不堪的百姓。同時也為全真教樹立了良好的社會形象，擴大了社會影響。我們也應該看到，丘處機及其門徒對和平思想的實踐活動，起到了封建政府無法達到的宗教教化作用，具有穩固社會秩序的良好效應。第二，丘處機無為而行有為的入世思想，實際是對傳統道教中“無不為”思想的發展。丘處機深處動蕩變革的年代，國內民族矛盾十分尖銳，長期受民族文化熏陶的漢人，對少數民族的統治有一種敵視或不合作的態度，面對這一尖銳而復雜的社會矛盾，僅靠武力解決是不夠的，金世宗以及其他統治者都無能為力。基于此，統治者便拉攏道教，求助其解決自身的矛盾，以鞏固統治。與此同時，道教也需要強有力的政權及經濟基礎來謀求自身的發展，這就為丘處機履行傳統道教“無不為”的思想提供了社會需要。此外，全真教倡導三教融合，以返淳還樸為口號，把儒家倫理宗教化后作為教徒的行為規范，以齋蘸祈禱等方術作為聯系社會的橋梁，從而擴大了群眾基礎。所以，丘處機的入世觀是傳統道教無不為思想同時代結合的產物，較典型地反映了他的宗教改革和創新意識。第三，丘處機的內丹思想是對王重陽思想的繼承，并將三教圓融貫穿其中，在他的內丹心性理論中，融入大量的禪宗“正念”“邪念”“不動心”“真心”等概念，煉心最終也是達到一念無空的境界。而他的命功原理則以中國哲學中的陰陽元氣論和五行生克說為理論基礎。同時，丘處機的心性之正念中，也包含了仁、善、慈等儒家觀念;丘處機的內丹方法，簡明扼要，易學易記，便于宗教實踐，給修煉者帶來極大的方便，這也是全真教在丘處機掌教時期發展鼎盛的原因之一。我們可以看出，丘處機的內丹思想體系完整，且創見頗多，既是對前人經驗的總結和繼承，也是自己長期宗教實踐的積累和探索的結果。當然，他的心性理論受王重陽的影響極為深刻，是對王重陽的內丹心性理論的進一步發展，而其修煉方法也是對王重陽修煉方法的具體闡發。

三、結語

丘處機的道教哲學思想是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形成的。他繼承重陽真人遺志，審時度勢，運籌帷幄，利用成吉思汗的寵信，立觀度人，在濟世安民的同時，壯大了全真道的力量;他在繼承創教祖師內丹思想的基礎上，融通三教理論，發展成性命雙修的內丹思想，將全真道的理論提升到新的高度;他不顧個人安危，雪山西覲，將民族大義置于首要地位，拯救處于生死邊緣的黎民百姓，極大地推動了民族的和諧和國家的統一。

參考文獻:

［1］蜂屋邦夫．金元時期的道教［M］．濟南:齊魯書社，2014．

［2］陳鼓應．老子今注今譯［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

［3］丘處機．丘處機集［M］．趙衛東，校．濟南:齊魯書社，2005．

［4］陳桓．道家金石略［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

作者:郭蘊蕎 單位:鄭州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