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我國勞資與促進經濟增長研究論文一文來源于網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摘要：西方發達國家勞資關系隨著經濟增長普遍經歷了從沖突到和解的演化路徑。通過計量模型檢驗倒U型曲線在中國是否存在，從而證明了中國勞資關系從趨緊到緩和的趨勢已經出現，并發現這一趨勢不僅受到經濟增長因素的影響，還受工資增長速度、全球化程度以及社會保障制度的影響。實證分析說明，合理的政策調節可以促進勞資和諧。

關鍵詞：勞資關系；庫茲涅茨曲線；經濟增長

一、文獻回顧與理論假設

實證研究勞資關系與經濟增長相互影響的文獻大量出現在二次世界大戰以后。這主要基于兩方面的原因：第一，隨著戰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國內矛盾的緩和，勞資關系趨于和解，和解協議制約了勞方為獲得經濟增長蛋糕更大份額而采用諸如罷工等破壞性策略，并在勞資之間形成了大致均勢以保證雙方共享戰后繁榮。政府維持勞動和平法案大量出臺，勞資沖突調節機制逐步建立，大多數西方國家及日本等一些亞洲國家的勞資關系在戰后逐步制度化。在此背景下，經濟學家們更多地將注意力轉向協調勞資關系、提高經濟效率的主題。第二，從1870年的邊際革命，到1936年凱恩斯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到1948年薩繆爾森的《經濟學》，隨著數理經濟學的發展，實證研究方法在西方主流經濟學中被越來越廣泛地采用。正是理論與實踐的共同發展，推動了戰后尤其是20世紀60年代以后相關實證研究的大量涌現。

拉佐尼克以18世紀英國工業革命到20世紀后期這將近200年的時間里，世界工業領袖從英國到美國、再從美國到日本的更替為線索，以車間生產層面的勞資關系為核心，探討了造成一國產業興衰和國際競爭力更替背后的制度原因。Weisskopf在其構建的美國生產率增長的社會模型中，將美國60年代中期及70年代生產率下降的原因歸結為勞資摩擦上升導致的勞動強度下降和企業短期投資行為導致的創新滯后。Ashenfelter和Pencavel分析過工人罷工的數量和影響范圍以及退出(辭職)率對生產率的影響。BucheleandChristiansen通過對15個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實證分析，驗證了維護包括集體談判權利、就業保護和收入保障在內的工人權益對生產率增長的促進作用，并指出合作的勞資關系通過激勵工人對技術和組織創新作出積極貢獻從而提高生產率的作用機理。Naples的研究也表明，勞資沖突通過中斷生產而影響產出，由于缺乏工人的配合而阻礙技術進步和工場組織。Hirschman在研究中提出，勞資沖突有兩條路徑——退出和聲音。工人在對工資或工作條件不滿意時，或者選擇退出以改變命運，或者選擇談判以提高工資或工作條件。而無論是退出還是罷工，都會導致生產率下降。Naples還將退出和聲音路徑分別對應的表現形式——個體勞資沖突和集體勞資沖突細分為四個維度：個體勞資沖突、休戰協定外勞資沖突、休戰協定內勞資沖突和防御性勞資沖突，并實證研究了不同維度勞資沖突在不同經濟增長階段的表現。

20世紀80年代后，隨著全球經濟一體化，全球化的競爭環境、勞資談判分散化、更加靈活的工資、勞動配置和工場組織，發達國家勞資關系出現了新特點，學者們在關注發達國家勞資關系轉變的同時，將目光更多地投向全球化程度越來越高的亞洲發展中國家。KuruvillaandErickson實證研究了日本、韓國、新加坡、馬來西亞、菲律賓、印度和中國等亞洲七國20世紀90年代勞資關系的變化，試圖找出亞洲發展中國家與西方發達工業化國家勞資關系的同質性和異質性，結果發現：雖然亞洲各國勞資關系的制度安排不同，解決勞資沖突的機制不同，但維護勞資關系穩定，將勞資沖突視為經濟增長的障礙這一點是共同的，全球化競爭的壓力正推動著發展中國家勞資關系安排向西方發達國家的方向邁進。大量實證研究顯示了這種收斂性的趨勢。Kazutoshi在對比日本與美國勞資關系異同的研究中發現，日本的勞資沖突在形式上經歷了從集體爭議到個體爭議的過程，在內容上經歷了從勞動報酬、勞動條件到勞動合同的過程，與美國“集體談判幾乎已被個體爭議代替”的特點類似。

1955年，庫茲涅茨通過對英、美、德等國歷史數據的分析提出，隨著經濟發展，這些國家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狀況經歷了先擴大后縮小的過程，即收入差距與經濟發展水平之間存在著倒U型曲線關系，被后人稱為“庫茲涅茨曲線”。庫茲涅茨還認為，收入差距不會無條件地隨著經濟增長先上升后下降，而是一系列經濟、政治、社會和人口因素影響的結果。因此，他指出發展中國家不應像早期資本主義那樣聽任收入差距擴大，而應當深入分析其影響因素，采取措施縮小差距。

發達國家勞資關系的演化歷程，事實上已經顯示了庫茲涅茨倒U型曲線的存在。暴力沖突減少、罷工次數下降、可支配收入提高、勞動條件改善、社會保障體系建立，這些衡量勞資關系趨于緩和的標志出現在19世紀80年代的英國，標志著英國勞資關系拐點的到來。其它西方主要工業國勞資關系拐點出現的時間比英國晚：法國大約滯后20年，美德滯后40年左右。

根據上述理論和方法，本文作如下假設：

假設1：中國勞資關系變化趨勢遵循發達國家的演化路徑。

假設2：有兩類因素影響這一變化趨勢。第一類是經濟增長因素，包括經濟增長率、失業率、城市化率、外貿依存度、工資增長率，與中國體制改革、工業化進程和全球化程度有關。第二類是社會保障因素，包括養老保險覆蓋率、醫療保險覆蓋率、失業保險覆蓋率。

二、模型設定與變量選擇

為了更多地利用信息，本文采用面板數據(PanelData)模型。一方面，31個省市的年度數據將樣本容量擴大31倍，包含了更多的信息量；另一方面，雖然各省市經濟發展水平差異很大，但擁有共同的經濟政治改革、工業化和全球化背景，發達省市的今天可能就是落后省市的明天。為了控制經濟增長對勞資關系的非線性影響，模型中加入了經濟增長變量的二次項。

檢驗庫茲涅茨倒U型曲線的面板數據模型(固定效應)如下：

Yit=Ci+β1Xit+β2X2it(1)

重點關注式中參數的符號及其統計顯著性，如果β1>0，β2<0，并都能通過顯著性檢驗，則中國勞資關系與經濟增長關系的倒u型曲線的確存在。

本文用于度量勞資關系的指標是勞動爭議案件數YAJ和集體爭議勞動者當事人數YRS，以檢驗中國不同形式勞資爭議的變化趨勢。解釋變量經濟增長X采用人均GDP指標。

式中指標使用來源于《中國勞動統計年鑒》11996-2006的年度數據。統計數據顯示：1979—1991年我國年均使用FDI僅31.3億美元，1992年猛增至110億美元，隨后以年均14％的速度增長；1992年以來，中國私營經濟發展迅猛，至1993年底，戶數已達2318萬，投資者人數5114萬，雇工32113萬人；1998--2004年我國國有企業下崗職工數共計3243萬人。Cooke對改制企業的案例研究表明，國企產權的變化使得勞資雙方的利益鴻溝日益擴大。一項對中外合資企業勞資關系的調查顯示，中外合資企業因其所有制結構特征使工人先賦地位的優越性不斷弱化，企業勞資沖突日益表面化。另一項對私營企業勞資關系的調查則表明，私營企業雇工主體來自于農民，在一個勞動力充斥而資本匱乏的國度里，在一個商品經濟驟然發展而又沒有一個思想啟蒙運動與之相平衡的時代里，在資本與勞動的矛盾中，勞動處于劣勢。

在假設2中待檢驗的兩類影響因素如下：

第一類經濟增長因素。經濟增長變量仍使用人均GDP。失業率是對勞動力市場松緊的度量，也是工人談判力量的重要影響因素，本文采用的城鎮登記失業率指標，雖然不能全面反映包括城鎮和農村在內的勞動力市場狀況，但可以從反面反映城鎮就業機會的變化。外貿依存度采用按當年匯率折算的進出口總額占GDP的比重，是反映經濟全球化程度的重要指標。勞動報酬一直是各國勞資爭議中的核心問題，中國也不例外，90年代以來，我國由勞動報酬引發的勞動爭議占總數的比重一直在37％左右。將職工工資增長率引入模型，可以檢驗勞動報酬變動對勞資關系的影響。

第二類社會保障因素。包括養老保險覆蓋率、醫療保險覆蓋率、失業保險覆蓋率，用參保人數占就業人數比重表示。檢驗社會保障體系的建立是否有助于改善勞資關系。

此外，勞動力的年齡結構也是影響因素之一。Bong在研究韓國80年代末期勞資沖突的原因時發現，被稱為“386一代”(386指計算機芯片)的城市化過程中的第二代勞動力在這一時期的比重越來越高，他們的政治民主意識遠遠高于其父輩，對勞動平等的要求也更高。目前，我國的勞動力結構與此類似，正在成為勞動生力軍的是成長于改革開放環境中的年輕一代，從理論上來講，這樣的勞動力年齡結構對勞動民主進程具有推動作用，但是、由于缺乏相關統計數據而無法對此進行實證檢驗。

適用于以上勞資關系影響因素檢驗的固定效應面板數據模型如下：

Yit=Ci+β1it+β2X2it+β3SYLit+β4WMDit+β5GZLit+β6YLBXit+β7YILBXit+β8SYBXit+μit(2)

三、實證檢驗

(一)假設1檢驗

分別以YAJ和YRS為被解釋變量，建立面板數據模型1.1和1.2，回歸結果如表1所示。模型1.1、1.2回歸系數的符號均符合預期，但模型1.1的統計顯著性更優。

對回歸結果的分析如下：

第一，模型1.1、1.2所描述曲線的拐點分別出現在人均GDP11444元和11980元時，我國2003年人均GDP10542元，2004年為12336元，這意味著，勞資沖突自2004年始趨于緩和。不過在形式上沒有出現從集體爭議到個體爭議的過程，在集體談判、退出和個體爭議等途徑選擇上，我國勞資爭議也一直偏于個體化。1996-2006年，我國集體勞動爭議案件占總數的平均比重僅為6.1％，其中約1／4至1／3來自于國有企業。這一特點不僅是因為政府相關部門和企業所有者都對集體沖突十分敏感，勞資沖突常常在個體化階段得以解決，難于釀成大范圍的集體沖突，還與我國勞資力量對比嚴重失衡有關。拉佐尼克將19世紀60--70年代美國紡紗工人在勞資沖突中更多地選擇退出而不是依靠集體力量的原因，歸結為“弗爾河的紡織工人面對的是一個有凝聚力的資本家階級”，以及當時的美國工人“有豐富的機會和余地更換雇主，甚至職業”。公務員之家

第二，根據安格斯•麥迪森《世界經濟千年史》提供的數據，表2按1990年國際元推算了英法德美等國勞資關系出現拐點時的人均GDP，以及中國2004年的人均GDP。從數據對比來看，各國勞資關系出現拐點時的人均GDP水平各不相同，從2889元到5689元不等，顯示出國別差異性。事實上，資本主義發展史表明，英法德美勞資關系的轉變不僅與經濟發展水平有關，也是工人運動，政府改良性社會立法推動的結果。

(二)假設2檢驗

分別以YAJ、YRS為因變量，對模型2.1、2.2進行估計，根據Hausman檢驗結果，模型2.1和2.2均采用固定效應模型。回歸結果顯示，模型2.2未能通過顯著性檢驗，剔除了t值過低的失業率、失業保險覆蓋率的模型2.1通過了各項檢驗(見表3)。各因素對勞資爭議的影響如下：

第一，外貿依存度。回歸系數的符號為正，即外貿依存度提高加劇了勞資沖突。這與我國以廉價勞動力為比較優勢的出口導向的經濟增長方式有關。自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以來，中國經濟面臨嚴重的內需不足，之所以經濟增長一直能保持在8％以上，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出口增長彌補了內需的不足。以改革開放初期的1980年為基期，2006年的出口總額增長了50.17倍，GDP增長了46.39倍，中國出口增長速度快于經濟增長速度。但是，在發達國家進行結構性調整、國際分工模式發生重大變化的經濟全球化過程中，中國出口產品在國際分工生產價值鏈中處于最低端，以出口勞動密集型的初級產品和工業制成品為主，資本、技術和知識密集型的高新技術產品所占比例很小。2004年我國高新技術產品出口比例達到最高，但在出口總額中也不到28％。即使是在資本、技術和知識密集型的產品生產中中國企業承擔的只是這種高新技術產品生產鏈中附加值較低的加工組裝環節，這個環節的生產還是勞動密集型。在這樣的背景下，壓低、克扣、拖欠勞動力工資，以更大比較優勢獲取更高利潤，成為資本追逐的必然目標。以2005年為例，由這類原因引發的勞動爭議案件在結案總數中占44％。

第二，工資增長率。工資增長率的符號為負，這意味著職工工資增長有利于勞資關系改善。這一結果與筆者在相關實證研究中的結論一致：對第二產業的實證研究表明，職工工資增長通過促進勞動生產率提高的效應改善勞資關系，這一效應在競爭性領域更加顯著。

第三，養老保險覆蓋率、醫療保險覆蓋率。養老保險覆蓋率在模型中有正系數，說明該變量的提高加劇了勞資沖突。這一不符合預期的回歸結果(包括失業保險覆蓋率變量不具有統計顯著性)，反映了我國社保體系目前存在的缺陷：遠未實現全覆蓋、嚴重的城鄉失衡、規定的待遇水平較低、農民工及其家屬的社保問題突出、對貧弱人群的發展權保障嚴重不足、對貧弱人群的福利服務嚴重不足等。以農民工養老保險為例，涵蓋農民工的城鎮基本養老保險近兩年剛剛起步，至2007年底，參保農民工占城鎮參保職工總數的比重僅9.17％，但是，2008年春節卻出現了農民工“退保潮”，珠三角地區農民工退保率高達95％。究其原因，除農民工流動性大和就業穩定性差等客觀上存在的原因外，保險金不能跨區域轉移、保險金按期設定缺乏操作靈活性、保險金地域利益明顯、農民工負擔過重等制度性缺陷，是導致農民工因最終享受不到養老保險或負擔不起而退保的根本原因。相比之下，醫療保險覆蓋率的提高減少了勞資沖突，模型中該變量的系數為負，這一方面反映了醫療保險對于城鎮職工當前基本生活狀況的重要意義及敏感程度，另一方面也與醫療保險的涵蓋范圍有關，2007年農民工在城鎮基本醫療保險中的參保比例達17.38％，比在失業保險、養老保險中占的比例高出幾乎一倍(見表4)。

綜上所述，本文的結論是：

1．實證研究表明，中國勞資關系庫茲涅茨倒U型曲線的前半段已經出現，勞資關系隨著經濟發展從趨緊到緩和的趨勢已露出端倪。但是，西方發達國家勞資關系演化歷史也告訴我們，勞資關系拐點的到來并不是某一固定經濟發展水平的必然產物，而是經濟、政治、社會因素共同影響的結果。

2．在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勞資關系從趨緊到緩和的過程，既不像馬克思所預期的那樣需要一場徹底的社會變革，也不符合巴斯夏與凱里的和諧社會建立在市場經濟天然和諧基礎之上的理論。中國勞資關系變化受到很多因素的影響。全球化程度加劇了勞資沖突，但其帶動經濟增長，增加勞動者就業的作用又能夠緩和勞資關系。健全勞動法律制度，完善社會保障制度，有助于勞資和諧，這意味著政府可以通過立法，采取合理有效的措施改善勞資關系，促進經濟增長。

3．市場化、工業化、全球化本身并不必然導致勞資沖突，勞資沖突在相當程度上是由這一過程中勞動法律制度不健全、社會保障制度不完善以及政府行為不規范所致。這有待于更深層次的政治、經濟體制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