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眾哲學修辭手法的運用及當代啟示

時間:2022-11-01 10:3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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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眾哲學修辭手法的運用及當代啟示

【摘要】艾思奇的《大眾哲學》是一本闡述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推動馬克思主義大眾傳播的通俗讀物。這本書能在當時識字率不高的社會背景下仍取得巨大的發行量,與艾思奇大量運用比喻、對比、設問及排比等修辭手法將書中內容通俗化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通過對《大眾哲學》中修辭手法運用的研究學習,可以得出在今后從事馬克思主義大眾傳播工作時應該明確受眾、注重形式創新以及理論聯系實際等啟發。

【關鍵詞】大眾哲學;修辭手法;大眾化傳播

馬克思曾說:“理論一經掌握群眾,也會變成物質力量。”理論只有被廣大人民群眾理解并掌握,才能轉化為強大的物質力量。而推動馬克思主義大眾化,就是用通俗易懂的語言闡釋馬克思主義,用人民喜聞樂見的方法論證其內涵的哲學道理,讓其最終為大眾所接受、理解并運用。艾思奇的《大眾哲學》是馬克思主義大眾化作品的典范,人們可以從其創作中領悟一些關于如何推動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的啟發。

一、艾思奇和《大眾哲學》的簡介

(一)艾思奇哲學出版著作及其影響力

艾思奇是我國杰出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教育家、哲學家。他的一生致力于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為推動我國馬克思主義大眾傳播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人們了解艾思奇及其諸多哲學作品,對于推動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大眾化、時代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在艾思奇的諸多作品中,《大眾哲學》是最代表其馬克思主義大眾化思想的一部。他在1936年以《大眾哲學》為名(曾名為《哲學講話》)出版的馬克思主義哲學通俗讀物前后經歷了五十余次改版,到1949年時其銷售量竟已達到數十萬冊。《大眾哲學》是我國歷史上馬克思主義大眾化領域中的開拓性作品,此書的廣泛發行與普及為當時諸多愛國青年接受馬克思主義哲學提供了極大的便利,它影響了一代人,也是艾思奇的成名之作。

(二)《大眾哲學》的創作、出版發行及影響力

1932年,艾思奇開始用“思奇”為筆名發表文章。1934年11月,艾思奇在《讀書生活》上發表了第一篇專門為大眾寫的《哲學并不神秘》,此后他在每期的《讀書生活》上都發表一篇通俗易懂的哲學文章,至1935年10月,共發表了24篇。1936年1月,艾思奇將這24篇哲學文章匯編成冊出版,取名為《哲學講話》,并很快就加印至第3版。由于該書發行量巨大,受眾眾多且“持反動立場”,因此引起了國民黨當局的注意而被查禁。艾思奇對書中內容作了一些修改后,將其易名為《大眾哲學》,于1936年6月出版了第4版。這本書雖然遭到國民黨反動派當局的造謠、污蔑和查禁,但它始終受到廣大讀者的歡迎。《大眾哲學》出版之后,數月之內就再版4次,兩年時間內就發行至第10版,并于1948年12月印至第32版。“據圖書館學專家雍桂良同志統計,32版只是讀書出版社的版數,事實上,全國解放前后共出過50多版。還不算各地用油印、石印、鉛印等各種方法翻印的。”①《大眾哲學》在當時社會識字率不足10%的情況下,出版次數仍能夠達到如此之高,這不僅是出版史上的奇跡,更是馬克思主義傳播史上的奇跡。《大眾哲學》不僅在蕓蕓眾生中傳播廣泛,還給那個時代的眾多名人們留下了頗為深刻的印象。在豐富和發展自己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思想時,就十分重視艾思奇的哲學著作。1936年10月,他致信:“要買一批通俗的社會科學、自然科學及哲學書”,特別要求“要經過選擇真正是通俗而有價值的”,其中專門提到艾思奇的《大眾哲學》。可見對《大眾哲學》一書的重視程度。②1941年1月30日,給他在蘇聯的兩個兒子寫信鼓勵他們多閱讀,并給他們送去一批書籍,其中就有一本《大眾哲學》。此外,李公樸、聞一多等人對《大眾哲學》一書也有極高的評價。

二、從修辭手法分析《大眾哲學》的大眾傳播

《大眾哲學》作為我國馬克思主義大眾化領域中的開山之作,它的出版和發行極大地推動了馬克思主義在我國的傳播,影響了整整一代青年。在識字率不高的時代背景下,《大眾哲學》仍然能夠取得如此大的成就,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艾思奇將哲學寫得通俗化、趣味化,而這個過程中又以多次運用修辭手法為其主要特色。人們研究《大眾哲學》中修辭手法的運用對當今推動馬克思主義大眾傳播有著很大的啟示和借鑒意義。那么,艾思奇是怎樣用其特有的修辭風格來寫作《大眾哲學》并傳播馬克思主義的呢?

(一)通過采取“比喻”的手法,使哲學原理更加通俗易懂

比喻又稱打比方,指的是用某些有類似特點的事物來比擬想要說的某一事物。在寫作中使用“比喻”可以化抽象為具體,把深奧的道理通過淺顯易見的事物描述出來,幫助人們更加深入的理解,同時使得語言生動形象、富有文采。艾思奇在《大眾哲學》的寫作過程中最常運用的修辭手法便是比喻,即通過結合日常生活中的事物把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化繁為簡”地擺放在人民面前。如在《大眾哲學》第七章《用照相作比喻》中,艾思奇為了說明“精神和意識是第二位的、派生的東西,物質才是第一位的東西”的反映論,就使用了“照相機”作比喻。他把照相機比作人的五官和頭腦,把相機所要拍照的景物比作物質,然后把所拍攝出來的相紙比作意識;通過“攝像必須有兩個物質條件做基礎,第一要有照相機,第二要有能攝的外界事物”③來說明“人的認識也要有兩方面的基礎,第一是健全的五官和頭腦,第二是直接或間接能接觸到的事物”④;然后通過“照相機所攝的影像,是外界事物的影像。外界沒有的東西,絕不會在底片上出現”⑤說明了“人的認識,也是外界的反映,外界有什么存在著,我們也就認識什么”⑥,從而生動形象地論證說明了“物質第一,意識第二”及“物質決定意識”的反映論。照相機在當時的社會中是一種頗為新穎和流行的物質,很多市民和青年都曾在照相館參加過照相活動,對其熟悉度較高。艾思奇運用比喻的手法把復雜的反映論通過照相機的攝影原理給表達出來,把哲學原理與生活實例相結合,使得所述哲理淺顯易懂,令人過目不忘,極大地提升了所要表達內容給人的可接受性。

(二)通過采取“對比”手法,突出馬克思主義哲學立場、觀點和方法的優越性

對比,是把具有明顯差異、矛盾及對立的雙方安排在一起,進行對照比較的修辭手法。在寫作過程中,對比的運用有利于充分顯示事物的矛盾,突出被表現事物的本質和特征,加強文章的藝術效果和感染力;并且可以突出好與壞、善與惡的對立,給人極其鮮明和強烈的感受。艾思奇在《大眾哲學》的寫作過程中經常使用對比手法,通過描寫面對同一件事時馬克思主義者和其他人迥然不同的態度和做法以及由此帶來的不同結果,凸顯出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立場、觀點和方法的優越性,高下立判。如在第十章《由胡桃說起》中,艾思奇為了說明正確的認識對于指導實踐的重要性,把抗日戰爭期間采取不同想法的人及其不同的實踐結果做了對比:先是亡國論者,因為其消極悲觀,認為日寇不可戰勝,因此在行動中灰頭喪氣,以至于紛紛投向敵人,作了遺臭萬年的漢奸;再如速勝論者,輕率急躁,集中兵力與敵人打陣地戰,結果傷亡慘重,使得民族力量遭受了很多不必要的損失;最后是以同志為代表的諸多同志和指戰員,因為他們認識到了抗日戰爭的持久戰的規律,因此在抗戰中就能作妥當布置,通過組織群眾路線、發動游擊戰、開辟敵后戰場等手段,最終以較小的代價奪得了保家衛國的勝利,較大地保存了民族的有生力量。⑦艾思奇通過這個對比一方面充分體現了正確的認識對實踐的指導作用,啟發讀者在實踐過程中要形成正確的認識,另一方面凸顯出以同志為代表的廣大我軍指戰員面對同一事物所采取的思想觀點的優越性,而這種思想觀點背后是以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思想做支撐的,從而使讀者能夠自行判斷出當時社會背景下諸多思想理論的優劣之分,推動他們做出正確的選擇。

(三)通過采取“設問”的手法,激發讀者對所述觀點的思考

設問,是指為了強調某部分內容,故意先提出問題,然后明知故問,自問自答。“設問”在文中的正確運用能夠起到引人注意、啟發思考的效果,同時能夠將作者的情感強烈地表達出來。《大眾哲學》中的“設問”手法出現次數也較為頻繁,艾思奇經常站在讀者的閱讀角度提出問題,然后在解答過程中將哲學原理闡述出來,給人以深思。在第十三章《無風不起浪》中,艾思奇就使用“設問”的手法來達到激發讀者思考、闡述哲學原理的目的。如為了論述“事物的存在都是有原因和條件的”,艾思奇就以當時的社會環境下人民強烈不滿的國民黨反動統治為例發起了設問:“反動勢力為什么對人民那樣殘暴野蠻?”然后在下文中給予了回答:“如果你不知道反動勢力要依靠剝削和壓迫人民而生存,你就很難明白它一定要這樣野蠻殘暴的道理,更不懂得在這野蠻殘暴的外表背后,還包含著它的弱點,就是說反動勢力在實際上是很孤立的,是與廣大人民對立的,它不能不用野蠻殘暴的行為來補救它的孤立地位……”⑧在這一“設問”的運用中,艾思奇先是就“國民黨反動勢力剝削壓迫人民”這一事實做出了現象上的提問,然后在下文給出了他們如此行為原因上的回答。通過這一問一答的模式,艾思奇生動地把“事物的存在和發展都是有原因和條件的”這一哲學原理體現了出來,大大地增強了讀者閱讀時的代入感。同時,這一修辭的運用起到了強大的政治宣傳效果:國民黨反動勢力對人民群眾的剝削壓迫危害甚大,可當時仍有一部分受害者抱著得過且過的心態忍受著,沒有思考他們深受苦難的原因,甚至把未來的美好生活寄希望于反動勢力的自我改善。艾思奇的這一設問可以充分激發起這部分人的思考,促進他們認識到反動勢力的壓迫是其本性使然,要想改變狀況必須將其推翻。

(四)通過采取“排比”的手法,大大增強所要表達的情感

“排比”是一種把結構相同或相似、意思密切相關、語氣一致的詞語或句子成串地排列的一種修辭方法。在寫作過程中使用排比可以達到一種加強語勢的效果,大大地增強文章節奏感、明晰條理性,從而更充分地表達強烈感情,同時也可以起到加強中心思想的表達效果。排比的運用在《大眾哲學》中也是屢見不鮮的存在,艾思奇在文中通過這一修辭手法有力地增強了其寫作氣勢,同時加強了其表達思想的可信服性。如在第十七章《沒有了》中,艾思奇為了表達出“把否定之否定規律作為思想方法,就是在研究問題時要注意事物的曲折性”這一哲理,就通過“排比”這一修辭手法組織了大量例子予以例證:“不破殼變雞,不可能生更多的蛋;不經過休息,不能恢復精力,繼續工作;走路時一腳不停,不能讓另一腳前進;不縮回拳頭來積蓄力量,不能再伸出拳擊打人;不主動放棄一些城市地區,不能殲滅敵人有生力量;不經過階級私有制度的階段,不能促進社會的生產力以達到高級的共產主義社會。”⑨艾思奇在論證所要表達的哲學原理時使用了由大量實例組成的排比句,既大大增強了描繪語言的渲染力,增強了作品的可讀性,又把這一哲學原理在組成排比句的諸多例子中生動地體現了出來,極大地增強了所述哲學原理的可信服性,恰當地完成了寫作中形式和內容的有機統一。

三、《大眾哲學》的修辭手法于當代馬克思主義大眾化傳播的啟示

(一)積極做好受眾調查工作,在宣傳時做到有的放矢

確定好作品的受眾類型是《大眾哲學》取得成功的一個重要前提。艾思奇在《大眾哲學》的第四版代序中曾寫過這么一段話:“那我只希望這本書在都市街頭,在店鋪里,在鄉村里,給那些失學者們解一解智識的饑荒,卻不敢妄想一定要到尊貴的大學生們的手里,因為它不是裝潢美麗的西點,只是一塊干燒的大餅。”⑩這段話體現了艾思奇一開始就明確本書面向的受眾將會是社會上缺乏哲學知識的平民大眾,而非一些學院派的名流學者。也正因艾思奇及時意識到了這一點,他在寫作過程中非常照顧讀者的感受,通過采取大量修辭手法把論述語言通俗化,極大地增強了可讀性與可接受性,將深奧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一一嵌入讀者的腦海中,起到了非同凡響地教育和宣傳效果。“射箭要看靶子,彈琴要看聽眾,寫文章做演說倒可以不看讀者不看聽眾嗎……做宣傳工作的人,對于自己的宣傳對象沒有調查,沒有研究,沒有分析,亂講一頓,是萬萬不行的。”⑪的《反對黨八股》中,這段關于宣傳思想和方法的論述對于當今宣傳馬克思主義仍有著極大的參考意義。當前,在推動馬克思主義大眾化傳播的過程中,首先一定要深入群眾,做好調查工作,了解不同群體的日常喜好,知識水平以及他們所持的立場觀點等,切切實實地了解到廣大人民群眾真實的心理狀態,從而在做推動馬克思主義大眾化傳播的宣傳工作時體現出更強的針對性,強化宣傳效果。其次,在做具體的宣傳工作時,一定要明確宣傳作品的受眾是誰,在傳播馬克思主義時要針對不同的群體使用不同的宣傳手段和方法,給出符合其接受程度和情緒偏向的宣傳作品,做到有的放矢、因材施教,堅決避免千篇一律。

(二)注重做好形式創新,用群眾喜聞樂見的方式推動宣傳

大量運用修辭手法是《大眾哲學》在馬克思主義大眾化道路上的一個偉大的形式創新。艾思奇在《大眾哲學》(時稱《哲學講話》)中曾寫道:“為什么《哲學講話》的寫作是一件吃力不討好的工作?最大的一個原因,是因為這種通俗的體裁還沒有人嘗試過,甚至是沒有人屑于這樣嘗試的。”⑫李公樸為此書作序時也寫道:“這種寫法,在目前出版界還是僅有的貢獻。”⑬可見,《大眾哲學》的寫作形式在當時還是開創性的。當時大多數理論家對于哲學通俗化是存在輕視態度的,他們在哲學作品的寫作形式上也常常因循守舊,墨守成規。而艾思奇不畏世俗的看法與批評,大膽地進行寫作形式上的創新。他開創性地使用修辭手法創作哲學作品,把復雜的哲理通俗化,把抽象的概念具體化,最終贏得了創作上的巨大成功。在談到藝術作品時曾指出:“我們的要求則是政治和藝術的統一,內容和形式的統一,革命的政治內容和盡可能完美的藝術形式的統一。缺乏藝術性的藝術品,無論政治上怎樣進步,也是沒有力量的。”⑭良好的形式對內容發展具有積極的推動作用。《大眾哲學》就是一部通過形式推動事物發展的代表作。作品中大量運用修辭手法提升其藝術性的做法對當今推動馬克思主義大眾化有著很大的啟發。人們在推動馬克思主義大眾傳播的過程中,也可以大膽地學習艾思奇的創新精神,進行一些語言形式上的創新,如在宣傳語言中融入一些流行網絡用語或利用修辭等手法將其變得更具文學性等。此外,還可以積極推動一些傳播手段上的創新,如利用動漫、歌曲等人民喜歡樂見的方式宣傳馬克思主義,做到形式和內容的良好結合。在當今社會,科技更新日新月異,新的傳播手段也層出不窮。在推動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的過程中,要積極推動形式和方法的創新,構建出一個宣傳普及馬克思主義的強大陣地。

(三)密切關注人民生活,宣傳內容緊緊貼近群眾民生

所述內容貼近民生是《大眾哲學》得以成功地關鍵所在。艾思奇曾表示:“文體的軟化,是通俗文的一個條件。然而單單軟化了文體,不一定就是通俗文。白話譯的圣經,文體是軟化了,然而大眾并不愛讀。把黑格爾的倫理學拿來添頭添腳地解釋一套,不見得就成為通俗文。通俗文必須要有大眾來接受,這是前提。根據這一前提,作者就不能單從問題上著想,而須以內容接近大眾為其基礎。”⑮這說明在艾思奇的大眾化思想中,推動理論傳播不能只依靠形式的創新,更要注重將宣傳內容切切實實地與群眾相貼近。艾思奇的這一思想在《大眾哲學》中得到了生動體現:艾思奇在寫作《大眾哲學》的過程中,多次將人民群眾所熟悉的事物作為例證穿插在修辭的運用中,把舉例和修辭相糅合以達到闡述哲學原理的目的,如通過排比將大量例子排列出來以反復佐證其哲學觀點、通過比喻將哲學原理化抽象為具體使之淺顯易懂……在這個過程中,這些所列舉的例子都是人民群眾所熟悉的事物,與人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關,這極大地降低了讀者們的閱讀門檻,提升了書目內容的趣味性,增強了作品對讀者的吸引力。也正是通過這些例子的佐證,讀者在閱讀的過程中能夠更加透徹地理解書中所要表達的哲學原理,加深了他們的閱讀印象,做到了寓教于樂。艾思奇多次借用人民群眾所熟悉的事物來宣傳其思想的做法也很值得大家學習借鑒。在做馬克思主義大眾化傳播的宣傳工作時,所呈現的內容要盡量貼近人民群眾,爭取與其生活密切相關,決不可試圖通過一種人民群眾不熟悉的事物來解釋或宣傳另一種人民群眾不熟悉的事物。在這個過程中,應該密切地觀察人民群眾的日常生活,積極跟進現實社會中的熱點問題,學會利用馬克思主義理論去分析人民群眾在現實中遇到的問題,讓人民群眾意識到馬克思主義哲學與生活的息息相關性。同時,要把馬克思主義的立場切實地體現在解決人民群眾生活中面臨的困難中,注重群眾的實際需要,讓群眾充分意識到馬克思主義的人民性,即馬克思主義的立場是站在廣大人民一邊的,增強他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賴感,激發其學習主動性。

四、結語

通過分析《大眾哲學》的修辭運用及傳播,人們可以認識到宣傳過程中做到走進民生、貼近大眾的重要性。當前,人們正在積極推動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在這個過程中,應該積極學習艾思奇關注民生的情懷和理論聯系實際的學風、文風,將個人努力投身于馬克思主義的宣傳工作中。

作者:朱晨鵬 盧剛 單位:中國礦業大學〔北京〕馬克思主義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