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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關鍵詞：產業結構，就業結構，行業分析，關聯性

論文摘要：本文從提高產（行）業的增加值總量來提升就業水平的角度而言，第三產業優于第二產業；建筑業、衛生、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業，水利、環境和公共設施管理業三個行業具有很強的就業發展潛力；而制造業、教育、公共管理和社會組織三個就業的支柱行業盡管就業潛力有限，但應鞏固、維持其目前的就業規模。

從產業結構角度研究就業問題，最終會歸結為對不同行業的吸納就業能力研究。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由于產業結構和就業結構之間的關聯問題，導致不同的行業具有不同的就業吸納能力一有的行業增加投入可直接創造大量的就業機會；有的行業增加投入，雖然給本行業直接創造的就業機會不多，由于它會直接或間接消耗其他行業的產品，會導致其他行業或部門從業人員增加。

關于產業結構與就業結構之間的關系問題，國內學者從不同角度進行了研究。已有文獻大多支持產業結構變動對于我國就業的顯著影響。通過這些學者的文獻研究發現，之所以研究結論產生較大的差異，除了所采用研究方法和所選取的研究數據不同之外，還可能是由于學者們更多地是從三次產業的角度分析產業結構對勞動力就業的影響，揭示了產業結構調整過程中存在的問題及擴大就業措施存在的障礙，并提出促進就業結構良性發展的建議，但細化到產業中各個行業的就業吸納能力的分析則很少。產業中的各個行業均有很強的“異質性”和“動態性”，而這對其就業吸納能力具有重大影響，基于產業層面的總量分析所得出的政策建議并非適用于每個行業，部分行業最終的就業狀況甚至會與政策期望相悖（王孝成，于津平，2010）。

此外，以往為數不多的針對行業就業吸納能力的研究往往以該行業全部從業人員而非城鎮單位就業人員的就業狀況作為研究對象。由于農業的在就業中的“蓄水池”作用，鄉村就業人員群體絕大多數在家里還承包土地，因此，如果回家務農就不算失業，充其量是就業不足（蔡防，2007）；但絕大多數城鎮單位就業人員的失業則屬于“顯性失業”，對社會穩定的沖擊更大。近年來，絕大部分農村剩余勞動力以及應屆大學生均涌向城鎮尋找工作，城鎮單位就業人員所占總就業人員的比重逐年上升，2009年年底已達36%。據預測，在2020年之前，城鎮勞動年齡人口一直會保持較大的增長壓力（張車偉等，2005）。同時，近年來，我國產業結構升級對城鎮單位人員就業的影響更為直接；且由于其主要代表城鎮正規就業，故統計數據更為準確。因此，將城鎮單位就業人員作為研究對象更有現實意義。

一、我國近年各產業結構與就業結構的演變

通過對我國近年各產（行）業的增加值結構、城鎮單位人員就業結構的變化趨勢分析，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明了我國各產（行）業未來的調整方向，也可以了解基于行業細分的我國城鎮單位人員的整體就業狀況，并找出吸納就業較多的重點行業。

1.我國近年各產業的增加值結構。產業結構調整的一個重要表現是其增加值在國內生產總值中所占比重的演變歷程。

（1）產業層面。從2009年度的各產業增加值所占比重來看，我國的第一產業僅占一成左右；在剩下的近90%的份額中，第二、三產業幾乎各占一半，前者高出后者約3個百分點。從變動趨勢來看，自2004年始，第一產業增加值比重逐年下降。此外，第二產業與第三產業的增加值比重7年來均是小幅變動，顯示出很強的穩定性。但兩者的比重差自2006年達到7年的峰值（高約7個百分點）后不斷縮小，至2009年，兩者比重差已縮小為不到3個百分點，后者已儼然形成一種迎頭趕上的趨勢。

（2）行業層面。近7年（或5年）間，各行業增加值所占比重呈現出如下特征：

分行業來看，變化幅度不大的是（2個）制造業，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業。基本屬于持續下降的是（7個）交通運輸、倉儲與郵政業，教育，住宿和餐飲業，衛生、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業，水利環境和公共設施管理業，居民服務和其他服務業，文化、體育和娛樂業。基本屬于持續上升的是（6個）建筑業，公共管理和社會組織，租賃和商務服務業，科研、技術服務和地質勘查業；采礦業、房地產業盡管分別在2007年、2008年有所回落，但總的趨勢還是上升的。

2.我國近年各產業的就業結構。根據歷年《年鑒》，2003年以前，盡管披露了“按行業分就業人數”，所統計的就業口徑由原先的全口徑縮小為“城鎮單位就業人員數”。鑒于此，本文將研究對象界定為“按行業分城鎮單位就業人員數”，為行文方便，以下以“就業人數”稱謂之而不再特別注明。

（1）產業層面。從2009年度的各產業就業人員的所占比重來看，我國的第一產業僅占不足3%；第二產業與第三產業的就業比重7年來均是小幅變動，顯示出較強的穩定性；但兩者的就業比重差自2007年達到7年來的最小值（7.4個百分點）后不斷擴大，至2009年，兩者差已擴大為約9個百分點，顯示出第三產業越來越成為吸納就業的主力軍。

（2）行業層面。近7年間，各行業就業人數所占比重呈現出如下特征：

總體上，我國就業人員的行業集中度相對較高且非常穩定，近7年來，70%的就業人員分布在制造業，教育，公共管理和社會組織，建筑業，交通運輸、倉儲與郵政業，采礦業（2006年之前是批發和零售業）六大行業中。

變化幅度不大的是：采礦業，公共管理和社會組織，住宿和餐飲業，水利環境和公共設施管理業，居民服務和其他服務業，制造業。

基本屬于持續下降的是：批發和零售業，交通運輸、倉儲與郵政業，文化、體育和娛樂業，電力燃氣及水的生產供應業，教育。

基本屬于持續上升的是：房地產業，租賃和商務服務業，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業，建筑業，科研、技術服務和地質勘查業，衛生、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業。

二、我國產業結構與就業結構的關聯性分析

分析產（行）業結構與就業結構的關聯性，探究前者的變化對后者是否產生影響以及影響程度，進而揭示其就業吸納能力的首要前提是確定兩者之間是否存在相關性。其次，是否扶持某產（行）業的發展以有效促進就業還需在兩者存在正相關的基礎上判定其是否與我國未來產業結構升級的方向相符。

在上述兩個前提的約束下，考慮到某個產（行）業無論在增加值規模還是在就業人員總量方面不可能無限制地擴張，均存在投入的邊際效用遞減問題，故從增加值角度出發，某個產（行）業的就業吸納能力實際上由其就業的“存量吸納能力”與“增量（邊際）吸納能力”兩部分構成。前者指某年度該產（行）業創造單位增加值所需要的就業人數，可用“單位增加值就業人數”指標來反映。該指標實質上是一個以絕對數量反映產（行）業勞動密集程度的指標，與所屬產（行）業的自身特性密切相關。后者指該產（行）業某年度新增增加值比例所引致的新增（或減）的就業比例，實質上就是“就業彈性”的概念。

1.相關性分析。產業層面，三次產業的增加值與城鎮單位就業人數的六年來呈高度相關關系，并均通過了檢驗。其中，第一產業是負相關關系；第二產業與第三產業為正相關關系；總體上來說，GDP的增長能拉動城鎮單位人員的就業。

行業層面，建筑業、住宿和餐飲業、房地產業、金融業的增加值與就業人數的六年來呈高度正相關關系，并均通過了檢驗；批發和零售業則呈較為明顯的負相關，因此該行業的增加值規模擴大對提升就業水平無益；交通運輸、倉儲與郵政業沒有通過檢驗，說明其相關性較差，難以進行進一步的討論。

2.單位增加值就業人數分析。金碚等（2010）在研究中使用了勞動生產率的倒數一單位增加值就業人數來衡量不同產（行）業的就業吸納能力的大小。本文也采用該指標來計算某產（行）業創造每億元增加值所需要的就業人員數。該指標并非像就業彈性系數那樣是兩個“增量”比率指標之間的比值，而是某一年度增加值與就業人數兩個“存量”數量指標之間的比值，能更直觀、全面地反映其就業的“存量吸納能力”。

根據計算，無論從總體狀況、產業層面還是行業層面，近年來單位增加值就業人數均呈現出持續下降趨勢，唯一的區別就是下降的幅度不同－－按增加值不變價格計算，第一、二、三次產業的該指標在2008年分別比2005年下降了約20%、25%、27%，這充分說明近年來科技與管理水平的提高，提升了各行業的勞動效率與生產力水平；同時，資本深化對于勞動力的“擠出效應”大于“補償效應”。此外，從該指標歷年的數值來看，第三產業明顯具備比第二、第一產業更強的就業“存量吸納能力”。從另一個角度來看，第二產業始終比第三產業具有更高的勞動生產率，并且兩者的勞動生產率之差近年來有逐漸拉大的趨勢。這意味著第二產業的勞動報酬相對較高，第二產業的從業人員不愿意向第三產業轉移，富余的第一產業勞動力在轉移的時候，也會優先考慮第二產業，因為其回報率較高。

行業層面來看：教育，水利、環境和公共設施管理業，衛生、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業，公共管理和社會組織等4個行業的該指標值很高；文化、體育和娛樂業、科學研究、技術服務和地質勘查業、建筑業，租賃和商務服務業等4個行業的該指標值較高；交通運輸、倉儲與郵政業，電力、燃氣及水的生產與供應，制造業，住宿和餐飲業，金融業，采礦業等6個行業的該指標值較小；而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業，批發和零售業，農林牧漁業，居民服務和其他服務業，房地產業等5個行業的該指標值很小。從中可以看出，具有很高就業“存量吸納能力”的4個行業均屬第三產業；具有較高就業“存量吸納能力”的4個行業中除建筑業外，其余3個也屬第三產業；這從行業層面進一步驗證了第三產業明顯具備比第二產業更強的就業“存量吸納能力”。

結合相關性分析的結論，盡管住宿和餐飲業、房地產業、金融業的增加值與就業人數六年來呈高度正相關關系，但其單位增加值就業人數無論以當年價格計算還是以不變價格計算都處于較低水平，低于第三產業平均水平，故其“存量吸納能力”較低，其增加值的增加對就業的貢獻非常有限。

3.就業彈性分析。就業彈性系數是經常用來計算某產業（或行業）的增長對勞動力吸納能力的一個指標。許多學者用該指標來計算各產（行）業就業吸納能力。、但是在給定技術進步的情況下，就業彈性的變化才能主要歸功于相對于經濟結構的就業結構的變化（張車偉，20）；而我國近年來各行業的技術進步的作用非常明顯。此外，彈性是兩個增長率之問的比率，就業彈性高并不說明就業更加充分；反之，就業彈性低也不意味著失業更加嚴重（張車偉，2002）。因此，丁守海（2009）、蔡昉（2004）等學者均指出了該方法存在固有缺陷。盡管如此，本文認為一段時期內的就業彈性變動趨勢仍可在一定程度上揭示某產（行）業的增加值增加對城鎮單位人員就業的“增量吸納能力”，故仍引入了該指標來評估各產（行）業增加值結構與就業結構的關聯性。

教育，水利、環境和公共設施管理業，衛生、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業，公共管理和社會組織；文化、體育和娛樂業，科學研究、技術服務和地質勘查業，建筑業；租賃和商務服務業等8個具有很高或較高就業“存量吸納能力”；但除建筑業外，無法獲取其余7個行業基于不變價格的增加值時間序列數據，因而無法比較準確地進行相關性分析。因此，本文對上述8個行業進行就業彈性分析，一方面是對7個未進行相關性分析行業的深入分析，另一方面是對建筑業的就業吸納能力再次進行驗證。此外，盡管制造業的就業“存量吸納能力”較低，但由于其無論在增加值比重方面還是在就業比重方面均在所有19個行業中位居首位，出于重要性原則，本文也將其納入就業彈性分析之中。

由表1可見，產業層面，第二產業除了2008年外，其余年份就業彈性系數均為正且呈現一種不規則的變動趨勢：第三產業的就業彈性系數近五年來一直為正且呈現一種逐年遞增的趨勢。此外，2008年之前，第二產業的就業彈性系數均高于同年度的第三產業；之后，后者高于前者。這表明，第二、三產業的增加值的增長能夠拉動本產業的城鎮單位就業增長，但拉動的力度并不一樣－－近兩年來第三產業的拉動力度要高于同期的第二產業。

在行業層面，從第二產業來看，（1）制造業的就業彈性系數明顯地逐年下降，表明其增加值增長對就業的拉動力度越來越小，加之其單位增加值就業人數較低，缺乏就業潛力。這表明，就目前而言，資本深化和技術進步因素降低了其增加值增長的就業空間。但另一方面，考慮到無論在增加值方面還是就業方面，制造業都在規模上位居首位，更重要的是，它是其他行業發展的基礎，屬于典型的支柱產業，因此，從保持就業水平而言，該行業不應被削弱。

（2）建筑業的就業彈性系數各年度始終為正且平均而言在第二產業的4個行業中值最高且高于第三產業中14個行業中的10個，其單位增加值就業人數也較高。同時，無論增加值比重還是就業比重，建筑業近年來均呈現持續上升的狀況，說明其符合我國產業結構調整的趨勢。此外，該行業屬于資本密集、規模經濟與范圍經濟效應顯著，勞動就業規模的擴大有助于降低成本，實現規模經濟、范圍經濟，提高產業競爭力。還有，除了對城鎮單位就業人員有就業推動作用外，對就業人數更多的農民工隊伍以及其它相關產業就業的推動力度更大，故通過提升其增加值的方式增加就業的潛力巨大。

從第三產業來看，（1）衛生、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業，水利、環境和公共設施管理業個行業既具備很高的單位增加值就業人數，也擁有平均而言較高的就業彈性系數；此外，上述兩個行業近年的就業比重也在持續上升，因此，具有很強的就業增長潛力；尤其是后者，目前就業比重很小，就業發展空間較大。

（2）科學研究、技術服務和地質勘查業，租賃和商務服務業等兩個行業有較高的單位增加值就業人數且就業彈性系數近年來較高。同時，上述兩個行業近年來無論是增加值比重還是就業比重均持續上升，屬新興的第三產業，符合我國產業結構調整的方向；此外兩者目前就業比重較低。因此，其具有較強的就業增長潛力和發展空間。

（3）教育，公共管理和社會組織這兩個行業具備很高的單位增加值就業人數且就業比重位居第三產業中的前兩位，但就業彈性系數不高且其近年來的就業比重變動趨勢要么是持續下降，要么是比較穩定。因此，綜合考慮上述因素，盡管其就業增長潛力有限，但仍要維持就業規模。

（4）文化、體育和娛樂業盡管有較高的單位增加值就業人數，但就業彈性系數要么為負，要么為很小的正值，且增加值比重、就業比重近年來持續下降，故通過提升其增加值的方式增加就業難度較大。

三、基本結論

通過上述分析，本文認為，經濟發展是促進就業的根本途徑。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城鎮單位人員就業結構與產（行）業的增加值結構存在較為密切的關聯。就業結構與產業升級的協調互動是有效促進就業與優化產業結構的必然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