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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了解西安市服務業從業人員的就醫情況及影響因素，為醫療衛生資源的合理利用和就醫行為干預提供參考。方法采用系統抽樣方法，對206名在陜西省疾病預防控制中心辦理健康證的服務業從業人員進行問卷調查，調查內容包括個人信息和就醫行為。結果身體不適選擇去醫院的就診者僅占39.8%，其中61.0%選擇去大型綜合性醫院就診，醫療條件和醫療可及性是其選擇醫院的主要考慮因素，結論要注重對服務業從業人員醫學常識的普及，同時加強基層醫療服務機構能力建設，引導從業人員合理就醫。

關鍵詞：就醫行為；影響因素；調查

隨著我國經濟的發展，居民的生活水平和健康意識均有很大提高。但是，部分居民不重視自身健康，自診自治導致病情延誤，盲目選擇大醫院就診，造成醫療衛生資源的極大浪費。當前社會服務業盛行，陜西省服務業就業人口占全省城鎮總就業人口的58.12%[1]，其就醫行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區居民的就醫行為。本研究通過對服務業從業人員進行調查分析，探討影響就醫行為的因素，為醫療衛生資源的合理利用和居民就醫行為干預提供參考。

1對象與方法

1.1研究對象。以2017年12月在陜西省疾病預防控制中心辦理健康證的服務業從業人員為調查對象，采用系統抽樣方法抽取220例研究對象，所選研究對象均為在西安市從事服務業的人員。1.2研究方法。采用自行設計的調查問卷進行調查。內容包括兩個方面：性別、年齡、文化程度、收入、婚姻狀況、醫療保險等個人信息，就醫頻率、醫院選擇等就醫行為信息。由統一培訓的調查員與研究對象面對面完成調查。共完成調查220人，其中有效調查問卷206份，應答有效率為93.6%。1.3統計分析。用Epidata3.1建立數據庫，采用SPSS17.0進行統計分析。分類變量用例數（百分比）來表示，組間比較采用χ2檢驗，多因素分析采用非條件Logistic回歸來實現，使用最大似然法估計參數，用OR（95%CI）表示其效應值大小。采用雙側檢驗，χ2檢驗水準α=0.05。

2結果

2.1一般特征。206例研究對象，男性97例，女性109例，男女性別比為1:1.12；年齡18～65歲，平均(32.9±10.9)歲；學歷以高中/中專為主，共100例（48.5%）；月收入以2500～5000元者為主，共101例（49.0%）；已婚125例（60.7%）；參加新型農村合作醫療保險126例（61.2%），參加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24例（11.7%），參加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22例（10.7%），參加商業醫療保險7例（3.4%），27例（13.1%）無醫療保險。2.2研究對象就醫行為。在就診頻率即“當您感覺不舒服時，您會去醫院就診嗎？”調查中，有124例（60.2%）調查對象從未去過醫院就診，僅有12例（5.8%）每次都會去醫院就診。在82例有就醫行為（包括偶爾去、經常去和每次都去）的調查對象中，有50例（61.0%）選擇去大型綜合性醫院就診，主要原因是認為大型綜合性醫院醫術更好；另外32例（49.0%）選擇去小診所/社區衛生服務中心，主要原因是離家近，就醫方便。在就診體驗調查中，有50例（61.0%）認為醫生態度良好，僅有1例（1.2%）認為醫生態度較差，見表1。2.3就醫行為影響因素分析。以就醫行為作為因變量（“從來不去看病”認為無就醫行為，賦值為0，“偶爾去看病”、“經常去看病”、“每次都去看病”認為有就醫行為，賦值為1），以性別、年齡、文化程度、收入、婚姻狀況、醫療保險情況作為自變量進行影響因素分析。單因素分析結果顯示，性別、文化程度與就醫行為存在關聯。多因素分析結果顯示，男性較女性就醫意愿更高（OR=1.862，95%CI=1.041～3.332），見表2、3。

3討論

西安市服務業從業人員的就醫比例較低，這與北京、上海等地務工人員[2-3]的研究結果一致，另外上海、廣州等地的研究發現社區居民中有相當一部分人選擇“自我醫療”[4-5]。近期一篇題為《流感下的北京中年》被刷屏，患者出現病癥后“延遲就醫”并“自我醫療”，悲劇的起源正是居民對于健康的輕視，此類事件屢見不鮮，提示健康教育和健康促進的緊迫性。男性比女性的就醫比例更高，男性和女性在生理及心理特征方面存在差別，患病后身體的敏感性和耐受性存在一定差異；另一方面，在服務業中女性多被分配在基層崗位，日常工作繁重，導致女性用于健康保護的時間較少。社會和用人單位應當注意對女性健康的保護，為女性就醫提供支持環境。建議通過用人單位微信平臺、醫療機構網絡平臺以及建立健康教育類網站等，對服務業從業人員進行健康知識教育普及，引導其走出醫學認知的誤區。調查顯示服務業從業人員更傾向于選擇到大型綜合性醫院就診，主要原因是醫療條件好，這與上海、廣州等地社區居民[4][5]的研究結果基本一致。基層醫療機構受自身規模等因素的影響，在診療設施、醫療技術、人才配置等方面與大型綜合性醫院存在較大差距，是患者不認可基層醫療機構的主要原因。政府應適當對基層醫療機構進行政策傾斜，加強硬件設施建設；為基層醫生繼續教育創造條件，提高技術水平；大醫院醫生也可定期到基層醫院坐診，增強基層醫院的影響力。

綜上所述，加強對服務業從業人員就醫行為的指導和培訓，形成正確就醫理念，促進基層醫療服務機構診療設施、醫療技術、人才配置的發展，引導從業人員合理就醫，也才能達到醫療資源合理化使用。

參考文獻

[1]郭理珊.多視角下的陜西服務業現狀分析[J].科技經濟市場,2015(10):26-27.

[2]施佳華,尹清菊,應仁祥,等.上海部分地區外來務工人員就醫意愿、流向及影響因素分析[J].上海交通大學學報(醫學版),2017,37(2):234-239.

[3]郭蕊,孫晶,李勝偉,等.對北京市外來務工人員健康狀況和就醫行為的調查研究[J].中國社會醫學雜志,2014(4):251-253.

[4]鮑勇,陶敏芳.上海不同健康水平社區居民就醫行為影響因素分析[J]全科醫學臨床與教育,2010,8(4):361-363,374.

[5]任潔,于雁飛.廣州市社區居民首診意愿、行為及影響因素分析[J].現代醫藥衛生,2017,33(12):1795-1797.

作者:趙穩民 尤海菲 李翔 王百鎖 常文輝 單位:陜西省疾病預防控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