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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則從歷史和中國共產黨認識演變的角度，回顧從1948年5月中國成為關貿總協定的23個原始締約國之一，到2001年11月加入世界貿易組織這50多年里，中國與世界經濟的關系發生了怎樣的變化，以及這種變化的主客觀原因。同時，本文還通過論述這種變化，證明中國共產黨在對外關系方面的成熟和理論貢獻，這就是：第一正確解決了社會主義國家怎樣與資本主義世界共同發展問題；第二正確解決了中國發展能否和怎樣借助于國外資源和國外市場問題。

【關鍵詞】中國共產黨對外經濟思想WTO

2001年底，經過長達15年的曲折和努力，中國終于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WTO），這不僅對中國，而且對世界來說，都是一件影響深遠、意義重大的事情。目前這方面的論著可謂汗牛充棟。本文則從歷史和中國共產黨認識演變的角度，回顧從1948年5月中國成為關貿總協定的23個原始締約國之一，到2001年11月加入世界貿易組織這50多年里，中國與世界經濟的關系發生了怎樣的變化，以及這種變化對我們的啟示。

一、改革開放前中國忽視關貿總協定的背景和原因

眾所周知，中國是關貿總協定的創始國之一。1946-1947年，當時的中國政府參加了國際貿易組織的籌備工作。在與美國等15個國家分別進行了關稅減讓談判后，1947年10月，中國作為23個發起國之一，草簽了《關稅與貿易總協定》。1948年4月21日，中國正式簽署了《關稅與貿易總協定臨時適用議定書》，從而于1948年5月21日起正式成為關貿總協定的締約國。中國成為關貿總協定原始締約國，是在南京國民黨政府發動反革命內戰、積極尋求美國援助的背景之下，因此在與美國的關稅減讓談判中對美國讓步較大，方便了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向中國傾銷商品和占領中國市場，加入關貿總協定，標志著中國經濟被正式納入了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

1949年，國民黨敗退臺灣，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950年3月6日，臺灣當局以“中華民國”的名義，由其“常駐聯合國代表”照會聯合國秘書長，決定退出關貿總協定，這一退出于1950年5月5日生效。由于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中國的國家政權已經更迭的既定事實，臺灣當局已不能代表中國，其退出關貿總協定的行為自然是非法的，對此，中國政府從未予以承認。

但是，當時新中國政府對如何解決關貿總協定一事沒有及時反應，除新中國政府把主要精力用于鞏固新生政權，并且隨后就爆發了朝鮮戰爭，西方對中國實行了經濟封鎖外，更深刻的原因是我們當時我們在對外貿易上實行了與舊中國截然不同的政策。這就是：第一，將我國的對外貿易重心由西方資本主義世界轉向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和民主國家；第二，根據中國經濟落后情況和吸取舊中國受西方國家剝削的教訓，實行了嚴格的“統制貿易”政策。正如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所說的那樣：“人民共和國的國民經濟的恢復和發展，沒有對外貿易的統制政策是不可能的。……對內的節制資本和對外的統制貿易，是這個國家在經濟斗爭中的兩個基本政策，誰要是忽視或輕視了這一點，誰就將犯絕大的錯誤。”[1]而朝鮮戰爭爆發后西方對我國的經濟封鎖和蘇聯擴大對我國的援助，又進一步證明了上述政策是正確的。

新中國在對外貿易方面之所以要采取“統制貿易”政策，是與100多年來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通過貿易來壓迫和剝削中國的歷史分不開的。從1840年的鴉片戰爭到1949年建國以前的100余年間，中國正是以挨打、屈辱、不斷失去主權和獨立、人為刀俎我為魚肉方式下對外開放的。從對外貿易方面來看，在自由貿易的口號下，中國完全處于不利地位：這主要表現在：

第一，對外貿易被帝國主義和官僚買辦資產階級所控制和壟斷。帝國主義列強于1843年取得了協定關稅特權，從1845年起又霸占了中國海關的行政管理權，英國和美國帝國主義分子相繼竊據總稅務司職位，中國大門的鑰匙落到帝國主義手中，為它們的經濟侵略大開方便之門。

第二，進出口商品結構完全適應帝國主義掠奪資源、傾銷商品的需要。出口商品主要是生絲、茶葉、桐油、豬鬃、大豆、花生、銻、鎢等工業原料和農副產品。進口商品除1913年前鴉片居首位外，主要是棉織品、毛織品、煤油、汽油、香煙、洋酒、食品罐頭、糖果、化妝品、玻璃絲襪等消費品和奢侈品。據統計，自1873至1947年，每年進口的機器設備從沒有超過進口總額的10%。洋紗、洋布、洋油等充斥中國市場，嚴重打擊了民族經濟的發展。

第三，對外貿易長期入超和不等價交換。帝國主義對中國傾銷商品，使中國對外貿易自1877至1949年73年間，年年入超，總額達64億美元，造成金銀大量外流，財政經濟陷于困境，加以歷屆反動政府以出賣主權乞借外債，從而加深了對帝國主義的屈從和依賴。[2]

因此，在新中國成立后，中國政府不僅改造了海關，將大門鑰匙掌握在中國人民手里，而且實行了“統制貿易”制度，即實行進出口許可證制，并通過關稅、匯率等杠桿來貫徹國家的工業化政策。

由于當時我國政府對臺灣當局宣布退關未做出反應，也沒有對中國與關貿總協定的關系發表看法，因此臺灣當局退關后不久，與中國進行過關稅減讓談判的締約方中有12個國家撤回了對中國所作出的關稅減讓，中國與關貿總協定的聯系中斷。

1971年，聯合國大會通過了恢復中國在聯合國合法席位的2758號決議，關貿總協定全體締約國重新審議了1965年通過的接納臺灣為關貿總協定觀察員的決定，主動撤銷了臺灣的觀察員資格，承認只有中華人民共和國才能在關貿總協定代表中國。

中國之所以沒有重視關貿總協定，是與這個時期我們對外貿作用的認識不足和對外貿易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不斷下降有很大關系的。長期以來，受國際環境制約和蘇聯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的影響，我們把對外貿易看作是社會主義擴大再生產的補充手段，將其局限于互通有無、調劑余缺，實行了一條進口替展戰略，從而影響了充分利用國際分工和交換，即充分利用國外資源和國外市場來加快國內經濟發展。1953年至1978年，中國出口額占世界出口總額的比重，由1·23%下降至0·75%，在世界上所占位次，由第17位后移到第32位。[3]

對于改革開放以前中國與世界經濟的關系，1963年的一番講話頗能準確地代表那個時期黨的的一貫思想。1963年12月，在同英國記者格林的電視談話中指出：“我們一貫執行自力更生的建設方針。這個方針的含義是：依靠本國人民的勞動和智慧，充分利用本國的資源，來發展本國的經濟；同時，在平等互利的基礎上同世界各國發展貿易，互通有無。”[4]在理論界,1978年以前,我們基本上是否定李嘉圖的“比較成本”理論的。[5]

這里需要指出的是，改革開放以前我國經濟對外依存度的降低，還與我們對國際形勢的判斷有很大關系，兩次世界大戰和戰后幾乎沒有停止地區沖突，似乎驗證了列寧關于帝國主義的論述，而從朝鮮戰爭到越南戰爭，從中印邊境沖突到中蘇邊境沖突，再加上臺灣問題的牽制，也使得我國長期處于備戰狀態，這都進一步使我國不愿將經濟過多地依賴于國際貿易。

二、中國提出“復關”的背景和決策

1978年三中全會以后，中國進入了改革開放的新時期。1980年8月，中國政府派代表出席國際貿易組織臨時會議，并參與了關貿總協定總干事的選舉；此后，中國政府又幾次派員參加了關貿總協定的商業紡織品委員會主持的國際紡織品貿易協議的會議，并且在會議期間就中國恢復關貿總協定締約國地位問題與有關方面進行了討論。這是自1950年5月臺灣國民黨政府宣布退出關貿總協定后，我們與關貿總協定接觸的開始。1982年9月，中國政府正式提出申請，要求獲得關貿總協定觀察員的資格，并在當年11月獲得批準。1986年7月，中國正式提出恢復關貿總協定締約國地位的申請。

中國對關貿總協定態度的變化，除關貿總協定自身作用的變化外，主要是中國共產黨的對社會主義的本質、世界形勢以及中外經濟關系的認識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

第一，經過“”10年的耽誤，我們發現中國與世界發達國家的差距不是縮小而是拉大了。1978年10月22日至29日，鄧小平訪問日本。在日期間，小平同志參觀了一些現代化的大工廠，通過比較，他對中日之間經濟和技術的巨大落差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日產汽車公司參觀時，當了解到該廠平均每個工人一年能生產44輛汽車，而我國最先進的長春汽車廠平均每個工人一年只能生產1輛汽車時，他感慨地說：我懂得什么是現代化了。11月份，已經74歲高齡的鄧小平，不顧勞累，從日本回來后又出訪泰國、馬來西亞和新加坡。

周邊國家的發展給小平同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此之前，小平同志就說過：現在東方有四個小老虎：一個是南朝鮮，一個是臺灣，一個是香港，一個是新加坡。它們的經濟發展很快，對外貿易增長很快。它們都能把經濟發展得那么快，我們難道就不能嗎？我們的腦子里還都是些老東西，不會研究現在的問題，不從現在的實際出發來提出問題，解決問題。這樣天天講四個現代化，講來講去都會是空的。[6]

與小平同志迫切地了解外部世界的發展變化的同時，一批代表團也走出國門。1978年4月，由國家計委和外經貿部有關領導組成的港澳經濟貿易考察團，對香港、澳門進行了一個多月的實地調查研究。5月31日，考察團回到北京。考察團的報告和匯報，引起很大的反響。使中央領導感到了中國與世界的差距和港澳臺發展對內地造成的壓力。隨后，由當時分管經濟工作的副總理谷牧率領的西歐五國考察團也出發了。這是新中國成立后中國首次向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派出的國家級政府經濟代表團。從5月2日到6月6日，代表團先后訪問了法國、西德、瑞士、比利時、丹麥五國的15個城市。一個多月的訪問，使代表團成員眼界大開，所見所聞深深震撼了每一個人的心。

第二，對社會主義的本質認識發生了重大變化。三中全會前后，鄧小平總結建國以來的經驗教訓，特別是“”期間“”的破壞，多次強調社會主義最根本的任務是發展社會生產力。1977年12月26日，鄧小平在會見澳大利亞共產黨（馬列）主席希爾和夫人喬伊斯時說：怎樣才能體現列寧講的社會主義的優越性，什么叫優越性？不勞動、不讀書叫優越性嗎？人民生活水平不是改善而是后退叫優越性嗎？如果這叫社會主義優越性，這樣的社會主義我們也可以不要。[7]1978年9月16日，在聽取吉林省委匯報工作時指出：“按照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來講，正確的政治領導的成果，歸根結底要表現在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上，人民物質文化生活的改善上。如果在一個很長的歷史時期內，社會主義國家生產力發展的速度比資本主義國家慢，還談什么優越性？”[8]

1980年4月在會見贊比亞總統卡翁達時說：“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包括什么叫社會主義這個問題也要解放思想。經濟長期處于停滯狀態總不能叫社會主義。人民生活長期停止在很低的水平總不能叫社會主義。”同年5月在會見幾內亞總統杜爾時又說：“社會主義是一個很好的名詞，但是如果搞不好，不能正確理解，不能采取正確的政策，那就體現不出社會主義的本質。”“根據我們自己的經驗，講社會主義，首先就要使生產力發展，這是主要的。只有這樣，才能表明社會主義的優越性。社會主義經濟政策對不對，歸根到底要看生產力是否發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這是壓倒一切的標準。空講社會主義不行，人民不相信。”[9]

鄧小平對社會主義本質的反思和重新界定，為打破長期形成的在利用外國資金和市場方面禁錮，提供了最有力的武器，使一切“左”的阻礙對外開放的論點都失去了合理性。當然，這也得益于當時全黨和全國人民對“”錯誤的反思這個大背景。

第三，對國際形勢和戰爭問題的認識也發生了變化。僅有對社會主義本質的重新認識，對開放來說還是不夠的。還有一個如何認識國際形勢的問題。從列寧1917年創建了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起，戰爭的陰霾就籠罩在社會主義國家的頭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中國也面臨著戰爭的威脅：朝鮮戰爭、越南戰爭、中印邊界戰爭、中蘇邊界戰爭，以及美國長期駐兵臺灣、日本、韓國，60年代以后蘇聯囤兵中蘇、中蒙邊境。可以說，從50年代初到70年代，中國長期處于戰爭的威脅下。當然，這也與我們自己的某些“左”的錯誤政策有關系。實際上，從60年代以后，隨著社會主義陣營的破裂、民族解放和國家獨立運動的興起，第三世界的力量越來越強大，以歐洲為代表的和平力量也越來越大，世界性的戰爭爆發的可能性不是越來越大，而是越來越小，1972年尼克松訪華打破了長達20多年的西方對我國的敵視和封鎖，1975年越南戰爭的結束，也說明中國的國際環境正在向好的方向轉變。總之，能否正確認識這種國際形勢的變化，改變從列寧、斯大林時期就形成的戰爭不可避免的結論，積極發展與西方發達國家的經濟關系，利用國際市場和國際資源來加快發展，是馬克思主義能否與時俱進的關鍵所在。正是在這個問題上，鄧小平等再次做出了重大決斷，提出了和平和發展是世界主流的觀點。

1985年鄧小平回憶說：“粉碎‘’以后，特別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我們對國際形勢的判斷有變化，對外政策也有變化，這是兩個重要的轉變。

第一個轉變，是對戰爭與和平的認識。過去我們的觀點一直是戰爭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我們好多的決策，包括一、二、三線的建設布局，‘山、散、洞’的方針在內，都是從這個觀點出發的。這幾年我們仔細觀察了形勢，……由此得出結論，在較長時間內不發生大規模的世界戰爭是有可能的，維護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根據對世界大勢的這些分析，以及對我們周圍環境的分析，我們改變了原來認為戰爭的危險很迫近的看法。第二個轉變，是我們的對外政策。”[10]

正是根據上述對國際形勢的判斷，認識到和平和發展是世界主流，認識到與資本主義長期共存、共同發展將是一個相當長的歷史時期，這才隨著國內的“撥亂反正”和經濟體制改革的進行，使對外開放成為我國社會和經濟發展兩大重要推動力之一。自1979年在廣東、福建建立經濟特區后，沿海地區利用外資取得了明顯的成效，1987年12月，中共中央提出了沿海地區經濟發展戰略，即積極參加國際交換和競爭，加速發展外向型經濟；積極擴大勞動密集型產品和勞動與技術密集型產品的出口，實行原材料和銷售市場“兩頭在外”；加強沿海與內地的橫向經濟聯系，帶動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1988年，沿海地區的‘兩頭在外“的加工貿易出口額達到129億美元，占當年全國出口總額406·4億美元的31·7%。[11]

1978-1986年中國對外貿易增長情況

年份|進出口總額（人民幣億元）|增長指數（以1978年為100）|進出口總額（美元億元）|增長指數（以1978年為100）

1978|355·0|100|206·4|100

1979|454·6|128·1|293·3|142·1

1980|570·0|160·6|381·4|184·8

1981|735·3|207·1|440·3|213·3

1982|771·3|217·3|416·1|201·6

1983|860·1|242·3|436·2|211·3

1984|1201·0|338·3|535·5|259·4

1985|2066·7|582·2|696·0|337·2

1986|2580·4|726·9|738·5|357·8

（資料來源：《中國統計年鑒》，中國統計出版社）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中國提出了恢復在關貿總協定中合法地位的要求。

三、從加入WTO看中國共產黨對外經濟思想的飛躍和成熟

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這是繼1971年我國恢復聯合國合法席后又一個里程碑式的重大事件。是中國對外經濟關系的轉折點。從長達15年的談判過程和這件事的意義來看，說明執政的中國共產黨對中外經濟關系認識和把握能力的實現了一次質的飛躍。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解決了社會主義國家經濟現代化與資本主義世界的關系，或者說社會主義經濟建設離不開與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交往和互利。生活于19世紀的馬克思和恩格斯沒有預見到社會主義首先在不發達的國家建立，并且將與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長期和平并存；而列寧和斯大林雖然解決了社會主義革命可以在經濟落后的一國或數國首先勝利的問題，列寧提出了利用外國資金、技術和管理來發展自己的新經濟政策，斯大林提出了兩個世界市場的理論，但是也沒有預見到戰后社會主義國家可以與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長期和平共處，甚至共同促進世界經濟發展問題。

作為中國共產黨第一代領導集體的代表，受環境和認識的局限，雖然看到了中國落后于西方，提出了“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的正確方針，主張學習和引進西方發達國家的科學技術，但是這種學習和技術引進受到了兩個認識的局限：一是作為單一公有制的社會主義國家，基本關閉了直接利用外資的大門，到晚年甚至拒絕間接利用外資，例如他在60年代就多次說不要借外債。[12]二是認為戰爭不可避免，并對世界資本主義的生命力估計不足，缺乏社會主義將與資本主義長期共存、可以互利和共同促進世界進步的思想。

改革開放以后，如前所述，中國共產黨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突破了上述兩個局限，順應世界和平發展主題和經濟全球化的趨勢，走上了充分利用國外資源和國外市場來發展自己的道路。鄧小平在早在1979年10月就說：“我認為，現在研究財經問題，有一個立足點要放在充分利用、善于利用外資上，不利用太可惜了。”[13]1984年鄧小平又說：“經驗證明，關起門來搞建設是不能成功的，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當然，像中國這樣大的國家搞建設，不靠自己不行，主要靠自己，這叫做自力更生。但是，在堅持自力更生的基礎上，還需要對外開放，吸收外國的資金和技術來幫助我們發展。這種幫助不是單方面的。中國取得了國際的特別是發達國家的資金和技術，中國對國際的經濟也會做出較多的貢獻。”[14]

第二，從自己和別的國家和地區的發展經驗中，認識到充分利用外國資源和市場對中國發展的重要意義。近代以來，中國經濟上落后于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是一個不爭的事實，但是對中國自然資源稟賦的認識，則特別是人均資源的匱乏程度，并不是很清楚的。我們過去多從傳統農業看人口，總量上看自然資源，因而得出中國“人口眾多、資源豐富”的樂觀結論。新中國成立以后，中國共產黨始終致力于中國經濟的現代化，在1978年以前的20多年里，受當時國際環境所限，我們曾經認為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也可以趕上世界發達國家。但是改革開放前后的經驗教訓證明,由于我們人口多底子薄，經濟落后，不借助國外的資金、市場和技術，是很難實現高速發展的。

另外，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前的100多年里，中國是被迫卷入資本主義世界市場的，對外貿易和外資進入中國，給中國人民帶來的是壓迫和剝削。因此，中國共產黨在對資本主義世界市場的認識，主要是看到其不利于經濟落后國家；對外國資本輸出的認識，主要是看到其剝削作用。因此新中國建立以后，我們對外實行的是既不受別人剝削，也不剝削別人的“進口替代”和“對外援助”政策，至于外國投資和投資到外國，則幾乎不可能。因此改革開放以前的幾十年里，資金短缺成為制約經濟發展和制度變遷的主要原因。

如前所述，1978年鄧小平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外出的結果，是看到了中國的落后和資金的匱乏，正如鄧小平所說：“我們派了不少人出去看看，使更多的人知道世界是什么面貌。關起門來，固步自封，夜郎自大，是發達不起來的。”[15]因此，十一屆三中全會上專門印發了《蘇聯在二、三十年代是怎樣利用外國資金和技術發展經濟的》、《香港、新加坡、南朝鮮、臺灣的經濟是怎樣迅速發展起來的》、《戰后日本、西德、法國經濟是怎樣迅速發展起來的》等參考資料。會議討論并原則同意的《一九七九、一九八O兩年經濟計劃的安排（草稿）》中提出的經濟工作必須實行的三個轉變之一，就是“從那種不同資本主義國家進行經濟技術交流的閉關自守或半閉關自守狀態，轉為積極地引進國外先進技術，利用國外資金，大膽地進入國際市場。”[16]1981年11月，五屆人大四次會議的政府工作報告首次提出要充分利用兩種資源和兩個市場來加快中國發展。[17]此后，理論界圍繞“比較成本”和“國際分工”理論展開了熱烈討論。1984年，鄧小平又指出：“三十幾年的經驗教訓告訴我們，關起門來搞建設是不行的，發展不起來。”“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很大，吸收幾百億、上千億外資，沖擊不了這個基礎。吸收外國資金肯定可以作為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重要補充，今天看來可以說是不可缺少的補充。”[18]

總之，三中全會以后，中共中央通過總結中外經驗教訓和科學分析國內外形勢，從中國人口多、底子薄的基本國情出發，開始把對外開放作為基本國策，把充分利用國際市場、充分利用外國資源作為中國發展的基本方針。

1998年12月，在紀念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20周年大會上總結說：“歷史的事實已充分說明，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關起門來搞建設是不能成功的。實行對外開放，是符合當今時代特征和世界經濟技術發展規律要求的、加快我國現代化建設的必然選擇，是我們必須長期堅持的一項基本國策。在我們這樣一個人口眾多的發展中的社會主義大國，任何時候都不能依靠別人搞建設，必須始終把獨立自主、自力更生作為自己發展的根本基點，必須把立足國內、擴大國內需求作為經濟發展的長期戰略方針，同時又必須打開大門搞建設，必須大膽吸收和利用國外的資金、先進技術和一切進步的東西，……把利用國內資源、開拓國內市場同利用國外資源、開拓國際市場結合起來，把對內搞活和對外開放結合起來，這樣就能不斷地為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提供強大的動力。”[19]

總之，中國為“復關”和“入世”所進行的長達15年的談判及其結果，充分反映出中國共產黨在處理獨立自主、自力更生與對外開放、實現“兩個利用”關系的成熟程度：我們既堅定不移地對外開放，任何因素都不能改變我們的信念和立場，但是我們的對外開放又是完全獨立自主的，不以犧牲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和發展機會為代價，實行權利和義務相統一，平等互利，共同促進世界經濟的發展，改善國際經濟環境。

注釋

[1]《選集》第四卷，第1433頁。人民出版社，1991。

[2]以上數字轉引自當代中國叢書編委會：《當代中國的對外貿易》(上)，當代中國出版社1992年版，第5頁。

[3]沈覺人主編：《當代中國對外貿易》，第39頁，當代中國出版社，1992。

[4]轉引自當代中國叢書編委會：《當代中國的對外貿易》(上)，當代中國出版社1992年版，第32頁。

[5]參見李扣慶等：＜新中國貿易思想史＞，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1999。

[6]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思想年譜》，67頁，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

[7]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思想年譜》51頁，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

[8]《鄧小平文選》第二卷，128頁，人民出版社，1994。

[9]《鄧小平文選》第二卷，312-314頁，人民出版社，1994。

[10]鄧小平：《在軍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1985年6月4日。《鄧小平文選》第三卷，126—127頁，人民出版社，1993。

[11]沈覺人主編：《當代中國對外貿易》，第41頁，當代中國出版社，1992。

[12]參見顧龍生：《經濟年譜》，第598、604、640、648頁，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

[13]《鄧小平文選》第二卷，199頁，人民出版社，1994。

[14]《鄧小平文選》第三卷，78—79頁，人民出版社，1993。

[15]《鄧小平文選》第二卷，132頁，人民出版社，1994。

[16]《黨的文獻》1988年第6期。

[17]參見：《當前的經濟形勢和今后經濟建設的方針》，1981年11月30日—12月1日。

[18]《鄧小平文選》第三卷，64—65頁，人民出版社，1993。

[19]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十五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684頁，人民出版社，2000。

主要參考文獻：

1、《建國以來文稿》，中央文獻出版社；《文集》，人民出版社。

2、《鄧小平文選》，人民出版社。

3、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思想年譜》，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

4、江小娟：《中國工業發展與對外經濟貿易關系研究》，經濟管理出版社，1993。

5、王繩祖主編：《國際關系史》，世界知識出版社，1995。

6、李扣慶等：《新中國貿易思想史》，上海財經出版社，1999。

7、國務院研究室編：《中國加入WTO：機遇·挑戰·對策》，中國言實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