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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經濟全球化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對外擴張

經濟全球化是伴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產生發展和向全球擴張而逐漸形成和發展的，資本主義發達國家是經濟全球化的主導和推動者。不管資本主義如何發展變化，但有一點是肯定的，即通過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向外擴張而實施剝削和掠奪的本質并沒有發生變化。對此，馬克思、恩格斯早在150年前就曾指出：“隨著美洲和通往東印度的航線的發現，交往擴大了，工場手工業和整個生產運動有了巨大的發展。從那里輸入的新產品，特別是進入流通的大量金銀完全改變了階級之間的相互關系，并且沉重地打擊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勞動者；冒險的遠征，殖民地的開拓，首先是當時市場已經可能擴大為而且日益擴大為世界市場，——所有這一切產生了一個歷史發展的新階段……”（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M]，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0頁。）什么樣的歷史階段呢？就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逐漸確立、占據統治地位并向世界其他地區擴張的階段，這種擴張性早在資產階級的環球航海時就已經為經濟全球化的形成拉開了序幕。

實際上，歐洲早期探險家航海活動的目的是為了尋找東亞的黃金和市場，但他們不經意間發現的新航路為西歐國家向世界各地的擴張提供了條件。即使一些西方學者也認為這段歷史對于西歐的意義，“在1500年前后，世界歷史發生了一次鮮明的‘斷裂’，其原因不僅在于1492年和1498年歐洲人發現了美洲和通往東方的新航路，而且主要在于由此開始了資本主義在歐洲的發展及其從歐洲向外界的傳播。”（注：［美］貢德·弗蘭克：《白銀資本》[M]，中央編譯出版社，2000年版，第80頁。）“當然，自16世紀起，尤其是由于歐洲人兼并了美洲以及由此導致歐洲對非洲—歐亞事務和世界貿易參與程度越來越高，地區間關系發生了某種急劇的變化。這種變化延續了幾個世紀。”（注：［美］貢德·弗蘭克：《白銀資本》[M]，中央編譯出版社，2000年版，第104頁。）這種變化就是指歐洲向全球擴張而將世界其他地區變成了自己的市場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形成了“中心—外圍”結構。

隨著資本主義國家生產力的不斷發展，狹小的國內市場不能滿足資本主義生產力迅速擴大的需要，于是，“資本一方面……要奪得整個地球作為它的市場。另一方面，它又力求……把商品從一個地方轉移到另一個地方的時間縮減到最低限度。資本越發展……也就越是力求在空間上更加擴大市場，力求用時間更多地去消滅空間。”（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M]，人民出版社，第1版，第33頁。）按照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的規律，資本主義生產的全球化必然導致其生產關系的全球化，實際上也就是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的全球化。

經濟全球化進程伴隨著資本主義對外擴張的歷史，從某種程度上說，經濟全球化發展的不同階段就是資本主義擴張的不同表現。

在早期的殖民主義階段，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確立是伴隨著軍事征服和殖民戰爭的，工業革命和殖民擴張使得西歐資本主義與世界其他地區的力量對比發生了很大變化，并對這些地區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是造成這些地區長期處于落后狀態的一個主要原因，這些影響“不僅表現在從沿海貿易商人、航運商和領事的‘非正式影響’到對種植園主、鐵路建造人和采礦公司進行更直接控制的各種經濟關系中，還表現在對探索者、冒險家和傳教士的滲透、西方弊病的傳入以及對西方的信仰中。……如果說，‘西方人的影響’，譬如英國在印度建設公路、鐵路網、電報裝置、港口和土木工程，最后留下的紀念物給人以深刻印象，那么，它在這一時期多次殖民戰爭中制造的流血、搶劫和掠奪，更令人毛骨悚然。”（注：［美］保羅·肯尼迪：《大國的興衰》[M]，中國經濟出版社，1989年版，第186-187頁。）

完成了工業革命走上了工業化道路的各資本主義國家面臨的首要問題是，國內市場的狹小遠遠不能滿足進一步發展的需要。要擴大市場，有兩種辦法，一是向深度發展，即隨著資本有機構成的提高，市場容量不斷增大；二是向廣度發展，即將“資本主義統治范圍推廣到新的領土”，（注：《列寧全集》第3卷[M]，人民出版社，中文第2版，第545頁。）這“新的領土”就是非資本主義環境。于是，進行資本輸出，向海外移民，就成為西歐向外擴張的新模式。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隨著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紛紛走上了民族獨立和解放的道路，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通過武力征服的方式向外擴張已不可能，只能借經濟全球化的迅猛發展之機尋找新的方式和途徑。戰后迅速發展的跨國公司和資本輸出既是推動經濟全球化發展的重要力量，又是西方國家對外擴張、維持不平等的國際經濟政治關系的重要工具，“戰后西方資本的大規模跨國運動，使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出現了向全世界的內涵式的擴張，使世界范圍內的生產活動內化于資本再生產過程，資本增殖的循環與周轉在全球范圍內進行，即形成了資本的國際循環。”（注：房寧、王小東：《全球化陰影下的中國之路》[M]，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266頁。）“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利用資本輸出對發展中國家進行重重盤剝，加重它們的債務負擔，這是造成發展中國家債務問題惡化和危機的根本原因之一。”（注：甄炳禧：《債務：第三世界的桎枯》[M]，世界知識出版社，1991年版，第87頁。）國際經濟組織和機構本來是為維持世界各國經濟增長和穩定發展而服務的，但由于美國及西方國家憑借其經濟實力操縱這些組織，使得它們在某種程度上變成了西方國家推行擴張政策和干預別國內政的機器，甚至聯合國也不能幸免。正如布熱津斯基說的：“人們還必須把全球性的專門組織網，特別是‘國際’金融機構，看作是美國體系的一部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可以說代表‘全球’利益，而且它們的構成成分可以解釋為世界性。但實際上它們在很大程度上受美國的左右，而且它們本來就是在美國的倡議下產生的，特別是美國倡議的1944年布雷頓森林會議。”（注：［美］布熱津斯基：《大棋局——美國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緣戰略》[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7頁。）在經濟上對發展中國家進行援助，在政治上影響并控制這些國家的決策，宣揚“人權高于主權”干涉他國內政，向發展中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灌輸西方的價值觀念和意識形態，這些實際上是新殖民主義的表現。

隨著蘇聯、東歐劇變，中國及其他發展中國家致力于發展生產力和經濟結構的調整，西方資本主義失去了長期與之分庭抗禮的對手，因此在經濟全球化的發展過程中，發達資本主義還會處于主導地位，它們擴張的本性是不會改變的。就如薩米爾·阿明指出的“發達國家是全球化的中心，擁有資本、生產技術、營銷網絡并攫取絕大部分利潤，其他國家則只是充當全球化生產的勞動力。因此，全球化將資本主義邏輯無情地擴張到世界的每一個角落。第三世界國家追求工業化并不能阻止全球化進程，只是加速自己被中心的金融、技術、文化和軍事力量所統治。”（注：［埃及］SamirAmin,CapitalismintheAgeofGlobalizati-on:TheManagementofContemporarySociety,ZedBooks,1997.）所以，在參與經濟全球化、走向世界的過程中，我們必須要理性地思考，既要堅持對外開放，又要抵制西方國家的擴張和霸權主義，保持中華民族的獨立、尊嚴，穩定地推動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

二、經濟全球化是民族歷史走向世界歷史的過程

以西方發達國家為主導的、以推行市場經濟為主要特征的經濟全球化首先表現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對外擴張，所以它帶有明顯的資本主義的性質，但全球化并不等于全球資本主義化，參與經濟全球化并不等于“西化”或“資本主義化”，從另外一個方面看，它又是世界范圍內各個民族和地區之間在經濟上相互聯系的加強。任何民族或國家要想求得發展，都不能回避經濟全球化的影響，不能繞過經濟全球化和世界歷史發展的客觀趨勢。因此，從這個角度看，經濟全球化又是各個民族歷史不斷走向世界歷史的過程。

“世界歷史”概念本是黑格爾提出的。他認為，歷史的發展具有內在的規律性，世界歷史是通過民族精神的階段更替來發展的，沖破狹隘的民族和地域范圍，由民族歷史匯成世界歷史，是歷史演進的規律之一。馬克思、恩格斯吸取了黑格爾關于“世界歷史”的思想，認為人類社會的歷史發展過程的確具有一定的規律性，即隨著生產力和分工的發展以及交往的擴大，封閉的民族歷史向世界歷史的不斷轉變。特別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出現，通過向外擴張，把世界上眾多的民族和國家相繼卷入到資本主義開創的世界體系中來。

資產階級創造的大工業“使每個文明國家以及這些國家中的每一個人的需要的滿足都依賴于整個世界，因為它消滅了各國、以往自然形成的閉關自守的狀態。”（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M]，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4頁。）并進而消滅了各國各民族的特殊性，使一切國家和民族的生產和消費都成為世界性的了。這樣，資產階級首次開創了世界歷史，在這個時期，任何一個國家或民族的歷史都不再可能是狹小的地域性、民族性歷史，而是日益被不斷發展的生產力及世界市場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各個相互影響的活動范圍在這個發展進程中越是擴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閉狀態由于日益完善的生產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間的分工消滅得越是徹底，歷史也就越是成為世界歷史。”（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M]，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8頁。）馬克思、恩格斯進而以實例來論證了發生在一個國家內的歷史事件是如何具有了世界歷史意義的，并揭示了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條件下，一切國家和民族都要不可避免地走向世界歷史；這種走向是由生產力與交往形式之間的矛盾運動決定的。一個國家或民族生產力的發展和交往形式的變革，不僅取決于本國生產力和交往形式的矛盾運動，還取決于與它相聯系的其他國家內部生產力和交往形式之間的矛盾運動，受世界歷史的制約；世界歷史為無產階級的存在和共產主義的發展創造了條件。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出現及其對外擴張，擴大了國際分工和世界市場的范圍，消除了狹隘的“民族歷史”和經濟民族化、地域化狀態，越來越多的民族和國家加入到世界歷史和世界經濟進程中來，從世界歷史整體的角度看，是符合區域性民族歷史向世界歷史發展的歷史必然性的。所以，馬克思指出，資本主義的發展“既要克服民族界限和民族偏見，又要克服把自然神化的現象，克服流傳下來的、在一定界限內閉關自守地滿足于現有需要和重復舊生活方式的狀況。資本破壞這一切并使之不斷革命化，摧毀一切阻礙發展生產力、擴大需要、使生產多樣化、利用和交換自然力量和精神力量的限制。”（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M]，人民出版社，第1版，第393頁。）歷史上的資產階級負有為未來新世界創造物質基礎的使命，就是造成全人類相互依賴為基礎的世界交往以及進行這種交往的工具，而資產階級開創的世界歷史和經濟全球化，就為人類的相互交往提供了重要條件。馬克思是站在社會歷史發展的高度上來看待資本主義和世界歷史的作用的，從這一點看，人類的發展一方面在不斷地從民族的歷史走向世界歷史，另一方面，又是不斷地從必然王國走向自由王國，前者為后者提供了條件和準備，后者是前者的必然結果。所以，任何民族要發展，就必須不斷走向世界歷史。從這一意義上說，經濟全球化也就是民族歷史不斷走向世界歷史的過程。

眾所周知，在人類歷史上曾創造了輝煌文明并一度被歐洲各國奉為學習典范的中華民族，即使在17、18世紀還出現了100多年“康乾盛世”的滿清帝國，為什么到19世紀40年代以后就迅速衰落了呢？站在世界歷史的角度重新回顧這段歷史，就不難發現答案了。其實在此時，正是歐洲乃至其他國家資產階級革命和工業革命進行得如火如荼、世界歷史和經濟全球化形成并日漸明顯、人類歷史從分散走向整體之時，但當時的中國卻走著和世界歷史發展進程相左的道路，對內固守傳統，反對變革；對外則閉關鎖國、反對開放，盲目排外，最終失去了與世界交流、走向世界歷史的大好機會，也失去吸收西方近代科學技術、為經濟發展提供外部刺激的機遇。

所以，從經濟全球化形成發展的軌跡和不同民族發展的道路可以看出，經濟全球化就是民族國家不斷走向世界、參與世界經濟的過程，也就是民族歷史走向世界歷史的過程。經濟全球化越發展，就會有越來越多的民族和國家自覺或不自覺地被卷進這一進程，盡管經濟全球化還存在很多問題和矛盾，但畢竟已經成為每個民族和國家都要面對的客觀事實。所以，我們要應對經濟全球化的挑戰，走向現代化，就不能背離世界歷史和經濟全球化發展的內在規律，更不能失去歷史又一次給我們提供的機會，要主動地、審慎地、不失原則地融入全球化的進程中，面向世界、走向世界，獲得更好的外部條件。

三、經濟全球化是充滿矛盾和沖突的過程

經濟全球化是我們處于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曲折過渡時代的一個基本特征和客觀趨勢，它的發展帶給人類的并非全是福音。作為由西方發達國家開創和主導的、至今眾多國家都要參與的客觀進程，經濟全球化實際上又是一個充滿矛盾和沖突的過程，這種矛盾和沖突除了表現在由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的擴張而將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及各種派生矛盾擴散到世界各地外，還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世界經濟發展的全球化趨勢與民族化、地區化的沖突。

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制定全球化的游戲規則，并大力推行經濟和文化殖民主義、政治霸權主義以及西方資本主義的發展模式及價值觀，欲使經濟全球化變為“西方化”或“美國化”，這種由西方發達國家主導和推動的全球化遭到了大多數國家的抵制和反對。同時全球性的加強對民族國家的經濟、軍事、政治和文化以及國家主權帶來嚴重挑戰，越來越多的國家認識到，必須進一步強化國家權力，才能在經濟全球化進程中不迷失方向。因此在走向全球化的同時，各個國家和民族的特殊性和獨立性比以往任何時候表現得都強烈。因此全球化與民族化、本土化之間就會出現沖突，這些沖突在一定條件下還會激化。

另外，在經濟全球化加速推進的同時，地區化也在迅速發展。特別是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后，無論在發達國家之間、發展中國家之間，還是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都出現了程度不同的區域性經濟集團。但還是以北美、日本、西歐等發達國家為主的地區化，對他們而言，地區化首先是為了確保自己在這一區域內的各種利益，并依靠地區化從外部世界獲取更多的利益，還可以作為討價還價的政治工具。對發展中國家而言，他們也要借地區化保護自己的利益，更好地參與世界經濟。由于立足于本地區的發展，所以一些地區性經濟組織在制定協議和政策、采取行動時就具有一定的傾向性和排他性，它實際上是一種擴大了的“民族化”，難免和經濟全球化以及其他地區化之間產生沖突。

第二，國際性問題日益突出，制約了全球化的發展。

從另一個方面看，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同時也就是全球性問題的擴散，全球性問題包括很多方面，如人口、資源、環境和貧富差距等，但更重要的是，如鄧小平所說：“現在世界上真正大的問題，帶全球性的戰略問題，一個是和平問題，一個是經濟問題或者說發展問題。和平問題是東西問題，發展問題是南北問題。概括起來，就是東西南北四個字。”（注：《鄧小平文選》第3卷[M]，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5頁。）和平問題是政治問題，即東西問題，主要反映的是兩種不同的社會制度之間的矛盾；發展問題是經濟問題，即南北問題，反映的是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間的矛盾。發達國家借助于經濟全球化對其他國家進行掠奪和剝削，造成南北差距進一步擴大。

在經濟全球化發展過程中，世界經濟的兩極分化和全球貧困問題引起人們的關注，特別是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存在的貧富鴻溝和“數字鴻溝”即信息技術差距在不斷加大。而經濟全球化條件下生態環境的惡化是不可忽視的。同時，跨國犯罪也成為困擾國際社會的一個全球性問題。總之，與經濟全球化同步的兩極分化、環境退化、資源匱乏、跨國犯罪等全球性問題的存在注定了全球化不會是一路贊歌的。

第三，經濟全球化要求超越國家主權與國家作用加強的矛盾。

經濟全球化是世界范圍內市場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結果，它是以經濟的市場化、貿易自由化、生產和投資跨國化為基礎的、由市場力量所推動的、超越民族國家和地區界限的全球經濟的發展態勢。市場經濟的發展要求資金、技術、勞務等各種生產要素在全球范圍內自由流動和配置，金融領域的自由化要求各國開放金融市場，減少對金融資本的管制，跨國公司的全球戰略追求的是壟斷利潤，其經濟決策要求不受國家邊界的約束，一些國際性的經濟組織大力推行自由化和私有化，這些都會對民族國家傳統的經濟管理和控制功能構成嚴重挑戰，從而逐漸銷蝕民族國家的權力。“在全球化的中心，各國經濟、政治和社會的相互交融正無一例外地在銷蝕掉每個國家的權力。國家權力受到全球和地區機構及其規則的限制。……國家權力的被迫縮小令人十分擔憂，這對于發展中世界的弱小國家尤其如此。”（注：馬來西亞副總理巴達維：《全球化——風險與前景》[N]，參見馬來西亞《新海峽時報》2000年6月7日。）但是，另一方面，單個國家在經濟全球化的發展進程中往往勢單力薄，很難化解風險，加上經濟和社會生活越來越復雜，要求各國必須強化政府的作用，加強對本國經濟的宏觀干預和國際調節的力度，這就與全球化條件下市場經濟的發展要求相沖突。

第四，經濟全球化的擴散與反全球化的沖突。

在經濟全球化趨勢加強的同時，國際社會也出現了一股反全球化的浪潮。其矛頭首先指向三大世界經濟組織。1999年11月，全球化的反對者們大鬧在西雅圖召開的世界貿易組織的千年慶典活動；同樣是在11月底，世界貿易組織的部長級會議也遭到反對者的阻撓；2000年4月在華盛頓，抗議者高呼“世界不是商品”的口號，堵塞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所在地的出入口；越來越多的人認為應當對世界市場上數額巨大的流動資本征稅（托賓稅）；一些非政府組織指出全球化只有利于世界前100到200家大型跨國公司，他們批評這些公司污染環境，不創造新的就業機會，造成社會分裂以及窮國更窮，富國更富。而這些反對的聲音恰恰來自極力推動經濟全球化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內部，它表明了西方資本主義的社會問題的嚴重性，也表明人們對資本主義全球化和由全球化導致的問題的擔憂。

本來，既然稱之為“全球化”，就應當涵蓋所有的民族和國家，每個民族和國家在全球化中的地位都是平等的。但是，由于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是全球化的推動者和現代化的先行者，這種優勢地位造成了“西方中心主義”和“西方文明優勢論”的盛行，在這種心態驅使下的經濟全球化實際上就是發達資本主義的全球化，而資本主義本來就是一個矛盾的組合體，它的擴張使得經濟全球化也成為一個充滿矛盾和沖突的過程，表明由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主導和推動的全球化并沒有也不可能代表全人類的利益，只有所有民族和國家站在全人類的立場，平等協商，共同參與，普遍受益，同步發展，這樣的經濟全球化，才能有效解決人類所面臨的各種矛盾和沖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