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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產業結構與就業結構演變關系是經濟發展的重要研究領域，兩者存在非常密切的關系。首先，分析了中國產業結構和就業結構的演進過程，同時與國際理論標準模式做了對比分析，研究發現，中國產業結構與國際理論標準模式基本一致，而中國就業結構的轉換要滯后于產業結構。其次，選取結構偏離度、就業彈性和比較勞動生產率等指標，對中國產業結構和就業結構的協調性做了深入研究，結果表明，第一產業發展協調性較差，有大量剩余勞動力沒有轉移;第二產業發展協調性較好，促進勞動力就業作用明顯，但是產業結構和就業結構的協調空間還很大;第三產業發展的協調性最好，吸納勞動力能力較強，產業結構演變和就業結構轉換逐步趨于同步。最后，在分析研究的基礎上，提出結論與建議。

關鍵詞:產業結構;就業結構;協調性

一、相關文獻綜述

國外學者較早對產業結構和就業結構兩者的關系進行研究，早在1940年，英國經濟學家克拉克提出“配第—克拉克定理”，揭示了產業結構演變與勞動力的變動規律，即伴隨人均國民收入水平提高，勞動力由第一產業向第二產業，再向第三產業逐步轉移［1］;隨后，庫茨涅茨在配第和克拉克的研究基礎上，提出了庫茨涅茨定理，即產業結構變化會受到人均國民收入變動的影響，他認為經濟不發達國家要加強非農產業的發展，來縮減與發達國家的經濟差距［2］;錢納里等對世界各國經濟增長因素進行了分析，研究指出:發達國家產業結構和就業結構的轉換基本同步，而發展中國家產業結構轉換要快于就業結構的轉換［3］;劉易斯認為，在發展中國家傳統農業部門與現代工業部門并存，經濟表現出典型的二元結構特征，發展中國家就業具有其獨特性［4］;卡爾茲等指出，技術進步使勞動市場對高技能勞動力的需求增加，低技能勞動力就業越來越困難，其失業率上升［5］;Geogre主要研究了資本積累對中國經濟增長和就業增長的影響［6］;Young對中國制造業生產率的提高對制造業就業產生的影響進行了研究［7］。國內學者對兩者關系的研究，始于20世紀80年代。研究主要集中在經濟增長與就業的關系、產業結構的演進機理、產業結構與就業結構的協調性等方面，如湯光華、舒元等對經濟增長和就業兩者的關系進行了研究［8］，張車偉、蔡眆對中國就業彈性的演變及趨勢做了研究［9］，夏長杰研究了中國產業結構和就業結構的偏差［10］，徐光平、景建軍對城鎮化進程中產業結構和就業結構相關關系做了實證研究［11］，張少紅等對人力資本和產業結構的關系做了研究［12－14］，張文璽對產業結構與就業結構的非均衡發展做了研究［15］。綜上所述，產業結構和就業結構是經濟研究的重點領域，國內外學者傾入大量心血對此進行研究，且研究成果豐碩。當前，全球經濟正處于戰略調整期，推動創新驅動和打造新增長源成為各國新的合作重點。我國已進入改革深水區和經濟結構重組階段，經濟轉方式、調結構步伐加快，產業發展對經濟的支撐作用越發重要，與此同時，勞動力的綜合素質在不斷的提高，就業領域表現出了一些新的特征。因此，對中國產業結構和就業結構關系的梳理和兩者協調性進行系統研究，非常有必要，這也是文章需要重點研究的領域。

二、中國產業結構與就業結構演變過程分析

(一)中國產業結構的演變過程分析

1.中國產業結構的演變過程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得到了持續快速增長，產業結構不斷向高級化方向演變，符合產業結構演變一般規律。中國國內生產總值由1978年的3650.2億元增加到2014年的636462.7億元，增長了173.4倍，年均增長率為9.31%(按不變價格計算)。與此同時，中國產業結構也不斷進行優化調整，1978年三次產業結構比重為27.9∶47.6∶24.5，2014年產業結構比重演變為9.2∶42.6∶48.2(見圖1)，第一產業比重下降較快，共下降18.7個百分點，第三產業比重增長快速，共增加23.7個百分點。根據國內有關學者的研究［16］，可把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發展劃分為兩個階段，改革開放到市場經濟體制目標確立階段(1978－1991年)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立階段(1992－2014年)。圖1中國產業結構演進過程(1978－2014年)第一階段(1978－1991年):改革開放到市場經濟體制目標確立階段。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以及一系列改革開放政策的出臺，使得中國社會生產力得到極大的解放，經濟得到跳躍式的發展。從經濟總量上看，三次產業呈現快速增長勢頭。三次產業增加值分別從1978年的1018.4億元、1736.0億元和895.8億元，增加到1991年的5288.6億元、9055.8億元和7551.2億元，增幅分別為419.3%、421.6%和743.0%;從產業結構演變上看，產業結構由“二一三”演變到“二三一”，產業結構比重則從1978年的27.9∶47.6∶24.5演變到1991年的24.2∶41.4∶34.5，第一、第二產業比重分別下降3.7個百分點和6.2個百分點，第三產業比重則提高9.9個百分點，三次產業結構總變動值為19.8，年均變動1.52。第二階段(1992－2014年):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立階段。1992年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目標正式確立，以及隨后西部大開發、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中部崛起、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等一系列戰略和政策的實施，中國經濟得到快速發展，產業結構調整步伐加快，與此同時，中國加入WTO和經濟全球化的快速推進，也使中國經濟發生深刻變化，給產業結構調整提供了更大的空間。從經濟總量上看，中國GDP總量從1992年的27068.3億元增加到2014年的636462.7億元，共增加609394.4億元，增長了22.5倍。其中，第一產業增加值從1992年的5800.0億元增加到2014年的58331.6億元，共增加52531.6億元，增長了9.1倍;第二產業增加值從1992年的11640.4億元增加到2014年的271392.4億元，共增加259752.0億元，增長了22.3倍;第三產業增加值從1992年的9627.9億元增加到2014年的306738.7億元，共增加297110.8億元，增長了30.8倍。從產業結構演變上看，產業結構由“二三一”階段(1992－2011年)演變到“三二一”階段(2012－2014年)，產業結構比重由1992年的21.4∶43.0∶35.6演變到2014年的9.2∶42.6∶48.2，第一產業比重下降迅速，減少12.2個百分點，年均下降0.55個百分點;第二產業比重略有下降，減少僅0.4個百分點，且第二產業表現出較明顯的波動特征;第三產業增長速度最大，增加12.6個百分點，年均增長0.57個百分點。綜上所述，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產業結構不斷向高級化特征演變，整個演變過程符合產業結構演變的規律，第一產業比重下降迅速，且已經下降到較低的水平，從長遠發展看，第一產業比重還將下降，但下降速度會較為緩慢，第二、三產業在經濟增長中占主導地位，且第三產業增長潛力巨大，從2012年開始，第三產業比重超過第二產業比重。2.中國產業結構演變與國際理論標準模式比較國外學者錢納里、賽爾奎因、庫茲涅茨以及艾金同等借助多國資料，分別對人均GDP和產業結構、就業結構之間的關系進行了實證研究，總結出幾種代表性的國際理論標準模式，本文選用錢納里和賽爾奎因模式，作為國際理論標準模式進行研究。錢納里和賽爾奎因通過對多個國家的產業結構的演變進行了分析研究，本文參考周叔蓮、郭克莎(2000)的相關分析，得出了不同收入水平下產業結構演變的一般規律(見表1)。在賽爾奎因和錢納里產業結構標準模式中，人均GDP(美元)是以1980年為基期計算的，以1980年為基期，2010年中國物價共上漲了4.895倍(以居民消費價格指數1978年為100，1980年為109.5，2010年為536.1)，2010年中國人均GDP為30567元，去除物價上漲因素，相當于1980年的6244.5元，按照當時人民幣對美元匯率1.5:1，折合成美元為4163美元。對照表1，接近于產業結構標準模式中人均GDP4000美元，與其相對應的產業結構為9.7:45.6:44.7，而2010年中國產業結構水平為9.6:46.2:44.2。與國際標準模式對比，中國產業結構基本接近于國際標準的產業結構，第一產業比重低于標準模式0.1個百分點，第二產業比重高于標準模式0.6個百分點，第三產業比重低于標準模式0.5個百分點，說明中國產業結構演變符合國際理論標準模式。

(二)中國就業結構的演變過程分析

1.中國就業結構的演變過程伴隨經濟結構的重組優化、資源要素的合理配置和城鎮化的穩妥推進，人力資源開發水平提高快速，勞動力市場體系不斷成熟，中國就業結構不斷得到調整優化(見圖2)。從就業人口總量上看，第一產業對勞動力的需求量最大，總量變化略微下降，就業人員從1978年的28318萬人下降到2014年的22790萬人，第二、三產業對勞動力的需求潛力巨大，第二產業就業人口總量從1978年的6945萬人增加到2014年的23099萬人，共增加16154萬人，年均增長448.7萬人，第三產業就業總量從1978年的4890萬人增加到2014年的31364萬人，共增加26474萬人，年均增長735.4萬人;從就業總量的增長速度上看(見圖3)，第一產業就業人員增長速度最小，且2003年以后均為負增長率，年均增長率為－0.53%，第二、三產業就業人員增長速度較快，除第二產業少數年份增長率為負值外，增長率均為正值，年均增長率分別為3.46%和5.36%;從就業結構變化上看，就業結構從1978年的70.5∶17.3∶12.2變化到2014年的29.5∶29.9∶40.6，第一產業就業比重下降較快，從1978年的70.5%下降到2014年的29.5%，共減少41.0個百分點，年均下降1.14個百分點，第二、三產業就業比重增長較快，分別從1978年的17.3%和12.2%增加到2014年的29.9%和40.6%，增加12.6和28.4個百分點，年均增長0.34和0.79個百分點。圖2中國就業結構演進過程(1978－2014年)圖3中國三次產業就業人員增長速度(1978－2014年)2.中國就業結構演變與國際理論標準模式對比分析同樣，運用塞爾奎因和錢納里就業結構標準模式，作為研究就業結構國際理論標準模式。2010年中國人均GDP為30567元，去除物價上漲因素，相當于1980年的6244.5元，折合成美元為4163美元，對照郭克莎(1999)的研究(見表2)，相當于就業結構標準模式中人均GDP4000美元，其所對應的就業結構應為24.2∶32.6∶43.2，而2010年中國三次產業就業結構為36.7∶28.7∶34.6，與標準模式相對比，第一產業就業比重高出標準模式14.5個百分點，第二產業就業比重低于標準模式3.9個百分點，第三產業就業比重低于標準模式8.6個百分點。從就業結構比重變化過程看，在標準模式中，人均GDP從300美元增加到4000美元，三次產業就業結構從74.9∶9.2∶15.9變化到24.2∶32.6∶43.2，第一產業下降50.7個百分點，第二產業增加23.4個百分點，第三產業增加27.3個百分點。1980年中國人均GDP為464元，按照當年匯率計算相當于309美元，2010年中國人均GDP相當于1980年的4163美元，中國三次產業就業結構則從1980年的68.7∶18.2∶13.1演變到2010年的36.7∶28.7∶34.6，第一產業下降32.0個百分點，下降值小于標準模式18.7個百分點;第二產業增加10.5個百分點，增加值小于標準模式12.9個百分點;第三產業增加21.5個百分點，增加值小于標準模式5.8個百分點。由此可見，中國第一產業勞動力所占比重偏高，勞動力向第二、三產業轉移速度緩慢，這也給中國就業結構調整指明了方向，要注重加快第一產業剩余勞動力的轉移速度，尤其是要向第三產業快速轉移。從總體上看，中國三次產業就業結構與賽爾奎因和錢納里標準模式還不協調，第一產業就業比重過高，而第三產業就業比重又明顯偏低，第一產業剩余勞動力向第二、三產業轉移緩慢。中國就業結構的這一特征正好驗證了賽爾奎因和錢納里標準模式理論，發展中國家就業結構與產業結構不同步，就業結構變動要慢于產業結構演變。

三、中國產業結構與就業結構的協調性分析

從上文的分析研究可以得出:與國際理論標準模式相對比，中國產業結構水平基本接近于標準模式，與標準模式協調性較好，而中國就業結構則與標準模式不協調特征較為明顯。為對兩者相互之間的協調關系有更深的認識，本文選用結構偏離度、就業彈性和比較勞動生產率等指標來進行研究。

(一)結構偏離度分析

結構偏離度是反映產業結構與就業結構偏離程度的指標，公式為:結構偏離度=GDP的產業構成比重/就業的產業構成比重－1。若結構偏離度等于零，表明產業結構與就業結構達到均衡狀態;若結構偏離度為正，即產業比重高于就業比重，表明該產業相對勞動生產率較高，有外部勞動力不斷轉移進來，反之則有勞動力不斷轉移出去。結構偏離度的絕對值越大，反映了經濟發展、產業結構演變和就業人口的轉移越不協調［17］。產業結構總偏離度等于各產業的結構偏離度絕對值的總和。中國三次產業結構偏離度和總偏離度情況如表3所示。(1)第一產業結構偏離度一直保持負值，且絕對值呈現擴大趨勢。從整個過程看，結構偏離度的絕對值處于大于0.5的水平，絕對值有不斷擴大的趨勢，最大為0.75，且2000年以后，絕對值都在0.70以上，較大的負偏離度說明，第一產業產值比重小于就業比重，有大量的剩余勞動力需要轉移出去。(2)第二產業結構偏離度均為正值，整體較第三產業偏高，且總體呈下降趨勢。偏離度從1978年的1.75下降到2014年的0.42，下降較大，尤其從2003年以后呈快速下降趨勢，表明第二產業結構快于就業結構的這種不協調性，已經明顯得到改善，這主要與加入WTO以后，中國第二產業的戰略轉型和勞動力素質的提高有很大關系。(3)第三產業結構偏離度總體上表現為下降趨勢，從1978年的1.01下降到2014年的0.19，且從2006年以后基本保持在0.2～0.3較低的位置，表明第三產業結構與就業結構協調性較好，這主要得益于第三產業吸納就業能力強、就業渠道多樣化、就業進入壁壘較低的特征。(4)產業結構總偏離度呈下降趨勢，就業結構與產業結構不協調現象改善明顯。總偏離度從1978年的3.37下降到2014年的1.30，共下降2.07，表明中國產業結構與就業結構由原來的不同步、不協調逐步向協調同步轉變。

(二)就業彈性分析

就業彈性是反映經濟增長對勞動力吸納能力強弱的指標，即某一時期內就業數量變化率與產值變化率的比值。比值為正值且數值越大，就業彈性越高，經濟增長拉動就業作用越大;比值為負值且絕對值越大，對就業產生的“擠壓效應”就越大。中國三次產業就業彈性和總彈性變化情況如表4所示。(1)就業總彈性分析。就業總彈性均為正值，表明經濟增長對就業產生持續的拉動作用，但是拉動幅度不是很大，1978－2014年經濟平均每增加1個百分點，僅拉動就業增長0.154個百分點。從就業總彈性的變化趨勢看，總體上呈現下降趨勢，尤其是進入21世紀以后，就業總彈性都在0.1以下且不斷下降，近年來保持在較低的水平。(2)三次產業就業彈性分析。第一產業就業彈性總體上由正值變為負值，1978－1991年就業彈性為負值，表明這一階段經濟增長會促進就業增長，而從1992年以后(除少數年份外)，就業彈性表現為負值，經濟增長反而帶來就業數量的減少，第一產業發展對就業帶來了“擠出效應”，2003－2014年經濟平均每加1個百分點會導致就業數量減少0.474個百分點;第二、三產業就業彈性總體上為正值(除第二產業個別年份為負值外)，1978－2014年經濟平均每增加1個百分點分別拉動就業人口數量增加0.287和0.480個百分點，表明第二、三產業發展拉動就業效果顯著，且發展空間和潛力非常大。

(三)比較勞動生產率分析

比較勞動生產率，即某一產業的產值比重與該產業就業勞動力比重的比值。若該比值小于1，則該產業的勞動力會轉移到其他產業部門，反之勞動力則會從別的產業部門轉移進來，當各產業的勞動生產率都接近于1時，將會有利于經濟和社會的協調發展。1978－2014年中國三次產業的比較勞動生產率發展過程如表5所示。(1)第一產業比較勞動生產率呈現總體下降的特征，且數值都在0.50以下，表明第一產業勞動力向外轉移渠道不暢，有大量剩余勞動力未轉移。(2)第二產業比較勞動生產率都大于1，總體上呈下降趨勢，從1978年的2.75下降到2014年的1.42，表明第二產業發展協調性越來越好，對勞動力的吸納能力較強。(3)第三產業比較勞動生產率均大于1，呈現逐步下降趨勢，從1978年的2.01下降到2014年的1.19，且同一時段的值都要小于第二產業，說明第三產業發展協調性最好，尤其是2006年以后，比較勞動生產率基本保持小于1.30，2014年為1.19，接近于均衡水平值1，第三產業發展的協調性很好。四、結論與建議從產業結構與就業結構的演進過程分析，可以看出:中國產業結構演變符合產業結構向高級化演進的規律，第一產業比重下降較快，下降幅度最大，2009年以后一直保持在個位數的水平，且下降速度變得平緩，第二、三產業發展快速，2014年第二、三產業產值總和占到整個GDP的90.8%，主導著國民經濟的發展。與國際理論標準模式對比，中國產業結構基本接近標準模式，產業結構演變符合國際理論標準模式;中國就業結構演變特征明顯，第一產業就業比重下降較快，年均下降1.14個百分點，第二、三產業就業比重增長較快，年均分別增長0.34個百分點和0.79個百分點，2014年第二、三產業就業比重均已經超過第一產業就業比重。與國際理論標準模式相對比，中國就業結構還不協調，第一產業就業比重明顯偏高，第二、三產業就業比重偏低，第一產業勞動力向第二、三產業轉移緩慢。從中國產業結構與就業結構的協調性分析可知:第一產業發展的協調性最差，產業發展與就業轉換協調性不好，存在大量剩余勞動力沒有轉移;第二產業發展協調性總體較好，對吸納勞動力就業發揮積極作用，但是產業結構與就業結構協調空間還很大;第三產業發展的協調性最好，對勞動力吸收能力較強，成為勞動力轉移和就業的主渠道，產業結構轉變和就業結構轉換逐步趨于同步。

當前，中國經濟發展正進入工業化后期階段，產業結構高級化演變特征更加明顯，就業結構也在不斷調整優化，第一產業比重已經保持在較低的水平，產業發展要注重挖掘新優勢，更加注重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處理好剩余勞動力的內部消化和外部轉移;第二、三產業主導著國民經濟的發展，產業發展應以結構轉型升級和發展質量提升為重點，尤其是第三產業要提升發展速度，為經濟發展創造更多就業崗位。

作者:景建軍 單位:山東行政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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