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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縣級政府的合理定位，對縣域經濟發展至關重要。所謂政府的合理定位，是相對于目前政府經濟管理職能存在的“越位”、“錯位”和“缺位”而言的，就是政府要不斷轉變職能，從直接參與生產經營活動，代行企業和市場職能，轉向提供“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建立和維護市場秩序，為微觀經濟主體創造良好的發展環境上來。縣域工業結構雷同、發展路子互相照搬、城市建設相互攀比等造成了縣域經濟特色不足，相互競爭，內部出現混亂，導致發展受阻。很多小企業處于同一加工層次、加工環節，很容易出現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情況。縣域經濟中的民營經濟、中小企業應當考慮如何形成核心企業帶動其他企業，從平行關系向立體和互補過渡，加強內部的協調機制與管理機制。

"郡縣治，天下安”。自秦統一中國實行郡縣制，斗轉星移，改朝換代，縣級建制一直延續至今。縣域經濟，是整個國民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經濟的現實與傳統的優勢要求我們走縣域經濟之路，但路該如何走？發展的方向在哪里？

一、走近縣域經濟

1、農民老李的煩惱

5月，中原大地，陽光明媚。田間油菜花香，陣陣撲鼻而來。

位于中原L縣的農民老李沒有“五一黃金周”的閑情逸致，而是滿臉愁容。5月5日，記者在他們村西田間見到老李時，他與老伴正在原是蘋果園的自留地上栽種棉花。

“去年冬天，我把所有的蘋果樹全砍掉了。”老李告訴《中國經濟周刊》。“沒辦法，因為蘋果根本不賺錢。5年前，縣里說，種蘋果發財，我就騰出幾塊地栽上蘋果樹。我們村很多戶都種了。可是，等到我們的蘋果結果的時候，市場已經不太好，賣不出錢了。蘋果上市的時候，沒有銷路，我就騎車去幾十里以外的鄰縣村莊賣，一塊錢十多斤，一天下來賣完還不足8塊錢。賣不完的，有的壞掉了，有的干脆喂豬了。其他村民也像我一樣，并沒有發財。”

老李指著周圍的田地對《中國經濟周刊》說：“原來這一大片地都是蘋果園，現在都砍了。我們得到的只是豐產，不能豐收。”

老李還向《中國經濟周刊》講了另外一個“煩惱”：“10年前，縣里組織村支書到山東壽光參觀學習，回來后，就號召大家蓋蔬菜大棚，種菜發家致富，當時，因為看到人家壽光種菜賺大錢了，所以我們勁頭很足，一下子鄉里蓋了很多大棚，我也蓋了四個。可是，一年后，種菜又賠錢了。因為不懂技術，而且我們這里的土質也不太肥沃。隨后，又把所有的菜棚給拆了。”

說到這兒，老李苦笑著問：“誰能給我們農民指出市場在哪里？怎樣投資？”

2、田老板的傷心事

同是L縣的田老板原來在L縣的一家“很賺錢”的工廠當工程師。后來，那家工廠由于經營不善，1993年破產。田老板這位工廠的“能人”成了“無業游民”。

1994年，田老板開了一家生產編織袋的工廠，隨后幾年，銷路甚廣，利潤一路攀升。可是，2003年已經關張。

“現在，全縣有20多家編織袋廠，大家產品都是一種，就只好拼價格，價格大戰往往打得不亦樂乎，最終落個幾敗俱傷的結局。”田老板告訴《中國經濟周刊》。

據《中國經濟周刊》調查，L縣的其它一些編織袋廠大部分已經關閉，有的已債臺高筑。

據調查還發現，縣域工業結構雷同、發展路子互相照搬、城市建設相互攀比等造成了縣域經濟特色不足，相互競爭，內部出現混亂，導致發展受阻。很多小企業處于同一加工層次、加工環節，很容易出現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情況。縣域經濟中的民營經濟、中小企業應當考慮如何形成核心企業帶動其他企業，從平行關系向立體和互補過渡，加強內部的協調機制與管理機制。

令田老板提不起精神的還有一樁“倒霉事”：2003年2月，縣里提出“養牛”項目。田老板一時興起，按每斤4元買了150頭牛。當時預計今年價格會漲到每斤5元。

“又泡湯了。現在價格才3塊多，另外，由于2003年遭災，飼料很貴，比如，麥秸以前每公斤8分錢，現在卻漲到每公斤兩毛五分錢。牛是長大了，可是價格一點也‘牛’不起來。現在，所有的牛都還在圈里。”田老板懊惱地說：“估計今年底就會倒閉。”

據了解，當時，L縣一共建了15個養牛場，準備投資1000多萬。可是，至今，分文未到。而2003年L縣建的養牛場幾乎都倒閉了。

“光號召，沒有引導，資金不到位，形不成規模，怎么發展？”田老板滿腹怨言，“我當時建的養牛場是養400頭牛的規模。把養牛場建好了，卻沒錢買那么多頭牛。”田老板還告訴《中國經濟周刊》：“現在，我在尋找機會干別的。但是，資金一直是個問題，幾家銀行對民營企業幾乎不貸款，不過，聽說一家銀行給正在修的高速路貸了2個億。”

說起資金，老李也一籌莫展：“貸款真難。我的兩個孩子在廣東打工掙的錢，還有借的一部分，都賠了。怎么辦呢？”

“沒有金融支持，光‘小打小鬧’，能做大嗎？從縣域城市經濟看，資金匱乏，缺乏后勁。”L縣一位退休的某銀行行長坦言。

3、L縣的困惑

其實，無論老李還是田老板，他們一直困惑的問題也是L縣政府幾十年來一直被困擾的問題。如何發展和如何定位？L縣政府的幾屆領導沒有停止過苦苦的思索。

據了解，L縣下轄10多個鄉（鎮），400多個行政村，70多萬人口，總面積約1000平方公里。是典型的農業大縣，農業就是其最根本的資源，最大的特色。因此沒有農業的大發展，就沒有整個縣域經濟的大發展。

目前，L縣在工業化進程中還遠未實現快速發展，工業化率與全國水平相比有較大差距。因此農業效益不高、農民增收困難、農村經濟發展緩慢等問題嚴重困擾著工業化的大發展。

事實上，L縣地理位置優越，交通十分便利。有隴海鐵路經過，公路四通八達，220國道、106國道和310國道在縣城交匯，連（連云港）霍（新疆霍爾果斯）高速與日（日照）南（南陽）高速公路在該縣交匯，形成了以鐵路、高速公路、國道、省道為骨架，以縣、鄉、村道路為脈絡的交通網絡體系。

這樣優越的地理位置為什么卻沒能使L縣發展起來呢？剛從外地談判投資項目回來的L縣一位政府官員在接受《中國經濟周刊》電話采訪時頗有感觸：“又沒有談成，關鍵是投資環境沒有競爭力，沒有吸引力。目前，‘軟硬件’都不夠成熟。我們這里的思想觀念還不夠開放，連觀念都很難溝通，投資方會來投資嗎？工業沒有基礎，又沒有資金，怎么發展？”

“行政負擔也太重。由于沒有像樣的企業，有點關系門路的，都想到政府部門工作，不少單位嚴重超編，有的甚至幾倍超編。”該縣一位政府部門官員說。據調查，L縣現任副縣長11個，最多時僅副縣長就多達17個。

另外，L縣是個農業大縣，礦藏等資源缺乏似乎也是發展不起來的一個顯見的原因。可是，該縣一位剛剛退休的官員告訴《中國經濟周刊》：“其實，農產品本身就是資源。最關鍵的是人的問題。”

在采訪中，人們普遍把“人”的問題放在首位。據了解，L縣在三年內，換了三任縣委書記、兩任縣長。

田老板也認為：“他們哪有心思抓發展經濟。由于班子不穩定，特別是主要領導頻繁調換，致使一套成熟的發展思路難以全面徹底實施，容易出現‘短期行為’和政績工程，項目選擇上不講實效。”

中郡縣域經濟研究所所長劉福剛在接受《中國經濟周刊》采訪時說：“不少縣的領導班子經常換，思路也總是變，對發展戰略的實施很不利。”他說，我們不要因班子調動，就動搖了對縣域經濟發展戰略的重視。

劉福剛認為，一個縣整個政策的制定，包括一些制度安排、縣域的建設，它的靈魂是縣域經濟發展戰略。戰略問題是核心，是縣委、縣政府領導應該集中考慮的問題，有一個好的戰略，就有了靈魂，全盤棋就會活起來。

在發展縣域經濟的過程中，縣級政府如何定位？專家認為，縣級政府的合理定位，對縣域經濟發展至關重要。所謂政府的合理定位，是相對于目前政府經濟管理職能存在的“越位”、“錯位”和“缺位”而言的，就是政府要不斷轉變職能，從直接參與生產經營活動，代行企業和市場職能，轉向提供“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建立和維護市場秩序，為微觀經濟主體創造良好的發展環境上來。

二、縣域經濟的尷尬

依據中國農村經濟問題專家、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陳錫文的理解，縣域經濟的本意是指一個縣（市）地域范圍內的經濟：既有城鎮和鄉村的經濟，又有農業、工業和服務業經濟；既有公有制經濟，也有非公有制經濟；既有政府的經濟（財稅），也有老百姓的經濟（就業和收入）。可以說，整個國民經濟活動的各項指標，在一個縣（市）的范圍內，基本都可以得到反映。

劉福剛也指出，“縣域經濟”是指在縣域范圍內，以城鎮為中心、農村為基礎，由各種經濟成分有機構成的一種區域經濟。它介于城市經濟和農村經濟之間，一方面承載著農村發展的重擔，另一方面又面臨城市經濟沖撞。

“眾所周知，我國是個農業大國，農民占了9億，而且從全國來看，縣域內國土面積有896萬多平方公里，超過全國國土總面積的93%。可以說中國經濟發展的重點出路在于縣域經濟，它是解決當前三農問題的出口。”劉福剛說。

1、找不著“北”？

縣域經濟本來具有很明確的發展方向，但是目前看來越來越迷失方向。和L縣面臨的情況一樣，許多縣城對自己的發展定位模糊，有撤縣建市的，有搞“特色”的，有發展衛星城的，有盲目地擴大城區面積，一味朝著城市化方向發展的，甚至機械地借鑒其他縣域發展模式，忘掉了自身的比較優勢，這樣反而導致了發展的落后、資源的浪費。這種夾在農村經濟和城市經濟中間的經濟板塊，它的發展方向到底在哪？

L縣似乎還在“瞄準”。

田老板說：“現在，我們縣沒有一個工廠，原有的幾個工廠都已經倒閉，無一‘幸存’。

鄉鎮企業更是糟糕。僅有的幾個工廠，也都是民營的。”

老李也表示：“現在，不知種什么能賺錢。整個縣的農業沒有特色，沒有規模，難以成氣候。”

目前來講，也許L縣的困惑正是中國縣域經濟發展的困惑，而這一困惑又恰恰是中國經濟發展的羈絆。

傳統上講，中國經濟是典型的二元制經濟。在二元經濟結構中，中國經濟被分為城市經濟和農村經濟，中國人被分成了“市民”和“農民”，城市與農村之間有條難以逾越的鴻溝。從時間上說，1980年代是農村經濟時代，改革從農村開始，重點在鄉村；進入1990年代，改革轉向城市，城市經濟拉開序幕。從空間上看，出現了東南沿海經濟帶、長三角、珠三角、京津環渤海城市群。難道中國經濟就一直要如此涇渭分明地“二元”下去嗎？

事實上，在城市群與農村二元經濟之間是縣域城市經濟，它起著承上啟下的作用。我國有2200多個縣市，面積占國土面積的90%以上，人口占全國總人口的70%，2003年縣域GDP占全國的63.4%，縣域中的城市經濟與農村經濟幾乎各占半壁江山，成為國民經濟的重要支撐。

2、城市化的誘惑

“郡縣治，天下安。”從秦朝統一設縣以來，歷代興替，惟縣的建制至今不變，縣的重要性可見一斑。

在一次城市發展峰會上，專家預言，到2020年，珠江三角洲、長江三角洲和京津環渤海三大城市群將成為國家新一輪財富聚集的“火車頭”，三大城市群集聚財富份額將達到全國的65%。

對此，人們不禁提出質疑：我們的經濟學家動輒拿紐約、東京、倫敦GDP占24%、26%、22%作參照和追趕目標，怎么忘了中國有13億人口9億農民呢？

一位長期從事縣域經濟報道的媒體資深人士對《中國經濟周刊》說，從我國經濟史來看，中國是從農耕經濟發展而來，農業在經濟中占據了很大分量，過去所謂的城市主要也是集市的放大，本身就帶有典型的縣域經濟特征。從世界經濟的發展趨勢來看，發達國家已經走出注重發展超大城市的時代，他們也越來越意識到城市化的弊端，相反他們更加重視小城鎮的發展。而我國地少人多的現實，必然導致過度城市化的浪費，而縣域經濟則可以有效地解決這一難題，應該說強調發展縣域經濟，不啻為實事求是地符合傳統又有后發優勢。

“一些學者在向我們的政府官員和老百姓介紹城市化的理論和西方的城市化。有些學者研究了中國的工業化與城市化的關系和中國城市管理體制的現狀以后，得出了一些悲觀的結論說，中國在現在和未來恐怕不是能不能城市化的問題，而是被過度城市化的洪水淹沒的問題。”中國社會科學院陸建華博士說。

三、拷問“市管縣”

與此同時，隨著提倡壯大縣域經濟的呼聲日高，作為我國政治體制改革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的“市管縣”體制遭到“討伐”。

日前，L縣所在省最新出臺了《關于發展壯大縣域經濟的若干意見》。這份最終以省委省政府名義下發的文件被認為是歷年來該省支持縣域經濟發展“含金量”最大的一次。

其中規定，該省20個經濟較發達的縣（市）和5縣（市）搭上了擴權的班車。這些擴權縣在經濟管理權限上幾乎是和上級地級市“平起平坐”了。

一份調查顯示，雖然該省縣域經濟取得了很大的發展，但水平仍然較低，結構性矛盾突出，發展活力不夠。目前縣域經濟的發展遇到了不少體制上的問題，縣級政府承擔的責任和擁有的權力極不相稱。縣級政府管理權限過小，相當一部分經濟、社會管理權限在省轄市和省里，縣級政府沒有最后決定權。上級垂直機構過多，縣級政府缺乏有效協調手段，也在一定程度上束縛了手腳，影響了縣域經濟發展。

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隨著改革開放和商品經濟的發展，尤其是1982年后，黨中央、國務院充分肯定遼寧省在經濟發達地區實行市管縣體制的經驗，發出《關于改革地區體制，實行市管縣的通知》，并批準了江蘇全省實行市管縣體制，全國各省、自治區都擴大了試點，從而出現了市管縣的新高潮。

不可否認，作為現代大工業和商品經濟發展的產物，市管縣體制是在中國特定的政治經濟環境下，在傳統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軌過程中產生的，有其歷史的必然性。

但隨著區域經濟和城市化的發展，尤其是市與縣經濟差距的縮小，由于市管縣體制缺乏系統配套的城市發展機制和人口政策的平臺，該體制下的市縣矛盾已經成為當前我國城市群區行政區劃管理中的最突出矛盾。尤其在經濟發達的東部沿海地區，市管縣體制的弊端日益突出。

四、路在何方？

1、準確定位是關鍵

L縣某屆主要領導曾向全縣人民承諾，要把該縣建成“江南水鄉”。而L縣的現實是：鹽堿和沙地“十分豐富”。歷史也證明，那是一場“鬧劇”。

縣域經濟是小城鎮經濟。它既不同于國家宏觀經濟，又不同于企業微觀經濟，既不完全是農村經濟，又區別于城市經濟，其準確的定位只能是作為城鄉經濟結合部和交匯點的小城鎮經濟。

劉福剛說：“在制定整個經濟發展戰略中，一定要對本縣經濟在整個國民經濟發展中給予一個準確的定位，確定自己和全局的關系。縣域經濟的定位一定要和整個經濟發展全局結合起來，跳出縣域，從別人的眼光、從市場的眼光看定位，而不能像過去那樣只從本縣情況自我定位。”

從百強縣分布看，大都在“城市群”周邊，實屬衛星城。縣域城市經濟在“抓大放小”和市場競爭面前處在萎縮和蕭條當中。從農村經濟看，始終受“三農”困擾，收入、教育、醫療、生態、水利、農資等矛盾重重。盡管，今年國家拿出100億元直接補貼種糧農民，向農村基礎設施投資規模超過500億，但面對廣大的農村、農民得到的也還是杯水車薪，與國家對城市群經濟的投入相去甚遠。比如，從現在起到2008年，預計北京市籌辦奧運總投資將達到1.5萬億。高速列車、高速公路雖然節省了中心城市之間的距離，但中國的鄉村卻在“邊緣化”里愈走愈孤單。

其實，市場經濟當前，縣域經濟發展的基礎條件和宏觀環境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誰能夠率先實現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軌，誰就能夠在未來的發展和競爭中搶占制高點。因此，要進一步樹立“平等、競爭、效率”的市場經濟觀念，注重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大力培育勞動力市場、技術市場、資本市場、產品市場，進一步完善市場體系。大力推進以市場為導向的綜合配套改革，實施陽光政務，致力于為企業提供服務和政策保障，營造寬松的經濟發展環境。而政府也需要找好自己的定位，必須轉變政府職能，學會用經營的理念、競爭的法則、調控的手段駕馭縣域經濟，切實從主要由政府當主角，主要靠行政手段來推動發展，轉到由民營經濟當主角，靠市場推動經濟發展上來。

2、打好“特色經濟”牌

定位準確其實也即清楚自己的特色在哪里，在競爭如此激烈的今天，縣域經濟的一個核心就是要打好“特色經濟”這張牌。

老李不解地問：“我們縣盛產小麥、玉米、大豆、花生、棉花、蘋果、葡萄、大棗，可是怎樣發展電視上講的‘特色經濟’，讓我們百姓富起來？”

“我們還在探索。希望盡早走出一條‘特色’路。”L縣一位政府部門官員說。

劉福剛認為，縣域經濟是特色經濟，城市經濟的發展主要靠資金、技術、人才，而縣域經濟的基礎是區域的自然資源。所以，發展縣域經濟不能好高騖遠、急功近利，必須依據其區位和自然資源優勢來因地制宜打造特色產業和名牌產品。另外，他強調，民營經濟是縣域經濟發展的主力軍。縣域經濟以民營經濟為主體。民營經濟對調整縣域經濟結構，培育縣域新的經濟增長點，增加就業和保持社會穩定具有積極的作用。

特色就是潛力，特色就是競爭力。縣域經濟的發展，關鍵是要發揮比較優勢，依托本地優勢資源，參與市場交換和市場競爭，形成具有特色的產業和產品體系。要破除“大而全”、照搬模仿、盲目跟風、粗放加工的觀念誤區，樹立“不求其多、但求其特”，“不求其全、但求其精”的特色經濟新理念，提高特色經濟的競爭力，使特色經濟產業化、規模化、品牌化，上規模，上檔次，出效益，從而帶動整體縣域經濟實現大發展。

照此思路，城鎮化建設浮出水面。

3、小城鎮之路

現在，L縣被所在省確定為25個城鎮化建設試點縣（市）之一。

該縣一位主管經濟的副縣長告訴《中國經濟周刊》：“讓農民進縣城才是中國城市化的根本途徑。小城鎮在縣域經濟中所起的輻射作用要遠遠大于其在城市經濟中所起的作用。縣域小城鎮水平的不斷提高，既是縣域經濟不斷發展的一種必然結果，反過來說加快小城鎮建設也是推動縣域經濟快速發展的重要力量。”

劉福剛認為，加快推進城鎮化進程的戰略目標中，小城鎮是具有中國特色的城鎮化道路的重要選擇。他還指出，縣域經濟的發展重點在農村，難點在農民增收，而小城鎮經濟能夠有效解決這個問題。因此，縣域經濟發展要堅持把小城鎮建設當作農村城鎮化、農業產業化和農民增收致富的龍頭，當作工業化的載體和民營化的平臺，從而大力發展城鎮經濟。重點發展縣城和有區位優勢、交通優勢、資源特色優勢和規模優勢的重點中心鎮，增強小城鎮的集聚效應、輻射效應，促進農村人口、生產要素向強鎮集聚，提高農村城鎮化水平。

另外，打破城鄉二元結構，培育城鄉統一的商品和要素市場，整合城鄉各種資源，調整農業結構，實現資源優化配置。以小城鎮作為吸收農村剩余勞動力的主要落腳點，使小城鎮建設真正給農民帶來實惠，使農民分享城鎮化的成果和效益。

五、縣域擴權

要壯大縣域經濟的發展，縣域擴權已是箭在弦上。

據子解，省管市、市管縣（市）的財政管理模式，將被湖北省打破，取而代之的，是省管縣（市）的財政管理體制。此項重大改革有四個原因：一是財政部明確提出了進一步完善省以下財政體制的要求；二是目前縣（市）一級的財權與事權不對稱，財政供養人員過多，縣鄉政府債務沉重，資金調度困難，絕大部分縣（市）依靠省財政轉移支付，才能保證國家規定工資和津貼補貼的正常發放；三是部分市由于自身財政比較困難，不同程度地集中了一部分縣（市）財力，省對縣（市）財政的一些扶持政策和補助資金等難以及時落實到位；四是省對縣（市）的財政信息和實際情況掌握不夠準確、不夠及時，難以加強對縣（市）財政的有效監管。

而“浙江現象”似乎早已證明“市管縣”是如此多余。浙江省的財政體制是省直管地、縣的模式。在這種模式下，地區一級（市）財政只對省財政有結算關系，且預算內財政收入僅限于地級政府所在市，而與行政轄區內的縣（市）沒有對應的財政結算關系。

2003年11月23日，由中國縣域經濟研究所等負責評定的第三屆縣域經濟基本競爭力評價結果揭曉，浙江省獲27個席位，占1/4強。縣域經濟占浙江省GDP的70%，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浙江省11個地級市的實力及其增長卻反而沒有縣域經濟實體那么快那么強。

國內其他省市一般是強（地）市弱縣（市），浙江為何截然相反？浙江省農辦、浙江省財政廳和（地）市、縣（市）財政局負責官員認為，浙江這一經濟增長格局的形成與浙江“省管縣”財政體制有很大關系。與浙江省財政的“省直管縣”相適應，“地級市的權力逐漸弱化”，并實現“市縣分治”，即“市”只管理自身，縣改由省直接管理。

對于為什么浙江要省管縣，浙江省農辦副主任顧益康表示“只有強縣才能富民”。

可以說，大力發展縣域經濟，是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的戰略性新思路。應該以民為本，抓住當地區域的比較優勢，鼓勵非公經濟，發展第三產業，將農村的資源、城市的消費和當地的就業有機結合起來，發展一種良性循環的城鄉協調經濟。惟有此才能真正撐起21世紀的中國經濟。

資料1：

資金成就三門特色

人們每當提起浙江三門，自然會想起三門海水養殖業�“三門青蟹”。然而，托起“三門青蟹橫行世界”的正是三門農村信用社。有了資金的扶持，才有了今天的特色三門。

三門海水養殖業始于20世紀80年代初。起初，由于缺經驗、缺技術、缺資金，加之受自然風險、市場不成熟等因素影響，“養殖業”和“高風險”是同名詞，發展一直比較緩慢。但三門縣農村信用社看到養殖業的潛在力量，認定海洋經濟必將成為該縣未來農業發展的主導產業。期間三門農信社不斷投入信貸資金扶持農民發展海水養殖業，使養殖戶經歷了從小到大、從弱到強、從虧損到盈利的全過程。

海水養殖業發展的同時，三門縣信用社意識到一個相當大的農貸市場已經出現。因此，信用社審時度勢，及時調整工作思路，明確了信用社的市場定位在農村，推出了一系列適合當地實際的支農新舉措。此外，隨著市場化程度的顯著提高，三門縣信用社逐漸重視對農業龍頭企業的支持，使農業生產從每家每戶單干形式的生產經營中，走上產供銷一條龍、銷售有保障的農業規模生產軌道。信用社共支持農業龍頭企業28家，占全縣農業龍頭企業的78%，貸款額達1160多萬元。其中的濤頭養殖公司在實際工作中摸索出一套“公司+農戶”的養殖新模式，受到省領導的高度贊譽，被稱為“濤頭模式”。

資料2：

靈寶市的縣域經濟之路

靈寶市位于河南省西部，1990年代后期，由于受市場疲軟等因素的影響，靈寶的兩大支柱產業黃金和果品受到嚴峻挑戰，經濟開始步入一個相對緩慢的發展低谷。面對這一形勢，靈寶市委、市政府準確把握縣域經濟發展的特點和趨勢，積極推進“五大特色經濟發展”，在以科學的發展觀指導縣域經濟發展進程中，進行了有益探索。

大力發展特色工業。靈寶市始終堅持把工業經濟作為縣域經濟的發展主體，以由依靠資源上項目向依靠科技辦工業轉變為方向，產業抓骨干，企業上規模，產品創名牌，努力培植壯大特色優勢產業和骨干工業群體。積極做大做強黃金、鉛業、銅業、鎂業四大地下產業和果品加工、中藥材加工、林板紙一體化、草牧加工四大地上產業等工業產業，使其成為縣域經濟發展的重要支撐。

大力發展特色農業。靈寶是傳統農業大縣，加快縣域經濟發展的重點是“三農”，難點也是“三農”。近年來，靈寶市堅持跳出農業抓農業，用發展工業的理念謀劃農業，用現代科技改造農業，用現代裝備提升農業，促使農業由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轉變。一是以市場為導向，形成了無公害蘋果、優質大棗、速生楊、食用菌、優質煙葉、綠色蔬菜、優質中藥材、優質牧草等規模優勢。二是著眼探索高效農業發展新路子，建成了集科技、經濟、生態、觀光等功能于一體的1200畝高科技業示范園一期工程，科技含量走在全省前列。

大力發展特色城市。靈寶市利用被列為全省加快城鎮化進程26個重點縣（市）的有利機遇，綜合運作土地資本、基礎設施、城市環境、品牌形象等城市資源，加快老區建設和新區綠化亮化美化，城市經營水平整體檔次和審美品位有了明顯提高，并涌現出一批“中州名鎮”和“中州新村”。

大力發展特色旅游。靈寶市強力推進旅游投融資體制和景區管理體制改革，多元化吸引社會資金，傾力打造函谷關古文化旅游區這一知名品牌，加快推進荊山黃帝鑄鼎遺址、鼎湖灣、亞武山等骨干景點開發和旅游服務設施建設。2003年被命名為中國優秀旅游城市。

大力發展特色教育。靈寶市以實用人才培訓基地建設為著力點，采取政府先導投入、銀行貸款、學校自籌等辦法，積極整合職業教育資源，構建特色職業教育“大基地”框架，大力開展農村實用技術培訓和科技下鄉、科技興農跟蹤服務活動，培育出了一大批農村經濟發展的星火帶頭人和中堅力量。實現了農村富余勞動力轉移由無序向有序、小規模向大群體的轉變。2003年，全市共對外轉移勞動力3.2萬人，實現勞務收入1.5億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