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黨史學科經濟問題研究模式一文來源于網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中共黨史學科的建設和發展越來越需要加強和深化對經濟問題的研究。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先后呈現出以“革命”、“建設”和“改革”為特征的發展脈絡，而經濟問題與之的聯系呈趨緊之勢。如果說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共的經濟思想、經濟政策和經濟行為還不足以構成黨的活動重心的話，那么，作為經濟制度變遷的社會主義革命及隨后開展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則無疑是中國共產黨執政的主要內容;隨著改革開放的歷史積淀愈發深厚，改革開放史的研究在黨史研究中的地位日益凸顯，經濟問題在其中的分量更是不言而喻。可以說，沒有對經濟問題的涵蓋和研究，中共黨史的研究是不全面的，中共黨史學科的體系是不完整的。

一、中共黨史學科范疇內的經濟問題

首先，什么樣的經濟問題屬于中共黨史學科范疇內的經濟問題?根據現代學術的學科劃分規則，對人類社會經濟現象和經濟運行規律的研究屬于經濟學的學科范疇。然而在商品經濟條件下，任何社會形態或者經濟體的經濟運行，都不是經濟本身的自我運行，它必然同社會的其他因素尤其是政治因素相聯系。隨著經濟運行技術和方式愈發復雜，這種聯系愈發緊密。在現代經濟體系中，已經看不到沒有政黨、政治社團或政府等政治組織施加影響的經濟。正如迪克西特在分析美國財稅政策制定的歷史經驗時總結的那樣:“該過程在每一步都是政治的———不僅立法過程是政治的，而且政策的實施以及行政機構及其下設機構的選擇和組建都是政治的。”①研究和分析一個國家經濟運行的各種問題，拋開這個國家的政治組織將寸步難行。這一點，在研究當代中國經濟問題上尤為突出。費正清和麥克法夸爾在《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1949－1965)》序言中就曾明確指出:“要考察中國社會的任何方面而不考察共產黨變革它的努力的來龍去脈，則是毫無意義的。”②研究當代中國的經濟問題，離開對中國共產黨這個中國最重要的政治組織的研究，猶如緣木求魚。此為經濟問題研究與中共黨史研究相耦合的內生邏輯，也體現了中共黨史學科之于中國學術共同體的價值。另一方面，中共黨史學科的研究對象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的歷程和經驗，其中當然包括中國共產黨領導國民經濟建設、改革和發展的經濟思想、經濟政策和經濟行為的歷程和經驗。關于經濟問題的研究必然是中共黨史學科范疇的重要組成部分。但是從學科建設的意義上講，并不是所有的經濟問題都屬于中共黨史學科范疇。至于什么樣的經濟問題屬于中共黨史學科，需要從本學科的范疇和體系入手來界定。中共黨史是歷史學門類的成員，應秉持歷史學的治學方法，這已是黨史學界的共識。本文要強調的是，中共黨史是一門特殊的歷史，是執政黨的歷史，其本身不可避免地要承擔政治和意識形態意義上的責任和功能。作為一個政黨的歷史，一種專門史，中共黨史不可能涵蓋當代中國的一切經濟事件，它只能關注中國共產黨在自身發展歷程中所呈現的經濟思想、經濟政策和經濟行為———事實上，正是中國共產黨的經濟思想、經濟政策和經濟行為決定了當代中國的經濟建設、改革和發展。這種思想、政策和行為必定是針對宏觀經濟層面的，是有機組成國民經濟整體的各類經濟制度安排和政策結構，而不是細枝末節的或者與國民經濟這一整體無系統聯系的經濟現象。換言之，中共黨史學科范疇內的經濟問題，應是與國民經濟發展密切相關的問題，是體現中國共產黨領導國民經濟發展建設的歷程、經驗和規律的問題，是“政治經濟史”層面的問題。

二、兩種偏離學科范疇的經濟問題研究范式

對照上述界定我們能發現，目前黨史學界有兩種偏離中共黨史學科范疇的經濟問題研究范式，即宏大敘事與“社會經濟史”。宏大敘事是中共黨史學科的一種傳統研究范式。這種范式有利于從總體上把握中國共產黨的歷史進程和宏觀規律，但對于歷史事件的描述和分析有著“大而化之”或以論代史的缺陷。這種缺陷在經濟問題研究中的負面影響尤為明顯。它秉承革命史的邏輯，以階級斗爭的道義革命立場，取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歷史哲學路徑，來觀察和分析經濟問題，總體上處于規范研究和價值判斷的范疇。它的特點和缺陷正如有的論者所總結的那樣:“預設立場，無限制地擴張歷史學的宣傳、教化功能。以權威論述或權威文件為指導，有選擇地剪裁史料，來論證某種權威性論述。……在敘述方式上，頻繁性地使用某種不言自明或無法證明的集合性語匯。”①宏大敘事的研究范式在經濟問題的具體運用上，過分重視對經濟事件性質的論述，忽視事件背后的技術過程，對經濟問題原因的解釋呈現出無法被證偽的“套套邏輯”②。比如對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問題的研究，《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的有關論述頗有代表性:“利用、限制、改造”是中國共產黨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基本政策，國家資本主義是改造的主要途徑;由于私營企業大多設備陳舊，經營落后，“再加上原料、市場等方面的限制，不少私營企業經營漸感困難，主動要求國家支持，實行公私合營”③。然而已有研究證明，公私合營的實現和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的完成，在宏大的理論預設之下有著復雜而合乎經濟制度變遷規律的技術過程①。這種技術過程反映了工商業改造這一重大經濟事件的真實邏輯。宏大敘事的研究范式無法展現這種真實，因而它所呈現的只能是經濟問題在定性上的一個側面，并未觸及內在的規律與歷史經驗。如果我們僅僅秉持這一種研究范式，中共黨史學科的經濟問題研究顯然無法深化和拓展。宏大敘事的弊端已被學界充分認識并得到很大程度的揚棄。然而在經濟問題研究方面，這種揚棄走向了一個矯枉過正的極端，即“社會經濟史”研究范式。它的主要表現是一方面重視史料收集和考辨工作，注重實證考察和“史從論出”，另一方面又將經濟問題社會學化、簡單化、個案化，經濟問題中特有的定量分析方法依然沒有受到重視，同時宏大敘事研究范式中原有的理論分析方法也被遺棄。仍以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的研究為例，近年來一些研究成果做出了“眼光向下”的實證考察嘗試。如《北京市私營商業與社會主義改造(1949－1960年代中期)》一文，利用北京市檔案展示了完整的地方性商業改造②。如果僅僅考慮對歷史事件梳理得完整與否，而不去探討是一種什么樣的完整的話，該文是非常出色的。但遺憾的是，這種研究表面上看似以實證的手法，為我們展現了私營商業改造的全過程;但它以國家與社會之間既定的“運動”觀念，從社會變遷的層面來觀察經濟變遷，用檔案圖表等原始資料堆砌的方式來闡述經濟變量，削弱了研究的價值和科學性。這種以社會變遷框架去研究歷史上的經濟問題，以政策檔案敘述代替經濟要素的定量分析，其結果只能掩蓋經濟問題的真實邏輯。與該文類似的這種取“社會經濟史”研究范式的成果，雖自覺利用檔案文獻資料，重視史料梳理，關注敘事的完整和全面，但較少考察真正的經濟要素。其秉持的以“進村找廟”式的民族志敘事范式來研究經濟問題的方法論，事實上混淆了中共黨史學科內經濟史和社會史的研究界限，客觀上出現了一種將經濟研究“社會學化”或“社會史化”的傾向。它不僅忽視或掩蓋了經濟問題的內在要素，沒有反映經濟問題的本原，而且其研究成果在某種程度上也只能為其他學科(比如經濟學)的研究提供資料，對本學科的發展難以作出有學術分量的貢獻。

三、經濟問題研究的實質與基本規范

要正確認識中共黨史學科的經濟問題研究范式，就首先要正確理解經濟問題研究的實質與基本規范。經濟問題研究的對象是人類社會的經濟現象，其研究實質是要發現隱藏在經濟現象背后的因果聯系或約束條件，以解釋經濟現象，描述經濟要素的變動規律。對經濟問題的研究本質上是一種“解釋性”的研究，它不僅要考察經濟現象“是什么”，更要探求“為什么”。這一本質內涵無論是對于現實中的經濟問題研究還是對于歷史上的經濟問題研究都是一樣的。對于現實中的經濟問題而言，顯然，解釋清楚“為什么”才能有助于認識清楚“是什么”;即便是對已經成為歷史的經濟問題的研究，探求“為什么”仍然是搞清楚“是什么”的出發點和落腳點。這正如英國著名歷史學家巴勒克拉夫所強調的:“歷史學家必須充分認識經濟因素在歷史變革的形成中的重要性，以及研究清楚這些經濟因素之間的關系對于研究目的的重要性。”③科學地解釋現實，需要在簡化現實的基礎上進行邏輯推理。理性的科學研究不是簡單地用事實解釋事實，而是通過頭腦中的思維和思辨，運用一套邏輯嚴密的推理體系，構造相關理論，以“講理”、“推理”的方式對事實之間的相互關系進行說明或解釋。因此，對經濟問題的研究必須遵循運用邏輯推導產生的理論命題解釋歷史事實，和用歷史事實證明或證偽理論命題的基本研究規范。這種基本研究規范包括兩個方面的要素:首先是由邏輯推導產生的理論命題，再者是進行歷史事實的檢驗尤其是計量檢驗。由邏輯推導產生的理論命題事實上是運用一定的理論范式，從復雜的社會經濟現象中找出關鍵的條件變量從而建構出經濟現象背后的因果邏輯體系。理論建構是社會科學研究的通用方法，無此則無科學研究可言。理論建構應該是“唯理主義”的，追求的是理論框架的解釋力，講究的是邏輯推導中的層層遞進的嚴密性。同時，科學研究僅僅是要構建一個簡單的因果邏輯關系，不能為理論而理論。任何理論都是一種假說，都需要證明或證偽，即都需要發現其中的“實驗邏輯”，而這證明或證偽即為運用歷史事實檢驗理論邏輯的過程。由于經濟現象相對于政治、文化、社會等現象在數量方面的特殊性，計量檢驗成為經濟問題研究中的關鍵環節。可以說，沒有對計量方法的運用，就無法真正開展對經濟問題的研究，因為社會經濟的發展歷程最直接的表現是各經濟要素在“量”上的變動。計量檢驗是發現和驗證經濟現象中因果邏輯的最有力的工具。

以嚴格的經濟研究規范來研究中共黨史學科范疇內經濟問題的成果，在本學科中雖不多見，但在理論經濟學和經濟史學科中卻頻頻出現。例如名噪一時的“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決定論”，利用比較優勢、制度調節、計量校準等概念和方法，對計劃經濟體制的形成、持續及歷史績效做出了新的、科學而深入的探討①。又如關于改革開放歷史緣起的問題，“財政聯邦主義”、“政治錦標賽”等獨特的研究視角相繼出現，改變了之前改革開放史研究中政策梳理式的單一格局，對中國經濟轉型的歷史過程和關節點做出了既有理論深度、邏輯推論，又有嚴密的計量支持的梳理和闡釋②。這些研究成果在國內外學術界影響非凡。事實上，黨史學界在這些問題上也有相當數量的研究成果可與之共鳴或爭鳴，皆因研究的規范性欠缺而不能展現在一個更高的學術平臺上，這原本也應是中共黨史學科的研究陣地，但卻沒有得到充分的利用。顯然，這種被動的封閉削弱了中共黨史學科的學術地位，不能不說是一種遺憾。四、中共黨史學科正確的經濟問題研究范式由于研究的問題仍然是經濟問題，中共黨史學科的經濟問題研究不能脫離經濟問題研究的實質與規范;由于研究的角度是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中共黨史學科的經濟問題研究又應有自己的基本規范。這些基本規范概括起來有四點:歷史的長度、政治的高度、理論的深度和視域的廣度。首先，中共黨史學科的經濟問題研究應堅持歷史的長度原則。既然是從中國共產黨歷史的角度研究經濟問題，那么這類經濟問題就要是歷史上真實存在過的尤其是有過較長發展歷程和較大影響的問題。比如對于社會主義改造的研究、工農業剪刀差的研究、國有經濟的研究、財政政策變遷和經濟體制改革的研究，以及中共經濟思想史的研究等。相反，類似金融危機和貨幣政策這種在現實經濟研究中非常有意義的問題，因其在當代中國歷史和中共黨史上沒有足夠的“長度”，不宜作為中共黨史學科的研究對象。其次，應有政治的高度。如前文所述，中共黨史不可能涵蓋當代中國的一切經濟事件，它主要關注中國共產黨的經濟思想、經濟政策和經濟行為。因而中共黨史學科的經濟問題只能關注“政治經濟史”層面的問題，關注與國民經濟發展密切相關的問題，探求中國共產黨領導國民經濟發展建設的歷程、經驗和規律。基于此，中共黨史學科的經濟問題在研究規范上應堅持有政治的高度。“社會經濟史”領域的個體、家庭及村莊社區等微觀經濟體的研究不宜作為經濟問題來研究，以免誤導或阻礙后學者對真正經濟問題的研究。開展有政治高度的經濟問題研究，對于鞏固中共黨史的學科陣地、建設完整的學科體系有著重要意義。復次，應有理論的深度。法國年鑒學派的費爾南•布羅代爾曾感慨“沒有理論就沒有歷史”①。固然，我們不應再建構宏大敘事式的理論框架，然則理論對于學術研究的重要性卻是不容否認的。

一切歷史理論，都是從歷史和當時的社會實踐中抽象出來的，但不能從這種抽象中還原出歷史的和當時的實踐來。“論從史出”并不是要取消“論”。那種脫離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背景來研究歷史，認為歷史學的惟一目的是真實地再現和理解過去的認識，對于研究經濟問題是無益的。“理論是斷不可少的，不應當號召學者們退回到純粹的考證工作上去，或者只對次要的問題進行探討，或只限于使用‘純科學’的技術手段研究歷史。”②最后，應有視域的廣度。研究中共黨史學科的經濟問題，應具備跨學科的研究視域。當代學術研究的大趨勢是各學科之間的交流與對話不斷加強，學科之間的壁壘不斷被打破，跨學科研究成果的價值愈益凸顯。由于經濟問題自身的特點，在中共黨史學科范疇內開展經濟問題研究，除秉持歷史學的治學理念外，應緊密結合和充分借鑒其他社會科學尤其是經濟學和政治學的研究進展，建構中共黨史學科意義上的政治經濟學理論規范。唯有如此，中共黨史學科的經濟問題研究才能建立起寬厚的學術支點。沒有這一支點，便不可能實現黨史研究全面的理論創新，也不可能實現同其他學科的真正對話與交流。因為交流需要共同的話語基礎，而研究方法、分析架構、學術話語則是構成對話的重要基礎，否則雙方都將自說自話。“不同學科之間或者運用不同學科的方法對同一問題進行探討和交流，對于激活創新性思維、對于全方位研究某一問題，是至關重要的，它值得黨史學者重視并付出艱辛的努力。黨史研究者在日新月異的學術思潮面前要有危機感，要充分意識到本學科的相對封閉狀態，樹立開放的學術意識，培養寬容的學術心態，努力營造一種鼓勵創新的學術氛圍，不僅在微觀問題上而且在宏觀問題上、體系上鼓勵創新。”③應該說，近年來我們在經濟問題研究方面已經充分意識到跨學科研究的重要性，很大程度上改變了“述而不作”的研究理念，先進的學術范式越來越多地被吸納進來。但是，對于其他學科的某些新穎的概念、原理和分析框架的盲目追求乃至不求甚解的運用，又使得我們的很多研究陷入了“范式泛濫”的誤區。比如，對于制度、制度安排、博弈論等制度經濟學概念和原理，中共黨史學科的很多研究成果都存在著“形似而神不是”的運用，或者將制度安排等同于政策規定，或者將邏輯嚴謹且動態演化的博弈論簡化為對立斗爭的矛盾兩面，等等。這樣的運用并沒有真正做到研究范式的跨學科耦合，反而損傷了中共黨史自身的研究邏輯，應當引起研究者的足夠警覺。中共黨史學科正確的經濟問題研究范式，應是在堅持上述四項基本規范的基礎上，從大處著眼、小處著手，運用實證方法，研究問題的“是什么”、“為什么”。對于價值的判斷，應從技術上回答“應該是什么”，而不能持泛道德化的批判態度。在具體研究方法上，最主要的是堅持邏輯與實證的統一。一方面，針對所研究的經濟問題，研究者應在邏輯推導的基礎上建構合適的分析框架或者理論模型去應用于史料的解讀。這種建構因史料的不同而不同。“歷史學家更大的需要卻是有效的分析工具，而這一切正在從歷史資料本身中內生出來。”

基于史料建構邏輯是經濟問題中實證研究的本來含義。因為言明理論邏輯及其存在條件，則讀者可以判斷這些理論與史實之間的關系。當這些言明的框架足夠多樣化，且在不同框架之間有充分競爭時，對理解歷史最有幫助的框架才會在學界共識的基礎上脫穎而出。如果不言明潛在的分析框架，使讀者誤以為存在一個沒有理論框架的純客觀歷史，則讀者反而會輕易相信一些很沒有競爭力的分析框架，而失去對分析框架的識別和批判能力，反而使歷史記述變得非常主觀。如果沒有這種基于邏輯推導產生的理論框架，研究者在考察史料時只能采用歸納式的經驗主義方法。這種方法既不能在邏輯上肯定其真實性，在解釋史料和作判斷時，也會由于缺乏公理原則和強調個性，只能憑研究者的主觀推理和直覺，很難理解經濟現象背后的真正邏輯。另一方面，針對所研究的經濟問題，研究者應充分運用實證檢驗尤其是計量驗證的方法。能夠被計量方法所驗證，是經濟問題研究與其他問題研究的重要區別。定量分析是經濟問題研究的基本理念，因為經濟系統中的各要素，無論是資金、技術、勞動力，還是制度供給及其績效，都是可以量化的變量。研究者可以依據這些變量所呈現出來的歷史數據，按照一定的數學原理，進行排列、組合、計算或函數推導等，找出其中的因果邏輯。計量驗證是實證研究的基本特征，沒有計量驗證的經濟問題研究只能稱之為“偽實證”。由于數學運算是最嚴密的形式邏輯，計量驗證必須依據一定的數學原則，或是簡單計算，或是復雜的函數推導，單純對史料中數據表格的摘錄引用不能成為計量驗證。包括規范和方法在內的范式問題是學術研究的基礎問題。只有匡正研究范式，學術研究才能真正深化下去。中共黨史學科的經濟問題研究范式對研究者在研究能力上提出了兩個方面的要求:一方面要掌握基本的經濟規律以及經濟知識、理論和方法，從經濟的角度解讀歷史;另一方面要掌握中國共產黨歷史發展的規律，從歷史的角度解讀經濟。只有將這二者結合起來，中共黨史學科的經濟問題研究才能取得根本性的突破。這雖然對很多黨史研究者的既有知識結構提出了挑戰，但更重要的，是為中共黨史學科提供了鞏固學科陣地、深化研究領域的平臺，以及提升學術水平的機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