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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知識經濟是本世紀的又一次深刻變革，其對世界經濟的發展將產生深遠的影響。我國應該在世紀之交抓住知識經濟的勃興給我們提供的機遇，積極調整經濟發展戰略，發展知識經濟，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加大對知識、技術的投資，激勵企業不斷創新，同時，讓政府在知識經濟中發揮更積極的作用，只有這樣，才能使我國縮短從工業經濟向知識經濟轉移的過程，搶占知識經濟的制高點，提高我國企業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掌握國際競爭的主動權，進而推動我國經濟高效、持續、穩定發展。

關鍵詞:知識經濟促進有效增長

目前，知識經濟浪潮在一些發達國家悄然興起。有的經濟學家將知識經濟稱為本世紀50年代第三次產業革命以來又一次深刻變革，其對世界經濟的發展將產生極為深遠的影響。美國經濟近年增長穩定，充滿活力，最主要的就是因為知識經濟的發展。這對我們來講無疑具有重要的啟迪。我們應該在世紀之交牢牢抓住知識經濟的勃興給我們提供的機遇，積極調整經濟發展戰略，迎頭趕上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

我國現代化起步較晚，如果從19世紀初算起，比西方發達國家晚了數百年。1949年前的一個半世紀，我國在血與火的沖撞中完成了現代化的前期準備。新中國建立后，提出了工業化的任務，經過四五十年的發展，我國仍處于工業化階段，工業化的擔子依然很重。但我國仍應發展知識經濟。因為第一，知識經濟的興起對發展中國家來講是一個世紀性機遇，我們如果不抓住在一機遇，就如同與第一、二、三次產業革命失之交臂一樣，將會與發達國家之間的差距拉得越來越大。第二，工業化與知識化可以而且應當協調發展，這是由我國的國情決定的。如果說實現從農業文明向工業文明的轉變是第一次現代化，那么從工業時代向知識經濟時代的轉變就是第二次現代化。美國等西方國家已處于第二次現代化階段。我國的基本國情決定我們將面臨工業化與知識化的雙重挑戰，實現現代化的壓力更重。所以，我們不能全盤走發達國家的老路，等到實現工業化之后再向知識化轉移，而應將工業化與知識化協調起來，共同發展。所以，我們應充分認識發展知識經濟的緊迫性和重要性。

發展知識經濟，促進我國經濟快速增長，應從下面幾方面入手：

第一，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可持續發展的實質，就是既要考慮當前發展的需要，又要考慮未來發展的需要，不能以犧牲后代人的利益為代價來換取當代人的利益。確立可持續發展戰略，對我國參與21世紀的國際競爭至關重要。1992年在里約熱內盧召開的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上，與會各國簽訂了《21世紀議程》。我國政府在會上作出了實行可持續發展的承諾。1994年我國政府發表了《中國21世紀議程》，將可持續發展的戰略目標定為“建立可持續發展的經濟體系、社會體系和保持與之相適應的可持續利用資源和環境的基礎。”而在1998年3月九屆一次人大會上的《政府工作報告》，更是將可持續發展戰略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現在最關鍵的問題是將可持續戰略付諸實施。我國實現可持續發展戰略可以通過發展知識經濟來進行。其一知識經濟可以幫助解決資源短缺的問題。知識經濟對自然資源的依賴大大小于工業經濟，人們在知識經濟中不再像過去那樣破壞式甚至毀滅式地利用資源，而是在此過程中加入了智力因素，使自然資源的利用率大大提高。同時，人類還通過技術手段不斷開發出新資源，資源短缺的問題不再顯得很突出。其二知識經濟可幫助解決環境問題。人類的經濟發展實踐證明環境的容量是有限的，生態環境的破壞將對經濟發展造成災難性影響。而知識經濟對環境的依賴和影響比工業經濟小得多，知識經濟中的許多高新技術不僅不會造成環境污染，而且還可以對防治污染作出重要貢獻。其三知識經濟重視開發智力資源，強調知識產品的開發和利用。知識產品不僅具有廣泛的共享性，而且具有永不枯竭的特性。知識產品的這種特性也決定了知識經濟發展具有可持續性。

第二加大對知識、技術的投資。知識經濟是以知識為基礎的經濟，或者說是以現代科學技術為核心，建立在知識的生產、存儲、使用和消費之上的經濟，它的增長不是直接取決于資源、資本、硬件技術的數量和規模，而是直接依賴于知識的積累和利用。1991年冷戰結束后，世界各國競爭的焦點轉移到經濟科技領域，這大大加速了經濟知識化的步伐。高科技不僅使人類的知識總量迅速增加，而且使得人類獲取知識、應用知識的能力大大提高。有專家估計，“信息高速公路”建成后知識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將由本世紀初的5％～20％上升為90％左右。據統計，1993年至1994年，美國專利所引用科學論文的73％來自科研機構和大學的科學研究，專利引用的科學論文同80年代末相比增加了200％。由于美國掌握了知識經濟的主動權，其在計算機軟件、微處理器等27個關鍵技術領域取得領先地位，增強了美國企業在國際上的競爭能力。而我國理論界、經濟界不少人對知識技術在經濟增長中作用的認識仍然非常模糊，一講增長，就只看到資本、勞力的作用，很多地區、部門為加快本地區、本部門的經濟發展，想方設法找銀行、找財政籌集建設基金，盲目鋪新攤子、上新項目，片面地或錯誤地認為實物投資即等于增長，而不顧所上項目的技術水平和科技含量，致使產品一生產出來就沒有市場，投產之日即虧損之日。至于對知識、技術的投資，并沒有引起很多人的重視。1998年中期，國家決定增發1000億元國債，主要用于基礎設施投資。這1000億元加上1000億元來自信貸配套資金的投資，是我國擴大內需所采取的主要措施。這個措施可以使我國經濟增長兩個百分點。但中國經濟的問題，在速度，更在效率。實現國民經濟8％的增長率并不難，難的是有效率的8％，難的是這2000億元的擴大內需投資中，究竟有多少會投資在知識技術的發展上，8％中有多少是知識、技術的增長。我們認為，在知識經濟大潮迅速興起的時候，我們要扭轉關于經濟增長動力的偏頗看法，增加對知識、技術的投資，充分發揮知識、技術對經濟增長的重要作用，實現國民經濟持續、快速、有效的增長。

第三，激勵企業不斷創新。同工業經濟時代相比，知識經濟時代的技術、產品和生產方式都將發生重大變化。企業作為生產主體，應該積極地適應這重要變化，調整自己的生存與發展戰略，努力追求創新，在激烈的國際、國內競爭中取得優勢。其一要不斷進行技術創新。由于技術的更新加快，知識的更新周期縮短，對廠商來講，進行知識創新，掌握最新的知識，比擁有現有的知識重要得多。在工業經濟時代，不少國家和企業通過引進和消化其他國家的新技術，實現技術轉移，提高技術水平，收到了一定的效果。如日本在80年代初，每年平均引進技術高達2207項，促進了經濟的快速發展。但由于技術創新能力較弱，日本經濟的競爭力不及美國，它的劣勢已逐漸暴露出來。所以，日本經濟近年不振而美國經濟充滿活力。而美國一些企業極富創造力，所以在九十年代重新奪回了汽車、電子工業的霸主地位，在電子通訊技術上把日本甩得很遠。我國的企業要在國際市場上占有一席之地，必須加大創新力度，不斷推出新技術、新產品而不能走日本及一些周邊國家“模仿消化投入生產”的老路。其二加強產品創新。知識經濟的產品是個性化而不是標準化的。我國企業應充分認識到世界經濟中產品創新的這種趨勢，適應“個性化”的生產方式。正如有的學者指出的，標準化的產品永遠是“舊”產品，容易被市場淘汰，而“個性化”的產品永遠是“新”產品，具有廣闊的市場需求。其三生產管理方式要創新。隨著知識經濟的發展，企業生產活動的組織與管理模式將發生根本變化，以計算機為基礎的管理信息系統將使生產組織的管理結構更具靈活性、適應性。在知識經濟時代，企業的生產管理活動越來越多地融入了許多知識和科技的內容。我國的企業要通過生產管理方式的創新，來提高管理水平，實現生產管理活動的科學化。

第四讓政府在知識經濟中發揮更積極的作用，在凱恩斯主義經濟學誕生之前，古典經濟學家認為政府對經濟干預得越少越好，主張實現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這種觀點在二三十年代的那次大危機中遭到否定。如果說凱恩斯所主張的政府適當干預經濟，緩和了資本主義的各類矛盾，促進了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那么，在知識經濟時代，政府對經濟增長和發展應該發揮更積極的作用。這主要是因為知識創新具有高風險、投資金額大、投資回收期長等特點，一般的廠商不愿或無力進行知識創新活動。政府要確保本國企業的國際競爭力就必須主動地承擔知識創新的重任，或者直接進行創新研究，或者采取各種傾斜政策，鼓勵私人廠商進行創新研究。從美國等已率先步入知識經濟時代的發達國家來看，政府在知識經濟中所起的作用不是越來越小，而是越來越大。美國政府早在二戰期間就實施了著名的“曼哈頓”計劃，在六十年代又實施了“阿波羅”計劃。“曼哈頓”計劃前后歷時六年，共動員組織了15萬人參加；“阿波羅”計劃歷時十年，共動員120所大學、兩萬余家企業共400萬人參加。另外，日本的“振興科技政策大綱”，西歐的“尤里卡”計劃等都是由政府進行組織的。如果沒有政府的主導作用，很難設想這些高科技發展計劃能夠成功實施。

我國應該認真總結西方國家政府在知識經濟中發揮積極作用的經驗和做法事實上，進行適當的干預和調整。政府除了繼續履行工業經濟中的一些傳統職能，如提供公共品、建設基礎設施、調節收入分配、創造良好的市場競爭環境外，更為重要的是要在知識創新中發揮主導作用。一方面，要深入宣傳、貫徹鄧小平“科技是第一生產力”的思想，集中力量，加大投入，直接組織實施一些關系國民經濟發展、耗資巨大的重大科學技術研究項目與計劃，然后將科研成果投入到企業生產經營活動之中，使其產業化，形成現實的生產力；另一方面，要從資金、人才等各方面出臺優惠政策鼓勵、幫助眾多企業、大學和科研結構進行創造性研究與開發，實現知識、技術與產品創新，提高我國企業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美國等西方國家的經驗表明，政府作用發揮的好，完全可以縮短一國從工業經濟向知識經濟轉移的進程，搶占知識經濟制高點，掌握國際競爭的主動權，進而推動我國經濟高效率快速增長和持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