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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一國經濟運行狀態的評估，按照現代經濟學的流行觀點，只能在通貨膨脹或通貨緊縮這兩種判斷中作出選擇，再沒有其它。然而，對于正處在經濟轉型過程之中，市場體系尚不健全，市場秩序尚不規范，政府和市場關系尚未理順，經濟市場化程度低的國家來說，問題就不那么簡單了。

這里又碰到一個老生長談的話題：是照搬照抄洋教條呢，還是從中國當前的實際出發。通貨膨脹和通貨緊縮是指經濟總量出現失衡的狀態，針對前一狀態，通常采取緊縮銀根的對策，以抑制需求；針對后一狀態，則采取放松銀根的對策，以刺激需求。但是，這種需求管理辦法的局限性是顯而易見的：首先，它只管了總量，顧不上結構。如果經濟失衡是由結構矛盾引起的，或者總量矛盾與結構矛盾相互交織，它便無能為力了。其次，中國是一個工業化尚未完成的發展中國家，總量矛盾的解決取決于結構升級和結構優化。結構矛盾是制約我國工業化和現代化長過程的主導矛盾。靠刺激或抑制需求總量的辦法是不能有效解決結構問題的。再次，上世紀90年代中后期我國經濟面臨的主要問題是消化過剩生產能力，增加有效供給，改善供求結構。90年代初，由于各地各部門競相追求超高速增長，固定資產投資急速膨脹，1993年上半年國有單位固定資產投資比上年同期增長70.7%.盡管當年中央政府實行了緊縮銀根，但全年投資仍增長50.6%，工業生產增長高達21.1%，盲目上項目，重復建設，重復引進，形成了過剩生產能力。紡織品和服裝類產品約1/3供過于求，家電行業生產能力過剩1/2到1/3，機械行業開工率不到50%.在這種條件下，如果無視供給結構狀況，無視迅速膨脹的生產能力，把啟動經濟的希望都寄托在擴大總需求上，那勢必事倍功半。尤其有害的是，把在盲目擴張中形成的過剩生產能力視為高速增長的潛在因素。如果按這種觀點行事，我國經濟恐怕難以走出“擴張——緊縮——再擴張——再緊縮……”的怪圈。

“有效需求不足”，這是“通貨緊縮論”的重要論據。投資和消費是構成內需的兩大要素。需求總量足與不足，不能根據人們的主觀愿望來判斷。經驗數據例如上一周期年需求增長平均值可以參考，但應考慮當年需求生成的新因素和條件，以及經濟的實際承受力。1997年，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比上年增長10.1%，基本建設投資增長14.5%，社會消費品零售額增長11.1%，居民消費水平增長7.7%，國內生產總值增長8.8%.這樣的增長規模和速度，與歷史上正常年份比，或者與其它國家同期比，都難作出“有效需求不足”的判斷。上世紀80年代末曾出現所謂“市場疲軟”。1989年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為-7.2%，1990年增長2.4%，國內生產總值分別增長為4.1%，3.8%.倆相比較，1997年經濟怎么能作出“需求不足”的判斷呢？如果說需求增長乏力，似乎更確切些。

但是，需求總量增長并不意味結構各部分同步增長。相反，總量增長恰恰掩蓋了各組成部分增長的不平衡。自上世紀80年代后期以來，農產品的供給逐步增加，最終告別了短缺，但農民收入卻徘徊不前，特別是純農戶的收入出現下降。農村人均純收入增長，1990年——1996年分別為1.8%，2.0%，5.9%，3.2%，5.0%，9.0%，4.6%；農村消費品零售額增長，分別為-2.11%，7.39%，7.34%，-14.35%，4.07%，6.12%，12.1%，縣和縣以下在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中所占的比重由1990年53%下降為1997年39%.因此，真正“有效需求不足”的是占人口總數的70%的農民。究其原因，主要是農村第二步改革陷入停滯狀態，農民稅費負擔沉重，增收致富門路涌堵。農村深化改革成為農村經濟進一步發展和農民增收的瓶頸，靠放松銀根是無濟于事的。1989年以來實行擴張型財政政策，靠增加財政赤字和增發國債來擴大需求總量，投資每年以兩位數的速度增長，但并沒有改變農民收入徘徊不前的狀態。1998年——2001年，農村消費品零售總額增幅分別為6.3%，6.3%，8.2%，7.0%，均低于城市1-2個百分點。農民人均純收入2001年比上年增長5%，2000年增長1.9%.而且在農民收入平均數下還掩蓋著一個龐大的貧困群體，其中，除了至今仍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的3000萬農民之外，還有幾千萬失業和半失業的農民工。農村市場是我國至今尚未充分開發潛力巨大的市場。近幾年我國內需持續增長乏力的主要原因，就在于農村市場的拓展有限。

投資持續增長乏力，并不是市場主體投資需求不足，也不是找不到有利可圖的投資場所。我國是發展中的大國，投資領域之廣，待開發的領域之多，是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都無可比擬的。問題出在作為市場主體的企業，歷史包袱沉重，不良資產比例過高，稅費負擔過重；加之企業改制步履艱難，改制的成本和代價巨大。在這種條件下，相當多的企業維持簡單再生產都很困難，怎么有實力顧得上發展和改革？改變企業在轉型時期的艱難處境，依靠擴張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用輸血的辦法是于事無補的。銀行連續8次降息，對降低企業的利息負擔是有作用的，但對激勵企業投資卻未起到預期的作用。用政府取代企業充當投資主體是否可行呢？顯然，這是喧賓奪主，背離了改革的方向，不能長久。

求解難題：中國經濟憂患之成因

價格常年下降，這是“通貨緊縮論”的又一論椐。近幾年，我國經濟發展出現反常態的走勢：即經濟高增長的同時，市場物價卻常年處于低迷狀態。在經濟運行正常情況下，如果物價走勢常年低迷，全面下降，這就意味著經濟周期進入了衰退或危機階段。現代經濟學把衰退的原因歸結為有效需求不足，而需求不足又歸結為銀根緊縮所致。所以，這種現象稱之為通貨緊縮，認為它是貨幣現象，主張轉而實行擴張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用流行的“通貨緊縮論”能解釋清楚我國當前的經濟態勢嗎？從現象上看，除了物價低迷之外，其他方面都無法與“通貨緊縮論”對上號。首先，從1997年以來經濟年增幅一直保持在7%以上的速度運行，表明并不存在總需求不足的難題。歷史的經驗反復證明，經濟年增幅保持在這個區間是恰當的。一旦達到兩位數，就會超越經濟和社會的承受力，引發通貨膨脹，造成市場秩序混亂。按照“緊縮論”的主張，只有總需求再翻一番，速度再增加一倍，物價才能轉降為升。但是，這樣做的后果勢必重蹈1992年經濟過熱的覆轍。其次，現行物價指數不能充分反映轉型時期的特點，不能全面反映市場物價的動態。當前，價外價，灰色價格和黑市價格依然是市場管理中的一大突出的難題。例如，幼兒園和學校以“贊助”名義收取的高額費用，聘用家庭教師支付的報酬，保姆或小時工的工資，住宅區物業管理名目繁多的收費，醫療服務方面的灰色費用等。這些付費項目已經在居民消費中占據僅次于基本生活需要的位置，而且金額和種類還有上升與發展的趨勢。反映在居民消費需求結構中，隨著恩格爾系數下降，用于購買基本生活資料的支出相對下降，用于服務方面的支出卻絕對上升。特別是商品房價格居高不下，超過了居民的經濟承受力。一方面官方的價格指數下降，另方面價外價和未列入統計的價格卻呈現上漲的勢頭。所以僅僅用現行物價指數判斷經濟形勢，是有局限性的。再次，考慮到上世紀90年代初發生的嚴重通貨膨脹，近幾年物價走勢在度過全面緊束之后正處在緩慢調整過程之中。如果用基期年1990年為基數進行比較，這幾年物價依然呈緩慢上升之勢。據統計局資料，消費物價指數1995年為183.3，1996年為198.6，1999年為199.6，2000年為200.4，2001年為201.8.但是，用環比方法計算的指數，卻呈現下降的態勢。因此，把兩種指數聯系起來分析，才能對物價走勢作出恰當的判斷。

論文求解難題：中國經濟憂患之成因來自

所謂“通貨緊縮”是否由于貨幣政策偏緊引起的呢？根據經驗數據，只要廣義貨幣增長高于經濟增長1倍再加幾個百分點，就能夠適應經濟發展的需要，不會發生偏緊或偏松的問題。自上世紀90年代后期以來，貨幣供應一直保持適度的增長幅。1997年比上年增長19.5%，1998年14.8%，1999年14.7%，2000年12.2%，2001年17.6%.問題不在于貨幣總量，而在于貨幣投向。農業是基礎產業，但農業技術改造和農村經濟的發展至今仍然為資金短缺所困。而農村金融卻出現存大于貸的反常現象，農村金融機構把在農村吸收的大量存款約4000-5000億元上調城市。在這種情況下，不改變貨幣投向，即使再增加貨幣供應量，也不能解決農村經濟發展燃眉之急。金融體制的弊端用總量政策是無濟于事的。

所以，離開我國經濟體制轉型和產業結構升級與調整的大背景，對經濟形勢是難以作出恰當的判斷的。

支撐速度與化解風險：孰輕孰重

上世紀90年代后期，宏觀調節面臨著兩難抉擇：即一方面要消除93年緊縮引起的負面影響，遏制經濟增幅下滑的態勢，另方面又要正視1992年非經濟因素誘發經濟超高速增長造成的后果，采取有效措施消除潛伏的隱患，化解風險。

1992年，全國各地各行各業掀起了一股爭速度，“上臺階”的熱潮，不考慮客觀條件的許可，上項目鋪攤子，建市場熱，招商引資熱，辦開發區熱，工業園區熱，高新技術區熱，房地產熱，硅谷光谷熱，樓堂館所熱，一浪高過一浪，形成前所未有的投資熱潮。有人形容，那時期銀行敞開口袋放貸，財政敞開國庫花錢。貨幣（廣義）供應量超常增長，1991年為26.5%，1992年31.2%，1993年37.3%，1994年34.5%，1995年29.4%，1996年25.4%.貨幣多年超經濟發行，給金融業埋下了風險隱患。當時就有人指出，按照最保守的估算，4大國有商業銀行的不良貸款比例不低于24%.從理論上說，商業銀行早應進入破產程序。如今完全是靠國家信譽支撐。1998年以來，實行擴張性貨幣政策，速度是上去了，但金融隱患也在增長，財政收支嚴重失衡，赤字驟增，以1990年為100，1993年上升1倍，1994年上升2.9倍。財政對債務的依存度逐年攀升，1990年為12.1%，1992年上升為17.8%，1994年為20.2%，1996年為24.7%，1997年26.8%.這里說的是硬赤字，不包括或有債務或隱性債務。按照《預算法》的規定，編制預算要量入為出，收支平衡，中央和地方各級政府的預算都不列赤字。但是，90年代以來，財政收支的缺口卻呈現逐年上升勢頭。而隨著改革深化，或有債務上升的勢頭更大。

求解難題：中國經濟憂患之成因

國際經濟形勢也向我國提出嚴峻挑戰。1997年6月東南亞爆發金融危機，波及我周邊國家和地區。國際金融大鱷幾次沖擊香港金融市場，企圖染指我國內地經濟。所幸的是我國未實行資本項目可自由兌換，這道防波堤才使我們幸免于難。否則，后果是難以設想的。然而，抵御了外患卻不該無視內憂的存在。不消除潛伏的金融危機和財政危機，國際投機資本隨時會伺機興風作浪，沖擊我國金融市場，攪亂我國經濟。所以，防外患必須除內憂。而且開放資本市場，實行資本項目人民幣自由兌換不過是時間問題。化解潛伏的金融風險是開放金融市場的必不可少的前提條件。

然而，在此同時經濟年增幅又出現下滑的趨勢，1993年以來每年以一個百分點的速度遞減，對經濟持續穩定發展構成了實際的威脅。盡管年增長6%-7%的速度與其他國家比較，是很高的速度，但由于我國生產力水平低，勞動生產率不高，經濟每增長一個百分點所提供的實際效益要比發達國家少得多。大體上說，我國經濟增長6%-7%，也就相當于發達國家增長2%-3%.如果增長速度低于這個速度，維持必要的財政支出，安置適齡人口就業，增加城鄉居民收入，適當擴大基建規模，便難以實現。在現行體制下，沒有必要的速度，便沒有效益；效益要靠速度拉動，速度出效益。我們喊了十多年要實現增長方式的轉變，但至今沒有變成現實。所以，90年代后期，宏觀調控面臨一項任務，就是遏止經濟增幅下滑，保持必要的增長速度。

但是，在有限資源供給的約束下，既要保速度，又要化解經濟風險，卻存在著難以兼顧的矛盾。不但增長要增加投入，而且化解風險需要的投入更多。補足社保基金缺口，降低企業和銀行不良資產比例，提高國有商業銀行資本充足率等，這些都需要國家投入巨額資金。

“發展是硬道理。”經濟中一切問題都要靠發展來解決，包括化解經濟隱患和風險。沒有發展，就不能創造出解決問題的物質前提。但是，如果無視經濟風險和隱患的存在，只顧發展和增長，繼續鋪攤子拼速度，那么，勢必付出惡化風險和隱患的沉重代價，最終將經濟拖進不可持續的泥潭。歷史的經驗和教訓一再表明，化解經濟風險和隱患恰恰是持續增長和發展的前提。當二者不能完全兼顧時，應當率先抉擇消除潛伏的危機，在化解并最終消除危機的前提下，使經濟保持必要的增長速度。有限資源的分配，既要優先用于化解風險，同時又要使經濟增幅適應發展的最低限的需要。只有在特殊情況下，例如爆發了全面危機，才有必要全力以赴克服危機，以暫時犧牲增長和發展為代價度過難關。然而，這并不是唯一的出路。我國正處在經濟轉型的特殊時期。如果把著眼點放在轉變增長方式和深化改革上，而不是求助于擴張性經濟政策支撐速度，解決矛盾的空間是很大的，消除潛在危機和保持必要的速度是可以兼顧的。

近幾年推行擴張性政策，雖然支撐了速度，但同時付出了加大亦已存在的風險和隱患的代價。隨著時間的推移，它的負面影響將會日益顯露，深化改革的路途將更加崎嶇，實現共同富裕的目標將更艱難。體制是推動經濟快速？高效？穩步？持續發展的長期起作用的穩定的重要因素，而政策卻是因時因事因地制宜的暫時起作用的因素。當前，金融風險和財政風險已經成為繼續推行漸進式改革，鞏固和發展改革成果的一大障礙。經濟隱患不是孤立的，它是和社會矛盾交織在一起相互影響的。經濟隱患是經濟不穩定的根源；經濟不穩定又是社會不穩定的根源。因此，從確保全局的穩定出發，在爭速度和消除憂患之間作出抉擇，孰輕孰重，是不難理解的。

被市場邊緣化的弱者：農民

工業化和城市化隨之而來的是農村經濟市場化，農村被卷進市場經濟大潮，農民成為市場的參與者。市場通行的是弱肉強食法則。農民是天生弱者，農業是天生的弱勢產業。因此，任何國家在工業化，城市化，市場化過程中都會面臨如何對待農民和農業的問題。特別是象我國這樣的農民占人口絕對多數的大國。

在社會主義經濟史上，無論是蘇聯，或中國，都曾經通過對農民征稅和實行“剪刀差”政策為工業化積累資金。這個政策“把農民整得很苦”（語），實際上是變相剝奪農民。工業化并沒有給農民直接帶來多少看得見的物質利益。相反，造成了普遍貧困，城鄉二元結構趨向穩固化。

回過頭來看市場化過程中農民的命運如何呢？近二十年推行了市場化改革。改革的目標是實現城鄉經濟全面市場化，建立城鄉一體化的市場經濟體制。但是改革的步驟卻是以城鄉二元結構為立足點，按城鄉兩大板塊分別分步推進的。板塊式改革模式雖可避免一體化改革帶來的強震，但通過以下的分析，將可以看到它的局限性和弊端。

——農村社會保障體系缺位。建國后，社會保障制度的建設，一直偏向城市，輕視農村，是名副其實的“城市”社會保障。改革開放以來，這種不公平狀況并沒有根本改變，甚至還在強化。近幾年迫于城市失業劇增的壓力，城市社保體系的建設加快了步伐。但農村社保制度至今依然缺位。雖然穩定土地使用權事實上起著社會保障的作用，但決不能取代現代文明社會創造的社會保障體系。改革開放初期，依靠推行家庭承包責任制和建國以來農田水利建設的物質基礎，農業生產連年豐收，農民生活得到顯著改善，貧困人口減少。但隨后卻出現了大量返貧現象，因疾病致貧，因災害返貧，因經營虧損破產，因失業而返貧，因稅費負擔沉重而致貧等，農村出現了一個人數不少于原有貧困人口的新的返貧群體。由于政府撥付的扶貧資金有限，而農村社保體系遲遲沒有就位，致使農村貧富分化加劇，社會不穩。同時，由于農村社保體系缺位，阻礙了土地資源的合理流轉和優化配置。土地作為商品，按市場規則運轉，是市場經濟發展的必然趨勢。但如果沒有社保制度為前提，一旦農民失去土地，便失去了生活保障。

求解難題：中國經濟憂患之成因

——土地流轉中農民遭到變相剝奪。土地現在還不能作為商品自由流通，政府依法對農民承包的土地實行有償征用制度。由于沒有依法監管的規范化的統一的土地市場，由于農民不擁有土地處置的自主權，由于房地產業過度投機，普遍存在著征地補償費過低，農民利益受損。土地補償費與土地最終售價每畝相差十幾倍到幾十倍。例如，南方某市，每畝補償費只有2萬多元的地，拍賣價竟高達100多萬元。通過征地“剪刀差”，改革開放以來農民被剝奪了20000多億元。巨額暴利驅使許多地方上演了一幕幕新的“圈地運動”。按照每征一畝地就有1.4個農民離開土地，每年征用300萬畝左右計算，就有400多萬農民失去土地。據國土資源部的資料，2002年上半年信訪部門受理的案件中，有73%涉及征地問題。現在城市化熱潮正在興起，“經營城市”的口號勢將引發更大的“圈地運動”。有農民憤慨地說：“別人發財用我們的命根子鋪路。”

——農民就業和致富的機會不公平，甚至受到歧視，合法權益得不到保護。目前全國離鄉就業的農民工已超過9400萬人，務工收入約占農民純收入的30%.但是，當前的狀況是，城市化滯后于農村人口的轉移，城鄉統一的開放的勞動力市場的建立又滯后于農村勞動力的轉移。這兩個“滯后”已經產生了負面效應：戶籍管理制度雖有松動，但附加了種種限制條件，絕大多數農民工過著“二等公民”“三等公民”的生活，許多人棲息在工棚或貧民窟，無權享受市政當局用國有資產舉辦的福利設施，子女不能進入公立學校或幼兒院，干的是城市居民嫌棄的苦活重活臟活和危險工種，不少廠礦或工地沒有必要的安全保護實施，傷亡事故經常發生，受害職工合法權益得不到保護，拖欠血汗工資克扣工錢且數額巨大，一旦失業既得不到救濟金又得不到再就業培訓，從事個體經營要負擔名目繁多的苛捐雜稅。尤其令人費解的是，有些地方雇傭了幾百萬上千萬的農民工，但在計算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時卻剔除了農民工，不計算農民工的貢獻。

——政府壟斷糧食棉花等主要農產品流通的體制，束縛了農民經營自主權，窒息了市場機制作用，農民利益受到傷害。上世紀90年代后期，作為深化改革重要步驟，推出了糧棉流通新體制，實行按保護價敞開收購的辦法。新政策實施的結果卻產生了設計者始料不及的負面效應：喂肥了糧販子和不法之徒，損害了農民，背上了財政補貼的包袱。它給不法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機，私商與收購員互相勾結，任意壓級壓價，將農民拒之門外，乘機低價收購，然后再按國家定價賣給收購站，或者收購人員按優價收購私商出售的劣質糧棉。結果，政府的保護價沒有保護農民，卻中飽了不法分子的私囊。現在此項政策作了改變，但糧食部門經營虧損卻成了財政的沉重包袱。長期以來，國家對農業的保護政策始終沒有到位，財政對農業的補貼不是直接給予農民，而是落到流通環節。目前糧食部門虧損掛帳已高達4000多億元。

——收入分配不公，農民負擔沉重。目前城鄉居民人均收入的比例約為3：1.如果和城鎮職工年均工資比較約為4：1.但農民的稅費負擔卻比城市居民高。農業稅按田畝征收，類似個人所得稅，但沒有起征點的限制；三提五統，按產量和收入提取，包括地租和所得稅；營業稅，或市場管理費，按銷售額交納。農民還承擔大量的城市居民所不繳納的名目繁多的稅外費。其中，一項是農村義務教育經費。農村義務教育經費70%由鄉鎮財政負擔。而鄉鎮財政連“吃飯”都保不了，不得不轉嫁到農民身上。義務教育有名無實，致使農村學齡兒童輟學率居高不下。另一大項是農民要供養大量的在編和不在編的“吃皇糧”的鄉村干部和其他脫產人員。僅以在編人員1200多萬計算，大約75個農民供養一個脫產人員。某省每個鄉鎮財政供養人員平均多達448人。近二年農村費稅改革艱難，有些地區出現回潮，有些地區明減暗不減，主要是因為減負未改體制，沒有觸動龐大的官僚體制。

——鄉鎮企業產權制度改革普遍實行私有化，并未取得“一私就靈”的神效。改制一沒有促進企業技術改造和結構升級，沒有走出整體低效益，高消耗，高污染，粗放經營的低級階段，以至政府不得不下令強制關閉“五小企業”。二是吸納農業剩余勞動力的能力下降，安置就業人數絕對數減少，比1996年減少1000多萬。三是產生了一個新生的權貴階層。在改制過程中，有些原來的企業領導人或鄉鎮干部利用手中的權力掌握了企業產權，搖身一變成為私人企業主，廉價或無償地將公共財產據為己有。

分析表明，“三農”本應是擴大內需的主體，推動經濟持續快速發展的動力源，但是在市場化轉型過程中，卻被市場進一步邊緣化。而擴張的財政和貨幣政策也沒有給農民帶來多少直接的物質利益。

擴大內需：一篇尚未破題的文章

擴大內需，不僅有利于近期遏止經濟減速，而且能夠給經濟持續發展提供取之不盡的動力。這是一項必須長期堅持的方針。近幾年實施這一方針是有成效的。但是做好擴大內需這篇文章卻非易事。

求解難題：中國經濟憂患之成因

近幾年，政府實施擴張性經濟政策刺激需求，并提出了把擴大內需作為長期堅持的方針。反思實施的過程和結果，有必要進一步探討擴大什么內需，怎樣擴大內需，如何處理內需和外需的關系，以及需求和供給的關系等問題，從中找出有益的經驗和教訓。

宏觀調控政策作為反周期的相機對策，應視導致周期的原因，采取擴大需求，或者改善增加供給，或者二者并舉的措施，以熨平周期。基于對我國90年代后期經濟態勢的判斷，實行了旨在克服“需求不足”的擴張性經濟政策。現在還要繼續執行此項政策，保持政策措施的連續性。從近幾年的實踐來看，擴大內需這篇文章有了好的命題，但是還不能說已經破題了。

——是以產值增長速度唯此為大，還是以擴大內需為宗旨。

物質資料的生產和再生產是人類社會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基礎。人們不是為生產而生產。生產是為了消費，并依賴消費。與消費需求相脫節或對立的生產，是注定要衰退的。然而，長期以來我們在經濟建設的指導思想上總是片面追求產值高速增長，給經濟建設造成很大損害。改革開放之初，早就明確提出轉變增長方式。但時至今日經濟增長和發展依然被這只無形的手所左右。提出擴張性財政政策的初衷，就是要保速度。產值增幅是第一位的，需求是第二位的，是為了保速度。雖說中央計劃不再是指令，但依然是考核各級干部的重要指標。各地方，各部門競相攀比產值增幅。不管是否能增加消費需求，只要能提高速度，什么辦法都用上。近幾年，上下都認為“需求不足”制約了經濟增長。但讀一讀歷年發表的統計公報，除了個別區省，沒有幾個省市經濟增長速度等于或低于全國的增幅。經濟高增長與占人口絕對多數的中低收入群體需求不足共生形成了強烈反差，而且隨著經濟發展還有進一步擴大的趨勢；經濟高增長與城鄉貧困人口數量劇增形成對立，這些反常態的現實難道還不足以令人反思嗎？

——是以公共設施建設為投資重點，還是以傳統產業的技術改造和結構升級為重點。

內需的一大項就是投資。投資是和最終消費需求相對而言的生產消費需求。按照資金投向和用途，可分為基本建設投資，更新改造投資，房地產投資。我國是工業化尚未完成的發展中國家。投資的空間是十分廣闊的。但有輕重緩急先后之分。近幾年實行擴張性財政政策，國債投資選擇了公共基礎實施建設為重點。現在我國交通運輸狀況已經有了顯著改善。但是，把基礎實施建設作為中長期投資重點，是否恰當，有必要進行探討。首先，從加快工業化的要求來看，應當大力發展制造業，加快制造業的技術改造，使之成為改造和裝備國民經濟各行各業的主導產業。制造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不能超越的，是第三產業或高新技術產業所無法取代的。經過50多年的建設，我國制造業發展已有相當規模。但是，與發達國家比較，規模過小，在世界制造業生產能力中所占份額僅為0.18%；技術層次低，每年投資所需要的設備約有40%-50%靠進口，機械工業產品達到國際先進水平的僅有1/10；產品附加值低，加工貿易占出口額40%以上。因此加快制造業技術改造和技術更新迫在眉睫。同時，外國的經驗表明，一旦經濟衰頹或不景氣時，大規模的技術改造和固定資產更新，恰恰是擴大內需，啟動經濟的有效機制。近幾年在投資方向上，歷年更新改造資金在固定資產投資中所占的比重過低，平均不到15%，最低的年份不到1%.其次，近幾年基礎實施建設在選項和建設標準等方面，存在著超越國力和經濟發展水平的問題。例如，世界上第一條商業運營的磁懸浮列車軌道的建成，高速公路通車里程已居世界第二位等，這些建設項目都明顯過分超前，耗資巨大，實效低。再次，在安置就業，增加居民消費方面，基礎設施建設所起的作用有限。2001年和1997年相比，固定資產投資增長了近50%，而最終消費僅增長35.2%，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僅增長了1.6個百分點，為59.7%，依然低于發展中國家平均水平，其中居民消費的比重還降低了0.1個百分點，僅增長31.7%.可見，消費比重偏低的狀況并未改變，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依然受到限制。至于投資對就業的帶動作用則成下降的趨勢。投資每年都以兩位數的增幅上升，國債投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高達1.5-2個百分點，然而失業率上升的勢頭卻得不到遏制。

——擴大內需，要不要遏制泡沫經濟和經濟泡沫。

國外的經驗表明，泡沫經濟和經濟泡沫是市場經濟的伴生物，是無法根除的。但必須遏制和調控。否則，任其發展，必然導致災難性后果。遠的不說，近期美國所謂“新經濟”的破滅，納斯達克股指狂瀉，日本10余年經濟衰退至今不見曙光，便是例證。在我國經濟市場化過程中，泡沫經濟所產生的危害是不容忽視的。首先是房地產虛熱造成的經濟泡沫。土地使用權作為商品進入市場以及房屋商品化，給房地產行業提供了牟取暴利和尋租的機遇，掀起了炒作房地產的投機熱潮，致使房地產熱經年不衰，即使房屋空置率驟升，爛尾樓成片，銀行貸款無力償還，房地產價格依然居高不下。以權力為依托的壟斷經營，將市場調節拒之門外，這是我國市場經濟一大特殊景觀。2001年與1997年相比，用于固定資產更新改造的投資增長了51%，而房地產投資卻增長了109%.據有關部門統計，目前全國商品房空置總量已經達到1.3億平方米左右，其中有一半的房屋已經空置了一年以上，占壓資金2500億元，不良資產居全國各行業之首，資金主要來自銀行貸款，房地產企業的資產負債率平均高達85%.各級政府的領導人大刮“政績工程”，“形象工程”之風，給房地產業虛熱起了火上加油的作用。其次，股市過度投機形成的泡沫，雖然對居民和政府增收有暫時的效應，但泡沫注定是要破滅的。一旦股市狂瀉，眾多中小投資者將被推入破產陷阱。我國股市發展已初具規模，股票市值4萬多億元，上市公司1200多家，投資者6000多萬。近2年股市低迷，股指大幅下跌，滬指從2001年高點2245點下跌到目前的1400點，投資者財富縮水。但目前股市的市盈率依然是世界最高的。盡管利好的信息不斷，但股市依然沒有重現昔日的“繁榮”。當前，應當利用股市低迷時機，整頓和規范股市，處理好維護投資者利益和經濟發展整體利益的關系，穩中求進。

——擴大內需的新難題：外需與內需的關系。

明確地把擴大內需作為經濟建設的長期方針，無疑，這是完全正確的選擇。擴大內需與擴大開放，并不是對立的。但必須明確，開放是為了擴大內需，為了全國人民過上共同富裕的生活。因此，開放應服務于擴大內需，服從擴大內需。這個主從關系是不應也是不能顛倒的。但是，在實際工作中，如何擺正內需和外需的關系，由于受部門利益和產業結構的制約，依然沒有解決。首先，在某些行業中，借進口貿易，將擴大內需轉換為擴大外需，沖擊了國內市場。有資料表明，內需僅在我國經濟增長中占27%.目前，我國固定資產投資中，所需設備有2/3來自進口，而機械行業卻嚴重開工不足，生產能力的利用率僅為51.86%，每年貿易逆差高達數百億美元，投資對擴大內需的實際拉動作用大打折扣。其次，經濟增長對外貿的依存度過高。目前，進出口額在國民生產總值中的比重已高達60%，為世界大國之最。美國在世界貿易額中占居32%，但美國經濟對外貿的依存度不到20%.內需依然是美國經濟發展的重點。我國是正在推進工業化的發展中大國，如此高的外貿依存度，眼下對維持經濟增長速度有一些作用，但從長遠來看弊多利少。一是不利于加快工業化和現代化。把有限的資源都消耗在附加值低，技術含量小的勞動密集型產品的生產上，以廉價的勞動成本換取外匯，得到的回報是以延緩和犧牲工業化為代價，換取出口高速增長。二是不利于增強國家經濟實力和國際競爭力。目前，我國出口的大宗商品多為勞動密集型產品，即使這些商品在品牌和質量方面也缺乏競爭優勢，更不用說在設備制造業，高新技術貿易方面，至今我國還沒有取得與世界第6貿易大國地位相應的份額。三是加工貿易比重過大。我國的出口企業大都是處于產業鏈的末端，為外國跨國公司從事零部件加工或制成品組裝，充當國際打工仔，出賣廉價的勞動力，高額利潤為外國公司所得。四是對外依附性強，風險大。我們一方面要承受世界市場景氣變幻的沖擊，同時還要為跨國公司承擔經營風險和研制開發風險。所以，繼續把出口額作為顯示外貿政績的唯此唯大的指標，是十分有害的。“出口多元化”不是外貿走出困境的根本出路。

——“減員增效”：作繭自縛之策。

城鄉貧困人口劇增是導致最終消費乏力主因。近幾年，我國經濟出現的又一反常規現象，就是經濟高速增長，而城鄉貧困入口卻大量增加，引起居民購買力相對萎縮，最終導致經濟持續發展受阻，不得不求助于擴張性經濟政策。造成這種被動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從主觀方面來反思，不能說與制度設計和決策不當無關。早在上世紀90年代前期，就業形勢就呈現日趨嚴峻之勢。據有關專家的調查資料，1993年—1996年，城鎮失業職工人數年均以48.7%的增幅上升。1997年，城鎮登記失業率為3.2%，失業人數約600萬人，下崗職工約1400萬人，不包括停產半停產的在職職工和進城務工的農民工。農村還有6000萬貧困人口。如此龐大的貧困群體，對經濟持續快速發展和社會穩定形成了巨大的壓力。面對就業的嚴峻形勢，宏觀經濟政策的重點，本應由反通貨膨脹轉向反高失業，一方面建立和完善社會保障體系，增加社保資金的投入，減少貧困人口；另方面廣開就業門路，實施再就業工程，降低失業率，減少企業改制的成本和代價，并使因改革而利益受損的基本群眾利益得到應有的補償。但是，政府卻按照“減員增效，下崗分流”的原則加大了企業改制的力度和強度，對已經出現的下崗潮和失業潮推波助瀾，以至使下崗和失業人數空前劇增。當政府實施擴張性經濟政策時，面對的不僅是社會投資不足，而且還有一個導致消費需求萎縮的待救濟的貧困群體。

“減員增效”，這原本是企業為了解決因冗員而增加成本致使利潤下降而采取的辦法。它的適用對象和范圍是明確的，有限的。如果政府將它確定為一項宏觀經濟政策，在全社會范圍普遍推行，企業紛紛裁員，必然導致失業人數急劇增加，待救濟的貧困人口上升，從而引起居民有購買力的需求下降，即使有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最終也是難逃經濟衰退的厄運。普遍減員，就是普遍減效。當前我國的現狀就是佐證。

我國國有企業普遍存在冗員。這是個制度性問題。解決這個難癥不能下猛藥。欲速則不達。俄羅斯“休克”至今15個年頭還沒有結束“療程”，代價是巨大的，教訓是深刻的。在經濟轉型過程中，既要解決國有企業人浮于事，又要實現經濟穩步增長，防止經濟衰退，這確實是個大難題。

在推行“減員增效”的同時，近幾年還出臺了住房商品化，廢止了公費醫療制，實行非義務教育收費等多項改革。這些改革都需要大幅度增加職工的支出。但工資制度卻沒有相應地進行改革，依然實行的是不完全工資制。廣大職工對收入預期和支出預期都不看好，這就迫使他們不得不節制消費，增加儲蓄。這是導致居民消費需求增長乏力的重要原因。

分析近幾年政府出臺的改革步驟和政策措施，似有相互配合相互協調不當之處。一方面，用一只手擴大內需，維持經濟快速增長；另方面，用另只手遏制消費需求，導致經濟持續增長乏力。這是擴張性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遲遲不能淡化，不能收場的重要原因。

——癥結：消費和積累比例失調。

我國當前經濟發展中問題的癥結究竟何在？主流觀點是“有效需求不足”。但是，“有效需求”是指投資需求還是指消費需求？從政策取向來看，是前者而不是后者。1998年以來實行擴張性財政政策，增發6500億元國債，主要用于投資。1998-2001年，預算內基建投資分別增長77.7%，44.8%，7.78%，28%.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分別增長13.8%，5%，10.2%，13.05%.高投資拉動了經濟高增長。同期，國內生產總值分別增長7.8%，7.1%，8%，7.3%.但是，同期居民人均收入增幅既低于國內生產總值增長，更大大低于投資的增長。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別增長5.1%，7.9%，7.5%，9.2%；農民人均純收入增長分別為3.4%，2.2%，1.9%，5%.結果，導致積累與消費的比例嚴重失調。積累率從1997年的38%上升到2002年42.1%；消費率從58.1%下降為57.9%.居民消費在最終消費中的比重從80%下降為77.9%；農民消費在居民消費中的比重從50%下降為44.3%.2001年，城鄉居民最終消費人均每天僅為9.8元，略高于聯合國的1美元作為貧困線的標準。歷史的經驗反復證明，重積累輕消費，高積累低消費，是導致我國經濟長期不能步入穩定持續增長的久治不愈的頑癥。上世紀80年代中期，經濟過熱，積累率高達38%-38.5%；90年代初期，經濟連續4年兩位數的增幅，積累率高達39.3%-43.5%，最后不得不緊縮銀根。當前，有些行業和地區在利潤和“政績”的驅使下，出現了盲目上項目擴大投資的“虛”熱。局部過熱已經是不容爭辯的事實。經濟局部“虛”熱引起的隱患是不能不引起足夠重視的。但是，按照目前靠繼續增加投資來克服“有效需求不足”拉動經濟的思路，必然加劇積累率過高引起居民消費需求繼續相對萎縮，從而遏制經濟增長內生機制的作用，而且還會導致經濟過熱。

當前，我國經濟中，一方面，積累率過高，另方面，物價指數長期低迷。這是一種奇特的經濟現象。原因在于，我國當前的經濟情勢既不同于90年代初，也不同于西方國家。首先，我國現時市場供求格局已經改變，基本消費品和主要投資品的供給告別了“短缺”，因物資供不應求引起物價上漲的歷史不再重現。其次，居民消費需求受到來自積累和改革的雙重壓力，以至出現投資熱與消費相對萎縮并存的現象，導致消費品價格長期走低。再次，投資拉動消費的傳導機制受阻。在一般情況下，投資能夠直接和間接地拉動消費。但在我國當前經濟轉型時期，從投資到消費的傳導機制卻被阻隔。近幾年，居民消費需求增長乏力，而居民儲蓄余額卻超常增長。1998-2001年，分別增長17.1%，11.6%，7.9%，14.7%.住房，醫療，就業，教育等項改革，阻礙了儲蓄向消費轉化，阻礙了有購買力的需求變現。最后，在對外開放的條件下，投資領域對外商實行國民待遇，外商以進口設備抵扣投資予以稅收優惠，在一定程度上減緩了高積累高投資的壓力，所以允許積累率短期略高。目前我國的積累率不僅高于發達國家，而且高于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長此以往，難以為繼。

老生常談話改革：尊重客觀規律

解放思想是“求是”的前提。但解放思想如果背離了實事求是，就會陷入唯意志論的陷阱，重蹈“人有多大膽，地有多高產”的覆轍。

1.改革要從我國生產力的現狀出發，按照生產關系一定要適合生產力性質的規律的要求辦事。

生產關系一定要適合生產力性質的規律，是改革大業的根據和出發點。無論目標模式的選擇和設計，或者實施步驟和方法，改革戰略和戰術的抉擇，都必須按照這個規律的要求辦事。經濟體制本質是社會生產關系的實現形式。經濟改革實質上就是社會生產關系的變革。

有人認為，西方國家搞市場經濟已經有幾百年的歷史，既然我們要搞市場經濟，就只能向西方國家學習，拜西方經濟學大師為師。但是，學習不等于照搬照抄，改革不能依樣畫葫蘆。這些年在改革的進程中，經常出現方案夭折，模式走形，功能扭曲，改革異化的現象。例如，股份公司是國有企業改制可供選擇的一種形式。現在許多企業已經掛上了股份公司的招牌，但大都是名不副實的翻牌公司，企業并不按市場經濟規則運作；企業經營資不抵債，實行破產制度，這原本是優化資源配置的重要機制，但在全國范圍卻刮起了一股企業逃廢銀行債務的風潮，銀行蒙受巨大的損失；股票上市流通，原本是為了搞活企業，為企業和投資者開辟一個融通資金的渠道，但在我們這里卻蛻化為從股民兜里圈錢，為國有企業脫困提供一條捷徑；中介組織本應以公正公平服務為宗旨，不以贏利為目的，但這些年如雨后春筍建立的各種各樣的中介機構卻異化為以利潤最大化為目標的經營性組織，以至與客戶串通一氣弄虛作假，坑害公眾，欺騙政府，等等。改革走形，機制異化，功能扭曲，如果僅僅是個別的偶而出現的現象，那還可以理解。問題在于，這些現象恰恰是大量的，普遍的，反復出現的，久治不愈的頑癥。這是令人深思的。提出這個問題，并不是懷疑改革的方向。我們對選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義無返顧。但是，必須正視這些問題，分析產生問題的原因，提出切實可行的解決辦法。

按照生產力決定作用的規律的要求辦事，改革必須從我國生產力現狀出發，認識我國的基本國情。中國與其他經濟轉型國家不同之處，經濟方面主要表現在：現代工業與小農經濟并存；現代市場經濟與非市場經濟并存；人力資源數量巨大和整體素質低下并存；自然資源總量大和人均資源稀缺并存；資源公共占有和非公共占有并存；經濟利益主體多元化和政治權力集權化并存，等等。

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為改革的方向，實現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的對接，這是歷史的必然選擇。歷史的經驗和教訓證明，新民主主義社會是不可逾越的中國社會發展必經的階段；全面私有化，是歷史的大倒退；全盤西化，此路不通。進行市場化改革必須遵循中國社會自身固有的，而不是人們強加給它的客觀規律。俄羅斯的殷鑒不遠。“休克”私有化，不可取：“漸進”私有化，也不可為。這是一條死路，它只能進一步激化現存的社會矛盾和經濟矛盾，導致改革背離“共同富裕”的目標，失去廣大工農群眾的支持。

2.要用實踐來檢驗理論和觀點。改革是前無古人的艱難事業。20多年來我們一直按照“摸著石頭過河”的辦法行事。但這并不意味著改革沒有或不需要理論指導。作為改革的指導思想的理論基礎是明確的。然而，在具體運用層次上，一些理論觀點卻需要經過實踐檢驗決定取舍。

例如：——在收入分配領域，多年來把“效率優先，兼顧公平”作為指導原則，實踐的結果，卻是始料不及的：收入分配差距急劇擴大，貧富分化加劇，貧困人口驟增。按照實踐的標準，有必要對這一原則重新認識。首先，它沒有區別宏觀經濟分配和微觀經濟分配，再分配和直接分配。如果是指國民收入再分配，它是要解決初次收入分配差距過大，分配不公的問題。因此，這里應當遵循的原則，不是“效率優先”，而是“公平分配”。稅收和轉移支付的原則就是公平，公正。如果它是指企業層面的分配，即初次分配，這里是必須講求效率的。但必須以公平，公正為前提，實行等量勞動即等價交換的原則。分配的效率來自分配的公平公正。違背了公平公正原則，效率必然受到損害。雖然等量勞動相交換的原則是形式上的平等掩蓋了實際上的不平等，但在現階段它是唯一可行的公平公正的分配原則，恰恰正是這個原則是市場經濟共有的基本規律。在這個領域，效率與公平的關系，不存在誰優誰次，誰主誰副，誰先誰后的問題。二者之間相互依存，互為前提，相互影響。其次，在社會主義階段，實行按勞分配，體現了公平與效率的統一。公平，就是勞動的平等權利，就是等量勞動取得等量報酬的平等權利。在生產力水平低下，勞動依然是人們的謀生手段的條件下，舍此，別無選擇。“效率優先，兼顧公平”是對按勞分配本意的曲解。再次，從分配在再生產過程中的功能與作用來說，分配是實現勞動力的再生產的需要，人類自身繁衍的需要。從這個意義上說，不講效率的分配是不存在的，完全沒有效率的分配是沒有的。有的西方學者早就對“效率優先”的分配模式表示疑問。英國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米德說過：“以效率為依據所要求的實際工資率模式，可能會有利于極少數富裕的財產所有者”，“這已經成為一個值得重視的問題。”（《效率，公平和產權》）他的看法來自西方國家的長期實踐，而我國經濟轉型時期的現狀也為這一觀點提供了佐證。

——“民族經濟”過時論。時下，有一種論調：在經濟全球化的條件下，跨國公司大量出現，民族經濟，民族產業，民族企業已不存在，國家經濟利益也發生了變化。隨著跨國公司的進入，生產，加工，銷售，投資，融資實現全球化，跨國公司的產權國際化，跨國公司的國籍淡化，越來越深地融入東道國整體經濟之中，成為東道國的公民，成為“本土企業”，給東道國繳納稅金，安置就業，促進增長，這就使國家的經濟利益的含義發生了變化。這一觀點可稱之為新“三無世界論”，即無民族國家利益，無民族經濟，無民族企業。“三無論”在理論上是錯誤的，對實踐是有害的。首先，它無視當今世界存在國家的客觀事實，否定了國家主權和國家利益。世界市場一體化的趨向，并不意味著從此進入了大同世界，國家走向消亡。相反，世界市場一體化過程自起步之日起，就充滿了國家間，國家集團間的矛盾和斗爭，甚至戰爭。二戰后，這一過程大大加快。但世界的基本矛盾并沒有解決。當今世界國家間的經濟關系遠不是平等，公平，公正的；建立平等互利的國際經濟新秩序仍然可望不可及；這里通行的是生存競爭，優勝劣汰，弱肉強食的法則；幾個經濟強國居主導地位，超級大國把對外經濟貿易作為其推行霸權主義的工具。世貿組織的建立并沒有改變當今世界經濟格局，它的現行規則又是在發達國家主導下按照有利于發達國家的原則制定的。其次，跨國公司的產生并非自今日起。隨著經濟實力的增強，適應世界經濟和政治形勢的變化，跨國公司的經營戰略和策略發生了重大變化，它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和作用已今非昔比。但是，第一，跨國公司的所有權性質并未根本改變。無論股票如何分散化，國際化，股票控制權依然掌握在壟斷財團或寡頭手中。對于壟斷資本來說，股份化意味著以少量的自有資本控制大量的他人資本，從而增強資本控制權；意味著經營風險分散化，從而將經營風險轉嫁到公眾身上。股權分散化與所有權社會化是兩個不同的概念，不能混為一談。第二，跨國公司的經營宗旨也未改變。它進入別國不是來扶貧濟困，不是來贊助工業化和現代化，而是為了占領對方市場，利用廉價勞動力，獲得稀缺資源，從而牟取壟斷利潤。迄今為止，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的工業化和現代化是依靠跨國公司實現的；沒有一個發展中國家依靠跨國公司擺脫了貧困走向民富國強的。對跨國公司開放市場，引進一個競爭對手，是為了在與強者的博弈中發展自己壯大自己。跨國公司的本意并不是希望為自己培植一個市場上的競爭對手，但這是不以它的意志為轉移的，是無奈的選擇。第三，“經濟全球化”并非意味著國家主權消亡，國家間利益趨同。“經濟全球化”是個內涵雜亂，外延無邊的概念。如果將它理解為全球市場一體化的趨勢，那么，由于國家間經濟上相互依存，國家間利益便有一個交匯點，這個交匯點就是國家間利益共同點。實現共同利益，達到互利，是靠等價交換的原則。而等價交換是以承認各自主權和產權的獨立性不可侵犯為前提的。跨國公司進入別國從事生產和營銷，成為東道國經濟結構的組成部分。但它決不會因此成為與民族企業無區別的東道國的公民，改變了產權和國籍。納稅，那是它應盡的義務，不過是取之于彼還之于彼，羊毛出自羊身上。安置就業，這正是它利潤的來源。而且它吸納的勞動力數量遠抵不上因它參與競爭而破產失業的人數。對引進國經濟增長的影響則要具體分析，當它的國家景氣指數上升時，它會增加廉價的勞動密集型商品的進口，從而帶動出口國經濟增長；當經濟衰退時，轉嫁危機是它慣用的伎倆。我們曾經迷戀“以市場換技術”，但得到的回答是：市場是非要不可的，技術則要另開價。我們花大錢買來的是二三流甚至是淘汰的技術，而無償讓出的是對跨國公司生死攸關的市場。市場在當代經濟中是最稀缺的珍貴資源。“市場無價”，這是當代經濟中違背市場經濟規律的荒謬現象，也是如今世界經濟關系不平等的重要表現。最后，在開放的條件下，跨國公司的進入是否改變了國家經濟利益的內容呢？國家經濟利益是否就是稅收，就業，增長？東道國的利益與跨國公司的利益是否便因此融合了呢？答案是否定的。中國作為發展中的社會主義大國，對于中國的國家利益，必須分清國家根本利益和局部利益，長遠利益和近期利益，本國利益和跨國公司利益，民族利益和世界發展中國家整體利益。“過時論”的潛臺詞是“退出論”。在他們看來，在競爭性產業領域，跨國公司的作用與本土企業是一樣的，與東道國的利益已融合，那么，“民族企業”便可退出，增強國家經濟實力和提高國際競爭力的希望便可寄托在跨國公司身上。這種主張的利益傾向是十分清楚的。有的人在談論國企改革時念念不忘“產權明晰”，產權改革唯此唯大，但在談論跨國公司時卻鼓吹“無國籍，無產權”，令人費解。

3.改革要從客觀條件的許可出發，量力而行，不能只講必要性緊迫性，不講可能性和客觀條件。

我國經濟改革選擇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為目標，這是我國生產力發展趨勢決定的必然選擇。但是，我國市場化改革的起點，比原蘇聯和東歐國家要低的多，物質基礎要薄弱得多。先天不足是我國改革的一大弱點。我們采取恰當的改革戰略和戰術，可以縮短與這些國家經濟上的差距，彌補我國經濟上的不足。然而，我們絕對不能超越生產力和其他客觀條件的許可成就改革大業，必須重視客觀條件的制約作用，在條件上下功夫。

改革現在已經進入到新時期新階段。和以往的改革不同，新階段改革具有高投入，高成本，高代價，高風險的特點。改革的對象，領域，范圍，內容，涉及到社會各個層面，各個階層，各個群體，牽連到每個社會成員的切身利益。這是全社會利益大改組，大調整，大分化，重新組合的時期。因此，任何一項改革措施出臺，都必須考慮各方面的經濟上，心理上的實際承受力，全面分析可能產生的正面和負面效果；任何一種方案的實施，都必須遵循公平公正的原則合理地進行利益再分配，決不能讓少數人侵吞改革的成果，而將改革的成本和代價強加到廣大工農群眾肩上。

然而，在改革的實際工作中，有不少方面卻偏離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例如，在勞動就業，社會福利和社會保障制度改革方面，是量力而行，穩步推進，還是一攬子改革，一步到位。

近幾年，城市改革以前所未有的規模，數量，速度，推出一系列措施和步驟：國有大中型企業三年脫困，扭虧增盈；取消福利分房，實行住房商品化；改革公費醫療，實行醫療保險，大病統籌；減員增效，下崗分流；實行非義務教育自費；改革退休制度，建立養老保險等。改革有以下新的特點：一是出臺的措施多，涵蓋面廣，涉及到城市各行業，各部門，各企業事業單位，直至每個家庭，每個社會成員。二是改革的深度和難度大，通過這些措施全面徹底改革就業和社會福利制度，“打碎鐵飯碗”，廢止原來實行的“從搖籃到墳墓”的社會保障制度，直接牽動億萬職工和居民切身利益的損益。三是改革的時間緊迫，要求在限定的時間內措施到位，完成既定目標任務。四是改革重點主要是國有企業事業單位。城市非國有企業的業主和職工的利益不僅未受影響，相反受益。

這些改革措施是市場化改革應有之意。這里不討論各種改革方案的優劣，僅從改革的戰略戰術來探討出臺的時機，步驟和改革應遵循的原則。首先，利益的分配和調整沒有充分體現公平公正的原則，長期為國家建設作了重大貢獻的基本群眾承擔了改革的成本，代價和風險。這主要表現在：一是先富者享受了改革的成果，但很多人逃避對社會的責任和應盡的義務。二是職工損益沒有得到足夠補償，政府對職工的歷史欠帳過多。我國企業冗員數量大，是體制造成的。失業不是自愿性的，也不是結構性的，而是特殊的體制性失業，責任主要在政府。因此，解決冗員不能簡單地采用裁員的辦法。況且，長期以來我國實行的是低工資制，即不完全工資制。工資中本應包括用于社會保障的部分已經扣除，作為財政資金預留在政府預算之中，形成政府對職工的負債。因此，在改革勞動就業制度時，應給職工足夠的補償。三是分配制度沒有相應地進行改革，分配秩序混亂，收入差距全面擴大，貧富分化加劇。在這種情況下，勞動就業和社保制度按現行步驟改革，對緩解社會矛盾不會起到有益的作用。失業大軍和貧困人口急劇增長，政府和社會不得不為此付出巨大的沉重的代價。

——國企脫困和企業改制能否超越客觀條件的許可“速成”。

在我國改革史上，國企改革起步最早，措施最多，但至今沒有取得實質性突破。從實行利潤分成開始，我們做過種種選擇和嘗試，最終確定了大中型企業改革以西方現代企業制度為參照模式。本文不探討這種企業模式是否適應我國基本制度以及是否是理想模式，僅分析建立這種企業制度所需要的條件。西方企業制度的演變經歷了幾百年的過程，現行模式是現代市場經濟發展的產物，并不是終結的理想制度。我國改革沒有必要重復這一過程，能夠實現跨越式變革。但能不能做到，則取決于能否創造好必要的條件。條件成熟了，則水到渠成。其中，必不可少的條件，例如，改革政企不分，黨企不分的制度，把對企業的管理納入法治的軌道，實行依法治企。我國體制的最重要的特點，就是政治與經濟合一，政治凌駕于經濟之上，政企合一。企業改制不觸動這一點，現代企業制度便有名無實。近幾年有些改革措施不是推進政企分治，而是強化政企合一，背離了改革方向。企業改制是不能避開或跨越政治體制改革的。又如，企業改制必須卸下歷史包袱，輕裝上陣。如企業辦社會，資產負債率過高，人浮于事，等等。解決這些難題，企業自身是無能為力的，必須由政府出資，協調財政，金融，勞動，以及其他公共服務部門，統籌安排。這不僅受政府財力的制約，而且必須有勞動就業，銀行金融，教育，社會保障等行業方面的改革相配套。但這些部門卻自顧不暇。再如，股份公司是股份經濟中的企業形式。它是近代貨幣經濟發展的產物，是以證券市場和資本市場的發展完善為條件的。我國在上世紀90年代初在全國范圍普遍推行股份制時，證券市場還在醞釀之中，股份公司對人們還是陌生的。企業領導人對建立股份公司的熱情奇高，但盲目性很大，大多是出于政治上的考慮。這個缺陷可以通過學習來彌補，但市場發育卻是無法人工合成的。總之，企業改制重要的，不是改換名稱，而是轉變經營機制；經營機制能否轉換，怎樣轉換，則取決于客觀條件。在條件不成熟時，用行政辦法或者用變相搞運動的辦法人工合成現代企業制度，可能事倍功半，欲速則不達。

并非結語的話：回到“西柏坡”

黨中央新一屆領導上任后集體去西柏坡“朝圣”。此舉深得民心。這一行動具有象征性意義，重要的是要把宣言和承諾付諸于行動。理論時下已不再是稀缺資源，短缺的是行動。

說到“西柏坡”，不能不指出對經濟中的隱患推波助瀾的三股濁流：一是官場上和城市建設中的奢靡腐化的濁流；二是經濟腐敗和權力腐敗合流；三是工作中的浮夸形式主義愛做表面文章報喜不報憂。這幾股濁流相互推波助瀾匯合成惡浪，沖擊經濟改革，吞食發展的成果，吮吸人民的血汗，侵蝕黨和政府的機體，毒化社會風氣和人的心靈。現在，我們面臨著安置下崗職工，降低失業率，加快農村人口轉移，減少財政赤字，彌補社保資金缺口，降低銀行不良貸款比例等艱巨任務，卻苦于財力不足。其實，出路和辦法是有的。只要有決心，有些問題是不難解決的。譬如，只要堅決嚴令禁止公款邀請和公費旅游，每年就可以省下數千億元；只要堅決剎住城市建設中的奢靡之風，禁止興建奢華的樓堂館所，每年就能夠從固定資產投資中劃撥幾千億元用于改革方面的需要。這些問題既然久治不愈，看來只能求助于立法。至于反腐敗，近幾年力度不能說小，但勢頭并未得到遏止。有人把時下反腐敗比作割韭菜，割了一茬長一茬；有人說槍子敵不過票子，一不怕關，二不怕死；有人面對西方國家丑聞迭出，認為腐敗是市場經濟的產兒，割不斷，理更亂。這些悲觀論調是站不住的。按照這種觀點，我們只能束手待斃，任這個毒瘤腐蝕黨和政府的機體，最終重蹈蘇共的覆轍。面對反腐敗的嚴峻形勢，我們應當吸取這些年反腐敗的經驗和教訓，從制度和體制方面消除產生腐敗的土壤和條件。其中，最重要的是，切實貫徹執行“依法治國”，把黨的領導納入法制和法治的軌道，對權力實行監督和制約，杜絕權力通向腐敗的路徑。

加快政治體制改革，已不容遲疑。

“位卑未敢忘國憂”。這是我不自量力寫這篇拙文的緣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