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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7月25日至29日，全國黨校系統經濟理論研討會暨第八屆經濟學年會在浙江省委黨校隆重召開。來自中央黨校和各地方黨校的140多名專家學者圍繞“深化經濟體制改革、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主題，展開了熱烈而深入的討論。與會學者一致認為，我國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勢在必行，必須貫穿經濟社會發展的全過程和各領域，提高發展的全面性、協調性、可持續性，尤其要注重技術創新、制度改革、“三農”問題的解決以及對外開放發展方式的轉變等。與會學者在諸多問題上達成了普遍共識，為我國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提供了許多有益的思路和政策建議。現將本次會議論文中提出的主要觀點進行綜述:

一、有關技術創新驅動經濟發展的新研究

（一）增強自主創新能力

自主創新能力的培育與發展是實現發展方式根本性轉變的重要支撐和戰略選擇。甘肅省委黨校工商管理教研部鮮靜林教授、陳治華副教授對自主創新內涵進行了剖析，指出自主創新不完全等于技術創新，它具有鮮明的自主性、市場性和科技與經濟的融合性等特征。鑒于我國的具體情況，自主創新要把政府、企業、科研機構、高等院校和各種教育培訓機構、社會中介等五個層面結合起來，突出企業在自主創新中的主體和核心地位。在此基礎上，他們提出了提高我國自主創新能力的主要途徑和措施：在政府層面，創造有利于自主創新的體制機制和政策環境；在企業層面，充分發揮其主體作用；充分發揮科研院所和高校在自主創新中的中堅作用；把引進技術與提高自主創新能力相結合等。山東省委黨校經濟學部孔憲香副教授的研究則強調了研發型人力資本作為創新執行主體的重要作用，認為從政府層面構建研發型人力資本創新的激勵制度尤其重要。具體來說，政府需要做好以下工作：完善知識產權制度、科技獎勵制度；加大研究開發經費投入，創造良好的科研和創新環境；完善財稅激勵政策、教育培訓激勵政策；完善科技評價體制，建立鼓勵研發型人力資本創新的相關配套政策等。科技型中小企業是自主創新的主體，提高自主創新能力需要重視對其金融支持力度，實現科技與金融的最佳結合。針對此類企業特殊性所導致的融資困難問題，天津市委黨校經濟學部王雪梅以天津市濱海新區為案例，提出了緩解科技型中小企業融資難題的創新性的具體融資方式。她指出，濱海新區作為金融創新先行先試的改革實驗基地，實現了產業資本與金融資本的融合，堅持產業為本、金融為用，推動了科技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對其他地區的發展有著非常重要的借鑒意義。

（二）培育戰略性新興產業

發展新興產業的核心是技術創新，技術創新一般都面臨著很大的不確定性；同時，大多數新興產業處于產業生命周期中的導入和成長階段，還沒有顯性的市場需求，產業化發展存在難以克服的瓶頸制約。因此，新興產業培育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無錫市委黨校蔣佳林教授認為，在新興產業培育過程中，既要充分發揮市場機制的基礎作用，又要發揮好政府的引導、協調和扶持作用。針對新興產業培育機制的完善，與會學者也進行了深入的探討。首先，需要著力降低新興產業的準入門檻，除涉及國家安全的領域外，要鼓勵包括外資在內的各類資金進入，培育多元化的市場主體，促進市場競爭。同時，加快培育稀缺資源的中介服務，實現產業之間、地區之間的要素流動，完善有利于產業融合的公共服務體系。針對新興產業的特殊生命周期階段，還應大力鼓勵其實際應用，構建新興產業市場成長的補貼機制，對新技術應用的消費者、生產者實施補貼政策，特別要發揮政府支持項目的引導示范效應。此外，在“十二五”開啟之際，新興產業培育要與本地的要素稟賦優勢相結合，進行合理規劃，努力克服新興產業的區域性產業重構，防止新興產業短期內的產能過剩。

（三）發展綠色低碳經濟金融

綠色經濟是建立在生態環境良性循環基礎之上的、以生態與經濟協調發展的可持續經濟。作為可持續經濟發展的更高形態，綠色經濟得到了與會學者的關注。重慶市委黨校經濟學教授崔如波指出，面對后金融危機時代全球綠色經濟與綠色浪潮的態勢，西部大開發必須徹底摒棄傳統的資源消耗型與環境污染型的“黑色經濟”發展模式，大力發展西部綠色經濟，培育西部生態化、知識化和可持續化的綠色經濟發展新模式。崔如波進一步指出，根據比較優勢原理和西部實際，西部綠色經濟發展必須著力培育綠色農業、生態工業、環保產業以及生態旅游業等。碳排放權交易有利于增強社會低碳意識，促使參與碳減排行動，改善能耗結構，培育新經濟增長點和促進低碳產業發展等。浙江省委黨校經濟學教研部主任李炯教授剖析了中國現行碳排放權市場制度的不足與困境，并提出了轉型的具體路徑。他指出，一步到位、實施總量限制的雙強制模式既不利于發展，從國際人均能源消耗維度看也不公平；通過完善相對約束條件下的碳排放交易機制，實現總量節能減排目標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理性選擇。但國內現行的相對約束自愿碳排放交易市場在制度設計上存在諸多不足，因此，有必要實現碳排放權市場從自愿型市場向強制性市場轉型。從具體的轉型路徑看，可以考慮以下層面：構建碳排放總量控制機制；完善自愿減排交易模式；開發創新衍生品交易和服務；主動啟動區域內市場，積極接軌全國性市場和國際市場等。

二、有關“三農”問題研究的新進展

（一）農產品流通體制改革農產品流通體制改革是經濟體制改革的重要內容，關系到農業的穩定健康發展和農民收入水平的快速增長。河北省委黨校管理學教研部張宏升、寧夏回族自治區黨校經濟學教研部朱麗燕副教授在回顧我國農產品流通體制改革歷程和存在問題的基礎上，提出了進一步的改革對策。朱麗燕強調，應在國家宏觀調控的指導下，以家庭經營為基礎，運用利益機制，依托法人主體和中介組織，將農業生產流通等連為一體，進行市場化運作，充分發揮農產品流通在促進農業發展、農村進步和農民增收方面的作用。張宏升則指出，應當重點做好以下方面的工作：建立、健全和完善全國統一的農產品市場體系；培育多種形式的流通中介組織；加強對農產品市場的宏觀調控能力；加強農產品市場的信息化建設。

（二）林權改革貴州省委黨校郭蓓副教授深入分析了貴州省清水江流域林業契約文書對林權改革的啟示。她指出，清水江林業契約適應了當地林業生產特點和要求，是該流域林業生產經營的財產權利制度保障，表現出制度對林業經濟運行的高效維護。清水江林業契約對深化林權改革具有重要的借鑒價值：第一，要保持林業制度和林業產權的政策穩定性，為林業創造一個穩定的市場環境；第二，確立和明晰林業產權應尊重地方民間林權制度，加強集體自決權；第三，在實施機制方面需要優化林業的執法服務，創新林業財產安全保護機制；第四，應引導和建設林業規模經營模式；第五，應建設完善林權金融支持配套制度、創新林業金融產品等。

（三）城鄉統籌發展統籌城鄉發展體制的建立，是解決“三農”問題的根本。黑龍江省委黨校經濟學教研部梁謇教授在對我國城鄉二元體制演進邏輯進行梳理的基礎上，主張積極進行制度創新，從而破除二元體制。具體來說，他認為應該重點做好以下方面：推進城鄉資源配置均衡化，建立保護農民土地權益的有效機制，完善農產品價格形成機制，創新農村金融制度；推進城鄉公共服務均等化，推進農村義務教育，大力發展農村文化事業，加強農村公共衛生服務，健全農村社會保障體系；推進城鄉就業制度一體化；深化戶籍制度改革等。云南省委黨校肖雁教授以云南省統籌城鄉發展綜合配套改革試點為例，探討了西部省份不同類型的區域統籌城鄉發展的路徑及對策。她指出，西部省份經濟社會發展不平衡，各地推進城鄉一體化建設的條件有很大差異，因此，“分三個層次，差異化統籌，分類指導，梯次發展”是其統籌城鄉發展的出發點。重慶市委黨校李沛君教授，基于重慶作為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的實踐，將城鄉統籌發展需要重點解決的問題歸類為五個方面，即“人往哪里流”、“地往哪里轉”、“錢從哪里來”、“業該怎樣就”、“制應如何改”；其中“，制應如何改”是問題的核心。

三、可持續發展的制度改革研究

（一）收入分配體制的調整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居民收入較大幅度地增長，收入差距也逐步拉大。重慶市委黨校甘強、王駿明確提出了重慶縮小三大差距的理論支撐體系，即“民生公平和諧理論”。這一理論支撐體系涵蓋“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等社會經濟活動的四大主要環節，囊括“發展協同論、分配優化論、交換公平論、消費調控論”等四大支柱。其中，發展協同論是指統籌發展和可持續發展；分配優化論是指初次分配注重體制和結構、再次分配強調社會公平和均等；交換公平論是指確保等價交換、保護弱者利益以及維護社會公平正義；消費調控論是指擴大公共消費和調控分層次消費等。河北省委黨校副教授彭紅利分析了當前我國收入分配體制改革和發展中存在的突出問題，提出從初次分配、再分配和第三次分配等三個層面進行改革與完善：第一，進一步完善初次分配制度，注重公平實現；第二，完善再分配機制，合理有效調節收入；第三，推進“第三次分配體系”的建立，充分發揮其收入分配調節的補充功能。江西省委黨校涂穎清提出了調節收入差距過大更為具體的對策，如加強對壟斷行業工資的調控，建立健全職工工資的正常增長和支付保障機制，防止“權錢交易”的非法收入等。貴州省委黨校田愛民副教授強調，初次分配不公是導致當前收入差距過大的關鍵，而微觀基礎———產權關系的異化是造成初次分配不公的根源，因此，改革和完善產權關系迫在眉睫。

（二）財稅體制的改革改革開放以來，財稅體制改革不斷推進，國家財政實力顯著增強，但我國財稅體制還存在一些亟需解決的問題。國家稅務總局黨校韓曉琴教授指出，一個良好的稅制結構能夠促進經濟的發展，稅制結構必須適應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而不斷優化。借鑒OECD國家稅制，必須對我國現行稅制進行改革，構建有利于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稅制結構：在流轉稅方面，逐步擴大增值稅的征稅范圍，建立起以增值稅為主、消費稅為輔的流轉稅結構；逐步提高所得稅占GDP的比重，強化所得稅對收入分配的調節功能；研究開征社會保障稅，擴大資源稅范圍；落實結構性減稅政策，制定有利于節能環保、拉動內需、鼓勵出口、促進技術進步的稅收政策體系。河北省委黨校管理學部徐慈賢指出，必須健全中央和地方財力與事權相匹配的財政體制。他結合河北省具體情況，基于四個層面提出了河北財政體制改革的基本對策：第一，繼續推進省內財政體制改革，如實施新一輪激勵性財政體制、調整部分財政收入歸屬、推進縣鄉財政體制改革、改革完善轉移支付制度；第二，完善有利于實現科學發展的財稅政策，包括促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支持科技進步與創新以及支持節能減排和環境保護等；第三，加大以改善民生為重點的社會事業投入力度，如支持教育優先發展、支持醫療衛生事業發展、加快推進多層次醫療保障體系建設、加快健全社會保障體系等；第四，強化科學管理，提高財政管理績效。

（三）調整和完善所有制結構民營經濟是經濟主體中最活躍和最具生命力的部分，民資進入壟斷行業是中國市場化改革的必由之路。天津市委黨校程明研究表明，當前我國民間資本的發展環境并不理想：在國家大力鼓勵支持民間資本投資壟斷行業的同時，壟斷行業依然堅挺，持有重資的民營企業家仍然站在壟斷行業門外。其原因主要在于：政企合一的管理機制；審批條件模糊、相關執行文件明顯落后、程序繁瑣、缺乏透明度；缺乏有效的優惠扶持政策，民間投資激勵不足；民間投資存在監管多而服務少的問題。程明指出，要想真正讓民間資本進入壟斷行業，不僅要破除壟斷行業的準入限制，更重要的是要消除各種無形障礙和阻力，為民間資本營造一個公平競爭的融入環境，為各類市場主體營造一個平等使用生產要素的發展環境，促進公平競爭。大中型國有企業在國民經濟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又一次成為研究熱點。吉林省委黨校蔡躍教授通過對一汽集團的實地考察與調研，強調了現階段國有企業在國民經濟發展中所應承擔的責任和所應發揮的作用。他指出，我國正處于經濟體制轉型和社會轉型的特殊歷史發展階段，國有企業是增強我國國際競爭力、縮短與發達國家差距的現實選擇，是加快培育和發展我國戰略性新興產業的中堅力量，是培育和發展跨國公司的首選對象，是我國引進、消化、吸收國外先進技術的重要載體。

四、我國對外開放發展方式轉變的研究

（一）外貿發展方式的調整國際金融危機后我國外貿發展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難，如貿易不平衡、外貿產品低端、國際貿易摩擦增多、匯率風險加劇等。黑龍江省委黨校經管教研部史彥澤指出，出現這些問題的根源在于我國外貿發展存在著四個方面的路徑依賴，即出口帶動外貿增長、生產要素成本優勢、傳統出口市場、與美元掛鉤的匯率政策。路徑依賴使已有的問題得以自我強化，導致我國外貿發展長期處在一種慣性之中，難以面對后危機時期國際市場和國際貿易的新變化。我國必須對已有的貿易體制和貿易政策做出必要的改革和調整，徹底擺脫上述路徑依賴，實現外貿發展方式的轉變，適應當前的新趨勢。服務外包產業具有信息技術承載度高、附加值大、資源消耗低、環境污染少、吸納就業、國際化水平高的產業性質特征。重慶市委黨校卞彬教授指出，在產業重組與國際服務外包業轉移的背景下，我國應力爭成為重要的服務外包產業基地，從而逐步提高服務貿易在對外貿易中的比重，轉變外貿發展方式。

（二）全球視角下的貨幣金融研究在經濟和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國際社會，尤其是美聯儲超寬松貨幣政策的傳導給我國帶來了巨大的沖擊。重慶市委黨校經濟學教研部李愛國博士分析了美國量化寬松貨幣政策潛在的負面效應，并提出了西部地區的應對策略。他認為，美聯儲直接購買資產不僅是對微觀經濟的扭曲，而且會加劇其他國家輸入性通脹的壓力，導致大量資金涌向新興國家，造成全球資產品價格非理性上漲。我國西部地區有必要對其潛在的風險提前防范，如鼓勵企業“走出去”；轉變貿易發展方式，提升出口企業的非價格競爭能力；加大金融創新力度、增加金融市場的廣度和深度，提高對流動性的吸納和消化能力；拓新就業渠道，調整收入分配格局；鼓勵企業進入資本市場，優化融資結構市場；深化社會保障體制改革等。針對我國目前高企的通貨膨脹，吉林省委黨校工商管理教研部程世業基于全球視角進行了分析。他認為，貨幣超量發行是我國通貨膨脹的直接原因，而出口導向型為主的經濟增長模式、對國外市場較大的依賴性，是我國通貨膨脹的深層次原因。程世業進一步指出，針對當前的通貨膨脹，應當落實好穩健的貨幣政策，進一步加強宏觀審慎管理；加快經濟結構調整；穩定通貨膨脹預期等。此外，河南省委黨校經濟管理教研部李永良副教授研究了人民幣升值背景下的通貨膨脹治理。他指出，在美聯儲量化寬松貨幣政策下美元疲軟和人民幣國際化的背景下，再加上國內高企的通貨膨脹，我國將在較長時期內面臨人民幣對外升值和對內貶值的雙重壓力。在此背景下，應進一步推進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保持外匯儲備的適度規模及合理結構，深化資源性產品價格和要素市場改革，同時加大對國際資金流入的查處力度，降低熱錢流入中國的規模，建設高效、健康、穩定的資本市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