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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從計劃秩序到市場秩序：多重秩序的混合

我們把秩序理解為可預見的模式，它使行為主體形成穩定的預期。秩序包括行動的秩序和規則的秩序（柯武剛、史漫飛，2000）。計劃秩序是人為設計的秩序，它依賴外在的權威，通過設計和指令“有形之手”自上而下、有目的的協調。封閉性、強制性、被動服從和層級結構是計劃秩序的特點。權力秩序通常是計劃秩序的表現形式。市場秩序是自發性秩序，它依賴各種主體自發遵守制度。市場秩序的特點是開放、平等、自由和自愿。

體制轉軌意味著市場秩序逐步替代計劃秩序。為了更好地理解我國漸進式制度變遷，有必要把轉軌秩序大致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維持舊秩序——計劃經濟秩序不變，“激勵”和培育新市場秩序階段。第二階段是市場秩序與計劃秩序并行、交錯的時期。政府開始有意識地打破舊的計劃秩序，讓市場秩序發揮主導作用。

第一階段是市場自發性秩序的發育和擴展期。計劃秩序在總體上有所松動，但計劃秩序的根基沒有變化。市場秩序從計劃秩序外萌發。最初從體制外的農村開始，家庭承包責任制是對計劃秩序的“反叛”，是農民自發、自愿簽定契約。國家與農民的關系從過去的指令——服從關系變成權利義務的契約關系。盡管這種契約關系帶有濃厚的權力治理色彩，但農民畢竟擁有土地的自主權和經濟剩余權。隨后，鄉鎮企業和外資的發展使內生的市場秩序與外生（引進）的市場秩序相結合，最終導致非國有經濟在產值上超過國有經濟。這時，市場自發秩序的擴展已是不可逆轉。

值得注意的是，植根于我國傳統社會中的“關系”秩序開始與市場秩序一同擴展，“關系”秩序是建立在“三緣”（血緣、地緣、業緣）基礎上的關系網絡，具有“熟人社會”的特點。它與計劃秩序和市場秩序糾纏得非常緊密，并兼有計劃秩序（縱向秩序）和市場秩序（橫向秩序）的功能。

第二階段是明確以市場秩序為導向的時期。隨著市場經濟目標的確立，開始著手對舊的計劃體制進行改革。首先確定市場經濟的基本制度框架，用市場規則替代計劃經濟的行政命令和權力，讓市場規則發揮資源配置的功能。這個過程從兩個方向進行：“自上而下”的制定規則與“自下而上”的“修改”規則，最后博弈出各方都“滿意”的制度。

但是計劃秩序因符合決策者的穩定偏好而具有“先天”的優勢。當市場秩序要求突破舊的計劃秩序時，導致兩種秩序的摩擦與沖突，形成了多重秩序混合的轉軌秩序。表現為：

（1）計劃秩序在經濟生活中還有相當大的規模。在中國漸進式改革中，與舊的計劃秩序連為一體的計劃經濟體制是逐步退出的，因而轉軌秩序帶有計劃秩序的基本痕跡。

（2）“關系”秩序開始在經濟生活中占主導地位。轉軌秩序的表征是違規，其深層機理是計劃秩序和市場秩序的“折衷”和均衡，它反映兩種秩序的“共同”要求。為此，我們將分析兩種秩序如何博弈，“關系”秩序又是如何取得支配地位的。

計劃秩序和市場秩序涉及兩種不同的體制、行為主體和利益分配方式，從邏輯上說，如果舊體制下的行為主體和新體制下的經濟主體各自“安分守己”，各循自己體制的制度規則，不存在偏離原有體制的激勵，那么新舊體制內各行為主體的利益達到均衡，“各就各位”是最優的秩序。

如果舊體制下的行為主體和新體制下的經濟主體并非“安分守己”，但是政府動態“保護”、“隔離”兩套制度規則的交易成本為零，那么新舊體制內各行為主體雖有偏離各自體制的動機、行為，但政府嚴密地、無成本地監控能及時“遏制”、校正行為主體的偏離，社會也能達到一個很好的秩序。

如果兩個假設任意一個成立，那么中國的改革完全可以按照中國過渡經濟學家們（盛洪，樊綱等；1993，1994）所隱含的假定邏輯發展，即，隨著引入新體制（或新的交易方式、新秩序），舊體制與舊秩序會相應地逐步發生變化、逐步縮小，直至最終完成過渡。

但是，我們發現，不存在對新舊體制下各行為主體“各就各位”的制度激勵和制度均衡；政府一方面希望通過市場秩序的擴展迅速發展市場經濟，另一方面又通過政策、法律“保護”、“隔離”兩種制度——秩序各自實施的范圍與規模。雙重規則與秩序的混合、沖突造成經濟主體的行為混亂、無序。政府對行為主體的無序狀態寄希望于各體制下行為主體的道德自律和自覺。在雙層體制的制度規則夾縫中，“關系”秩序取得了支配地位。

在改革開放前，“關系”秩序存在于中國社會的各個角落。這種“關系”秩序來源于傳統的“禮治秩序”。經過新中國的多次洗禮和改造，仍在私人領域發揮一定的作用。家庭承包責任制的實行使“關系”秩序得以恢復。非國有經濟的發展與“關系”秩序的擴展是同步進行的。因為非國有經濟發展的大部分資源是通過各種“關系”（從體制內、也包括體制外自我積累）獲得的。正因為如此，“關系”從過去單純的人際網絡，演變為一種經濟資源，即社會資本。

“關系”秩序雖有一定的“圈子”，但其滲透性強，它既可以通過縱向網絡深入到計劃秩序中；又可以通過市場橫向網絡，進入到市場秩序中，在計劃秩序占絕對地位的時期，市場秩序的生存與發展常常借助“關系”秩序取得其“合法”身份。因此，“關系”秩序具有兩面性，它既可以“松動”計劃秩序的僵化，又可以“抵制”權力秩序的干擾。在市場不確定性條件下，“關系”秩序還是規避風險的“孤島”。在一定程度上，只有“關系”秩序才可以化解計劃秩序和市場秩序的沖突。由于每類行為主體都處在一定的“關系”秩序中，所以使“關系”秩序成為兩種秩序“共同”可接受的規則與秩序，因而它是二者的妥協點，即均衡點。

隨著市場秩序的建立，關系秩序的負面作用越來越大。那么中國市場秩序轉軌是不是一直停留在“關系”秩序中不能自拔？均衡點的打破只能靠外在的壓力——加入WTO.因為WTO使中國市場制度進一步“升級”和“擴張”。全球化連同市場規則與秩序的“一體化”將使“關系”秩序根據資本的邏輯重新構造。市場是天生的平等派，當市場規則與秩序具有絕對優勢，“關系”規則與秩序將重新改造并退到有限的領域。

二、收益、規則偏好與秩序選擇

立足于憲法和政府對市場秩序的認識這一基點，我們把向市場秩序的轉軌分為三個不同的階段形態：計劃秩序主導型、關系秩序主導型和市場秩序主導型。三種秩序其凈收益、選擇偏好如圖1.

附圖

圖1向市場秩序的轉軌圖

1.計劃秩序主導型階段

從1978年開始到1993年3月29日憲法修正案前的市場自發秩序階段。對應于圖形的OO[，1]段。這一階段是市場自發秩序擴展最快的時期。從圖形我們可以看出，在這一時期，個人對規則的偏好和選擇是計劃規則優于關系規則，關系規則又優于市場規則。也就是說，根據成本—收益原則，人們選擇計劃規則的凈收益要大于關系規則和市場規則。原因是盡管市場制度創新的邊際利潤很大，但市場行為主體“名不正言不順”。

立足于憲法制度—規則（“國家在社會主義公有制基礎上實行計劃經濟”）角度，各行為主體的市場行為都可以說是“違規”。違規是對計劃秩序的偏離，是混亂、無序的開始。在當時的條件下沒有“違規”（有人稱之為“良性違憲”）就沒有改革。但是由于市場本身的不確定性以及中國特殊的政治體制背景，各類行為主體（包括政府自身）制度創新的風險很大。

從圖形我們還可以看出，這一階段也是關系規則與秩序的擴展時期。它和市場秩序幾乎是平行的。同時由于“關系”秩序植根于傳統和血緣關系和人際網絡中，它比市場秩序的“根基”深厚，所以其起點比市場秩序高。

此階段由于體制背景的總體格局是計劃秩序，它為各級政府任意的行政干預提供了合理性、合法性。政府面對市場秩序、市場行為使用雙重規則——計劃規則和市場規則。以計劃經濟的制度和秩序衡量是違法的行為，用市場秩序和規則的標準看可能是制度創新。行為主體從多次與政府官員的博弈中發現“貨幣”能把計劃標準化為“統一”的市場標準。“貨幣”的指標有經濟增長、稅收收入、現金等。權“錢”交易確實“激勵”了政府官員大開政策和法律的“綠燈”，市場秩序在政府官員的“保護”下進行擴張，而這一切大多是通過“關系”規則疏通的。

2.“關系”秩序主導型階段

關系秩序對應于圖形的O[，1]O[，3]階段。它從1993年憲法修正案開始，目前我國的轉軌正處于此階段。隨著在憲法層次上明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政府開始加速建立市場經濟的基本制度框架，市場秩序具有了合法地位。但從圖形我們發現，市場規則和秩序的優勢只是逐步地替代計劃規則和秩序，臨界點是A點。A點左邊，計劃秩序優于市場秩序，A點右邊，市場秩序優于計劃秩序。這說明在一段時期內，名義上雖然實行了市場經濟，但對于個人和組織而言，利用計劃規則與秩序的權力所獲得的收益要遠遠大于市場秩序和規則所帶來的收益，所以行為主體的理性選擇是廣泛地“接近”計劃秩序的行為主體。這樣導致關系規則和秩序處于計劃規則和市場規則的上方，它在個人收益和選擇上優于計劃規則和市場規則。因為關系規則雖然不是權力規則，但可以利用權力規則；同樣，關系規則可以不需要市場規則，但市場規則必需要關系規則。也就是說，關系規則可以“溝通”計劃規則和市場規則。它既可以利用計劃規則的“方便”（壟斷資源的獲得），又省去市場規則的“麻煩”（高交易費用），再加上關系規則一經建立，其交易成本很低。所以它成為行為主體首要的選擇。

但隨著市場秩序取代計劃秩序（在名義上的），維持舊秩序的既得利益集團開始以各種方式“剿殺”市場經濟。雖然政府對市場秩序的確立是明確的，但由于受自身偏好、認識和利益集團的影響，開始以計劃秩序的方式和手段整頓、規范市場秩序。這一階段是市場自發性和政府規范相交替階段。由于政府行為不規范（主要是“關系”秩序滲透到政府行為中），越規范越混亂，甚至出現了以規范的名義“制造”不規范。

3.市場秩序主導型階段

在此階段現代市場經濟的秩序已基本確立，“關系”秩序和計劃秩序在個人收益的獲得上處于明顯的劣勢。盡管在第二階段，“關系”秩序上升很快，但其趨勢是遞減的。相反，市場規則與秩序以遞增的速率上升。過C點后，市場秩序取得支配地位。但是中國特殊的文化傳統和政體決定了中國的市場秩序不可能像西方那樣，而是一種市場秩序為主導的、關系秩序和計劃秩序仍發揮一定程度作用的秩序形式。

在轉軌秩序中，市場秩序替代“關系”秩序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因為后者既可以“軟化”、“消解”計劃秩序和市場秩序，又滲透到二者之中，出現市場權力與政治權力的勾結，造成政府和市場的雙重失靈。中國目前出現的“裙帶資本主義”（吳敬璉，2001）就是一種典型的“關系”秩序的表現。

三、“轉軌制度悖論”：失序的另一種解釋

1.“轉軌制度悖論”

我們避開多重混合式秩序所引起的行為主體的無序，單就市場制度在中國自身演變可能引起的混亂進行分析。“轉軌制度”基本能反映中國市場演變的特征與軌跡，它體現在過渡性制度安排中。所謂過渡性制度安排指體制轉軌中一種指向市場制度的“臨時”制度安排，它的特點是不確定性和“允許修改”。有兩種情況，一種是雖指向了市場制度，但實際并不是完全的市場制度，而是一種帶有行政壟斷的制度安排；另一種雖是市場制度，但從市場經濟國家移植過來后，由于沒有實施的條件和動力，所以形同虛設，實際運行的是另一套“違規”的潛在規則，包括我們前面論及的計劃規則、關系規則等。過渡性制度安排說明市場制度和秩序在中國的確立不是一次博弈可以完成，需要行為主體各方長期的博弈以達成“共識”。

“轉軌制度悖論”是指體制轉軌中的制度規則既是秩序之源，又是混亂之源。政府的初衷是通過制度規則建立市場經濟秩序，卻令人吃驚地“異化”為“卡、管、要、罰”的象征。其原因之一，體制轉軌中過渡性制度安排的“過渡性”本身說明制度規則的臨時性、不穩定性。不“確定性”規則下的行為是不確定的。經濟主體不能確定自己的長期行為，也預期其他主體的行為不穩定。其原因之二，由政府推行的強制性制度變遷有兩個基本點：制定規則自上而下，制度不是市場主體各方博弈的產物，而是帶有“維護”行政壟斷等舊體制的痕跡，或者過于“精英化”的理性建構和設計；實施規則自上而下，當政府自身行為不規范時，行政權力往往把監督規則的執行與實施演變為“收費站”。所以，行為主體一方面感到制度規則是“外在”于他們的，并不反映他們的利益，因而無法或無“激勵”遵循；另一方面又認為自己的行為不在于違規或循規，而在于罰款交費，罰款交費就可以違規。根據新制度經濟學基本原理，制度能形成秩序，規則能降低交易成本，為行為主體形成穩定的預期，減少不確定性。但制度安排的過渡性與“蛻變”后的制度規則反而增大了預期的不確定性，行為主體在不斷地“繞過”、“收買”和變通制度規則的過程中增加了大量的交易費用。

2.“循規—違規困境”

多重規則和“轉規制度悖論”引發“循規—違規困境”。

第一，循規，該循什么規？如果行為主體是舊體制下的行為主體，應該遵循的是舊體制之規，如果政府要求這類行為主體循市場經濟之規，那么根據市場經濟的資源交換原則，只擁有權力、壟斷資源的行為主體其錢權交易、亂收費等違規行為就具有某種程度的“合理性”；反過來，如果行為主體是新體制下的主體，該循計劃經濟之規還是市場經濟之規？

第二，過渡性制度安排的“過渡性”如果被行為主體預期到，那么他是循規呢還是違規？如果某些制度規則代表的是某些部門、行業壟斷利益，那么不在此“保護”之外的行為主體該違規還是循規？

第三，如果某行為主體嚴格按“國家規定”辦，在其他行為主體違規的壓力下，必餓死，如果不按“國家規定”辦，又會因違法、違規而“處”死。

循規也難，違規也難；循規也“死”，違規也“死”。這就是體制轉軌過程中出現的“循規—違規困境”。因此，如果經濟主體只單一的循規或違規都必“死”無疑。但實際生活中，循規或違規主體幾乎都獲益，“死”的很少，因為行為主體通過“折衷”，在循規和違規之間尋找了一個合適的比例——“假裝”遵循，“比例”之大小無法確定。

假裝遵循是違規與循規的“統一”。它是形式上的循規，本質上的違規，能滿足計劃秩序和市場秩序的雙重需要。因為假裝遵循能保持計劃秩序所需要的穩定秩序，在形式上體現了計劃秩序“自下而上”的服從偏好；假裝遵循——違規又是市場秩序沖破舊體制秩序通常采取的手段，它有時能瞞過計劃秩序對市場秩序的“剿殺”。

違規正是通過“關系”秩序的保護而得以擴張的。中國違規現象的普遍化趨勢說明了“關系”秩序的網絡化。違規構成中國體制轉軌秩序的基本特色。

【參考文獻】

［1］德沃金。法律帝國［M］。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6.

［2］A·愛倫·斯密德。財產、權力和公共選擇［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3］肯尼思·約瑟夫·阿羅。社會選擇：個性與多準則［M］。北京：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出版社，2000.

［4］柯武剛，史漫飛。制度經濟學［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

［5］鄧正來。法律與立法二元觀［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0.

［6］唐壽寧。個人選擇和投資秩序［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

［7］吳敬璉。改革：我們正在過大關［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

［8］盛洪。中國的過渡經濟學［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9］朱光華。過渡經濟中的混合所有制［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