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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旨在從對傳統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反思中，討論一下經濟學方法和方法論的幾個問題。它們是：關于經濟學理論范式及其比較；關于實證分析；關案例研究。1、經濟學的理論范式范式的概念和理論是美國著名科學哲學家托馬斯。庫恩提出并在《科學革命的結構》（1962）中系統闡述的。由于范式概念是庫恩整個科學哲學觀的中心，他試圖以此來概括和描述多個領域的現實科學，而不僅僅是對科學史和哲學感興趣，因而從不同方面、不同層次和不同角度對范式概念作了多重的界定和說明。很多人沒有注意到庫恩思想的這一特征，往往根據自己的需要引述庫恩的某一解釋來闡述自己的問題。因而不免出現某些偏差。英國學者瑪格麗特。瑪斯特曼對庫恩的范式觀作了系統的考察，（1987）他從《科學革命的結構》中列舉了庫恩使用的21種不同含義的范式，并將其概括為三種類型或三個方面：一是作為一種信念、一種形而上學思辨，它是哲學范式或元范式；二是作為一種科學習慣、一種學術傳統、一個具體的科學成就，它是社會學范式；三是作為一種依靠本身成功示范的工具、一個解疑難的方法、一個用來類比的圖象，它是人工范式或構造范式。雖然范式的首要含義在哲學方面，這也是庫恩范式的基本部分，但是，庫恩的創見和獨到之處則在于范式的社會學含義和構造功能。與一般科學哲學思維的抽象性相反，庫恩特別強調科學的具體性，并把具體性看作是科學的基本特性，因為他認為，一套實際的科學習慣和科學傳統對于有效的科學工作是非常必要和非常重要的，它不僅是一個科學共同體團結一致、協同探索的紐帶，而且是其進一步研究和開拓的基礎；不僅能賦予任何一門新學科以自己的特色，而且決定著它的未來和發展。這樣一來，庫恩也就把具體性作為自己哲學思想的核心，在實際的“圖象”、“模型”和“哲學”之間劃了一條界限，使自己的思想與其他科學哲學區別開來。庫恩的構造范式就是這種實際的“圖象”和“模型”，它不僅使常規科學解疑難的活動得以完成，從而成為開啟新學科的契機和手段，而且在應用模型和形而上學之間建立起一種新的相互關系，解決了從一般哲學理論轉向實際科學理論的途徑問題。我們以下的分析主要是討論和運用范式的后面兩種含義。經濟學的范式一般總是以經濟效率為中心，（張宇燕，1993）以分工、交易和合作為內容，以供求均衡分析、邊際替代分析、成本收益分析和利益矛盾分析為方法，而形成的一個有機的整體，它是從不同的經濟學理論中抽象概括出來的。然而，不同的經濟學理論卻有不同的理論范式，這些具體的理論范式雖然沒有超出和脫離經濟學一般范式的范圍，但以上各個組成部分的地位作用、相互關系、側重方面、聯結方式均不相同，因而使得不同經濟學理論的理論體系也大相徑庭。在以經濟效率為中心這一基本觀點上，各種經濟理論學說都是一樣的，區別在于強調得夠與不夠，是否能貫徹始終。新古典理論對此十分明確，而且一貫到底。它其所以專注于資源配置的研究，就在于尋求有效配置資源的方式，它其所以推崇市埸制度，就是因為市埸是一種有效配置資源的機制；它關于在一定條件下的最大化的概念，以及以此作為對一切經濟行為和經濟現象進行理論分析之基礎，正是以經濟效率為中心的具體體現。翻開新古典經濟學教科書，效率觀念和效率思想會深入到每一個讀者的腦海之中，融化在他們的思維之內，成為他們的科學習慣和科學傳統。在傳統社會主義經濟學的范式中，效率中心也是看得出來的，傳統經濟學其所以把最大限度地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需要作為社會主義經濟的目的，所依賴的正是經濟效率的不斷提高；其所以特別強調國民經濟有計劃按比例發展，就是因為在它看來，只有這樣做才能減少和避免失衡和浪費，從而獲得和保持經濟運行的效率；傳統經濟學把創造比資本主義高得多的勞動生產率作為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集中體現，也說明了這一問題。孫冶方的《社會主義經濟論》提出“以最少的勞動消耗取得最大的有用效果”作為“貫穿全書的紅線”（1985），是其中對經濟效率中心表述得最清楚的。但是，在傳統經濟學中，效率中心的思想和觀念并不十分堅定，也沒有貫徹到底，當傳統經濟學致力于政策解釋、道德說教和價值判斷時，往往就離開了效率中心，甚至用公平、平等代替了效率。經濟學的理論范式都離不開對分工、交易和合作的考察，但這種考察在每一種理論中都有著明顯的不同。亞當。斯密對之進行了初步而全面的考察，形成了古典政治經濟學的范式。在《國富論》中，斯密不僅說明了分工的好處和交換的意義，而且說明了分工和交換的關系，所謂“分工受市埸范圍的限制”，就意味著人的生產活動以人的交換活動為條件，進而揭示了分工和交換是國民財富增長的動力和源泉；斯密提出了“簡單天賦自由體制”或稱自由競爭、自動調節的市埸模式，建立了一個進行經濟分析的原始模型，但又不把它作為一個假定的抽象概念，無條件地、絕對地堅持它，而是提出了種種限制和例外，表現了對其他交易方式的肯定；斯密通過“簡單體制”找到了個人自由和社會經濟發展之間的互補性，揭示了合作及其秩序的意義，不僅說明了人們之間存在著和諧一致的合作，而且存在著矛盾和沖突。克思繼承和發揚了古典經濟學的傳統，全面考察了分工和交換、生產和交往、生產方式和交往方式、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及其相互關系，恩格斯把生產和交換看作經濟曲線的縱坐標和橫坐標；馬克思特別注重于人與人之間利益矛盾和利益沖突的分析，同時對“人的全面自由發展”和“全體自由人的聯合”（1972）給予了高度的重視，從而以人的關系和人與人的關系的交互影響為基礎，描繪了一幅歷史發展的圖畫。新制度經濟學堅持和發展了古典經濟學的傳統，不僅堅持了康芒斯提出的交易和交易方式的概念，用它來代替生產關系和交往方式之類的抽象概念，以為經濟分析的基本概念，進而考察了除市埸交易以外的其他交易方式，而且提出了交易費用的概念，并將其納入新古典經濟學方法的分析之中，對分工、交易和合作，即人類的全部經濟活動作出了統一的解釋。新古典經濟學偏離了古典經濟學的傳統，形成了自己的理論范式。這集中反映在對分工、交易和合作的考察中。它分析了資源配置和生產費用，考察了規模經濟和技術選擇，還討論了市埸結構，也就是考察了分工的狀況和經濟性。所謂稀缺資源的最優配置，就是合理的勞動分工；所謂規模經濟，就是分工及其基礎之上的集中所到的節約和利益；所謂市埸結構，實際上就是分工結果在市埸上的表現；而技術選擇，實際上就是進行分工的方式；至于在生產過程中發生的成本，即生產費用，就是不同資源配置方式和技術選擇方案的代價，也就是作為生產方式基本形式的分工的成本。但是，它沒有也不能對分工及其程度的決定和發展作出解釋。新古典經濟學不僅研究了市埸交易，而且以此作為全部內容，同時對自由市埸體制作了絕對的、無條件的解釋，新古典的均衡就是市埸供求均衡和市埸自動實現的均衡，新古典的最大化既是市埸交易的前提，又是市埸交易的結果。盡管如此，新古典經濟學對交易的研究又非常膚淺和非常片面，由于對交易的考察僅僅局限于市埸交易，而對市埸交易的考察又僅僅分析產品的交易和要素的交易，因而在新古典理論中，既沒有交易方式的概念，也沒有交易費用的分析。新古典理論也考察了合作問題，但是基于對交易問題的局限性，其對合作的考察僅僅限于市埸中一拍即合的買賣關系和和諧的競爭關系，也就是說，在新古典理論看來，人們之間的合作是無阻礙、無摩擦，因而是無條件的。從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新古典經濟學范式的特征不在于它分析了分工、交易和合作，而在于這種分析的片面性，即它只分析了分工、交易和合作的一個方面、一個部分、一種情況，也就是只分析了它們的物質技術聯系和物質技術特征。傳統經濟學對分工、交易和合作的考察也背離了馬克思經濟學的傳統，而與新古典理論頗為相似，二者既有一致之處，也有自己不同的地方。如果說新古典理論把分工看作是市埸配置資源的結果，那么，傳統經濟學則把分工看作是計劃配置的產物，二者的分析角度一樣，說明的問題相同，但后者比前者更粗糙、更片面。如果說新古典經濟學在缺乏交易方式概念和理論的情況下，對市埸和市埸交易作了比較深入、比較成功的分析，那么，在傳統經濟學中，雖然從馬克思那里繼承了交往方式的概念，并宣稱要以其為主要考察對象，但對市埸和市埸交易是排斥的，其分析是殘缺的，與此相適應，在實踐中，市埸和市埸交易是受控制的，可以說是不存在的；它對其他交往方式的考察如果有的話，也是空洞的。至于對合作和合作秩序的分析，傳統經濟學和新古典經濟學非常相似，都是考察了一種無矛盾、無摩擦的理想狀態。因而其解釋能力和現實意義都非常有限。在經濟學的不同范式中，幾乎都使用了供求均衡分析，邊際替代分析，成本收益分析和利益矛盾分析等方法，但使用的情況和側重則不相同。供求分析是任何一種經濟學都離不開的，但在傳統經濟學中，由于只有平衡概念，沒有均衡概念，或者說沒有區分平衡和均衡兩個概念，因而傳統經濟學的供求平衡分析是一種事后分析和結果分析，而不是一種過程分析和行為分析，因為，平衡是一個核算概念和統計概念，而均衡是一個行為函數和運行過程概念，供求平衡就是供求兩個變量相等，即變量均衡，而供求均衡既包括變量相等（變量均衡），又包括行為確定（行為均衡）。與此相反，新古典經濟學和新制度經濟學等對此卻有嚴格的界定和區分。邊際替代分析也在經濟學中得到了廣泛的運用，但在傳統經濟學中，由于缺乏行為過程的概念，因而也就缺乏邊際的概念，因此，計劃分配和計劃調節中的替代關系只是兩兩的一般互替和轉換，而不是邊際替代和邊際轉換。1871年的“邊際革命”把邊際概念引入經濟學，并使其在微積分等數學形式上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使得新古典經濟學在數學化和形式化的道路上大前進了一步。但是，傳統經濟學和新古典經濟學的替代都有很大的局限性，這種替代只是不同產品在不同消費者之間和不同資源在不同用途之間的替代，即不同物品之間的替代；然而，新制度經濟學中的替代卻是不同交易方式之間的替代，即人們的行為方式或行動策略之間的替代。成本收益分析是經濟學的看家本領，是經濟學范式區別于其他科學范式的重要方面，傳統經濟學運用了它，但運用得不夠純熟、不夠徹底，有時往往只問收益，不惜工本，只講需要，不看可能，對那些得不償失的計劃和政策進行經濟上的注釋和論證。特別是傳統經濟學沒有時間價值概念和風險價值概念，缺乏風險意識，不計時間價值，就使成本收益分析存在著很大的缺陷。新古典經濟學堅持和發展了成本收益分析，在自己的研究領域內取得了很大的進展，但是由于缺乏交易方式和交易費用的概念，由于交易的自動完成和無代價的進行，其成本收益分析也僅僅局限在資源配置和生產活動的狹小范圍內，對于人與人之間相互影響和相互作用的廣泛領域則缺乏分析。新制度經濟學和公共選擇理論突破了新古典經濟學的局限，把成本收益分析運用到人與人相互關系的一切領域，對人們的行為方式和策略選擇進行成本收益分析，為社會經濟生活提供了統一、深入而又更加現實的解釋。利益分析也是各種經濟學中普遍使用的方法，但是傳統經濟學和新古典經濟學在這里又殊途同歸了，前者違背了馬克思經濟學的傳統，后者拋棄了古典經濟學的精髓，他們都注重利益和諧，而放棄了利益矛盾分析。新制度經濟學繼承了古典經濟學的傳統，宏揚了馬克思經濟學的貢獻，不僅堅持了利益矛盾分析，而且用博奕論為這一分析找到了一個適當的數學化方法。最近，中國經濟學界關于經濟學范式問題發生了一場爭論。爭論起因于樊綱博士的《‘蘇聯范式’批判》（1995），接著，崔之元先生發表了《西方經濟理論的范式危機——與樊綱先生商榷》（1995），對樊綱的觀點提出批評，后來，吳易風教授發表了《兩個范式之爭》（1996），對樊、崔之爭進行了評論，支持崔的看法，進一步批評了樊的觀點。筆者仔細閱讀了爭論雙方的文章，有些不同的評論。自1978年以來，我國經濟學研究的理論范式發生了重大變化。從最初的以“蘇聯范式”為主，發展到多種理論范式并存的局面。“蘇聯范式”有哪些缺陷，它是如何逐漸失去主導地位的，樊綱在他的“批判”中給予了冷靜和恰當的討論。可以說，我國的經濟改革的理論準備，是從對“蘇聯范式”的批判開始的。這種批判，最早是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作為武器的。隨著各種經濟學理論的引進，并且隨著經濟改革研究的需要，蘇聯范式不是被批倒的，而是被取代的。這種結果，對于應用性研究并無妨礙，但仍在理論層次上和經濟學教學方面遺留著“蘇聯范式”的影響。樊綱分別從研究對象、所有制問題、價值－價格理論、生產“目的”和“基本經濟規律”等基本理論問題上進行的討論，是對“蘇聯范式”的自覺的理論清算。依樊綱的功力，可以作得更好，但這篇文章仍不失為一篇優秀的評論性綜述，在有所批評和有所肯定中為我國的經濟學建設作出了的貢獻。樊綱在另一篇論文《經濟科學現代化和中國化的再思考》（1995）中進一步闡述了前文的觀點，明確指出，“經濟學的基礎理論本身具有普遍的、一般的科學意義，是無國界、無‘階段性’、無‘階級性’的”，因此，“不應該有有中國特色的基礎理論”。此論受到了崔之元的批評。崔認為，這些結論或假設自相矛盾，并且與現實相去甚遠，他以數學為例，指出在數學基礎理論中，存在著法國的布爾巴基學派、波蘭學派等，難道經濟學家們比數學家們還更容易“團結在一個旗幟下”？接著，崔文列舉了4個案例（“行為理性”的含混，微觀基礎的動搖，科斯定理還是科斯謬誤，眾多的“不可能性定理”），說明西方經濟學也存在著“范式”危機，目前還沒有普適的、為人們普遍接受的經濟學“基礎理論”。我們認為，樊綱的觀點包含了很大的真理成份，但也具有明顯的片面性。社會科學（包括經濟學）既冠以“社會”的定語，就表明它不同于本來意義上的科學，它既是科學，又是人學。作為科學，它具有實證性，因而存在著某種普遍的和一般的東西；作為人學，它又具有特殊性，因而需要本土化。既然東西方的人文性格有所不同，因而東西方的社會科學理論也就不會完全相同。崔之元對樊綱的批評并未打中要害。雖然他正確地提出了，我們應當在中國實踐的基礎上，發揮制度創新和理論創新的想象力，在經濟學基礎理論上做出有世界意義的貢獻，但是，其關于西方經濟理論范式危機的種種議論則包含著很大的混亂。首先，崔文對范式及其危機的理解是不恰當的，按照托馬斯。庫恩在《科學革命的結構》中提出的范式概念，崔文所講的4個問題與其說是范式，不如說是理論，而其對范式危機的理解也只是指出了它的消極方面，其實，范式危機并不見得是件壞事，在同一范式下，各種理論的沖突正是孕育著理論發展的生命力。其次，崔文所謂西方經濟理論的范式危機，實際上是指西方主流經濟學理論，就是冠以“科斯定理還是科斯謬誤”的案例3，講的也是主流理論的內容。再次，崔文列舉的4個案例，只有第1個關于行為理性的評論有一些道理，這一點很多學者都有過批評，不過，他們雖然指出理性行為假定的缺陷，但都沒有提出可以替代的東西，足見其所具有的普適性和一般性。其他3個案例均是似是而非的。例如，所謂“平行偏好”問題，在《什么是科斯理論？》中，倫尼德。哈威茲講的是，由人們的偏好推出的無差異曲線是平行的（1995），而崔文卻望文生義，將其說成是“人的偏好序均是‘平行偏好’”。再如，在委托－理論中，委托人處在團隊之外，其作用在于打破預算平衡，而崔文卻文不對題，將其置于團隊之中，將委托人的敗德問題作為團隊的“納什”均衡、帕累托最優和預算平衡三者不能同時實現以及單靠狹義的理性人假定不能為團隊設計出最優激勵機制的依據。崔文對“字典式偏好序”的理解也存在著同樣的問題。可見，作者并未認真讀懂自己所引用的著作，這就給人以貌似旁證博引，實則瞞天過海，借以唬人之嫌。2、實證分析和規范分析2－1，關于價值判斷和事實判斷實證分析和規范分析是經濟方法論的一個重要方面，也是一個爭論很大的問題。傳統經濟學一方面強調要進行實事求是的理論研究，另一方面又把價值判斷擺在首要和核心的地位，從而使自己誤入岐途，也是我們進一步討論這個問題的原因。關于實證分析和規范分析的基本內容，馬克。圖爾曾經作過一個簡明扼要而又全面詳盡的對比分析，（1979）現抄列如下：實證是手段事實現實描述真或假精神的問題解釋分析規范應該目的價值理想規定好或壞心靈的問題評價政策以上的對比分析，分別從語言形態、研究領域、內容性質、作用特征等方面對實證分析和規范分析作了界定和區分，這種界定和區分的中心和關鍵仍然是關于價值判斷和事實判斷在經濟分析中的地位和作用問題，也是方法論爭論的核心問題。什么是價值判斷？價值判斷是指對某種事實內容所作的“公正”或“不公正”、“合理”或“不合理”、“好”或“壞”、“好些”或“壞些”等的評價和預言。例如，我國現有的財產和收入分配狀況是不公正或不合理的，通貨膨脹比增長滑坡要好，5％的通貨膨脹比5％失業要好些，等等。在日常生活中，特別是在政治生活中，價值判斷占有重要地位，它是表達政治要求和行動綱領，進行宣傳鼓動的不可缺少的和適當的語言工具，也是進行行為選擇和政治選擇的前提。什么是事實判斷？事實判斷是指對某種事實內容所作的“真實”或“虛假”、“正確”或“錯誤”、“原因”或“結果”、“形式”或“本質”的描述或解釋，即事實是怎么回事，它現在怎樣，將來會如何，以及為什么是這樣而不是那樣。在科學（包括經濟學）研究中，占首要地位的是事實判斷，它是進行科學研究和理論創造所要集中解決的基本問題。價值判斷和事實判斷是人們認識事物的行為和活動，二者之間有著一定的聯系，因此，在經濟理論研究中，既要著重于事實判斷，又不能完全拋開價值判斷，但是二者又是可以區別開來而且應當加以區別的。從認識邏輯來看，價值判斷表達的是一個“應該是論述”，它僅僅是根據特定的價值標準作出的判斷性評價和立埸取向。如某人認為現行的財產分配和收入分配是不公正和不合理的，它表明了判斷者所持的不贊成的立埸。但是，它既不能排除別人對相同事實持相反的立埸，也不能提供可由其他主體進行事后檢驗的有關事實和信息，即不能提供為什么是不公正的，不包含與真理相聯系的認識，因而既不需要、不可能證實或證偽，也不具有科學的解釋能力和預言能力，人們只能接受它或拒斥它。相反，事實判斷表達的是一個“是論述”，它包含了可由各個主體進行事后檢驗的有關事實和論斷，因而需要和能夠在經驗上證實或證偽。不僅如此，價值判斷也不能從事實判斷中推導出來，即“個人不能從是中推出應該是”（馬克。布勞格，1990）來。例如，財富分配和收入分配本身并不包含它是否公正的信息，即事實在邏輯上并不包含它的評價，公正與否的評價是判斷者主觀加上去的。因為，價值判斷所依據的是道德標準，而事實判斷所依據的是一個與道德原則無關的標準和規范。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在經濟學研究中，事實判斷除了包含有關社會經濟生活過程的一般事實和論斷以外，集中表現為效率判斷。價值標準也可以、而且需要通過實證研究和事實判斷來說明其正確與否，即需要進行效率再判斷。在規范和實證、價值和事實相互關系的爭論中，始終存在著互相對立的觀點。一種觀點認為，科學與價值判斷無關，它只涉及對事實的客觀描述，而不包含人們的主觀評價（R.史密斯，1962），主張保持價值中立（馬克斯。韋伯）；另一種觀點認為，對于社會科學來說，價值判斷具有不可或缺性（施莫勒），經濟學的觀點與所有的科學觀點一樣，都是充滿價值的，（霍爾。卡杜里安，1980）其中，有人主張“隱含的價值觀”，（維克里，1973）有人主張“明確的價值判斷”（米爾達爾，1992）。其實，實證分析和規范分析也不是互斥的，而是互補的，事實判斷和價值判斷也各有其不同的作用。爭論產生的原因在于，雙方都忽視了價值判斷產生的根源這一根本問題。由于這種忽視，主張保持價值中立的只強調了它的必要性，而沒有找到實現它的可能性；反對價值中立的僅僅看到了社會科學研究中存在價值判斷的事實，而沒有深究它存在的基礎。人們在自然科學中的一致不是由于擺脫了價值判斷，而是由于價值判斷的基本一致，在人類事務和社會科學中能否擺脫價值判斷，就歸結為人們能否取得經濟利益的一致。現在，人們所能做到的是，把價值判斷限制在適當的范圍內，不使它變成一種普遍形式的東西（陶永誼）。至于什么是適當范圍，仍然沒有作出說明。這就需要作出進一步的界定和分析。指出價值判斷和事實判斷的區別和聯系，強調事實判斷在經濟理論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并不意味著在經濟學研究的整個過程和全部活動中都不能有價值判斷。恰恰相反，從方法論上來看，有的領域和有的方面需要進行價值判斷，有的領域和有的方面可以而且應當保持價值自由。一般說來，在研究對象和認識目標的確定、研究方法和分析結果的選擇等領域和方面，需要而且必須進行價值判斷，因為，每個經濟學家既可以根據個人興趣和愛好進行選題，也可以根據政治、道德和信仰選擇實際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在這里沒有價值判斷是不可想象的。但是，在科學研究的內容領域，在認識過程和理論形成過程當中，卻不允許價值判斷插足其間。如果在科學研究的內容領域借助于價值判斷，就會使認識過程從一開始就引入信仰問題，這只能使認識過程發生扭曲，無法得出科學的結論。有人強調科學家的價值觀和歷史觀，指出一些偉大的學者都具有鮮明的價值觀和強烈的歷史責任，但是沒有說明這樣的價值觀和歷史責任在他們的科學生涯中究竟起了什么作用。如果仔細加以考察，這樣的價值觀和歷史觀對他們選擇科學課題、堅持科學探索起了重要作用，但對其科學認識和理論創造過程本身則直接起不了什么積極作用，他們正是在拋開了價值判斷而專注于事實判斷的情況下，才作出了自己的科學創造。因此，在經濟科學的理論研究中，在獲取信息和認識客觀事物內在聯系的范圍內，保持價值自由前提，避免進行價值判斷是必要的和可能的，至少這一區分有助于我們做到這一點。然而，在傳統經濟學的研究中，人們不僅認為價值判斷和事實判斷是不可區分、無法區分、也不必區分的，而且過分注重和偏愛價值判斷，往往使事實判斷服從于價值判斷；不僅在研究對象和認識目標確定以及分析結果選擇等領域強調價值判斷，而且把在研究內容領域和認識過程當中保持價值自由前提稱之為資產階級社會科學的遮羞布。這就使得經濟科學的理論研究工作深深陷入自己設置的陷井之中。例如，對于很多重要的經濟理論和實踐問題，象市埸機制問題、經濟周期問題、通貨膨脹問題、失業問題、經濟危機問題，等等，首先要看看它是姓“社”還是姓“資”，然后才決定如何對它進行描述和分析。如果是姓“資”，即使是社會主義經濟運行和發展中反復出現的問題，也可以而且必須否認它的存在；即使不得已而承認它的存在，也要將其統統斥之為資本主義殘余，或者在共同的地方尋找出與資本主義的區別來，或者用不同的概念去概括和描述完全相同的事物，于是就出現了商品經濟的“外殼”論，找不到工作的“待業”說，同志式的“競賽”觀等。這樣，不是把一系列重大的經濟理論問題排除在社會主義經濟學的視野之外，就是對其作了歪曲的描述。至于在這種扭曲的理論指導下，制定和實施了錯誤的經濟政策，及其造成的不良的甚至是嚴重的后果，更是進一步從反面證明了，把價值判斷帶入認識形成和理論創造過程之中的可悲之處。不僅如此，由于在理論形成過程之中滲入了價值判斷，對一些重大經濟問題的分析，如對當前經濟運行總量態勢和經濟形勢，不是根據經驗現實進行實事求是地歸納概括和理論抽象，而是根據各自的政治需要，選取不同的材料，作出不同的結論，甚至要先看看氣候，摸摸風向，然后投其所好。這不僅大大阻礙了經濟理論研究工作的深入和發展，使得經濟理論研究始終難以擺脫解釋現行經濟政策的俗套，而且使一部分經濟理論工作者走上了“奏折經濟學”的道路，敗壞了經濟學和經濟學家的聲譽。其結果是，經濟學難以擺脫作為政治附庸和跟班的角色，甚至有被窒息的危險。近幾年來，大家都承認在經濟問題的研究中缺乏共同語言，這不僅是由于對很多概念的理解和使用存在著混亂，而且主要是由于價值判斷滲入經濟研究過程的結果。在傳統經濟學的研究中，人們往往從政治經濟學的階級性和實踐目的出發，反對在科學認識的內容領域和理論創造的過程當中保持價值自由前提。這是由于在一系列問題上存在著很多混亂。為了在經濟理論研究中能夠更好地處理規范和實證、價值和事實的關系，有必要加以明確和區分。第一，經濟理論的構建和經濟理論的可接受性。這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和問題。前者是個認識論的概念，所要解決的是理論的客觀性和真理性的問題，它取決于理論把握經驗現實的情況，即取決于經濟理論對于經濟生活現實的解釋能力和預言能力，或者說，取決于經濟理論對于經濟現實的規范力量和改造力量。后者是一個文化價值概念，考察的是理論的功效性問題，主要取決于哪一種理論更好、更合意、更易于被決策者所采納，因而實際上是一種政治主張。因此，經濟理論的可接受性與其說取決于該理論的解釋能力和預言能力，不如說取決于當時的經濟形勢以及決策者的素質。在這里，需要而且必須進行價值判斷。第二，經濟理論的專家評價、專家選擇和社會評價、社會選擇。這是兩種不同目的和不同方式的評價和選擇。前者的目的在于解決理論的客觀性和真理性的問題，是通過經濟學家的批判、檢驗和證偽來進行的。在這里，經濟理論的客觀性和真理性外化為一種公共性，即不同的專家從不同的方面檢驗所作出的共同評價和共同選擇。后者的目的在于解決經濟理論在社會空間中的可接受性問題，是由政治家和社會大眾作出的評判和選擇。政治家有政治家的評價標準和選擇標準，形勢的緊迫性，社會的承受能力以及政治家的知識限制，特別是政治家的政治前途和利害關系，會對它產生很大的影響；社會大眾的評價和選擇更會受形勢變化、社會心理的左右，并且只有通過社會的學習過程，理論才能變成社會大眾的共識和集體行動。第三，經濟政策咨詢和經濟政策決策。這也是兩個既密切聯系又可以明確分開的行為和過程。經濟科學的實踐目的主要是通過經濟政策咨詢表現出來的，政策咨詢活動的核心是提供有關經濟運行和發展過程客觀聯系的真實信息。這種信息不是規范性預言或價值判斷所能給予的，但是從任何經驗內容豐富的理論中都可以得到付諸實施的行動信息。同時，一個無價值判斷的科學結論，并不排除政治家和經營者進行評價、選擇和決策的權力。經濟學家可以參與政策決策和經營活動，這時，他就不是作為經濟學家處在理論的形成過程之中，而是作為政治家或企業家處于政治活動或經營活動之中。因此，經濟理論的實踐目的不應當也不必要要求經濟學家在其理論形成過程之中求助于價值判斷，與此相反，只有在科學認識和理論創造過程中保持價值自由前提，才能保持經濟學家的獨立人格和經濟學研究的獨立性，避免價值偏見的影響和干擾。第四，經濟學家的倫理道德和科學良知。經濟學家從事何種科學規劃，幫助實現何種價值目標，取決于他的倫理道德。經濟學家作為社會的一員，依靠自我控制很難在其科學表述中保持價值判斷自由，即經濟學家會自覺不自覺地把自己的價值判斷滲透在理論認識和科學表述當中，從而造成很多認識上的偏差和理論上的錯誤。不僅如此，經濟學家也有個人動機和個人功利，它與社會目標和社會利益既有一致之處，也有矛盾的地方，每個人都希望自己的政策咨詢建議能夠影響政策決策以至變成官方政策，這就使得經濟學家在政策咨詢中很難保持客觀立埸。但是，經濟學家的科學良知又要求他不要把自己的個人好惡和個人功利帶進圣潔的理論殿堂。這就出現了一個很大的矛盾。解決的辦法是，在經濟學的科學活動中，發展科學評價和科學批判，通過對其科學表述的相互批判和證偽，通過實踐來檢驗。可見，價值判斷與科學批判和證偽過程以及經驗檢驗是完全不同的兩碼事。作為一個經濟學家，要想在經濟理論研究中作出真正的理論創造，就必須堅持實事求是的科學原則，就必須在理論形成和科學創造的過程中承認和堅持價值自由前提。2－2，關于理論實證和經驗實證⒅經濟學是一門實證的科學，經濟學的基本方法是實證分析的方法。這一方法包括兩個相互聯系、相輔相成的部分或階段，即理論實證和經驗實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