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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剪不斷、理還亂，經濟全球化進程中的矛盾分析

我們如果把世界經濟看作一個系統，那么這個系統便是典型的非線性系統。非線性系統復雜多變，并且變化極不均勻，普遍存在著混沌運動。混沌的長期行為不可預測，只要系統處于混沌區，我們就無法對它的長期行為做出預測。①現實表明，經濟全球化進程日趨復雜化，許多國家的經濟工作者都有同感，即科技愈發展，經濟愈發達，經濟活動愈難以操作，人們認識事物和控制的能力似乎越來越有限。索羅斯最終把他的基金更名為“量子基金”，是受到量子物理學中“測不準原理”的啟示，他深感金融業“毫無量性可言”。美國桑塔非研究所在復雜系統研究方面具有領先地位，這一自稱誕生于秩序和混沌邊緣的學科認為，必須改變自牛頓以來主導科學進程的直線與簡單化的思想束縛，充分認識世界是一個相互關聯、相互進化的復雜系統，現有科學尚無法解釋和駕馭，而復雜系統具有將秩序和混沌趨于平衡的能力。②在世界經濟這樣的非線性系統中，系統內部的元素——眾多主權國家、經濟集團之間的分化組合、政治經濟的相互滲透，使世界經濟形勢經常漂浮不定、動蕩不安。盡管可以通過系統各元素或各子系統之間的協同作用使系統暫時穩定下來，而更多的時候則由于系統各元素或子系統間的競爭引致系統的波動，一旦條件成熟，這種波動在關聯作用下就會形成巨波，一旦波動得以放大，就會引致系統離開原來相對穩定狀態，誘發很多沖突，產生很多矛盾。

首先是市場經濟與宏觀調控之間的矛盾。世界各國經濟體制的趨同——大都選擇市場經濟，消除了經濟全球化發展的體制障礙，加快了經濟全球化的進程。市場經濟具有優化資源配置、帶來較高經濟效益的功能，但也會出現盲目性、自發性、滯后性等市場失靈現象，迫切需要一個“世界政府”進行宏觀調控、糾正市場失靈。現有的三大世界經濟組織：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貿易組織都難以承擔世界政府角色，造成宏觀調控的缺位。于是，在經濟全球化進程中演繹成一系列具體的矛盾，如各國國民經濟的有計劃和可調節與全球經濟的無計劃和少調節之間的矛盾、跨國公司的嚴密組織和科學管理與世界市場的盲目擴張和混亂之間的矛盾、世界生產能力的無限擴大趨勢與世界市場容量有限之間的矛盾、不同國家之間的矛盾、各跨國壟斷集團之間的矛盾。這些矛盾的尖銳化，導致世界經濟總供給和總需求之間的不平衡，并導致世界經濟的起伏不定、動蕩和危機。

其次，民族性與全球性之間的矛盾。在全球化進程中，民族性和世界性的關系將變得更復雜，并發展成一個悖論。這個悖論表現在：在全球化進程中，一方面，世界性逐漸融合、消融了民族性。高科技手段、市場經濟和資本的頑強擴張力超越了國家的疆界、個性、差異，增強了世界的統一性、整體性，同時各個民族和國家間的聯系不斷加深和擴展，跨國活動和跨國主體的急劇增加，超越國家傳統意義上的主權和邊界，民族國家原有的穩固地位受到了挑戰。另一方面，世界性強化了民族意識，增強了民族性。有趣的是，在經濟全球化迅速發展、全球化態勢愈益明朗的情況下，民族主義卻表現得異常活躍起來。不少由多民族組成的國家出現了民族獨立或正在爭取獨立的現象，甚至出現了由于民族沖突加劇引發的戰爭，如原蘇聯的部分地區，原南斯拉夫、中部非洲以及部分西方國家的種族沖突等。民族間的互動、民族意識的消長、民族主義凸現與困頓，也許正是經濟全球化浪潮賴以表現的基本事實。第三，經濟全球化與兩極分化的矛盾。二戰以后，第三世界發展中國家與西方發達國家之間的生產水平、經濟實力在總體上不僅沒有縮小，反而繼續擴大了，而且差距極為懸殊。1950年第三世界低收入國家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為164美元，西方發達國家人均為3840美元，相差23倍；1980年低收入國家的人均總產值為245美元，西方發達國家達9684美元，差距擴大到39倍；1994年低收入國家人均為2520美元，而西方發達國家則高達23420美元，西方發達國家與低收入國家的人均差距擴大到94倍。全世界最富有的三個億萬富翁的財產，加起來已經超過最不發達國家中六億多人口所擁有的財產。全世界20%的富有者消費著66%的各種商品和服務，而20%最貧困人口只消費世界財富的1.3%。③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內部、發展中國家內部貧富差距也在進一步擴大。第四，經濟全球化與生態危機的矛盾也日益突出。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來，經濟全球化的負面影響愈來愈明顯地顯露出來，空氣、水的污染，森林、植被大規模破壞，土壤沙漠化嚴重，化學廢物遍地都是。科學技術一方面創造人類社會前所未有的輝煌，另一方面很多技術以瘋狂的形式掠奪自然，地球正在失衡，很多動植物正在人類的虎視之下走向毀滅、滅絕。此外，經濟全球化還造成了越來越嚴重的失業與難民、愛滋病與、債務與糧食危機、跨國犯罪與全球恐怖主義等全球性問題。系統內部元素運動的無序性，相互競爭的復雜性導之系統內部矛盾的多樣性。總之，經濟全球化過程中矛盾復雜多樣，層出不窮，真有點剪不斷、理還亂。

二、推波助瀾、指數式放大，經濟全球化進程中的危機效應

一個可能發生振動行為的系統，如果其振動頻率與環境中某個振動系統的頻率一致或接近，系統就會發生共振。由于外部系統的節奏同系統的運動節奏一致，將以最高效率向系統輸入能量，若系統阻力很小，就會使其振幅不斷放大，俗話所謂推波助瀾，說的就是這種情形。就系統內部看，某個局部的振蕩往往會引起其他局部的振蕩，因而不同局部被整合為一個系統后，很容易出現共振，發生非線性指數放大的現象，所謂病來如山倒，也是這種情形。

經濟全球化時代，由于人為的疆界與藩籬逐漸消失，人類的經濟生活逐漸形成一個全球緊密相聯與相依的整體，經濟活動不再以國家為基本單位，而是具有十足的跨國性。經濟全球化的吸納與穿透力，將所有可以創造價值的人才、資金、商品與信息整合為無障礙、無疆界與無時差的單一經濟體系，形成了一個巨大的經濟系統，各國經濟可看作全球經濟系統中的子系統。全世界所有國家、地區與群體的經濟發展與社會福祉，均深受這個全球經濟體系的擴張、收縮與震蕩的影響，無法抗拒，無由遁逃。在世界經濟這個大系統中，國家經濟子系統的開放性是隨生產力的發展而發展的。而隨著生產力的發展與生產力水平的提高，社會分工越來越細，迫切需要從系統外獲取能量，參與國際分工與合作。國際分工的加劇又導致了一個國家的經濟子系統對其外部環境的依賴性增強，從而進一步加快對外開放，從系統外獲取更多的能量。同時，國家經濟子系統為了取得內部的有序，也必須把系統產生的熵排放到外部經濟環境之中，以降低自身的熵，這又使國家加快同外部環境在物質和能量上的交換。從外部表現上看，國家經濟子系統同外部經濟環境相互作用就表現為國家與國家之間的合作與競爭、貿易合作、跨國投資等。在世界經濟這個復雜系統中，有很多元素處于無序狀態，比如國際金融，大約有超過100萬億美元的衍生金融品在尋找機會盈利，進行股票交易的投機商們借助高科技，利用許多政府高度依賴外國資本的心態，大肆進行金融炒作，興風作浪。④而一旦得手，便迅速蔓延，殃及世界，發生“蝴蝶效應”。1960年，美國氣象學家愛德華·羅文茲發現了著名的“蝴蝶效應”，他指出，在一個混濁一體的氣象世界里，當各種客觀條件具備時，一只小小的蝴蝶在最佳時間和最佳地點煽動一下翅膀，就有可能掀起世界另一端的臺風或龍卷風。世界經濟系統的波動是系統發展或有序化的誘因。系統的波動就是對系統穩定（相對穩定）狀態的偏離，這種波動之所以會導致系統的改進是由于世界經濟系統的非線性作用。毫無疑問，經濟系統是一個非線性系統，系統的整體效應不能由系統的部分和求得。在這樣的非線性系統中，系統內部元素的相互作用使系統具有了整體性行為，可以牽一發而動全身，微小的波動所形成局部的關聯得以放大，形成整個系統的波動。1997年夏在東南亞發生的金融危機，很快波及到周圍的地區，對亞洲經濟造成程度不小的沖擊，真是城門失火，殃及池魚。這場危機很快沖出亞洲，向世界擴散，先是俄羅斯經濟形勢的急劇動蕩，后有巴西的金融危機，還有很多西方國家都受到了程度不同的沖擊。由于沒有完全開放，中國經濟系統作為世界經濟系統的子系統，其振動頻率與其他系統不完全相同，這是中國避免發生金融共振的重要原因。中國在這次危機中顧全大局，保持人民幣不貶值，為遭受危機打擊的國家和地區提供了力所能及的無私幫助，但自身也不可避免地承受了巨大的犧牲，在外貿和國際投資方面也受到了十分明顯的沖擊。經過多方努力，系統的波動才慢慢平息下來，處于暫時的穩定狀態。

三、仗勢欺人、恃強凌弱，經濟全球化進程中的不對稱現象

系統都是由很多要素組成的，每個要素由于在系統中的位置、地位不同，在系統所起的作用也不盡相同。貝塔朗非認為，一般系統常有中心部分或主導因素，它們在整個系統中起閘柄的作用，決定著其他部分和整個系統的行為。協同學的創始人哈肯提出支配原理，斷言在一個復雜的系統中，一個或幾個序參量支配所有子系統的演化行為。⑤在世界經濟這個大系統中，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都是這個系統的組成元素，每個國家的經濟系統是這個大系統的子系統。由于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經濟實力不同，相互關系排列組合不同，所以在世界經濟系統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同，經濟全球化進程中充滿了不平衡、不平等。事實上，經濟全球化是一種權利的優劣序列，甚至這種序列特征比任何時候都要更加突出——即排序靠前的發達國家以其在資源配置和游戲規則制定方面的優勢來推行，并使其向著有利于自己的方向發展。發達國家在全球經濟體系中具有先發優勢，這種優勢是長期積累而成的。值得注意的是，發達國家的先發優勢除了體現在物質力量上，更體現在對正在形成的全球規則的主導作用上。現有的主要國際規則和國際制度基本上都是在西方發達國家的主導下形成的，存在著嚴重的信息不對稱，對發展中國家實行信息歧視，沒有供發展中國家發表觀點的有組織的論壇，更沒有讓發展中國家發表自己見解的機會，制定出來的規則缺乏透明度，在內容和動作上暗含著對西方國家的傾斜。現在這些規則正在向全球規則轉化。仔細分析一下目前對世界影響較大的重要國際組織，可以發現，凡涉及到關鍵的經濟決策和重大利害關系的問題，其決定權完全在大國特別是少數西方發達國家手中。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內，“誰出了錢，誰就有權決定游戲的規則”。例如，美國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中所提供的資金占18%。因此，它就擁有五分之一的否決權，而在該組織采取每一個重要措施時，美國還擁有幾乎完全的否決權。在世界銀行中，迄今為止，行長全是由美國人擔任，按規定，一切重大問題應由成員國投票決定，股份越多，表決權越大，美國擁有的表決權超過數十個發展中國家擁有的表決權。在世界貿易組織內，重大決策必須首先征得美國、歐盟、日本、加拿大四國的同意。所以，在經濟全球化進程中，許多發展中國家抱怨說，世界性的經濟組織只是發達國家的御用工具，是他們推行其價值觀念、經濟模式乃至政治模式的“代言人”，他們只考慮其自身的利益與需要，很少考慮不發達國家的利益與要求，毫無公平可言。例如，按照比較優勢原則，發展中國家的廉價勞動力應該向發達國家流動，發達國家的技術、資金應該向發展中國家流動，但國際規則是發達國家主導制定的，他們限制勞動力的自由流動。退一步講，即使是經濟全球化的規則是由那些規則制定者按照世界各國的情況平均加權后制定出來的，也同樣存在著形式上的平等而實際上的不平等。這是因為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在這種貌似平等的全球化規則面前，競爭的起點不同，結果不言自明。如果以拳擊比賽作比喻：一邊是超重量級，一邊是最輕量級，它們之間的勝負，不戰自定，更不用說規則有利于前者了。有人說，在經濟全球化進程中，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競爭好比是一輛在高速公路奔馳的豪華轎車與一輛在泥濘小道行使的馬車進行比賽，這是很有道理的。

在世界經濟這個系統中，聯結各個子系統的紐帶是市場經濟。由于缺乏有效的全球宏觀調控，完全放任的市場經濟猶如霍布斯哲學中的叢林主義，遵循的是弱肉強食的規則，社會達爾文主義將在全球范圍內得以實踐，“馬太效應”越來越明顯，即強者越來越強，弱者越來越弱。由于經濟全球化規則的扶強抑弱，導致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不可能公正、平等地往來，發達國家更多的時候是仗勢欺人、恃強凌弱。這種不平等、不公正主要表現在資金流向、貿易更多地向發達國家傾斜，以致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在分享經濟全球化的成果時，既得利益不公正，也不公平。正如著名未來學家托夫勒指出的那樣：世界上不存在對任何人都有益的事物，經濟全球化并不能均衡地同時對每個人給予某種回報。

【參考文獻】

①②⑤苗東升：系統科學精要[M].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8:5.

③北京市教工委：學習同志“四個如何認識”論述輔導讀本[M].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0:90.

④唐任伍：論全球化規則的“扶強抑弱性”[J].世界經濟與政治，20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