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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黨文化：賦予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承前啟后”功能，確保政黨行動與政黨價值在現時和未來中的統一

從政黨意識形態層面看，這一階段急劇變化的革命形勢使一些黨員干部對新形勢下如何進一步開展新民主主義革命產生了迷茫。從政黨行為作風看，在黨的權力尤其是一些領導干部的權力日益擴大的情境下，如何密切黨群聯系，真正實現權力的人民性在理論和實際的統一。從政黨心理取向看，通過革命達到廢除地主買辦階級的生產資料私有制這一目的后，如何限制和消除資產階級生產資料私有制消極面對黨內腐敗的誘發。這些問題都需要黨給予及時回答和解決。為此，在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又未徹底勝利之時、新民主主義社會進入又未完全進入之刻的大格局下，黨賦予了政黨文化的“承前啟后”功能，以確保政黨行動與政黨價值在現時和未來中的統一。（一）政黨意識形態上，進一步發展和完善新民主主義理論，以堅定和增強社會急劇變革期廣大黨員的理想信念。如就如何獲取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徹底勝利方面，提出和發展了黨的戰略策略理論與完整闡述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總路線，以堅定革命信念和增強革命信心，從而克服黨內各種悲觀懈怠思想或驕傲自滿情緒。而就如何進行新民主主義社會建設并實行向社會主義的轉變等問題方面，黨對新民主主義革命綱領目標進行了具體明晰化。如在經濟目標方面，提出了新民主主義的三大經濟綱領；在政治目標上，提出了構建人民民主專政共和國的設想。另外，黨還對新民主主義社會如何向社會主義社會轉變進行了初步思考。如在條件方面，指出在革命勝利以后，必須要“迅速地恢復和發展生產，對付國外的帝國主義，使中國穩步地由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在所要解決的主要矛盾上已清晰地認識到就是“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社會主義的因素和趨勢與資本主義的因素和趨勢之間的斗爭”[2]；在途徑和手段上，強調在經濟上要節制資本、引導個體的農業經濟和手工業經濟向著現代化和集體化的方向發展，政治上強化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政權。（二）政黨行為作風上，突出了黨的領導作風建設和進一步完善黨的群眾路線。這一階段黨的別注重領導作風建設。如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提出黨委會應遵循黨委書記要“善于當‘班長’”、“要把問題擺到桌面上來”、“‘互通情報’”、“學會‘彈鋼琴’”[]等十二種工作方法；強調領導干部在領導作風建設上要特別注重團結和信任同志，并幫助犯錯誤的同志改正自身的缺點[3]。同樣從反腐視域看，腐敗的滋生根本上還是沒有堅持群眾觀點和貫徹群眾路線的結果。正如劉少奇所指出的“黨性不純的人不可能走群眾路線”[2]。為此這一階段黨還注重了工作作風建設，完善了黨的群眾路線。如946年《中央關于糾正群眾工作中的錯誤問題給的指示》中，要求對群眾務必用極大的善意與熱忱去說服，以“使他們在自覺與高興的基礎之上糾正他們的錯誤，想出補救的辦法，絕對不可潑冷水，絕對不可使他們感覺受了挫折”[4]。（三）政黨心理取向上，明確提出利用資本又要限制資本的思想。如鄧小平指出，因生產力的落后，決定了過早消滅資本主義私有制實質也是一種侵害群眾利益的行為。“輕率地打亂原有的社會經濟結構的結果，使很大數量依靠工商業、副業和市場生活的群眾，喪失了固有的謀生的道路，這是一個有關廣大人民生計的嚴重的社會問題。”[5]而提出要把私人資本引入到有利國計民生的道路上，黨與私人資本之間的限制與反限制將是長期不斷的，因為“這些私人資本雖然已經納入這條軌道，他們總是想脫出去的”[6]。可見，利用資本和又要限制資本的思想，既避免了在反腐上過于夸大資本主義生產資料私有制的消極面，而惡化反腐環境和錯判黨的總體良好狀況的“左”傾錯誤；也克服了因那種對資本主義生產資料私有制的消極面視而不見所造成的反腐“徒有虛表”的右的錯誤傾向。

二、政治社會化：強化理論學習與注重政策紀律教育，提高廣大黨員和干部拒腐防變的主動自覺性

克服黨內非無產階級思想觀念，使馬克思主義先進理論真正被全體黨員學習、掌握和理解，并內化為指導其政治行為的政治態度、政治意識和政治立場，從而最終實現政治人格的完善，達到預防和遏制腐敗的目的。（一）強化理論學習，克服黨內非無產階級思想觀念,以提高預防腐敗的覺悟和能力。如從多維度闡述理論學習的重要性。在為十月革命三十一周年而特別撰寫的《爭取持久和平，爭取人民民主》紀念文章中，明確強調革命黨必須按照馬列主義的革命理論和革命風格建立起來，否則革命就不可能徹底成功；在紀念黨成立27周年的專題報告中，劉少奇從黨成立時存在理論準備不足這一特點強調加強理論學習的重要性。（二）注重政策教育，為黨的權力有效有序運行提供具體的規范和衡量標準。這一階段在農村和城市接收過程中所出現的一些腐敗，盡管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或多或少與黨的政策執行力不強密不可分。為此，提出了“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的思想，強調黨的任何行動都是實行政策，各級領導同志“萬萬不可粗心大意”[]。從中國革命成敗的高度論述了執行政策的重要性，指出“政策、紀律執行得好，勝利就來得快”[7]。另外，黨還對不同領域的具體政策進行了規定，這就為黨的權力在具體領域的有效有序運行提供了明確的規范和衡量標準。（三）突出紀律教育，增強黨員干部的紀律意識和樹立紀律精神。一方面針對黨內及軍隊中出現的違紀行為，通過下發具體文件的形式如《關于我軍在高家堡破壞紀律問題的批語》等給予揭示和教育。另外，針對人民軍隊修改并頒布了包括保護城市人民生命財產等內容的新“三大紀律八項注意”[8]。

三、政治制度：立足于新形勢新特點進一步發展與完善黨的基本制度和行政監督制度，為預防和遏制腐敗提供強有力的制度保證

從反腐視域看，制度的制定和執行，既為黨的權力運行提供持久的規范性；也為反腐尋找到一個政治風險相對較低的路徑，避免諸如強政治震動性及其所帶來的對黨的中心任務的沖擊性等危害。（一）進一步發展與完善黨的基本制度。一是在黨的領導制度上健全黨委制,避免專制和極權主義現象的發生。這一階段黨注重強調要實現黨委制的“實置”，必須從堅決貫徹民主集中制原則和召開好黨委會兩方面著手。二是在黨的組織制度上，開創公開建黨制和實行謹慎發展黨員制。從反腐視域看，前者就是將黨的權力的真正歸屬者和委托者即黨內群眾和黨外民眾充分調動起來，以對權力的使用者和受托者以及權力異化現象、行為采取直接而沒有任何中介的監督；后者避免了在新解放區域特別是所占城市建立黨組織和吸納黨員過程中出現急躁冒進現象和防止異己分子的混入，從而根本上保障黨的權力在行使和運用中的人民性。三是在黨的工作制度上，發展和完善了報告制。既有利于各級黨組織對所屬下級黨組織黨的權力運行情況實施有效監督，以及促進權力運行的實際掌控者自覺地提高有效、有序運行權力的水平和能力；更在于為黨的權力規范運行營造了良好秩序。（二）進一步發展與完善行政監督制度。一是設置了專門的行政監督機構。如948年《華北人民政府組織大綱》、949年《陜甘寧邊區政府暫行組織規程》都明確提出要在政府部門機構中設置專門的行政監察機關，即人民監察委員會。二是進一步發展與完善財經審查制度，堵塞了經濟方面誘發腐敗的漏洞。三是加強了對戰爭所獲和城市接收物資管理的制度建設。除中央制定諸如《關于加強軍隊紀律堅決執行城市政策的指示》、《中央批轉東北局關于保護新收復城市的指示》等文件外，各分局、各野戰軍乃至接管的具體城市也制定了一些具體文件以加強對繳獲或接收物資的管理。（三）豐富和發展了廉政法規內容，嚴懲貪污腐敗。這些廉政法規最大特點就是明確把“在中，侵占和竊取群眾斗爭果實（主要為土地）”[9]的行為定性為貪污腐敗罪。這表明黨對權力腐敗外延認識的深化，不僅僅體現為貪污浪費和行賄受賄，而且還包括利用職權損害民眾的經濟、政治等方面權利的現象和行為。

四、政治關系：注重于新形勢下黨軍、黨群組織以及黨與舊政權關系的調適性構建

這一階段立足于權力運行環境變遷的特點，在政治關系層面黨著重處理和調適了黨和軍隊的關系、黨和群眾組織的關系以及黨與舊政權的關系，以抵御環境中劣變生態因子對黨的生命機體的侵襲，從而保證黨的權力有效有序運行。（一）在黨與軍隊的關系上，建立士兵委員會，推動軍隊內黨內民主和對軍隊中黨員干部實行有效的外部監督。（二）在黨與群眾組織的關系上，領導和幫助群眾組織增強自身純潔性和正確維護群眾利益。一是領導和幫助群眾團體增強自身的純潔性，重點表現在對農會的發展上。二是領導和幫助群眾組織正確維護群眾利益，最典型體現在針對一些企業中的工會不顧黨的新民主主義政策而實施了增加工人工資的經濟主義行為，強調在新民主主義政權下工會如何發揮作用。（三）在黨與舊政權關系上，由抗戰期間的“認可”到堅持徹底打碎舊國家機器的原則，為黨和新政權的清正廉潔提供良好的政治基礎。五、政治行為：在預防和遏制腐敗上更富有自為性和支持民眾參與方面更呈現規導性的特征無論對腐敗危害性的認識和自身反腐的實踐，乃至對民眾參與反腐敗的態度和引導民眾參與反腐的實踐，這一階段黨在政治行為上可以說繼承和發展了以往的相關成果，一定程度上實現了革命時期相關方面的集大成。（一）黨自身對腐敗危害性的認識和反腐實踐方面，更富有“自為性”特質。具體來說，一是具有清醒性。對腐敗危害性的認識，將它與黨的生死存亡和革命事業的興衰成敗密切聯系起來。二是注重法制性。這一階段制定、出臺了一系列以“決定”、“決議”、“指示”和“條例”等形式的多部具體成文型黨內法規。三是堅持平等性。即任何黨員包括干部群眾或一律不允許擁有貪污腐敗的權利；或一旦腐敗都將受到相關制裁，不允許有逃脫制裁的任何特權。四是體現前瞻性。重點反映在對執政后黨面臨的腐敗風險評估及其相關預防部署方面。（二）對民眾參與反腐實踐的態度和引導民眾參與相關實踐方面，更呈現出“規導性”特征。一方面，通過各種組織形式全方位地引導民眾有序化地參與預防、遏制腐敗的實踐。如對黨掌控和運作政府權力的有效有序運行的監督方面，通過各界人民代表會議的形式來組織和實施；對黨的組織權力的有效有序運行的監督方面，采取把黨外群眾吸納到黨的組織會議上的做法，以使黨的組織會議成為他們發揮監督功能的堅固平臺。另一方面，在引導民眾參與反腐敗實踐中又不斷提高民眾相關的民主素質和能力。

本文作者：朱慶躍工作單位：淮北師范大學政法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