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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從司馬遷到班固

二、《史記．貨殖列傳》與司馬遷的經濟思想

第一、人類的本能與經濟自由

第二、政府經濟政策的原則

第三、西漢社會的生產行業

第四、《史記．貨殖列傳》中的人物

第五、《貨殖列傳》中的商業理論

第六、春秋戰國時期商業發達情形

第七、司馬遷對「富裕」的評價

三、班固的思想

第一、班固思想的歷史背景

第二、班固評司馬遷

第三、班固論西漢社會

第四、班固提出「四民」的說法

第五、司馬遷與班固對西漢富人之褒貶

第六、《漢書》寫經濟專注農業摒棄工商

四、思想轉折的后遺癥

第一、農本思想之積淀

第二、社會階層的分化及「士」對讀書的獨占

第三、道統的觀念

第四、文起八代之衰？

第五、明、清二代的官吏分家及吏治敗壞

后語

前言

四十年前，我寫過一篇文章，題目是《司馬遷的自由經濟思想》，（《社經》第四期，香港新亞書院經濟系出版，1962）在那一篇文章中，我提到司馬遷的開放、樂觀、自由的經濟思想，與英國學者亞丹．斯密（AdamSmith,1723-1790）（注1）的自由經濟思想非常相似。當時我就想，如果中國的經濟思想，能夠順著司馬遷思想的勢頭繼續發展下來，中國早在二千年前走上資本主義（注2）的道路，又何必在二千年后，再受西洋鬼子加東洋鬼子的氣﹗

但是事實上，我們到今天，仍然沒有走上真真正正的資本主義社會，三農問題仍然絆著我們的腳，在中國即將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的時候，能否事事順遂，尚是未知之數。

經濟思想，對經濟發展具有非常大的指導及影響力量。中國經濟發展，在西漢時期，未能趁著良好的機遇，走上資本主義，就是因為中國經濟思想在西漢受到政治及學術壓力，使經濟思想的勢頭，由開放、自然、自由的方向，轉折而入于封閉、保守的方向。西漢之后，經濟思想，地位愈低、層次愈賤，歷代名士大儒不談經濟，恥談經濟。談經濟者，亦僅在技術層面、功利層面、實用層面，而絕少在學術、思想、理論層面談經濟。因此，中國經濟發展，自漢朝到清朝，陷于停頓狀態。在某些工藝技術方面，尚有因秘方失傳或不得善傳而退步者。這完全是經濟思想保守、退步所致。

一、從司馬遷到班固

本文的題目，是《從司馬遷到班固》，并不是將中國經濟思想轉折、退步的責任，諉過于班固。完全沒有這種意思﹗只不過因為《史記》和《漢書》中，司馬遷和班固面對著相同的事物，所作的描寫與評價有了顯著的不同。令我們對這一百多年間的思想轉變，看得非常清楚。

司馬遷生于漢朝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卒于漢武帝末年（公元前87）（？）。其著述年代約為公元前130年至87年。班固生于東漢光武帝建武八年（公元32年），卒于和帝永元四年（公元92年）。其著述年代約為公元54年至80年。二人年代之差距約為150年，但思想之轉折已極明顯。本文即用這種方式，將二人對相同事物的見解分別列出，可以看出在這一百多年之間，中國社會經濟思想，尤其是讀書人的心態已有顯著轉變。

二、《史記．貨殖列傳》與司馬遷的經濟思想

司馬遷主要著作為《史記》，而表露司馬遷的經濟思想的篇章，為《史記．貨殖列傳》。茲將《貨殖列傳》中可表現其經濟思想的片斷，簡摘如下：

第一、人類的本能及經濟自由

司馬遷說：人類有兩種本能。一種是求利致富之本能，另一種是享樂的欲望。所謂求利致富的本能或自利心，乃是為追求個人財富之積累，或經濟情況改善的一種本能。為了此種目的，人們可以勞筋骨、忍嗜欲、冒風險，為求財利而赴湯蹈火。而所謂享樂的欲望或稱為奢侈的本能，是人類求精神的或肉體的欲望滿足，如權勢的夸耀，口腹之欲及耳目之欲的滿足，以及一切增加個人安逸快樂的需要。為達到此種目的，人們可以不惜個人財富的犧牲，貧者盡其所有，富者揮霍無度。第一本能是一切為了財富，第二本能是要犧牲財富換取一切。兩者相反相成，構成人類社會經濟生活的自然生態。在《貨殖列傳》中，司馬遷說：

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學而俱欲者也。

又說：

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

又說：

人之趨利，若水之就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

這就說明：人類有求利致富的本能，這種本能，不須學習，人人都有，生而俱有。除此之外，司馬遷又留意到，人類還有一種本能，就是享樂的欲望。《貨殖列傳》說：

太史公曰：夫神農以前，吾不知己。至若詩書所述，虞夏以來，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味，身安逸樂，而心夸矜勢能之榮。使俗之漸民久矣，雖戶說以眇論，終不能化。

神農以前，沒有典籍可稽，所以當時的人民經濟生活情況如何，不得而知。至于虞夏以后，有了尚書詩經等文獻，其時人民經濟生活之情況，可以從這些文獻的記載中知道。司馬遷根據這些記載來觀察，于是發現了以下各點：

一、人類有享樂的本能；

二、這種本能，如果沒有外在條件限制，它將盡情發揮；

三、這種本能，不可能以人為的力量加以改變或阻止。亦不能「涂民耳目」，使人絕欲窒性。

第二、政府經濟政策的原則

人類社會經濟生活，原于人類的兩種本能，是人類兩種本能之發揮、交織而成。人類求利致富本能的充份發揮，使個人積聚財富；又受享樂欲望的趨使，而作財富的開支。因此，政府經濟政策，也應該順應自然，使人類能夠發揮上述兩種本能，則社會才能富裕、和諧。司馬遷提出政府經濟政策的原則謂：

故善者因之，其次利導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與之爭。

政府經濟政策的最善者，是順其自然，對人民的經濟生活不加干涉。其次是因勢利導。再次是用教育的方法說服人民，再次是用刑罰規限人民，最差的方法是與民爭利。

在西漢，最好的時期，根據司馬遷的理論，是惠帝、高后時期，時間由公元前194年至180年。《史記．呂太后本紀》：

太史公曰：孝惠皇帝、高后之時，黎民得離戰國之苦，君民俱欲休息乎無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稱制，政不出房戶，天下晏然，刑罰罕用，罪人是希。民務稼穡，衣食滋殖。

這是「善者因之」的最高境界。

文帝時期，連番下詔，勸民歸農，這在司馬遷來說是「教誨之」；也即是第三等作法。文帝雖在歷史上稱為好皇帝，但用「教誨」的方法，影響并干預人民的經濟行為，并非好事。

武帝時期，實行鹽鐵專賣及均衡、平準政策，在司馬遷來說，這是與民爭利的下策。

第三、西漢社會的生產行業

《史記．貨殖列傳》描寫西漢社會的經濟活動，大別可以分為四個行業，即農、虞、工、商。司馬遷說：

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財匱少而山澤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則饒，原小則鮮。上則富國，下則富家。貧富之道，莫之奪予。

又有一段說：

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寧有政教發征期會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賤之征貴，貴之征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就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邪﹗

以上兩段，非常明顯、強烈地，顯示出司馬遷對社會經濟自然生態的洞察力，而且又顯示出他的非常明顯有力的見解。即是：社會生產行業的多元化，及彼此的依賴性。農、虞、工、商，為社會生產行業的四個主要部門，單獨來說，各有其功能，綜合而言，彼此依賴，不可偏廢。并且強調：以上四者，為人民衣食（即指整個生活面）之原。又說：原大則饒，原小則鮮。不論是國家，或是家庭，貧富的關鍵均在此。

第四、《史記．貨殖列傳》中的人物

《史記．貨殖列傳》，司馬遷所列舉的人物，屬于春秋戰國時期的有范蠡等七人；屬于西漢的有蜀卓氏等九人。茲列表如下：

春秋戰國時期的人物：

人名

行業

簡介

范蠡

商業

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人稱陶朱公

子貢

商業

所至與國君分庭抗禮，使孔子揚名天下。

白圭

商業

樂觀時變，天下言治生皆袓白圭。

猗頓

工業

以鹽業致富

郭縱

工業

邯鄲郭縱、冶鐵成業，與王者埒富。

烏氏

畜牧

畜至用谷量馬牛，秦始皇帝以比封君。

巴寡婦清

礦業

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數世。禮抗萬乘，名顯天下。

至于西漢的人物，則可見下表：

人名

行業

簡介

蜀卓氏

工業

其先趙人，冶鐵致富。秦破趙，遷至臨邛。即鐵山鼓鑄，富至僮千人。田池射獵之樂擬于人君。

程鄭

工業

山東遷虜，冶鑄，富埒卓氏。

宛孔氏

工業、商業

梁人，用鐵冶為業。秦伐魏，遷孔氏南陽，大鼓鑄。因通商賈之利，家致富數千金。

曹邴氏

工業、商業

先以冶鐵起，富至巨萬。其后貰貸行賈遍郡國。

刁間

商業

逐漁鹽商賈之利，連車騎，交守相，起富數千萬。

師史

商業

轉轂以百數，賈郡國，無所不至。致七千萬。

宣曲任氏

商業

糧食囤積販賣，豪杰金玉盡歸任氏。

橋姚

牧畜

塞外致馬千匹，牛倍之，羊萬頭。粟以萬鐘計。

無鹽氏

子錢家

景帝時，吳楚七國反。出征將領貸子錢，諸子錢家莫敢貸，唯無鹽氏貸出，三月吳楚平，無鹽氏息什倍。富埒關中。

除以上列舉富豪人物之外，司馬遷又說：

關中富商大賈，大扺盡諸田。田嗇、田蘭。韋家栗氏，安陵杜，杜氏亦巨萬。

又說：

此其章章尤異者也。……若至力農畜，工虞商賈，為權利以成富，大者傾郡，中者傾縣，下者傾鄉里者，不可勝數。

在《史記．貨殖列傳》所描述的西漢社會，不但有富可敵國的大富豪，而且有傾郡、傾縣、傾鄉里的大大小小的富豪，可以看出西漢社會，是一個經濟蓬勃，百業興隆的農、工、商業社會。

第五、《貨殖列傳》中的商業理論

在《貨殖列傳》中，有許多商業理論，這些商業理論中，有一些是由春秋戰國時期流傳下來的理論，有些則是由司馬遷說出，并沒有注明出處的。茲摘要列舉如下。

一個人，想求財致富，應該怎樣做？司馬遷說：

是以無財作力，少有斗智，既饒爭時。

司馬遷說：一個人，如果沒有資本，就只有靠出賣勞力賺錢，如果有少數本錢，則要靠智能，再如果本錢多了，則要觀察貨物生產及供應的周期，而且要把握住這個周期，買入或賣出，就可以賺錢。

關于貨物供應的周期，《貨殖列傳》曾經引用計然及白圭的說法。茲引錄如下。首先是計然的說法：

故歲在金，穰；水，毀；木，饑；火，旱。

根據中國古代的歷法，是用干支紀年。譬如：甲、乙是木年；壬、癸是水年；庚、辛是金年；丙、丁是火年。計然的觀察心得，是：金年可能豐收，水年可能有災荒，木年或發生饑饉，火年或有旱災。年成的好壞，會影響糧食的供應。

計然又說：

六歲穰，六歲旱。十二年一大饑。

這是中國農業社會中，糧食供應的周期。

除了前引計然的說法之外，司馬遷又引錄白圭的說法。白圭是戰國初年（約公元前400年）的人，較計然遲了大約100年。《貨殖列傳》說：

白圭，周人也。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而白圭樂觀時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與。……太陰在卯，穰，明歲衰惡。至午，旱，明歲美。至酉，穰，明歲衰惡。至子，大旱，明歲美，有水。

太陰，是一個星宿的名稱，白圭是由觀察太陰星的位置，而推測農業的豐、歉，也即是糧食供應的多寡。

由推測糧食供應的多寡，推測到糧食價格的升降。又由價格的高低，預測到價格的變動。因為西漢時人，皆相信價格高到極點，就會下跌，價格低到極點，就會反彈。所謂：

故物，賤之征貴，貴之征賤。

又說：

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

所以，一個成功的商人，是要準確地預知商品價格「賤反貴、貴反賤」的關鍵時刻。這是一種非常敏感地預測。在春秋戰國時期，這一種工夫叫做「億」。論語孔子說：「賜（子貢）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子貢可以發財，全靠他有準確預知物價升降的能力，但是從司馬遷在《貨殖列傳》中的記載，一個成功的商人，除了準確預知物價升降的能力外，更要快速把握時機，吸納（在物價最低點）及拋售（在物價最高點）貨物。因為時機一縱即逝。所以商人必須敏銳、決斷，切忌猶豫不決。如果行動不快，不能把握時機，令時機失去，則徒喚奈何﹗這種把握時機，迅速反應，及時買賣，在春秋時期，謂之「與時逐」，即是與時間賽跑的意思。《貨殖列傳》說范蠡在幫越王勾踐復仇之后，隱居于陶，「乃治產積居，與時逐。」又形容白圭「趨時若猛獸摯鳥之發」。就是形容這一種快速、決斷的工夫。司馬遷說：物價的升、降變動，人人知道，但不是任何人都能準確地預測到；更不是每一個人都能夠快速、決斷地吸納或拋售貨物。所以他在《貨殖列傳》中借著白圭的語氣說：

故曰：吾治生產，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以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予，強不能有所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之矣。

司馬遷又提出「廉賈」與「貪賈」的分別。「廉賈」只賺取正常的利潤，而「貪賈」則想賺到正常利潤以上。但司馬遷說，「廉賈」風險較少，可以長期守業，「貪賈」反而容易失敗。他說，在西漢時期，資本的年回報率，在百分之二十。所以「廉賈」也只希望年賺百分之二十，《貨殖列傳》說：

封君食租稅，歲率戶二百，千戶之君則二十萬，朝覲聘享在其中。庶民農工商賈，率以歲萬息二千。百萬之家則二十萬，而更徭租賦在其中。

貴族受皇帝封為千戶之君，他一年的收入為二十萬，而他要負擔一年之間朝覲聘享的開支。普通老百姓經營農、工、商賈各業，如果他的資本為百萬（銅錢），一年的利潤也有二十萬，但他要負擔更徭租賦的開支。照司馬遷的說法，在西漢時一般生產行業之間，是有一個「平均利潤率」（也可說是「資本回報率」）的，這個平均利潤率是年利百分之二十。而他所謂「廉賈」，則是指以賺取百分之二十年利潤為滿足的人。如果有人不以百分之二十年利潤為滿足，而想賺多一些，司馬遷稱他為「貪賈」。《貨殖列傳》中說到：「貪賈三之，廉賈五之。」廉賈年利率五分之一，也即是年利百分之二十。他這個利潤相等于平均利潤率，所以可以長期守業不墜。貪賈想賺到年利百分之三十以上，超出平均利潤率，反而未必可以長存。

司馬遷又用廉吏來作比較。《貨殖列傳》說：

是以廉吏久，久更富，廉賈歸富。

他是說：清廉的官吏，可以作得長久；雖然只靠有限的俸祿，但時間積久，長期積累下來，也富裕了。以此例之，廉賈以賺取平均利潤為滿足，但因可以長期守業，長期下來，也就富有了。所以說：「廉賈歸富」。

第六、從《史記．貨殖列傳》看春秋戰國及西漢早期商業發展情形

由春秋戰國，一直到秦統一天下為止，中國各個區域，商業發展程度非常不平均。秦國一直到商鞅相秦孝公（公元前359）時，經濟發展程度尚低。但與此同時，東方的齊國，商業已經相當發達。據《史記．貨殖列傳》說：當周朝初年，太公望受封于齊國的時候，因為齊國當時的地理環境不適于農業，于是致力于發展工商業，結果非常成功。《貨殖列傳》記載此事：

故太公望封于營丘，地瀉鹵，人民寡，于是太公勸其女功，極技巧，通魚鹽，則人、物歸之，襁至而輻湊。故齊冠帶衣履天下，海岱之閑斂袂而往朝焉。其后齊中衰，管子修之，設輕重九府，則桓公以霸。

上引一段是說明齊國之所以富強以及到齊桓公時可以為五霸之首，都是因齊國致力于發展工商業。一直到戰國末年，齊國商業仍然非常繁盛。至于商業繁盛的程度，吾人可由齊國城市化的程度來說。《史記．蘇秦列傳》，蘇秦對齊宣王說：

臨淄之中七萬戶，戶不下三男子。三七二十一萬，不待發于遠縣，而臨淄之卒固已二十一萬矣。

齊宣王在位時為公元前342年至324年。離開秦始皇統一六國（公元前221年）大約100年。那時齊國首都臨淄，就有七萬戶，如果照蘇秦的說法，每一戶有三男子的話，臨淄最少應有七十萬人。

又再根據《史記．樂毅列傳》，樂毅于公元前284年，率領燕國軍隊，攻入齊國，一口氣攻下了齊國七十多個城市。齊國國君、宗室、臣民，在田單率領之下，固守著即墨及莒兩個城市。一共守了五年，到公元前279年才反攻，打敗燕國軍隊，收復全國國土。

現在再作討論，假如說：臨淄城中人口有七十萬，臨淄是當時齊國的首都，是齊國的政治、經濟中心，也可能是人口最多的城市。其它的城市，人口可能較少。但是，齊國國王、宗室、軍民，可以以即墨及莒兩個城市為據點，抵抗燕軍五年之久，到公元前279年反攻并收復失地，則即墨及莒兩個城市的人口，也不可能太少。如果假定莒及即墨兩個城市各有人口五萬，（這也即是戰國后期的人常說的「萬家之城」。）七十個城，就有三百多萬。再加上臨淄一城就有七十萬，則齊國的城市居民就有四百萬以上。據多數學者估計，齊國當時的人口，應有五百萬至七百萬。則城市居民已占一半以上。由此亦可想象：戰國后期齊國工商業發達繁盛的程度。

除了齊國之外，到戰國最后期，其它各國，甚至連商業最不發達的秦國，也追上來了。《史記．秦本紀》說：秦始皇元年（公元前221年）「徙天下豪富于咸陽，十二萬戶」。十二萬戶既謂之「富豪」或「豪民」，則十二萬戶應有人口百萬以上。如果說：徙民百萬于咸陽，則咸陽城中原有居民亦應有百萬以上。

歷史上，稱秦始皇徙民于咸陽的政策用意為「強干弱枝」。也就是想使中央政府的所在地（咸陽），變成全國人口最多，財力最雄厚的城市。從這一種觀點來推測，在秦國統一六國的時候（公元前221），咸陽可能不是全中國人口最多的城市，原來其它各國的首都，如齊國的臨淄，趙國的邯鄲，魏國的大梁，楚國的郢，人口都已經多過咸陽。

由此可見，在戰國后期，各國城市發展的程度。同時亦可以看到工商業發展的程度。

西漢統一全國，工商業在戰國后期的基礎上，更形發展。司馬遷在《貨殖列傳》中說：

漢興，海內為一。開關梁，弛山澤之禁，是以富商大賈，周游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

西漢全國統一，對工商業發展助益甚大。

茲再根據《貨殖列傳》記載，可以看出西漢工商業發展情形的跡象，列舉如下：

第一、社會財富的立體累積：如果一個社會，是一個農業社會，它的財富累積，是平面累積。農業社會的有錢人（大地主），若想增加財富，主要方式是買地，也即是土地兼并，所以在農業社會財富的累積是平面地，土地面積的大小，代表財富量的多寡。

唯有工商業社會，財富的累積，才是立體的累積。《貨殖列傳》說：

故關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眾不過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

關中地區，是西漢首都所在地。司馬遷寫《史記．貨殖列傳》的時間，應為西漢武帝前期（武帝：公元前140-87），是西漢最富裕的時期，其時，關中地區經過西漢由高祖至武帝經營已近七十年，工商事業已相當發達，關中地區之財富遂因工商業之發達而作「立體積累」。所以其地面積，雖只占全國面積的三分之一，人口亦只有全國的十分之三，但其財富卻占了全國財富的百分之六十。人均財富分配，較其它地區高出將近四倍。由此可以看出西漢工商業發達的程度。

第二、「子錢家」眾多。「子錢家」即是專業經營借貸業務的人。「子錢家」眾多表示：社會資本累積充足，以及社會上對資本的需求（有回報的）廣。《貨殖列傳》說：

吳楚七國兵起時，長安列侯封君行從軍旅，借貸子錢。子錢家以為侯邑國在關東，關東成敗未決，莫肯與。唯無鹽氏出捐千金貸，其息什之。三月，吳楚平。一歲之中，則無鹽氏之息什倍。用此富埒關中。

從上引一段故事，可以看到西漢社會貸子錢這一個行業非常普遍、興旺。「子錢家」非常多。而且利息率可跟風險掛鉤，風險大的貸款，息率高。而無鹽氏肯冒風險，就發了大財。

從這個故事中，我們可以看到一個可喜的現象，即是政治上的有權者，不會借著政治權力而欺壓平民。而平民有錢者可以根據自己的意愿決定自己的商業行為。而這些有政權及兵權在手的長安列侯封君，不會恃著政權及兵權，強令子錢家借錢，他們聽任子錢家愿借就借。而在打仗打勝了之后，也不會賴債。照樣還錢。這是一件商業行為，政權、兵權、教育權，完全不會干擾這一件商業行為。這一種良好的政治氣候及商業氣候，西漢之后的中國社會已不存在。

唐德剛教授說西漢本來可以走上資本主義，誠為有據而言。

第三、用數字計算的社會：在今天，常聽到有人說，中國社會是一個不能用數字計算的社會。這種說法，用在西漢之后，到明朝清朝的中國社會，或有其不可否認的情況。但在西漢社會，則已經是一個可以用數字計算的社會。在前面提到的司馬遷將關中地區的土地面積、人口及財富與中國全國土地面積、人口及財富有非常清楚的比例外，又能列舉多種生產行業如達到一定量度，其年收入則可與千戶之封君相等。可見西漢時期，已經是一個「可以用數字計算的社會」。

第七、司馬遷對「富裕」的評價

根據儒家的思想傳統，對「富裕」是采取否定的態度，西方基督教亦有「富人上天堂，好比駱駝穿過針孔」一樣的說法。大凡在一個貧窮的社會，教育家總有一番安慰窮人的說詞，希望窮人可以安貧守己，社會可以安定。

關于這一個問題，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中，提出的意見非常清楚可見，應該介紹如下：

在《貨殖列傳》中，司馬遷在說過一段社會上不同階層的人士都「熙來攘往」地追求發財致富之后，就說：

故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禮生于有而廢于無。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適其力。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富者得勢益彰。……

一個社會之中，人民質素的高低，是受制于該社會富裕與貧窮的程度：富裕的社會，人民講求禮節，熱心公益，貧窮的社會，人民缺乏禮讓，鋌而走險，社會不安。所謂「禮生于有而廢于無」，是說，富裕社會，人與人間可以以禮相待。貧窮的社會，則談不到了﹗孟子所說的「無恒產而有恒心者，唯士為能。」恐怕只有少數的「士」才能做得到。多數的「士」，在窮極無聊的時候，是難以維持「恒心」的。

司馬遷在《貨殖列傳》中，舉了兩個例子，來證明「富者得勢益彰」的情形。第一個例子是子貢。子貢是孔門弟子中，較受孔子喜歡的一個學生，但他經商，則非孔子所喜。《論語》中記載孔子說：「賜（子貢）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可能是孔子已經勸過子貢不要做買賣，專心讀書，而子貢不聽教導。好在子貢發了大財，不然的話，更要給師父罵。子貢因為做生意成功，周游列國都受到達官貴人的禮遇，并因此而令孔子的名聲響遍天下，所以司馬遷說：

夫使孔子名布揚于天下者，子貢先后之也。此所謂得勢而益彰者乎？

今天的中國人，尊孔子為至圣先師；但是有無想到如果沒有子貢做生意成功，沒有子貢宣揚乃師，到今天我們都不知道孔子，中國到今天或者仍然是「萬古如長夜」呢﹗

司馬遷所舉的第二個例子，是巴寡婦清。

《貨殖列傳》記巴寡婦清之故事為：

清，寡婦也。能守其業，用財自衛，不見侵犯。秦皇帝以為貞婦而客之，為筑女懷清臺。清，窮鄉寡婦，禮抗萬乘，名顯天下，豈非以富邪？

司馬遷以為：巴寡婦清，以一個寡婦，很難抵抗社會方面、政治方面的壓力，而她能夠自保名節，完全因為她有財富。所以說，個人努力于發財致富是應該的。

三、班固的思想

在《史記》和《漢書》中，有許多共同的題目，司馬遷與班固對這些共同的題目，所表現的思想、見解，完全不同。我們可以看出：司馬遷代表的是西漢時人的思想，而班固代表的是東漢時人的思想。時間相隔約為一百五十年，二者思想已經是南轅北轍。其原因何在？我們應先探究一下班固思想的歷史背景。

第一、班固思想的歷史背景

首先說漢朝皇室的基本立場：

漢皇朝是秦皇朝的繼續。所有的一切都是由秦皇朝繼承而來的。不但是有形的法律制度，就是連一切統治國家人民的基本觀念和態度，也是由秦朝而來。其中有一點就是重農。

重農，本是商鞅相秦時，為在列國戰爭中取得勝利的權宜之策，并非治國的長久之計。當時在秦國實行，已屬飲鴆止渴；漢朝統一之后，列國爭勝的情況已不存在，更應拋棄重農政策，使社會經濟順自然趨勢，健康全面發展。但因漢朝皇室對此情形未能了解，一味抓住秦朝的治國理念不放。

漢高祖平天下，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而困辱之（注3），其用意就是重農抑商。但終高袓之世，社會一直在戰亂之中（注4），重農抑商的法令，并沒有認真執行。惠帝、高后時期，行黃老之術，采自由放任之態度，與民休息（注5），并沒有干預民間的經濟活動。到文帝時期，才又由皇帝提出重農的教導。（注6）但達不到效果。

又到了漢武帝時期，武帝元年（公元前140）舉賢良文學，五年（公元前136），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立五經博士。其后又置博士弟子員，一再提高儒家的地位。

本來，在文帝時期，除歷次由皇帝下詔書，提倡以農為本外，又由一些御用文人如賈誼，晁錯等，撰寫重農的文章（注7）。但是，這些文章尚無法掩蓋當時整個學術界，輿論界。而且在西漢社會經濟蓬勃發展的情形下，人民棄農就工商的潮流無法阻止。

到了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后，再到了西漢末年，其效果已經顯現：儒家不但獨占了學術界，輿論界，更獨占了官場（注8）。到了東漢初年，儒家輿論，更形成一言堂的局面。

以上就是班固思想的歷史背景。

第二、班固評司馬遷

《漢書．司馬遷傳》，班固對司馬遷的批評為：

……又其是非頗繆于圣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后六經，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是其所蔽也。

班固在評論司馬遷之前，已經先有了一個是非標準。這個是非標準是圣人的標準。根據這個標準，他批評司馬遷：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后六經，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述貨殖則崇勢力而羞貧賤。而圣人的是非標準，應該是：先六經而后黃老，進處士而退奸雄，羞勢力而崇貧賤。如果照班固的意思，每一個人，在品評別人的時候，不再能按照自己的意思，清心直說。而必須將圣人的是非標準，擺在前頭。于是，我們可以看到，東漢時期的讀書人，已經不再像西漢時期一樣的自由開放，而已經自我封閉了。東漢之后，一直到清朝，甚至于到近代，中國讀書人，都自我封閉在圣人的思想模式之中，以后人比后人，以東漢人比東漢人，看不出這種自我封閉的情形。小腳女人比小腳女人，彼此欣賞，看不到纏腳的害處。但纏腳的見到天足女人，才看到纏腳的可憐。將班固和司馬遷擺在一起，才看出班固的封閉性，也看出司馬遷的可貴。

本文以討論二人的經濟思想為主，所以專就二人在《貨殖列傳》中的異同來討論。班固批評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中，崇拜有錢人，而羞辱貧賤人。但我們又可以看看司馬遷在《史記．太史公自序》中的解釋他為甚么要寫《貨殖列傳》。司馬遷說：

布衣匹夫之人，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與以時而息財富，智者有采焉。作《貨殖列傳》第六十九。

司馬遷說：他在《貨殖列傳》中所列舉的人，都是布衣匹夫，沒有政治憑借，（注9）完全以個人的力量，創業致富。他們的行事，應該說出來，作為世人的榜樣及借鑒。

在《漢書》中，也有《貨殖傳》。奇怪的是《漢書》應該寫漢朝（西漢）的人和事；但在《漢書．貨殖傳》中，將《史記．貨殖列傳》中所列舉的范蠡、子貢、白圭、猗頓、郭縱、烏氏、巴寡婦清等春秋戰國時人完全收錄，其后才是西漢時人，（也完全與《史記．貨殖列傳》中相同）。但在《漢書．敘傳》中，班固說明自己寫《貨殖傳》的動機，則與司馬遷大大的不同。他說：

四民食力，罔有兼業。大不淫侈，細不匱乏。蓋均無貧，遵王之法。靡法靡度，民肆其詐。偪上并下，荒殖其貨。侯服玉食，敗俗傷化。述貨殖傳第六十一。

班固上述這一段話，就說得非常嚴重了﹗本來，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中說：個人，憑著自己的智能，在自由競爭的環境中，創業致富，本身的行為沒有甚么不對。尚未發財的人應該力爭上游；已經發財的人，可以盡情享受，即使生活奢侈，達到王侯一般的水準，也沒有甚么不對。反正錢是自己賺來的。

班固的態度就不同了。他扮成一副道學家的面孔，說出孔子「不患寡而患不均」的道理。對創業致富的人，扣上「偪上并下」的罪名，并且說這些發財的人，生活奢侈，侯服玉食（衣食和王侯一樣），是敗俗傷化的事。班固寫《貨殖傳》，是對這些人加以譴責，勸世人不要學習他們。

第三、班固論西漢社會

《漢書．食貨志》，班固說：

文帝即位，躬修節儉，思安百姓。時，民近戰國，皆背本而趨末。

上述一段，是班固對西漢社會的描述，也是班固對西漢社會的評價。

文帝初即位（文帝元年是公元前179年），剛剛接續惠帝和高后「與民休息」之后，是西漢社會比較安定繁榮的一段時期，中國歷史上稱為「文景之治」的開始，應該是一個盛世。但班固卻說：

時，民近戰國，皆背本而趨末。

戰國，根據儒家的說法，「禮崩樂壞」，是一個衰世。班固為甚么說西漢是一個衰世呢？因為西漢「民近戰國，皆背本而趨末。」西漢農民紛紛棄農趨末，離開農業，投奔工商業。班固因而說西漢社會是一個衰世。

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中說：

漢興，海內為一、開關梁，弛山澤之禁。是以富商大賈，周游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

司馬遷說：漢朝統一天下，出現了兩項重要因素：

第一、開關梁，因為天下統一，以前各國與各國之間的關口都打通了。商人在全國范圍內通商往來，比前更方便了。

第二、山林，沼澤，各個地方的天然資源，以前是被各國諸侯霸占住，現在都開放了，商人可以自由開采。

總的來說，是全國整體經商環境，比前改善了。

商業環境改善，農民棄農事商，本來是平常事，也是好事。司馬遷說：人之趨利，若水之就下，這是自然的事。政府如果阻止人民趨利避害，才是不對。但班固不然。他將西漢時期人民紛紛棄農趨末，認為不對。他認為理想的社會是：

士相與言仁誼于閑宴，工相與議技巧于官府，商相與語財利于市井，農相與謀稼穡于田埜。朝夕從事，不見異物而遷焉。……各安其居而樂其業，甘其食而美其服。……此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不嚴而治之大略也。

根據上引一段，我們可以看出：班固以一個東漢人，寫西漢社會，而以三代（夏、商、周）社會為理想。他所理想的社會，有四個格子，士、工、商、農各自占據一個格子如下：

士

商

相與言仁誼于閑宴

相與語財利于市井

工

農

相與議技巧于官府

相與謀稼穡于田埜

在班固理想的社會中，士、工、商、農四個社會階層，應該彼此隔離，朝夕從事自己的行業，不見異物。他希望每一個階層，各安其居，而樂其業，甘其食而美其服。各自安于自己的環境、習慣，不作改變的思想。班固說：這一種模式，是三代的社會模式。也是他理想中的社會模式。

但是，作為一個史家，班固是一個失敗的史家。作為一個東漢人，寫西漢社會，卻照著三代社會的理想寫。而他所寫出來的社會，當然遠離西漢社會，也非三代社會，只是他心中所想象的社會。

第四、班固提出「四民」的說法

前面引錄班固在說明自己寫《貨殖傳》的動機的時候，一開頭就說：「四民食力，罔有兼業」。我們又在《漢書．貨殖傳》中，看到班固對「四民」的說法是：

士相與言仁誼于閑宴，工相與議技巧于官府，商相與語財利于市井，農相與謀稼穡于田埜。朝夕從事，不見異物而遷焉。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各安其居而樂其業，甘其食而美其服。雖見奇麗紛華，非其所習。……于是在民上者，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故民有恥而且敬，貴誼而賤利。此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不嚴而治之大略也。

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中，沒有說四民，只舉出四種生產行業。該四種生產行業是：農、虞、工、商。沒有「士」。更沒有「士、農、工、商」的說法。司馬遷說：

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

又說：

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財匱少則山澤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

班固將司馬遷的「農、虞、工、商」四業，改為「士、農、工、商」四業。少了一種行業，就是「虞」；多了一種行業，就是「士」。又再看看班固對「士」的說法是：

士相與言仁誼于閑宴。

可見「士」已經不是一種生產行業，而是一種不事生產的行業。是在班固的觀念中，社會上的生產行業，已經由四種縮減為三種。減少了「虞」。從上古到西漢，「虞」都是一個主要的生產行業。它是除農業之外，人類開發利用大自然并造福人類的一種行業，諸為后代的漁、林、礦、牧等行業，在古代都屬于「虞」的范圍。司馬遷說：「虞不出則財匱少，財匱少則川澤不辟矣。」可以看到「虞」這一種行業的重要性。

第五、司馬遷與班固對西漢富人之褒、貶

對商人、富人之評價，司馬遷與班固完全相反。司馬遷對西漢時人，以平民身份自行創業，發財致富者，采取欣賞、表揚的態度；并且說應該把他們的事跡說給一般人知道，可以借鑒。而班固剛剛相反。

《史記．貨殖列傳》有一段列舉西漢時期平民創業致富的人，以及他們創業的簡單經歷。在這一段的后面，司馬遷說：

此其章章尤異者也。皆非有爵邑、奉祿，弄法犯奸而富。……至若力農畜工虞商賈，為權利以成富，大者傾郡，中者傾縣，下者傾鄉里者，不可勝數。

司馬遷的意思，非常明顯：第一，他所列舉的富豪人物，都是平民，第二，他們致富的過程中，沒有借助于政治勢力及政治地位，沒有不法的行為。所謂：「皆非有爵邑、奉祿，弄法犯奸而富。」已經說得非常明白。

但班固就完全不同。

班固在《漢書．貨殖傳》中，幾乎完全抄錄了《史記．貨殖列傳》中所列舉的西漢富人及他們的創業經過。但在這一段后面，班固說：

此其章章尤著者也。其余郡國富民兼業顓利，以貨賂自行，取重于鄉里者，不可勝數。……皆陷不軌奢僭之惡，又況掘冢搏掩，犯奸成富，……傷化敗俗，大亂之道也。

班固所列舉的西漢富人，及其創業的事跡，與司馬遷相同，在個別列舉的時候，也沒有列舉出每一個人的犯奸成富的事實，但所作的評語完全相反﹗司馬遷所強調的，是這些人「皆非有爵邑、奉祿，弄法犯奸而富。」班固所強調的是：「皆陷不軌奢僭之惡，犯奸成富」并且說：「傷化敗俗，大亂之道也。」

另外可以留意的一段，是司馬遷在列舉一些大富人之后，有一段話是：

此其章章尤異者也。至若力農畜、工虞商賈，為權利以成富，大者傾郡，中者傾縣，下者傾鄉里者，不可勝數。

以上一段，司馬遷是說，西漢社會，不是只出大富豪，而且可以培養一些中富豪，小富豪；大富豪富可敵國，中富豪可以傾郡、傾縣，小富豪可以傾鄉里。司馬遷告訴世人，西漢不是一個兩極化的社會，而是有中產階級的社會。平民、個人都可以創業。商業固然是較容易發財致富的一個行業，其它行業亦一樣可以致富，只要個人有智能有毅力，農、畜、工、虞、商賈都可以致富。

但同樣一段話，同樣一件事，在班固說來，則語意完全不同了。班固說：

此其章章尤著者也。其余郡國富民，兼業顓利，以貨賂自行，取重于鄉里者，不可勝數。

照這段引文，班固是說，除上面所說那些大商人之外，其余郡國富民也不是好東西，他們也是靠「兼業顓利，以貨賂自行」而發財的。真可謂一桿子打死一船人，一棍子打死所有的商人，甚至不止于商人，凡是想發財致富的，都不是好人。思想的轉變，何止一百八十度。

司馬遷在《史記．太史公自序》中，標明他寫《貨殖列傳》的動機是：

布衣匹夫之人，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與以時而息財富，智者有采焉。作貨殖列傳第六十九。

司馬遷說明自己寫《貨殖列傳》的動機是，他在傳中所列舉的人，都是布衣匹夫，都是平民，而他們在創業致富的過程中，沒有借助于政治勢力，沒有妨害百姓。所以他們的事跡，應該表揚，世人也可以借鑒，可以模仿。但班固在《漢書．敘傳》中，說明他寫《漢書．貨殖傳》的動機是：

四民食力，罔有兼業。大不淫侈，細不匱乏。蓋均無貧，遵王之法。靡法靡度，民肆其詐。偪上并下，荒殖其貨。侯服玉食，敗俗傷化。述《貨殖傳》第六十一。

班固說：一個人，要想發財致富，這種心理就是不對的。因為圣人已經有「均無貧」的教訓。如果一個人發了大財，作了大富豪，更是不好。因為他已經犯了「偪上并下」的過錯。偪上，因為他富可敵國，財富多到可以危害國家政權的穩定；并下，是指兼并窮人，害得窮人沒有土地，沒有工作，沒有飯吃﹗再說，富人生活奢侈，以一個平民，衣服和飲食達到王侯的享受水準，敗壞社會風氣﹗

因此，班固寫《漢書．貨殖傳》，是要貶抑商人，貶抑富人，貶抑個人發財致富的心理與行為。

第六、《漢書》中寫經濟專注農業摒棄工商

在《史記》中，經濟范疇，有農、虞、工、商。在《史記》中，講經濟的有兩篇，一篇是《貨殖列傳》，講述民間社會經濟動態；一篇是《平準書》，講述國家的經濟政策。在《貨殖列傳》中，我們看到西漢前期（到武帝末年為止）社會百業興盛的現象。而人民所從事的生產行業，大別為農、虞、工、商。

《漢書》講經濟的篇章，為《食貨志》，內容為農業與貨幣。《漢書．食貨志》開頭說：

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貨。食謂農殖嘉谷可食之物。貨謂布帛可衣，及金刀龜貝，所以分財布利，通有無者也。

我們如果將貨幣不看成是一種生產行業，則《漢書》中講生產行業的只剩下農業一種了，已經不再提到工商業。即使農業，也已經簡化到糧食種植這一個狹窄的范圍了。

在《史記．貨殖列傳》中，提到的農業是相當廣義的。《史記．貨殖列傳》說：

故曰：陸地牧馬二百蹄，牛蹄角千，千足羊，澤中千足彘；水居千石魚陂；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樹棗，燕、秦千樹栗，蜀、漢、江陵千樹橘，淮北、常山以南、河濟之間千樹萩，陳、夏千畝漆，齊、魯千畝桑麻，渭川千畝竹；及名國萬家之城，帶郭千畝畝鐘之田，若千畝茜（染料），千畦姜韭，此其人皆與萬戶侯等。

以上所列舉的十多個項目，廣義來說，都屬于農業，如果試作細分，可以分為以下種類：

一、牧畜業，

二、魚類養殖業，

三、林業，

四、果樹業（棗、栗、橘），

五、工業原料業（萩、漆、麻、竹、茜），

六、糧食。

可見西漢時期之農業及土地利用，是非常廣義的。但在《漢書．食貨志》中，就把農業縮窄到非常狹窄的范圍，只是說：「食謂農殖嘉谷可食之物。」農業縮小到只限于糧食種植的范圍。經濟觀念的改變，直接影響到后世中國人的經濟行為。東漢之后，一直到明、清，到近代，中國國民生產，只剩下農業，抑制工商。而農業又縮窄其范圍只限于糧食種植，國民經濟的偏枯，達到極點﹗

《漢書》之后的史書，大體都是依照《漢書》的體例，在《食貨志》中，提一提農業、戶口，賦稅等，工商業完全沒有地位。例如《清史稿．食貨志》，其項目為：

食貨一、戶口、田制，食貨二、賦役、倉庫，食貨三、漕運，食貨四、鹽法，食貨五，錢法、茶法、礦政，食貨六、征榷、會計。

也完全不提工、商。

工商業在中國國民經濟中，完全沒有地位了﹗

四、思想轉折的后遺癥

第一、農本思想之積淀

本段標題是「農本思想之積淀」，是想說明一個事實，是「農本思想」在中國社會里，愈積愈深，愈積愈厚，愈積愈堅實而不可去。

其它的思想，停留一個時期之后，就會消散，但農本思想正正相反。它不但不消散，而且久而彌堅。

1999年，在香港樹仁學院一個國際學術研討會上，本人提出一篇論文，題目是《農本思想與中國現代化》，主題是：農本思想妨害了中國的現代化。為了中國的現代化，中國人必須勃然反省，徹底拋棄農本思想﹗

1999年研討會后，筆者收到許多來信，贊成與反對筆者意見的，各約半數。（本人對各來信指教的學者，不論正、反，均懷深切感謝之心。）由此可見，冰凍三尺，消融尚需時日也﹗

在上述那一篇論文中，筆者說明：農本思想不是一種經濟思想，而是一種政治性加社會性再加倫理道德性的思想。說它是政治性，是因為歷代帝王及官員，認為人民株守在農業中，聚居在農村中，容易治理；說他是社會性，是皇帝及政府官員，再加地方仕紳，都認為人民聚居在農村中，有助于養成淳樸的風俗，儉樸的生活，傷風敗化的事較少。說它是倫理道德性的，是農業家庭中的家長、族長認為家庭成員集中在農村中，可多生子女，子女又可以早婚，又再早生多生子女。老人家希望見到四代同堂；希望得到「五世其昌」的牌扁。不愿子弟離開農業，因為「商人重利輕別離」，對倫理道德都有沖激、破壞作用。

以上不論是帝王、官吏、家長、族長、仕紳等人，都根據自己的立場，鞏固農本思想，并不顧慮他們的行為，對中國國民經濟的傷害。而且，中國讀書人，自東漢至近代，只「讀圣賢書」，不理經濟民生等事，更不知道農本思想對中國國民經濟的禍害。

農本思想排抑工商，在政策上當然盡量貶抑工商，工商業技術在二千年來，陷于停頓狀態，這是農本主義者認為理所當然的事。與此同時，在這二千年來，農業技術也陷于停頓。因為農本主義者的目標，是要全國勞動力都集中到農業中，都聚居在農村中，過著簡樸的生活，保持淳樸的風俗習慣，因此，他們認為：

一、農耕技術，低下好過先進，農耕技術的改進，會破壞農村的均衡。

二、農民貧窮好過富裕，貧窮會使農民生活簡樸，風氣淳厚。

因此，中國農業技術自然保持在西漢武帝時期的水平，西漢之后的歷代帝王，雖然勤于頒布勸民以農為本的詔書，但少有改良農耕技術者，歷代帝王都勸民開墾荒地，但極少勸民改良農耕技術。文人學者，人人都在文章中表示以天下蒼生為念，但少見有人提出改良農耕技術。

第二、社會階層的分化，及「士」對讀書的壟斷

在上段，我們將班固的「四民」理解為四種生產行業。其實，在班固的觀念中，「四民」應該是四個社會階層才對。兩者的分別是：一、社會階層有高有低；生產行業則無高低之分。二、生產行業各業之間的流動性大，社會階層之間的流動性小。

士以讀書為專業，所以必須讀書才可以成為士。其它行業可以讀書，但不必須讀書，到了后代索性就不讀書了。后世有「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說法，「士」的社會地位更高了。在四民的社會地位中，明顯地以士、農、工、商的高低劃分。而歷代政府，亦用許多政策，限制農民轉入工商業，又阻止工商子弟考取功名及入仕。

在西漢之前一直到西漢武帝時期，各行各業的人都讀書，讀書不是一種專業。而各種行業，也沒有高低之分。如呂不韋是一個商人，也是一個大學問家，其后又做了秦國的相國。范蠡是一個成功的商人，亦是一個大學問家，又可以做到越國的高官。到了西漢，桑弘羊是一個商人，也是一個大學問家，在漢武帝后期又做了大官（注10）。與桑弘羊同時期，漢武帝實行鹽鐵專賣政策的時候，鄭當時任大農（財政部長），他推薦兩人做助理財政部長（大農丞），分管鹽、鐵。管鹽的叫東郭咸陽，是山東沿海地區一個煮鹽發達的工業家；管鐵的叫孔僅，是南陽地方一個最成功的冶鐵工業家（注11），可見在漢朝武帝之前，工業家及商人，都讀書，都可以做大官。可見在漢朝武帝時期及以前，「士」可以出身于每一個行業，作官的也可以出身于每一個行業。而當時社會上尚沒有一個可以壟斷讀書而不事生產的階級「士」。

西漢前期一直到武帝時期，政府官員出身于各種生產行業，如工業、商業。可知各種生產行業都吸納了或者培育了一批社會精英。這些社會精英，多數讀書，再如果事業有成，以及有一些知名度，就有機會得到推薦到朝廷作官。但是，這種情形，在武帝時期已經受到壓制，而在武帝之后，也就不存在了。

我們可以想象，如果工、商業精英可以入朝作官的情形一直維持下來，則工商業者為了創業成功，及增加知名度，必會用功讀書及努力研究本身行業技藝的改進方法，又或者將自己的心得、理論著之于書，傳之于世。就像春秋戰國時代的軍事家孫武，有孫子兵法，商業家白圭有商業理論，都可以傳下來，后一代人又可以將前一代的理論精研改進，中國的工業技藝及商業經濟理論，在西漢就可以發展到非常高的水準，為西漢社會走上資本主義道路準備條件及動力。

但是，歷史事實非常殘酷。漢朝武帝之后，再到東漢之后，社會已經分化。讀書人不事生產，而生產行業中的人不讀書，社會在這種分化之下，中國讀書人的知識領域中，就完全沒有與經濟、生產、農工商業有關的內容了。中國的經濟、工農商業也就一直停頓在漢朝的水準，有退無進了。在今天，中國社會中，商人供奉的祖師是陶朱公，農民所供奉的祖師是神農，工匠所供奉的祖師是魯班，全部是春秋戰國或更早時期的人。可見在春秋戰國時期之后；中國讀書人對農工商業的技術、理論全不理會，任令所有生產技術長期停頓。「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百余年」之說，或者可以在文、史、哲學家中有之，若求于農工商業或經濟、民生方面，二千年來，是一個斷層。

第三、道統的觀念

從漢武帝立學官后，儒家不但完全占據了學術的殿堂，而且也成了為皇家為政府保駕護航的隊伍。既然要為皇家保駕護航，所以在學術界也形成一個中心，要形成一個學術領導中心，后世即稱之為「道統」。要所有學術界人拱衛著這一個道統，這個道統又拱衛在皇家權威之旁。

《漢書．儒林傳》班固說：

儒家者流，蓋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者也。……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于道為最高。……唐虞之隆，殷周之盛，仲尼之業，已試之效者也。然惑者既失精微，違離道本。……

可見班固已認為儒家已經有一個「道」，而這個道，又是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之道。也就是讀書人（儒家獨占）應該有一個道統，在這個道統之下，讀書人的讀書做學問的空間，以及出仕之后的立身行事，都受到很大的限制。

唐朝文人韓愈，在《原道》一文中說：

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

這就表示，在班固之后，所有中國文人，都有這種道統思想。韓愈雖說，孟軻死后此道不傳，但其意思，他自己才是此道統的傳人。這種思想，使歷代中國文人都以這個道統中人自居。不但局限自己，也用以局限別人，使歷代文人愈趨保守。特點之一，即是學問愈空洞，愈遠離經濟民生，不食人間煙火。只懂背誦仁義道德之空言，對社會經濟、民生事業完全漠然無知。

本來，司馬遷也對中國文化的統緒，有一番繼承的壯志。《史記．太史公自序》說：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

司馬遷這一番話完全以文化著眼，他要繼承孔子的事業，整理及解釋中國的文化典籍，承先啟后，因為「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于太史公」（注12）。他有機會收集并瀏覽最多的中國古代典籍，所以當仁不讓地有繼承孔子整理中國典籍傳之后世的責任。既沒有「道統」的觀念，又沒有為政權保駕護航的責任。他是以一種開放的態度，致力于將中國文化學術發揚光大。與后代文人「道統」觀念完全不同。

現在我們將兩個統緒繪圖如下，以資比較。

儒家的道統：

堯—舜—禹—湯—文—武

周公—孔子—孟子……韓愈……

司馬遷所說的文化統緒：

周公—孔子—司馬遷……

兩個圖比較，就看得非常清楚。韓愈所說的道統，是將文化傳統與政治權力掛鉤，皇權屬于皇帝，但幫皇帝治理老百姓的，是讀書人。讀書人，屬于道統中人，在讀書做學問及立身行事方面，要受道統的規限，但也因此得到一些權利，就是可以做官，可以不事生產而有俸祿可得，又可以藉官位職權為禍或造福蒼生。

中國讀書人，稱孔子為圣人，是在學術層面來講，即是在學問上，孔子為最高。現在既然將學術文化與政治權力掛鉤，于是也必須將政治統治者一并稱為圣人，稱堯舜禹湯文武為圣人，再因此必須稱歷史上所有統治者為圣人（注13），稱皇帝為圣上。統治者既已為圣人，則政統與道統合而為一，士人在皇帝面前的地位遂無法再維持。

從中國的歷史演變看來，時代愈往后，文化學術傳統（道統）與政治權力（政統或皇權）擁抱愈緊。而文人在皇帝面前的地位，也愈來愈低。費孝通先生《論師儒》一篇文章中，（注14），有＜道統與政統＞一節，大意是：中國儒家最初是想以知識駕馭皇權。這是一種最理想的方法。皇帝馬上得天下，不是理性行為的結果，如果能夠以知識（理性）駕馭皇權，則是再好不過。但歷史事實則是，時代愈后，儒家愈放棄自己的理想而迎合皇權。

在西漢，皇帝與大臣，可以面對面坐著議事，到宋朝，司馬光、王安石等人還可以「坐而論道」。到了明朝、清朝，在皇帝面前，大臣只能跪著。而關于治理國家的事，文人也只能仰承圣意了。

余英時先生在《史學與傳統》一書中，說中國皇帝對待「士」有四種不同的態度，分別是師、友、臣、奴。最好的禮遇是以「士」為師。最下者以「士」為奴。在戰國時期，各國諸侯常因士人的品位高低而給予不同的禮遇，如魏文侯事子夏、田子方、段干木等人為師；視吳起、李克、樂羊、西門豹為臣（注15），但時代愈后，士人地位愈低。到了清朝，雖明君如康熙、雍正、干隆等，亦視臣下為奴了﹗

司馬遷想繼承的文化統緒，是以學術文化為內涵，并不與政治權力掛鉤。周公是中國文化的開創者，包括典章制度的建立，孔子是對中國傳統文化整理、解釋并承先啟后的人，司馬遷也因為「天下遺文故事靡不畢集于太史公」，而當仁不讓地作了解釋并傳揚傳統文化的人。文化學術傳統是獨立于政治權力之外的。

第四、文起八代之衰？

在中國文學史上，有「文起八代之衰」的說法。又有一句話，是「唐詩、晉字、漢文章」。漢朝的文章最好。又有一句話，是：「文章西漢兩司馬」。西漢的文章最好的是司馬相如和司馬遷。

一般人對「文起八代之衰」的理解，是唐代文人韓愈等，復興古文運動。這件事的意義是正面的，值得肯定的。中國的文章，在西漢后期衰微之后，歷經八個朝代（東漢、魏、晉、宋、齊、梁、陳、隋）的沉寂狀態，到唐朝韓愈等人，才再復興起來。是一件值得慶幸的事。但是，如果對這一件事情的歷史演變加以深層思考，就會發覺這并不是一件值得慶幸的事，而是一件值得悲痛的事。

西漢是中國最好的朝代，本來是最有希望的朝代。西漢，封建體制剛剛崩潰，漢朝一統天下，社會經濟欣欣向榮，生產事業蓬勃，全國經商環境大好。農民紛紛棄農投奔工商。其情形剛好等于歐洲十六世紀之后，封建體制崩解，社會進入重商主義時期一樣。

西漢最好的文章，是描寫并解釋當時社會經濟情況的文章，除上述司馬遷的《史記．貨殖列傳》（《史記》中每一篇章，都是好文章）外，最好的文章要推賈誼的《諫鑄錢疏》（注16）以及晁錯的《論貴粟疏》（注17）等。除了文章好之外，內容也是對社會經濟國計民生的討論。這種文章，根據歐洲的歷史發展，是后來經濟科學的材料。如果西漢的政治環境不變，中國在西漢中、后期，就可能發展出當時的經濟學，為中國社會進入資本主義社會預備條件。但是，中國非常不幸，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大棒子打下來，把中國的文章打死了﹗

西漢武帝之后，沒有文章。

東漢之后，中國讀書人的學問內容（限于儒家的《五經》，到了宋朝朱熹之后，有了《四書》。），愈形空洞。有關民生、經濟、工商技藝之事，不入學問。文人一下子不習慣寫沒有內容的文章，因此，也就沒有文章了。

沒有內容的文章，特別需要文字技巧。

因此之故，才有東漢末年的《典論論文》，以及六朝時期的《文心雕龍》等討論文字技巧的作品出現。但始終是文字技巧，無法再有西漢時期的文章。

到了唐朝，韓愈等人一方面在所謂「先王之道」中找到信心，一方面為了應付科舉的需要，提出所謂「文以載道」的口號。文章再次擺脫純文字技巧的堆砌。此之所謂唐宋古文運動。但仔細辨認，西漢文章內容經濟民生，唐宋文章之內容專注于道德仁義，雪月風花。有貌無實。若說韓愈「文起八代之衰」誠為中國文人只看表象不切實際之言，西漢文章一去不可復返矣﹗

第五、明、清之后的官、吏分家

由于讀書人不親俗務，不理民生、經濟，柴米油鹽之事，不食人間煙火，此種情況，時代愈后，愈形明顯。而所產生的后果，就是地方官員對于其所治理的地方政府所應辦理的錢糧、稅收、河工、漕運、鹽政、刑訟等大小事務、雜務一概不知，必須委諸幕僚辦理。明清兩朝，形成官、吏分家的制度。即官員不理事務，大小事務均委由幕僚主理。到了清朝，各府縣衙門的各項事務，也變成專業，譬如管刑訟的，管錢糧的，管鹽政的，管河工的，皆分工成為專業，分由不同的幕僚主理。如此情形，所產生的后果如下：

一、官員對其屬下的大小事務全不知情，一切要受幕僚操縱。官員只是讀書為樂，同僚之間詩酒唱和，談論道德仁義、治國平天下之空言。

二、各項實際事務，操縱在幕僚之手。流于極度的黑箱作業，使這些本來是與國計民生有關的事，完全失掉理性思考，更沒有在學術層面上討論研究謀求改良的機會。遂使弊端愈積愈厚。使民政成為貪污及擾民的禍源。大部份官員，在考取功名及入仕之初，都有做清官做好官的志向，但到任之后，一切受幕僚操縱，不流于貪官者百中無一。

后語

在本文的討論中，我們看到西漢前期中國讀書人的文章與思想，主要討論司馬遷，但也稍為提到賈誼和晁錯，這些人不但文章好，而且討論社會經濟民生之大事，并且充份表露了作者們的經濟思想。如果學術環境不變，在西漢中、后期，中國就會產生自己的經濟學、貨幣學、財政學（當然是中國特色的），或者會令中國走上資本主義社會（當然是中國特色的）。

但，非常不幸﹗由于學術、環境的轉變，中國的經濟思想作了一百八十度的轉變。從司馬遷到班固，作為兩個樣本來觀察，很明顯地看到：中國經濟思想，由樂觀、自由開放的性格，轉折入封閉、保守的方向；由肯定人類求利致富的本性，轉折入壓抑人類本性的方向；由重視百業轉折入農本主義的方向；由文人學者熱心討論經濟民生，轉折入避談經濟民生、恥談百工技藝的方向。（韓愈所謂：「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君子不齒」：韓愈＜師說＞）這一個轉折，使中國經濟思想進入「冬眠期」逾二千年。

現在，新的千禧年又來。中國在改革開放二十多年后，又迎向全球一體化的新形勢，作為學界，作為經濟思想界，面對著上述兩個樣本，我們應該選擇那一個呢

注釋：

1.亞丹斯密（AdamSmith,1723-1790）是英國經濟學家，英國人稱他是經濟學鼻祖。他的代表作（TheWealthofNations），出版于1776年。該書的中文譯本有兩種，最早的有嚴復譯的書名叫《原富》，其后又有郭大力、王亞南合譯的，書名叫做《國富論》。

2.香港《開放》月刊1999年5月號有唐德剛教授一篇文章，題目是《論國家強于社會》。在那一篇文章中，唐教授說：「那在西漢初年便已萌芽了的中國資本主義，乃被一個輕商的國家一竿打翻，一翻兩千年，再也萌不出芽來。」又：我的老師錢穆先生《中國文化史導論》，第六章（頁128）也說：「中國社會從秦、漢以下，古代封建貴族是崩潰了，若照社會自然趨勢，任其演變，很可能成為一種商業資本富人中心的社會。這在西漢初年已有頗顯著的跡象可尋。」

3.《史記．平準書》說：「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

4.公元前206年，在中國歷史上稱為漢高祖元年，是為漢朝的開始，但項羽的力量，仍然威脅著劉邦，劉邦還沒有稱皇帝。公元前202年，歷史上說是高祖五年，劉邦才正式稱帝，但仍然有一些反抗力量沒有被消滅。高祖十二年（公元前195），漢高祖消滅掉最后一股反抗勢力（英布），但也在這次戰役中，高祖為流矢所傷，是年高祖即死，卒年六十二歲。可見漢高祖一生都處于戰亂之中，并沒有作過太平皇帝。

5.《史記．呂太后本紀》贊：「太史公曰：孝惠皇帝、高后之時，黎民得離戰國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無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稱制，政不出房戶，天下晏然，刑罰罕用，罪人是希。民務稼穡，衣食滋殖。」

6.《史記．孝文本紀》：元年（公元前179）正月，上曰：「農天下之本。其開藉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又十三年（公元前167）上曰：「農天下之本務莫大焉。……其除田之租稅。」

7.賈誼及晁錯等人有關重農的文章，見《漢書．食貨志》上。

8.《漢書．儒林傳》，贊曰：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祿。訖于元始（元始為平帝年號，即西漢最后期。），百有余年，傳業者寖盛，支葉蕃滋，一經說至百余言，大師眾至千余人，蓋祿利之路然也。

9.在《史記．貨殖列傳》中的人物，都是平民，都是以個人創業成家的。在西漢靠政治勢力起家的，一個是吳王濞，一個是鄧通，在《貨殖列傳》中都沒有名字。

10.《史記．平準書》說：「桑弘羊，洛陽商人子。以心計，年十三，侍中。」又說：「元封元年（公元前110），桑弘羊為治粟都尉，領大農。」說桑弘羊是一個大學問家，是因為他在鹽鐵會議上（昭帝始元二年，公元前85年），以御史大夫的身份主持會議并發言，內容充實，辯才無礙。

11.《史記．平準書》說：「于是以東郭咸陽、孔僅，為大農丞，領鹽鐵事。咸陽，齊之大煮鹽。孔僅，南陽大冶。皆致生累千金。」我們前面在《貨殖列傳》中，看到有宛孔氏，以冶鐵起家，宛就是南陽，孔僅可能是宛孔氏家族后代中的一員。可見西漢直到武帝后期，工、商業者都讀書，都可作官。

12.《史記．太史公自序》。

13.清朝乾、嘉時期，有一位學者洪亮吉（公元1746-1809）在一篇文章中，說到中國歷史演進的規律。謂：「一治一亂，運天地之生，前圣后圣，拯斯民之死」可以代表中國文人將歷朝馬上得天下的皇帝尊為圣人的思想。（見《洪北江詩文集》上冊223至224頁，＜重修唐太宗廟碑記＞一文。）

14.此文收入吳晗．費孝通等著《皇權與紳權》（頁23-38）中。

15.見余英時先生著《史學與傳統》（頁30-70）所收＜道統與政統之間＞一文（臺灣時報出版公司，1981年版）。

16.賈誼這篇文章，見《漢書．食貨志》卷下。在這篇文章中，賈誼提出一系列的貨幣理論，理論豐富而有條理。賈誼這篇文章在文帝六年（公元前174）提出，當時并沒有得到文帝及政府采用，但到武帝元鼎年間（公元前113）武帝收鑄幣權于中央政府的時候，賈誼的意見大部份被采用。（可參閱宋敘五《西漢貨幣史》，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再版本，2002。）

17.晁錯這篇文章，見《漢書．食貨志》卷上。這篇文章中，晁錯說出「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的警句，并且提出「入粟受爵」的建議。這一建議在文帝十二年（公元前168）提出，實時被文帝采用為政策，辦法是：人民可以將糧食送給政府（中央或邊郡），政府根據人民入粟的數量給予不同的爵位（有罪者贖罪）。這一政策由文帝十三年（前167）實行，到景帝二年（前155）止。（詳細討論可參閱宋敘五著＜漢文帝時期「入粟受爵」政策之探討＞一文。載《新亞書院學術年刊》第12期，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19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