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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浙江產業升級的主要方向

浙江經濟是通過勞動密集型加工工業發展起來的。這種產業的產品檔次低、附加價值小、利潤微薄、競爭力差，難以在日益加劇的國內外市場競爭中長期立于不敗之地。正因為如此，浙江先行地區溫州曾經繁榮一時的燈具、服裝、紐扣等專業市場逐漸走向沒落。目前政、學、企各界已經形成共識，認為浙江如果不能盡快實現產業升級，它的發展前景不容樂觀。問題在于，浙江應當沿著什么道路，朝著什么方向進行產業升級？各國經濟發展的歷史經驗證明，這對于發展中國家能否順利的實現發展目標具有決定性的意義。

先行的工業化國家從農業國到發達工業國的經濟發展，大體上可以區分為“起飛以前”、“初級發展”和“現展”三個歷史階段。在這三個階段中，大體上采取了三種不同的增長方式（增長方式、增長類型的這種變化最先是由薩繆爾森在他的《經濟學》教科書中加以總結的（參見《經濟學》（第12版），北京：中國發展出版社1992年版，第1316～1358頁）。）：在“起飛前”的階段，經濟發展主要依靠土地等自然資源的投入。它的主導產業是農業。在“早期發展”階段，經濟發展主要依靠物質資本積累和物質投入增加。它的主導產業是大量耗費資源的重化工業（1931年德國經濟學家W·霍夫曼把這種增長方式外推到工業化的中后期，提出重工業將在工業化中后期愈益占有主導地位的所謂“霍夫曼經驗定理”。不過20世紀歐美國家的工業化并不是按這一“定理”進行的。）。由于在這種增長方式下經濟發展受到資源有限性的極大制約，而且物質資本（不變資本）的大量投入必然帶來利潤率的下降、無產階級的貧困化等經濟社會問題，先行國家在“現展”階段，即工業化的中后期轉向了以人力（知識能力）資本積累、技術的改進和效率的提高為主的現展。在這個階段中，推動經濟發展的產業，在20世紀早期是服務業，在20世紀后期，則是信息產業。不少經濟學家指出，20世紀后期東亞經濟發展之所以出現曲折，就是因為沒有能夠從粗放增長的早期發展方式成功的轉向集約增長的現展方式。

看來，浙江目前所面對的，正是這樣一個經濟發展的道路和方式轉換問題。據我們在考察中的了解，目前浙江占主導地位的意見是沿著先行國家的早期發展道路前行，而不是走現展道路以便迎頭趕上。不少人認為，浙江已經進入以重化工業為主的工業化階段，提出浙江原有的制造業“欠厚度”，應當超高速地發展基礎原材料、電力、石化、冶煉、重型機械、汽車、造船等重化工業，實現“從輕型制造業為主向重型制造業為主的高級化”（《尋找重化工業時代的浙江特色》，《浙江日報》2004年3月19日。）。盡管浙江在發展服務業方面有深厚的歷史積淀，部分企業前些年在發展信息產業方面也有良好的表現，但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很多企業還是向著“重型化”的方向發展。與此同時，這種粗放方式的高投入、高消耗、低就業率等弊病也就很快顯示出來。

這首先表現為投資的大幅度增長。在2000年到2003年的四年中，浙江省GDP增長了57％，而固定資產投資卻增加了150％。這表明，經濟增長是靠大量資源投入支撐的。

這樣，在浙江經濟增長提速后不久，就出現了土地、能源、運力、淡水以及生態環境的全面緊張。以電力為例，西方發達國家在類似的發展階段，電力消耗增長率與GDP增長率的比大致為1，而浙江省2003年則高達1.70以上，造成了電力的極度緊缺。與此同時，無法從國外進口的土地、淡水等基本生產和生活資料也成為經濟發展的硬約束。

以上的情況說明，這種高投入、高能耗、高排放、大量耗費資源的粗放發展方式是不可能持續的。作為一個資源稟賦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后起國家，我們必須發揮“后發性優勢”，即充分汲取先行國家的經驗，轉到現代經濟發展道路上來，靠效率提高為主的內涵增長方式實現持續發展。這對于自然資源貧乏的浙江甚至中國來說都是至關重要的。

為了發揮“揚長避短”和“后發性優勢”，從發展的需要來看，浙江必須在以下幾方面做出更為積極的努力：一是建立完備的教育體系和提高各類教育的教育質量，使浙江的人力資本逐步積累；二是努力研發和應用新技術，特別是信息技術（IT），實現產品升級和技術升級；三是發展服務業，以便改善在現代經濟活動中日益占重要地位的交易活動，使人們在現代經濟活動中越來越多的交易活動變得更為簡單和快捷。降低交易成本和提升產品的附加價值；四是大力發展信息產業，用信息技術改造傳統產業，使浙江產業沿著現代經濟發展的路徑得到提升；五是努力提高企業的核心能力，創建自主品牌和參與國際競爭，促使有條件的企業由為外商做代為加工（OEM）、代為設計（ODM）升級為自有品牌制造商（OBM）。

二、企業制度和市場組織的完善

要順利實現由粗放到集約的經濟增長方式轉變，關鍵是要有一個好的經濟體制，對于浙江來說，就是把已經初步建立起來的初級市場經濟提升為現代市場經濟。這必須從企業制度和市場組織兩方面進行。

（一）提升企業制度，優化管理模式

在浙江經濟的發展初期，基本的企業組織形式是個體業主擁有的家庭作坊或“前店后廠”的家庭廠商。在企業規模擴大、雇員增多、業務越來越復雜的情況下，原有的企業組織形式就不再適應，需要提升。

世界各國經濟發展的歷史表明，大中型企業在企業制度演化上的主流趨勢，是向產權社會化、經營集中化的股份公司轉化。但是，目前浙江絕大多數企業步入營業額在1～2億元以上的中型企業以后的一般做法，是組成具有“核心層”、“緊密層”、“松散層”、“協作層”等多個層次的“企業集團”。這種多級法人制的企業往往由于各“成員企業”之間存在利益沖突而成為一個缺乏統一意志和統一步調的諸侯聯盟，造成資金分散、相互拆臺、為了取得局部利益不惜損害整體利益等不良后果。因此，一些企業正在努力將自己整合成多事業部制的公司。政府和社會各界都應當支持他們的這種努力，為我國大公司的成長提供更好的條件。

應當注意的是，并不是所有的企業都需要改組為公司制的現代企業。不同行業、處于不同發展階段和具有不同歷史背景的企業要求不同的企業組織形式。即使在發達的市場經濟中，也是少數大企業和為數眾多的小企業并存的。不過，在現代市場經濟中的小企業，也必須是具有自己核心競爭力的“專、精、特”的企業，在企業組織與管理上必須是嚴密和有效的。

無論是大中型企業還是小型企業，改善組織和管理的關鍵都在于引進經理人員、會計人員、工程師、高級技工等專業人員，充分發揮他們的作用。浙江很多企業都是家族企業，或是由家族企業演變而來，如何保證引進的專業人員與業主以及老板的業主成員和衷共濟地共事，是一個企業能否在現代市場的激烈競爭中站穩腳跟的關鍵。從目前的情況看，在家族企業引入職業經理人等專業人員還存在不少障礙，例如，業主家族和企業的文化氛圍排斥外部優秀人才，對職業經理人的權利和利益法律保障不足，職業經理人本身的管理經驗不全面，專業人員缺乏高尚的職業道德等。要改變這種情況，需要各方面的共同努力。

（二）實現由早期市場經濟到現代市場經濟的提升

關于市場狀況的改變，目前在浙江最受矚目的，是市場的“業態升級”。在浙江經濟早期發展中，采取“三現交易”（現場、現金、現貨交易）作為主要交易形式，這種交易方式輻射范圍有限，交易成本偏高，交易規模難以有大的擴展，甚至會逐漸走向萎縮。目前浙江一些地方，如義烏、紹興的專業市場正在進行從“三現交易”到以貿易公司為中介的業態升級，并且已經取得一定的成效。

應當注意的是，即使浙江的專業市場升級到了以商業企業為中介的交換，也還不能說浙江的市場“業態”已經從早期市場經濟提升到了現代市場經濟。

根據新制度經濟學家諾斯的學說，市場交換有三個遞進的發展階段，這就是：（1）在熟人之間重復進行的地方性人格化交換；（2）由交易雙方所屬的族群、商會、宗教等共同體實施合約的初步非人格化交換，即早期市場經濟；（3）通常在陌生人之間進行的范圍廣大、由第三方（通常是政府）實施的非人格化交換，即現代市場經濟。顯然，浙江大部分地區的市場還處在從第（1）種交換形態到第（2）種交換形態的過渡之中。我們的任務，是要創造條件，進一步實現由第（2）種交換形態到第（3）種交換形態的過渡。

現代市場經濟有三個最重要的特征：一是上述高級形態的非人格化交換占主導地位；二是交易部門，即商業、金融、電信等服務業高度發展，使流通“業態”能夠提升到用現代信息技術裝備起來的全球化的供應鏈管理；三是建立在法治的基礎之上，由公正的第三方來實施合約。

在現代市場經濟中，服務業的高度發展對于降低在總成本中日益占有重要地位的交易具有決定性的作用（據沃利斯和諾斯計算，20世紀80年代美國國民收入的45％以上被用于交易，而在一個世紀以前，這個比例只有20％（諾斯《制度、制度變遷與經濟績效》，上海三聯書店，1994年版，第38頁）。香港利豐集團董事長馮國經指出，在從購入原料直到進入消費者手中的整個供應鏈中，制造成本只占1/4，而處理交易的成本要占3/4（利豐研究中心編著：《供應鏈管理：香港利豐集團的實踐》，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9～10頁）。因此，發展服務業對于降低總成本和提高社會的整體效率具有重要意義。）。浙江服務業在歷史上曾經有過較好的基礎。建國以來，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發展緩慢。改革以后仍無大的起色。在最近幾年“重點發展重化工業”的浪潮中，服務業在浙江GDP中的比重不升反降（2003年，浙江省第三產業的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39.7％，仍大大低于當代典型中等收入國家的平均水平。）。這對于浙江省改善經濟結構和提高經濟效率是極其不利的。現在的當務之急，是加快發展流通業、金融業、電信業和其他服務業，浙江就能在建立現代市場經濟的過程中保持自己的領先地位，使自己的競爭優勢得到確立。

三、建設有限政府和有效政府

促進浙江產業升級和提升浙江經濟形態的關鍵在于轉變各級政府的職能，建設適合于現代市場經濟的服務型政府。與計劃經濟下的從宏觀到微觀、什么事都管的全能政府相比較，這種服務型政府既是有限的政府，又是有效的政府。

（一）限制各級黨政機關配置資源和進行微觀干預的權力

在過去20多年中，浙江許多地方黨政領導機關及對待企業的態度比較開明，使企業的經營環境較為寬松。這也是浙江民營經濟能夠較快成長的重要原因之一。然而與現代市場經濟的要求相比較，浙江各級政府仍然擁有過多的經濟資源的支配權和對企業微觀活動的干預權。特別是近年來各地加強政府對經濟建設和經濟發展的領導以后，許多地方黨政領導用自己掌握的土地資源和銀行信貸資源來“經營城市”，按照自己制定的“產業規劃”發展“支柱產業”，按照“重點扶持企業”名單“扶大、扶優、扶強”。

政府充當重要經濟資源的配置者和介入企業的微觀經濟活動，是違背市場經濟的基本要求的。這既會造成資源的誤配置和效率損失，也是滋生腐敗的重要根源。在浙江的不少地方，我們都可以看到浪費土地等極度稀缺資源的情況，表明政府成為稀缺資源的基本配置者具有較大的負面作用。某些地方政府對造假、售假等的“睜只眼，閉只眼”等執法不力，甚至包庇縱容（例如，一位赴浙江采訪“假奶粉”源頭的記者寫道：“在浙江蒼南，一些企業都已經向《新民周刊》記者自曝家丑，但某些政府部門在接受采訪時依然套話連篇，矢口否認當地企業生產劣質奶粉。”（《新民周刊》2004年4月26日～5月2日刊。）），也給我們提出了警示：政府與企業的關系不應過于緊密，否則就很容易造成裁判員和運動員合一，產生黨政官員弄權枉法、以權謀私等弊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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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們召開的座談會上，有不少地、縣領導提出這樣的指導原則：凡是市場能管、百姓自己能管、民間組織能管的事情，政府都不要管；市場現在還管不了的微觀經濟活動，也要創造條件讓市場去管；即使政府不能不管的事情，也應當盡量運用市場手段和經濟杠桿進行間接調控。例如，寧波地區工業用水極度緊缺，運用價格杠桿進行調節，就比采用工業用水配給制更富有彈性和更有利于提高水資源的使用效率。一位企業家說得好，浙江應當利用7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許可法》即將生效的機會，全面系統地對行政審批作一次徹底的清理，以便像改革初期率先發展民營中小企業一樣，率先取消審批制度，進行一次新的制度創新。

（二）有效地執行政府的服務職能

政府淡出市場并與企業保持距離，并不意味著政府應當無所作為。在現代市場經濟中，政府在設定和執行市場規則、保持宏觀經濟穩定、對特殊行業進行監管、主持社會公正等方面起著重要的作用。目前各級政府機構一方面對不該管的事管得太多，另一方面又有許多該管的事又沒有管。浙江企業迫切要求政府在以下方面加強政府的服務功能：

1.實現政務公開和依法行政。目前浙江的電子政務硬件設施是比較完備的，但應用卻顯得不足。政府必須對公共信息的公開化作出明確規定，將各種法規和政府的主要政策措施都通過政府網頁公之于眾，便于群眾監督，并使企業和居民個人對于自己的行為后果具有可預測性，使官、民的行為都受到法律的約束。

2.切實保護產權和嚴格執法。在現代市場經濟的交易中，政府作為公正的第三方實施合約是一個不可或缺的前提。為了提升浙江的市場“業態”，必須實行法治。加速企業核心技術開發的關鍵在于切實保護知識產權，使創新者得到利益。目前產權，特別是知識產權得不到有效保護等現象仍然相當廣泛地存在。這種狀況必須盡快加以改變。

3.改善文教設施和商貿環境。近年來，浙江各地在道路、大樓、廣場、綠地等城市“硬件”建設上下了很大的力氣，但對文化、教育、信息等“軟環境”建設卻有所忽視。實際上，為了留住本地的廠商、吸引外地廠商，“軟環境”的改善較之“硬環境”的建設更加重要，各級政府應當對它付出更大的努力。

4.加強對小企業的扶持力度。在以往20多年中，浙江的競爭優勢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小企業的快速成長，但是近年來，一些地方對小企業的支持有所減弱。例如，有定量補貼的中小企業貸款擔保是繁榮中小企業的一項重要舉措，而浙江全省179家企業信用擔保機構中只有27家獲得財政補貼或商會的補貼，這就使它們收取的保費過高，分擔風險的能力十分有限。為了保持浙江經濟的活力，這種忽視小企業的傾向應當及時加以扭轉，大力改善小企業的融資環境，完善對中小企業的社會服務體系。

5.充分發揮民間組織的作用。社群組織的發展壯大，是建設現代市場經濟的重要環節。溫州等地在建設民間商會和發揮其作用，如樹立地區品牌、維護企業權益、提供技術培訓、開發共用技術、與政府溝通和加強企業自律等方面，創造了許多好經驗。政府應當在全面總結它們經驗的基礎上，大力推廣它們好的做法，使民間商會有效地處理行業公共事務。

內容摘要：浙江經濟在經歷了改革開放以來20年的快速增長后，遇到了一系列新的挑戰。浙江經濟要再上一個臺階，經濟發展方式必須從主要靠物質資本積累的早期經濟增長方式向主要靠知識積累、技術改進和效率提高的現代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經濟體制必須從初級市場經濟向現代市場經濟轉變。在這種轉變中，政府職能從管理型的全能政府向服務型的有限政府和有效政府轉變，將對實現上述兩項轉變，從而提升浙江的整體競爭力起關鍵性的推動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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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現代市場經濟集約增長方式浙江經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