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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入世承諾的時刻表為全球化帶來挑戰

經過了13年漫長而艱苦的談判，我國“入世”在即。中國“入世”談判的承諾主要是兩條，一是遵守世貿組織規則，二是開放市場。這些承諾具體地規定了中國融入全球化的步驟和路徑，敲定了融入世界經濟的時間表。由此形成的“倒逼”機制，將迫使中國相關的管理體制和政策必須強制性地向國際慣例靠攏，從而從制度層次上加快了中國參與全球化的進程。“入世”使中國走上了全球化的不歸路。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承諾都有確切的時刻表，與中國具體成為世貿組織成員的時間無關，就是說，時間表是剛性的。例如，根據中美談判的結果，工業品平均關稅稅率將在2005年降到9.44％，其中汽車2006年7月1日降到25％，大多數信息技術產品由現行的平均關稅稅率13％降到2003年零關稅，化工品現行平均關稅為10.57％，到2008年將降到7％。這正是“入世”所帶來的緊迫感之所在，從這一角度講，全球化對我國的挑戰首先是通過“入世”具體體現的。

2，跨國公司的作用尚不明朗，民族工業又起爭論

“入世”使跨國公司以及與之相聯系的民族工業問題成為熱門話題。

跨國公司的迅猛發展，推動了全球序列的國際分工構架的形成,按照在這一分工構架中的位置，各個國家被區分為：新產品、新技術研制國——最重要的主機生產國——生產和加工裝配國——原材料、人力供給國——市場銷售國。世界性的產業重構和企業重組，就是這樣從按地域和國家發展到了以全球為目標。在這樣一個世界中，一個國家和民族由全球化獲利的多寡由其在這一分工構架中的地位決定。因此，弱勢國家很難在高層次的產業序列中同強勢國家爭高下，只能被迫在較低的層次中尋找自己的位置，并可能要長時間地忍受這種國際分工的安排（注：10）。中國在國際經濟分工中的位置是什么？在這個分工體系中，中國可能的最有利的角色定位又是什么？發展的趨勢是什么？根據中國的比較優勢，各個產業，各種產品，各個企業難以避免地要做出自己的選擇。改革開放以來，世界最大的500家跨國公司中已有400家在中國設立了企業。跨國公司帶來了資金、現代管理經驗、管理觀念和技術，對中國經濟發展產生了積極的影響。但同樣要正視跨國公司擠占中國市場，對本土企業的生存發展所造成的壓力和沖擊。到1997年，國內轎車制造業的100％、軟飲料制造業的99％、膠片制造業的99％都有跨國公司的投資。方便食品和肥皂、洗衣粉市場占有率分別為87.7％和89％。一些行業、企業在與“洋”企業競爭中失利的報道，引致了“民族工業”這個老概念的復活。

“民族工業（企業）”近幾年在媒體出現的頻率日趨增多，但它不是一個經濟學的規范概念，也不是市場經濟通用的概念，從媒體登載的文章看似乎也沒有一致認同的界定，一般中外辭典和經濟學書籍中，都難以找到這一詞條。《中國大百科全書經濟卷》只有詞條“民族資本(nationalbourgeoisiecapital)”。其解釋如下：“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民間投資經營的資本主義經濟。早期統稱商辦企業，與清政府和中華民國時期北洋政府的官辦、官商合辦企業相區別。稍后的文獻中，它們又常被稱為民族工業，以區別于買辦性企業。民族資本一詞應用稍晚，大體是相對于國民黨政府的官僚資本而言，而非相對于外國資本而言；但民族資產階級一詞早見于重要文獻，該階級所代表的生產關系即是民族資本主義經濟。”同時還指出：“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原來的民族資本主義經濟轉化為社會主義經濟”（注：12）。顯然，這是一個產于中國本土，且早已成為歷史的概念。

但是目前廣泛使用的“民族工業（企業）”顯然不是這個意義，其實質，一是指產業或企業的“所有權”，即“國籍”問題；二是指非中國籍企業對中國長遠發展和安全可能帶來的影響。在生產全球化時代，界定企業的“國籍”已不是一件容易的事。《1993年世界投資報告》指出：“只要是由民族國家組成世界，即使這個世界存在著全球化的跨國公司與一體化的經濟體制，無論對個人還是公司而言，國籍的概念就不會輕易消失。但國籍的作用卻會變得不那么重要，除了在公司組建與法人資格方面確定適用的法律規則這一正式角色外，運用公司國籍作為公司劃分依據的做法將會越來越少。”中國由于特殊的歷史原因，這一概念的內涵更模糊。到中國投資的外商中相當部分是港澳臺同胞，按理也應歸為“民族工業”，但他們與大陸的“民族工業”又不一樣，劃作同類顯然欠妥。

目前，有學者建議劃分“民族工業”的標準，應按股權比例、經營決策權、技術控制權和產品增值比例等四項加以界定(注：13），但實際操作起來仍有困難。在實際經濟生活中，各類產業、企業受跨國公司影響的性質和程度，對引入跨國公司的期望和要求差別很大，各類產業和企業的世界競爭力以及它們在國民經濟和國家安全中的地位差別也很大，很難用“民族工業”作為制定政策的依據。我國和世界上許多國家的經驗證明，跨國公司把技術和創新活動引入東道國，對東道國企業提高生產率的貢獻大小，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東道國自身的技術能力，即它能否掌握引進的技術并使之適應當地的條件（注：13）。

3.“全球化”與“全國化”

全球化的前提是國內和區域內資源的優化配置，最大限度地發揮國內和區域內的規模效益和分工效益，才能提高競爭力，也才能以最有利的態勢與國際跨國公司競爭。世界銀行的一個報告在論述國際競爭與國內競爭關系時寫道：“國內競爭促進了創新與技術傳播，尤其是在國內市場很大的情況下。”“最近對6個歐洲國家、日本、南朝鮮、新加坡和美國成功的工業進行的一項研究報告發現，國內競爭是在全球范圍內獲得成功的一個關鍵因素（Porter1990年）。在日本，幾乎所有躋身國際市場的主要出口部門都有許多國內競爭者。”“一些阻撓內部競爭的障礙——用發放執照來限制進入市場的規定，定價政策，有關破產和勞工法的規定，加上關稅和非關稅壁壘——往往使企業不愿進行技術革新（注：11）。”在實踐中，我國競爭不足和過度競爭都同時存在著，但主要問題是競爭不足。我國統一的大市場還沒有形成，行政分割仍然是資產重組、企業并購、資源優化配置的重大障礙。許多產業和企業不要說“全國化”，有的連“地方化”、“部門化”都難以做到，要形成我國自己的跨國企業還有許多路要走。因此，要加快改革和國內區域間的相互開放，要加快建設全國統一的商品市場和生產要素市場，以形成“全國化”的環境和條件。

4.更多的開放要有更有效的保護

世界銀行在它的發展報告中這樣描述貿易保護情況：“在工業革命前的若干個世紀，有些國家就已懂得保護國內市場。”“在過去的幾十年里，工業國的平均關稅降低到6%以下，但是從60年代起，采用其他保護性措施，如配額、補貼、資源出口限制以及反補貼和反傾銷措施，已達到令人震驚的程度。”“在1966-1986年間，進口中受所有非關稅措施影響的份額，美國增加20%以上，日本增加將近40%，歐洲共同體增加160%”。“在1980—1985年間，美國對農業的補貼增加了80%，加拿大增加了60%，日本增加了21%，而澳大利亞、加拿大、歐洲共同體和美國提出的反補貼和反傾銷案件數目則增加1倍以上。”對此，世界銀行不無憂慮地指出：“工業國在過去30年里增加使用這些措施的情況，為發展中國家采取報復性行動和以立法形式制定類似措施提供了令人不安的先例（注：11）。”這些話說明了兩點，一是開放和保護從來就是同時存在、并行不悖的；二是隨著國家競爭力和世界經濟的變化，保護的手段和程度是變化的。最近，30名美國參議員寫信給美國電信管理部門，反對德國電信公司收購斯普林特公司，理由是德國電信公司屬國家控股公司，所以這一交易“違反”美國法律，并“威脅”美國安全（新華社7月3日電）。看來，問題不在于是否有保護，而在于怎樣利用各種規則進行有效的保護，而中國卻缺少有關的知識和經驗。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國內市場將進一步開放，但并不是國門大開，不加設防。隨著“入世”，改變了的是“游戲”的規則和裁判。因此，隨著傳統保護手段效能的急劇降低，必須代之以其他符合規則的措施和手段，包括技術壁壘、環保壁壘等。當然，最有效的“保護”是幫助和督促企業迅速提高國際競爭力，畢竟，今日世界仍然是強者縱橫的天下。

5.全球化與新經濟

“新經濟”是與全球化緊密相連的一個現象。美國《商業周刊》曾載文稱：“美國經濟已從工業經濟時代邁向新經濟時代”，認為“新經濟就是建立在信息技術革命和全球化大市場基礎上的經濟”。美國進步政策研究所的報告也指出：“在新世紀的黎明之時，美國經濟正在經歷著一場根本性的轉變。這一轉變外在的明顯標志植根于革命性的技術進步，包括了高性能的個人電腦，高速通訊與互聯網。在過去15年來這些因素所形成的市場環境及其他發展有著各種不同的名稱，如“信息經濟”，“網絡經濟”，“數字經濟”與“風險社會”等。把這些包捆在一起，常常被簡稱為“新經濟”。美國商務部的報告認為：“自1995年以來，美國的勞動生產率增幅平均達到2.8%，比1973年到1995年間的1.4%提高了1倍，其中一半以上歸功于信息產業。6月28日《日本產經新聞》發表題為“世界認可新經濟理論”的社論，說：“國際社會承認了以信息技術為工具，提高生產率、提高增長力、實現低通脹的新經濟理論。”新經濟的出現，給全球競爭帶來新的內容，也給其他各國經濟發展帶來新的思路和機遇。但是，新經濟是建立在高度成熟的工業化和市場化基礎上，是在強大的實物經濟基礎上發展，在信息技術獲得普遍應用基礎上運行，并在全球市場上進行競爭并獲利的。而這幾點恰恰是我國缺欠，正在努力完成的任務——即完成傳統工業化的任務，加快基礎設施和城市化的進程，加快改革以盡快建立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無疑，這些任務無法超越，由此而產生的發展階段上的差距正是中國在全球競爭中處于弱勢的根本原因。要縮短這一差距，不僅需要正確政策和戰略，加快科教興國戰略的落實，提高創新能力。還需要努力加快改革，縮短轉軌的過渡期，創造更完善的制度和環境，以利于“新經濟”在中國的興起。

6.以全球思維確定新的經營戰略思想。

全球化直接影響著世界格局和競爭態勢，要利用好全球化的機遇，趨利避害，減少風險，建立和保持國家和企業的競爭優勢，必須要制定相應的國家全球競爭戰略和企業競爭戰略。這一戰略所涉及的內容，至少應包括：對我國各產業競爭力現狀的估價，優勢、趨勢及風險分析，世界競爭態勢分析，戰略競爭和聯合分析，各產業在世界分工體系中的定位及目標，開放條件下企業和產品發展戰略，國家重點產業及關鍵技術的發展，提高和保持國際競爭力的政策體系等。近年來，我國已陸續提出了相關的措施，例如，爭取“入世”，積極參與全球化的政策，“走出去”戰略等都是應對全球化的戰略決策。全球化已經在為世界資本創造了更廣闊的競爭環境，中國企業也要以全球思維確定新的經營戰略思想。

全球化和新經濟對發展中國家一個普遍的沖擊，就是傳統的自然資源和勞動力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相對下降，而技術和制度創新能力的作用急劇增大，導致發展中國家國際競爭力減弱。對此，中國也不例外。據瑞士洛桑國際管理開發研究院最近的2000年度《國際競爭力報告》，中國科技競爭力排名繼1999年大幅下降12位后，在本年度報告中的排名又下滑3位，列第28位。中國的國際競爭力總體排名也比1999年下降2位，列第31位。國際化程度由去年的第20位急降到第35位。這個結果既說明了世界競爭的劇烈程度，也表明了令人擔憂的現狀。要改變這種狀況，適應變化著的世界，必須適時調整相應的宏觀政策，例如外資政策。隨著我國買方市場的出現和國內儲蓄及外匯儲備的增加，我國依靠外資彌補建設資金和外匯短缺“兩缺口”的緊迫性已不突出，而通過外商引進先進技術和管理，獲得技術許可和轉讓，培育自己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產業和產品的迫切性隨著“入世”更顯緊迫。這就要求我們必須從重點利用資金投入轉向重點利用技術、知識等先進要素的投入，利用外資的形式也要從吸收股權投資轉向股權與非股權安排等多種形式（注：13）。特別是東部地區和一些強勢產業目標的轉換更應加快。又如，為了提高我國企業“入世”的適應能力，要適當調整改革的具體步驟和管理政策，使“民族工業”盡快進入競爭狀態。國家要給與必須的指導和幫助，使企業順利度過“入世”前后的適應、調整和重組階段，從投資、技術引進、政府采購等多方面的整體安排和系統政策上給企業必要的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