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戰后經濟體制分析論文一文來源于網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日本研究》2003年第4期刊載了劉紅寫的論文《戰后日本經濟體制的特征、問題及改革》，對影響日本經濟發展的關鍵——經濟體制特征——作了扼要的闡述和分析。劉氏指出：“具有長期、持續性交易關系本質的日本經濟體制，其形成并非是根植于日本文化和傳統的，究其根源是為適應戰后的經濟環境而形成的。”這種觀點帶有相當普遍的代表性。筆者認為，上述觀點頗值得商榷。本文扼要闡述了日本史壇最新的研究動向，考察了日本經濟體制的幾項特征，分析了經濟體制對日本經濟發展的重要影響，指出戰后日本經濟體制的特征形成于戰時而非戰后，因此通過改革解決當今日本經濟體制所面臨的問題的根本前提，就是對包括戰時體制在內的那場侵略戰爭，進行徹底清算。

一、學術熱點：日本戰后經濟體制源于何時?

對戰后日本經濟體制形成于何時，日本學術界尚未達成共識。概括而言，主要有兩種論說，一種是“文化傳統說”，另一種是“戰后改革說”。前者認為：“日本的經濟制度具有日本固有的文化背景，根植于民族特性。日本型企業和官僚制的原型，可以追溯到江戶時代的‘藩’和‘家’。可以認為連帶意識和平等主義的根源，早在農村共同體中就已經存在。”后者則強調：“戰后的日本是在戰爭的廢墟上站起來的‘新生的日本’，同以往的日本有本質的差異，同以往的歷史沒有聯系。就這個意義而言，‘我們的生日是終戰日，我們的父母是戰后改革’。”由于“戰后改革說”代表了長期占據日本史學主流地位的“戰后史學”派的觀點，因此在日本最有影響。

但是，早在20世紀70年代，否定“戰后改革說”的動向在日本學術界已經出現。1977年，木神原英資、野口悠紀雄發表了《大藏省·日銀王朝的分析——總體戰經濟體制的終焉》一文；提出了強調戰時和戰后經濟體制存在連續性的“假說”，認為“戰爭結束時，日本社會的形式和理念發生了很大變化。但是另一方面，經濟體制，特別是作為實行金融統制之基礎的戰時經濟體制，卻基本上得以存續”，“支撐日本經濟高速增長的體制，基本上是戰時總體戰體制的繼續”。1978年，中村隆英在《日本經濟——其成長和結構》一書中指出：“戰后和戰前，不是飛跨戰時聯結起來的。戰時形成、戰后繼續保持的社會制度、經濟制度、技術、生活方式、習慣等，實在是出入意料之多。雖然這些東西在形成的時候，以后會變得怎樣沒人能夠預料，但它們卻構筑了戰后的企業形式、生產組織乃至生活方式。”1988年，山之內靖發表了題為《戰時動員體制的比較史考察——為了了解今日日本》的論文，認為日本為進行“總體戰”而進行的戰時動員，“形成了某種‘全體主義’。這種‘全體主義’，是形成戰后日本‘體制社會’的起點”。

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后，以日本面臨種種經濟難題為背景，諸多學者對戰后日本的經濟體制進行了深入分析，得出了“日本戰后經濟體制是戰時經濟體制而延續”的結論。1993年，岡崎哲二、奧野正寬編纂出版了由8位學者共同撰寫的《現代日本經濟體制的源流》。該論著撰寫者對日本金融體制、企業體制、勞資關系、業界團體、財稅政策、農業狀況等各經濟領域在戰時和戰后的變遷，進行了詳盡的歷史性考察和比較分析，指出日本至戰前30年代的企業統治，即由財閥家族確保股東主權的經濟體制，是盎格魯—薩克遜型的自由主義經濟體制。但是在戰爭時期，這一經濟體制轉變成了“日本型經濟體制”。正是這種轉型后的體制，構成了促使戰后日本經濟高速增長的經濟體制的原型。他們通過各項考察后最終得出結論：“構成現代日本經濟體制的大部分要素，都是在中日戰爭和太平洋戰爭時期，為了對國家資源進行總動員而實施‘計劃經濟化’的戰時經濟的需要，以及為了達到這一目的而實施‘統制經濟’的需要而制定的。”1995年，山之內靖、J·維克特·考希曼(J.VictorKoschmann)、成田龍一主編了作為13位日美學者共同研究成果的論著《總體戰和現代化》。該論著同樣對構成戰后日本政治和經濟體制的幾個方面進行了頗為詳盡的考察，并最終得出結論：“戰后各項改革的基本方向，和戰時的各項改革是共通的，這些改革使戰前經濟體制的制度性基礎徹底解體……使戰后體制向戰前體制回歸的道路被封閉。日本的經濟雖然也算是市場經濟，但是其制度性基礎中，包含著在戰時計劃、統制經濟的基礎上導入的要素。可以說，日本的經濟體制是一種獨特的經濟體制。”問同一年，野口悠紀雄發表了《1940年體制一再見了，戰時經濟》(按：他所謂的1940年體制，即戰時體制)，考察了“1940年體制”即戰時體制的形成過程、日本經濟高速增長和“1940年體制”的關系、“1940年體制”的基本理念、日本經濟體制面向未來的選擇等幾個方面，明確指出了戰時和戰后經濟體制的存續關系：“在戰前具有濃厚古典的自由主義經濟性格的日本企業和金融市場，在戰時經濟中發生了巨大變化。現在的日本型企業、間接金融體制的原型，存在于戰時經濟之中。”

總之，20世紀90年代后，以日本經濟風光不再為背景，對日本戰時和戰后經濟體制是否存在連續性的探討，構成了日本學術界一個持續的熱點，其影響波及日本現代史研究的各個領域。通過初步的歷史考察，筆者認為至少就日本經濟體制而言，戰時和戰后無疑存在連續性。

二、歷史考察：日本戰時和戰后經濟體制是否連續?

按照《現代日本經濟體制源流論》中的論述，戰后日本經濟體制具有五項特征，即：(1)不是股東，而是經營者主權的“企業所有和經營的關系”；(2)以終身雇傭制、年功序列制、企業內工會為代表的“企業內的雇傭關系”；(3)以下包制或系列企業為代表的“企業間交易關系”；(4)以銀行借貸為中心的“和金融市場的關系”；(5)以行政指導為中心的“企業和政府的關系”。如果我們認同該論著對戰后日本經濟體制之特征的概括并逐項進行歷史考察，那么當不難發現，這些特征都是在戰前呈現雛形、在施行戰時計劃和統制經濟時期最終形成、在戰后得以延續的。

就第一項特征而言，戰前的日本企業也曾經是股東主權。但是1937年侵華戰爭的爆發，使前此日本“股東主權”的古典資本主義企業經營模式受到了極大沖擊，“使日本企業在大約30年的時間里，完成了從極端的股東主權，向極端的從業人員主權180度的轉變”。曾赴美就職、后任日本電源開發總裁的高琦達之助，在1954年曾對他1916年和1947年兩度回國時獲得的不同印象作了生動描述。對前一次印象，他這樣寫道：“我首先沒有料到的是，第一，在會社從業員不知情時，會社的股票已經從A大量流向B，而在股票流動時主要經營首腦已發生更換，經營方針很不穩定。第二，經營首腦主要不是著力鞏固會社的基礎，而是竭力博取股東的歡心和獲取高額紅利，以及竭力使股價上揚。”對第二次印象，他卻這樣寫道：“股東的權益完全被無視，事業的經營由從業員執其牛耳，恰好同我大正五年(1916年)第一次回到日本時截然相反。”

日本經濟體制的第二項特征同樣是戰時的產物。在戰前，日本的勞動力流動曾經相當普遍。在明治時代，熟練的機械工人在全國到處流動的狀況，至大正時代仍得以繼續。大正年間大阪市的《勞動調查報告》曾這樣寫道：“不管怎么說，我國勞動者的最大缺點，就是在同一個企業里工作的時間太短。這種狀況無疑使我國工業不斷蒙受極大損失。”沒有終身雇傭，也就沒有與之密切相關的年功序列。但是，同樣由于侵華戰爭的爆發，為了擺脫通貨膨脹的困境，日本政府對經濟進行了戰時統制，并了一系列法令。其中對形成終身雇用和年功工資序列產生重要影響的法令，有1939年頒布的《從業者雇人制限令》、1940年頒布的《從業者移動防止令》和《工資統制令》。前兩項法令禁止隨意招募員工和隨意離退職，使職業流動現象幾近消失，后一項法令則不僅擴大了工資中的定額部分，而且使基本工資定期、自動提高作為一種慣例在全國迅速普及。1939年3月，作為施行上述法令的具體措施，日本政府又規定了“初任給”，即對剛參加工作的員工的工資數額，根據地域、年齡、性別進行統一規定。另外，自1939年9月開始，又施行“工資凍結”，即一律不準擅自加薪的工資統制。1942年，日本政府又頒布了《重要事業所勞務管理令》，規定在某種條件下，如果獲得厚生大臣的許可，企業可以不施行“工資凍結”。所謂的“某種條件”，就是制定加薪規則，事實上，日本政府“規定一年一次必須以所有從業人員為對象，按照最高、基本、最低基準額進行加薪””2)。如尾高煌之助和中村隆英所指出的：“正是因為經歷了這一過程，年功序列工資和根據工作年限升職制度，在全國得以普及。”構成“企業內的雇傭關系”另一個側面的企業內工會，也是在戰前工人運動的推動下呈現雛形，在戰時最終形成的。在這方面，為戰時經濟需要而組建的“產業報國會”，可以說是戰后企業內工會的母胎。按照中村隆英的觀點：“戰后按照占領軍的指令迅速組成的許多工會，均以該組織(產業報國會)作為母胎。”“按企業形成并存續至今的日本工會，事實上只不過是戰時產業報國會等組織變換了一下名稱。”

日本現代經濟體制的第三項特征(同時也是日本制造業的一大特征)也是在戰時形成的。在戰前，日本的大企業即使零部件一般也自己生產，并不采取下包的形式。但是，由于戰爭，很多企業的生產規模急劇擴大，作為一種緊急措施，不少企業采取了將部分產品，特別是零部件交中小企業生產的“下包”方式。由于這種緊急措施不僅強化了大企業和中小企業的關系，提高了中小企業的生產技術水平，并且使中小企業因能夠比較穩定地獲得訂單而減少了破產和被大企業擠跨的風險。所以，下包制或系列企業在戰后作為一種理想的生產方式而得以保留。例如，根據美國學者約翰，多爾的研究，至20世紀60年代末，向豐田汽車公司供應零部件、作為其子公司的企業，40%以上都是在戰時通過下包制，和豐田公司構筑起這種關系的。”

作為日本經濟體制的第四項特征，即主要通過向銀行借貸，而不是發行股票或企業債券融資的“間接金融”體制，更是戰時的產物。在明治時代，日本企業基本上是依靠股份和企業內部資金儲備進行擴大再生產的，屬內部金融時代。在這廣時代，由于財閥占有礦山開采和對外貿易等高收益產業，擁有充足的資金儲備，因此一般均以企業內資金進行再投資，擴大再生產。不受財閥支配的一些產業，如棉紡織業和鐵道運輸業，則依存于以股東的股份擔保金額支撐的內部金融機構。第一次世界大戰后；日本正式進入了重工業和化學工業的迅速發展期，以往通過內部金融機制籌措資金的做法逐漸捉襟見肘。于是，企業通過外部籌措資金的做法開始被普遍采用。日本金融體制開始呈現直接金融和間接金融二者并重的狀態。不過，當時主要仍以直接金融為主。1937年侵華戰爭爆發后；隨著日本當局金融控制的全面強化，日本進入了“時局金融”時期，上述情況開始發生顯著變化。據統計，1936年，日本企業通過發行股票籌措的資金，占其資金總額的63.8%。但是戰爭爆發后，這一比率逐年下滑，再至1939年占33.6%，至1945年則僅占0.61%。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向銀行借貸作為取代股票發行籌措資金的方式的比重，則自1939年呈顯著上升趨勢：1936年為40.6%，1945年達到93.2%，即企業已幾乎完全以向銀行借貸作為基本融資方式。”不言而喻，間接金融體制是在戰爭時期形成的。

最后，以行政指導為中心的“企業和政府的關系”，不僅是戰后日本經濟體制的一項重要特征，也是“東亞模式”的兩大特征之一。但同樣必須指出的是，盡管在實現近代化的歷程中，日本政府在推進產業發展方面發揮了巨大作用，但是在侵華戰爭以前，日本政府事實上并不直接、全面地介入民間的經濟活動。即便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概覽當時一系列“統制立法”，我們便不難發現，日本政府在戰時經濟活動中所扮演的主要角色，仍是保護、扶持乃至救助民間企業。只是為了發動對華侵略，日本當局開始真正將國民經濟轉人“戰時經濟”，才通過各種方式和手段，廣泛介入民間經濟活動，密切企業和政府的關系。“正是在這一階段，戰后政府和業界團體雙向關系或者說行政指導體制的原型，開始出現”。

三、福兮禍兮：如何認識日本“戰時經濟體制”對經濟發展的影響?

一般認為，戰后日本經濟的發展，主要得益于因日本向和平國家轉型而擺脫了軍費負擔，以及農地改革、解散財閥、禁止壟斷、勞動立法等經濟民主化政策對經濟發展的積極作用。但是，按照野口悠紀雄的觀點，日本經濟所以在戰后迅速恢復并馬上實現高速增長，主要歸因于在戰時形成的經濟體制。他這樣寫道：“‘日本型企業’的各種特征，對經濟高速增長的實現，起了發動機的作用。”“正是由于實行了金融統制，才可能對資本集約性戰略產業實行重點資源分配，才可能在作為戰后日本經濟高速增長支柱產業的重工業和化學工業中，實現工業化。就這個意義而言，可以說在金融體制中維持‘戰時體制’，是推動經濟高速增長的最大原因。”不過，野口悠紀雄對“戰時體制”的評價，絕不僅止于肯定它的積極作用，絕不意味著他稱頌乃至推崇這一體制。相反，他認為這一體制已經落后于時代要求，應該退出歷史舞臺。他明確指出：“迄今為止，雖然日本政府幾度試圖進行改革，但是這一體制依然沒有改變。在日本走向未來的今天，1940年體制已經成為一大桎梏。”

野口悠紀雄的觀點，有助于啟發我們對日本創造經濟“奇跡”的進一步思考。眾所周知，1968年，日本國民生產總值超過了英國和德國，成為僅次于美國和蘇聯的世界第三經濟大國，創造了舉世矚目的經濟“奇跡”。以此為背景，西方國家的政界和學術界開始探尋日本為何能創造“奇跡”，而上述現代日本經濟體制特征的核心內容，曾被視為日本創造“奇跡”的要因。

首先，將日本經濟“奇跡”的產生，主要歸因于日本特有的企業用工制度和機制的觀點，曾經倍受推崇并非常流行。美國哈佛大學教授埃茲拉·沃格爾于1979年發表的《日本名列第一：對美國的教訓》，就是這方面的代表。沃格爾在該論著中通過對日本戰后的政治、經濟、科教和社會生活作了詳盡的考察后得出結論：日本所以能取得成功，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日本企業擁有一大批愿意為企業盡心盡力的職工；而日本企業所以能擁有這樣的職工，就是因為日本企業具有“對企業忠誠，對工作熱愛，以及為企業獻身”的激勵機制。美國著名歷史學家和外交家埃德溫·賴肖爾和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教授馬里厄斯·詹森也認為：“終身雇用制度在日本發揮著良好作用。”“年功序列制度，也為經濟發展起了促進作用。”“日本的雇用制度和工資制度顯然對該國的工會發展產生影響。”

其次，就間接金融體制而言，國際學術界普遍認為，在日本戰后的經濟恢復和高速發展時期，銀行一直充當了資金的提供者和企業經營風險監督者的角色。所以，盡管戰后日本經濟發展速度驚人，企業規模急劇膨脹，但整體上金融秩序井然，沒有出現大的金融動蕩。之所以如此，戰時形成、戰后延續的金融體制具有穩定性，是一大要因。寺西重郎提供的一個數據為此提供了證明：在戰前，銀行破產是尋常的現象，1902年至1919年的18年間，經營出現破綻的銀行年均24.6家，1920年至1932年的13年間為43.5家，1933至1945年的13年間為7.8，但是在戰后，直至70年代，沒有一家銀行倒閉。

再次，認為日本經濟“奇跡”的產生，主要得益于政府和企業間的“密切協作”的觀點，也曾經盛極一時，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1970年美國學者吉姆斯·阿布格倫在《探討日本式經營——株式會社日本》一書中提出的“日本株式會社論”。在該論著中，阿布格倫將日本比喻為一個綜合企業——日本株式會社，日本政府是“總公司”，各日本企業是分公司。雖然阿布格倫的原意，是諷刺日本依靠官民一體的體制追求經濟利潤，但是，這一比喻，又被視為官民密切協調發展經濟的范例，是“東亞模式”獲得成功的一條經驗。

確實，對戰后日本歷史作一扼要考察，我們不難發現具有戰時經濟體制余影的要素，對日本經濟的恢復和高速發展確實產生了巨大推動作用。就戰后經濟的恢復而言，如國內的許多教科書所言，有澤廣巳提出的“傾斜生產方式”發揮了重大作用。但需要指出的是，“傾斜生產方式”的第一個要素，是政府在物資資源的重點投入時，制定“物資需給計劃”和“臨時物資需給調整法”，這種做法和戰時作為經濟運營基礎的《物資動員計劃》，幾乎一脈相承。“傾斜生產方式”的第二個要素，是資金的重點分配機制，這一機制和戰時企畫院和軍需省制定的《資金統制計劃》、《國家資金計劃》可謂異曲同工。就戰后經濟的高速增長而言，1957年岸信介內閣制定的《新長期經濟計劃》、1960年池田勇人內閣制定的《國民收入倍增計劃》，作為對日本國民經濟發展具有關鍵影響的計劃，無疑特別值得關注。但同樣值得關注的是，岸信介和池田勇人均是“統制經濟”的親歷者：岸信介1942年任商工大臣，1957年后連任兩屆首相；池田勇人在戰時曾任職于通產省的前身商工省和軍需省，1949年出任吉田茂內閣的通產大臣，1960年任首相。換言之，由他們主導的“計劃”本身，即顯示出戰時具有經濟統制性質的“計劃經濟”對他們的影響。

然而，正如中國的古語所言：“禍兮福之所依，福兮禍之所伏。”當今日本經濟所面臨的問題，無疑同日本經濟體制具有密切關系。因此，日本學術界就是否應使戰后日本經濟體制徹底解體這一議題展開了激烈爭論。作為歷史學工作者，筆者認為，只有認清歷史，才能面向未來。只有正確認識日本現行經濟體制的根源，才能通過改革使日本經濟真正走出困境。舍此沒有其他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