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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霸權對美國至關重要

國際經濟體系中最重要的權力是國際貨幣安排中的支配權。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的國際貨幣體系被稱為“金本位制”（GoldStandard），各國（主要是歐洲國家）將黃金鑄幣作為法定貨幣，貨幣之間的匯率由其含金量來決定，黃金可以在各國之間自由進出口，各國貨幣甚至可以通用。因為黃金如其他商品一樣有其內在價值，金本位制實際上是一種接近自然秩序的自動運行的國際貨幣安排，它天然性地防止通貨膨脹貨幣貶值匯率波動等金融風險，故而雖然當時并無一整套國際法律制度來維護之，金本位制還是在歐洲國家被奉行近一個世紀。

金本位制時代的“超級大國”是英國，當時的國際關系也被稱之為“不列顛治下的世界和平”（PaxBritannica）。英國以其本身的實力成為金本位制和自由貿易的強力維護者。但是到19世紀下半期，其他西方國家（主要是德國和美國）迅速實現了工業化，并且與號稱“世界工廠”的英國在全球市場展開競爭。因為黃金的稀缺性和價值實在性，即使是最強大的國家也不能完全有效地操縱當時的國際貨幣體系，因而英國無法借助金本位制維護自身的霸權。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美國成為無與倫比的最強大國家，其國民生產總值占整個世界的40%，黃金儲量居世界2/3以上。1944年7月在美國召開的“布雷頓森林會議”（BrettonWoodsConference），在美國的強勢主導之下，奠定了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關貿總協定（GATT）和世界銀行（WB）為支柱的當代國際經濟秩序的基礎，稱之為布雷頓森林體系（BrettonWoodsSystem）。平心而論，盡管時間已經過去60多年，我們現在仍然生活在國際經濟體系的布雷頓森林體系時代。

布雷頓森林體系的最核心設計是其關于國際貨幣體系的安排，即以35美元一盎司的比率將美元與黃金掛鉤，而其他國家貨幣與美元掛鉤。這就以國際法的形式確立了美元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中心地位，使美元成為黃金的等價物并且比黃金有著更廣泛的用途，成為國際清算的支付手段和各國的主要儲備貨幣，一步到位地成就了美國在國際金融體系中的霸權地位。但在1971年8月，由于美國的黃金儲備已經無法應付各國的擠提，美國總統尼克松宣布放棄美元與黃金的掛鉤。理論上講，這是對美國的國際法義務的赤裸裸的違反，但鑒于美國強大的國力，其他國家對此也無可奈何。

許多人認為美國放棄美元兌換黃金的行為標志著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崩潰，其實不然，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實質并不是美元與黃金掛鉤，而是美元取代黃金成為國際貨幣體系的核心。1971年8月之后，美國不再承擔低價兌換黃金的國際義務，但這并不影響美元繼續作為全球主要的支付、清算和儲備貨幣，從而使美國在不負國際法律義務的情況下繼續享受美元“鑄幣稅”收益。可以說，美國作為有史以來最強大的帝國，其影響力不僅基于其本身的經濟軍事文化實力，也基于在國際層面一系列精巧的制度安排。

在本質上，美國無需有任何外匯儲備，可以通過任意發行美元來支付進口。換言之，為購買外國的商品和服務，其他國家必須通過辛辛苦苦地生產貨物和服務并且對外出口以換來所需的外匯，而美國只要開動印鈔機就可以了。當然在現實中美國不會無限制地濫發美元，但美元的發行量無疑是遠遠超過了美國創造財富的能力，體現在美國幾十年如一日的經常賬戶的赤字。美國國民所獲得的來自全世界的廉價消費品，以及美國政府為維護全球帝國的軍事和其他開支，在很大程度上要通過發行美元來支付。

而美國強大的軍力，包括美軍遍布世界的軍事基地以及對全世界主要貿易航道的控制，是保證其他國家接受美元的最有力手段之一。美國的經濟當然是世界上最強大的，但單憑經濟實力，無法維持美元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霸權地位，否則何以解釋美國的經濟實力只占全球的百分之十幾，而全球支付和儲備貨幣的70%以上都在使用美元？

如果美國經濟能夠基本支持美元在國際經濟體系中絕對的霸權地位，那么美國作為全球唯一超級大國的地位就永遠高枕無憂。事實上，美國幾十年來外交政策的關鍵戰略目標之一，就是維持美元作為國際貨幣體系的核心，不容任何國家挑戰這一地位。為此美國曾多次發動對其他挑戰性貨幣（歐元和日元）的“軟戰爭”。同時美國緊緊控制關鍵的國際金融機構如IMF（美國是世界上唯一對IMF重大決策有否決權的國家），竭力打壓其他國家成立替代性組織的企圖。如在1997~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期間，日本牽頭欲成立亞洲貨幣組織（AsianMonetaryFund）的努力，就遭到美國及其控制下的IMF的迎頭打壓，最后無疾而終。

美國開始讓渡話語權

然而全球金融危機以來的某些跡象似乎表明，美國迫于現實，已經打算在國際經濟領域進行適度的戰略退縮，讓渡出部分話語權給包括主要是中國在內的新興經濟體。

第一，美國似乎打算接受人民幣作為世界性的結算和儲備貨幣的崛起。包括美國財長蓋特納在內的若干政府官員都已經表示，歡迎人民幣在自由兌換和自由浮動的條件下實現國際化。然而美國人心知肚明的是，人民幣之國際化不會像瑞士克朗或新加坡元那樣僅僅成為另一個對美元地位無所影響的“硬通貨”，相反，以中國強大經濟實力支撐的人民幣會在國際上被大規模用于定價、結算、支付和儲備，可能有一天會超越美元成為世界上頭號貨幣，從而結束美元霸權地位。與人民幣國際勢力擴張相匹配的，將是中國在國際金融體系中話語權的擴大。在這方面，人民幣比歐元更有潛力。

盡管如此，美國并沒有采取明顯的措施阻遏人民幣國際化的勢頭，而是靜觀其變，并通過適當的壓力促使中國遵循既定的以自由市場為基礎的國際金融規則，即彈性的匯率政策，獨立制定貨幣政策的中央銀行，以及資本自由流動。在此情況下，人民幣國際化進展飛速，據匯豐銀行最近的調查結果，人民幣在2011年下半年將超越英鎊成為全球貿易企業考慮采用的三種主要結算貨幣之一（其他兩種為美元和歐元，英鎊和日元緊隨人民幣之后），這還是在人民幣尚不是可自由兌換貨幣的條件下取得的成績。等人民幣于2015~2020年間實現自由兌換及中國放開對資本賬戶的管制后，人民幣躍升為世界上最重要貨幣的前景已不可阻擋。

第二，美國沒有反對擴大中國在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投票權。2010年4月世界銀行將中國的投票權從2.77%提高到4.42%，使中國成為世行在美國和日本之后的第三大股東國，這一改革是在美國任命的世行行長佐利克的主導下完成的。IMF投票權改革進展緩慢，2011年3月生效的方案將中國的投票權僅僅升至3.55%，為第六大成員國。但是在IMF中反對擴大中國代表權和投票權的并不是美國，而是幾個擔心其影響力遭到稀釋的老牌歐洲強國，而美國亦曾試圖說服歐洲轉讓更多的投票權給中國等新興經濟強國。

第三，在國際貿易體制中，美國已經逐漸接受中國作為核心談判國家之一。在2008年7月多哈回合的小型部長會議談判中，中國首次被納入最新形成的七國集團（G7），參與WTO的最主要的談判。最近，美國貿易代表柯克也發表文章稱，中國是多邊貿易談判中最重要的國家。

上述三方面最要緊的是在國際金融領域中國話語權的擴大。人民幣的國際化，會逐漸導致美元失去其目前獨霸天下的世界地位，隨之而來的必然是美元國際使用范圍的收縮和美國在“鑄幣稅”收益方面的損失，美國通過印發更多貨幣以支付其對外債務的能力也將被大幅度削弱。以國際共識，中國的經濟規模在2020~2030年間將超過美國，而中國在IMF和世界銀行的份額也隨之遲早要超過美國或者與美國持平，而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協定》，該組織的所在地為其配額最大的會員國境內，這意味著IMF有一天可能搬到中國。

美國為何不對中國圍追堵截？

問題是美國既然明知中國崛起對其話語權的威脅，為什么不全面對中國進行圍追堵截？坊間甚囂塵上的種種陰謀論，如美國對中國發動貨幣戰要毀掉中國經濟等，其實既沒有根據也沒有明顯跡象。當然很明顯的原因是，美國要誘使中國做出更多讓步承擔更多國際責任，也是因為中國的經濟實力到了美國不得不予以重視的程度。但這是否到了美國需要與中國分享話語權的程度？要知道美國現下實力雖有所下降，但如果要露出兇相阻截人民幣的國際化還是有充分手段的。筆者以為，美國對中國的接納是基于其自身的以下幾個互相聯系的原因：

第一，對美國的決策者來說，美元作為世界貨幣為美國帶來的特權好處已經抵不上美國所愿意承擔的責任。如英國《金融時報》今年2月份一篇評論所指出的，“當其他國家必須獲取你的貨幣進行貿易，必須儲備你的貨幣以保護其本幣價值時，你的證券就可以溢價銷售，因此你能夠毫無痛苦地承受適當的貿易逆差與預算赤字——但可不是像美國近年來這種數量龐大的逆差和赤字”。邁克爾·佩蒂斯教授今年4月發表在該報的一篇評論也稱，“盡管陰謀論盛行，但美元的儲備貨幣地位讓美國不當得益的說法已經不確實。相反，它對美國和世界都已經構成一種負擔”。

美國為全世界提供流動性，其他國家大肆囤積美元，美國必然出現相應的貿易赤字，從而或者導致美國產業對外轉移，失業率升高，或者美國債務的增加。美聯儲選擇了增加債務這一途徑，使美國政府與人民債臺高筑，形成對外巨大的貿易不平衡，實際上也影響了美國的就業率和美國企業的盈利能力。借貸消費、寅吃卯糧畢竟不能持久，這種經濟發展模式是一種惡性循環，正在嚴重削弱美國的融資能力和生產能力，并損害美元的信用。而一旦美元失去在全世界的信譽和可接受度，對美國經濟的打擊將是致命性的，比美元失去全球儲備貨幣地位的破壞更為嚴重。

第二，鑒于上述原因，美國已經下決心振興實體經濟，即使要以犧牲美元的獨霸地位為代價。奧巴馬政府已經宣布要在5年內實現美國出口翻番，在美國政府的經濟改善項目中，制造業的復興是其最重要部分，而美元繼續保持疲軟則是實現這一計劃的關鍵，盡管美元長期走軟非常不利于維持美元的霸權地位，但是對美國來說，恢復美國企業的生產能力和盈利能力，保障美國工人的就業，是更重要的政策目標。

第三，美國外交政策本來就有“孤立主義”的基因，美國從立國以來，也并非是第一次主動從全球事務中退縮。美國從19世紀末期就成為世界第一經濟大國，但依然長期主動避免參與歐洲主導的“國際社會”的事務，更遑論尋求世界霸權。第一次世界大戰美國中途參與，威爾遜總統以一個理想主義者的巨大熱情希望能重塑國際秩序，但是為美國國內彌漫的孤立主義情緒所打擊，美國國會拒絕批準國聯協定，整個國家在1920年代又奉行孤立主義，直到在羅斯福的推動下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戰，孤立主義才被美國的全球戰略所取代。雖然在全球化的現在，重回孤立主義不完全可能，但如果因為國內政治經濟的需要，美國在全球展現適當退縮，也并非不可能的事情。

值得注意的是，不能簡單地將美國朝野要求在貿易政策上對華強硬的現象視為美國對中國的“遏制”。一方面，美國基于巨大的貿易赤字，希望減少對華貿易逆差并擴大在中國的市場份額是“國之常情”。另一方面，美國自己也覺得是在“執行規則”，希望盡量將中國按照現有的游戲規則納入美國當初主導建立的國際經濟秩序之中。

綜上這些原因，筆者認為，由于國內政治經濟的原因，美國已經至少在國際經濟的政策制定領域進行戰略退縮，這為中國等新興經濟體以和平方式擴大在現行國際經濟秩序中的話語權留下了珍貴的空間。當然，這個過程注定也是不平坦的，美國的政策可能會有反復，而中國有效話語權的擴大在很大程度上也有賴于中國自身政治經濟的健康發展、相關人才的儲備、以及在國際經濟領域的“斗爭藝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