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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論

二十世紀前蘇聯和東歐國家以及中國等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轉型是一場內涵豐富的，深刻的歷史性大變革。這些國家的經濟轉型對現有的經濟學理論提出了重大挑戰，經濟學家們也廣泛運用各類經濟學前沿理論成果對在經濟轉型過程中出現的一系列與已有經濟學理論相違背的現象展開深入的分析。與此同時，這些理論成果也對國家經濟轉型的實踐過程起到了重要的指導作用。熱若爾•羅蘭認為經濟轉型是“一種大規模的制度變遷過程”[1]，也就是經濟體制的轉變，是在經濟運行中起基礎作用的相應制度的新陳代謝的體制轉變過程。洪銀興教授認為我國的經濟轉型涉及到四個方面的內涵：經濟體制的轉型、經濟社會發展階段的轉型、經濟發展方式的轉型、經濟開放度的轉型。[2]第一點提出了經濟體制的轉變，后三點屬于經濟發展的內涵。經濟轉型應該在研究體制轉變的同時重視現實經濟的發展，把二者結合起來，并注重體制轉變對實現經濟長期發展的促進作用。經濟轉型的邏輯起點涉及到對原有的計劃經濟體制的改革和轉型的選擇問題。它不應該是簡單的針對計劃經濟體制內部的改革。只有對制度進行變革，打破原有計劃經濟體制對改革的制約，促使各個領域大規模的政策調整和制度變革，才能稱得上為轉型。而改革僅僅是轉型的準備階段。經濟轉型真正始于經濟體制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變。在經濟轉型的過程中，每個國家都必須根據各自的實際情況和基本國情作出合理的選擇，從而形成不同的市場經濟模式。現代市場經濟雖然顯示了多樣化的模式，本質卻是由市場機制和政府調控相結合的一種混合經濟。正如保羅•薩繆爾森所說：“我們的經濟是私人組織和政府機構都實施經濟控制的‘混合經濟’：私有制度通過市場機制的無形指令發生作用，政府機構的作用則通過調節性的命令和財政刺激得以實現。”[3]因此，經濟轉型的目標選擇是以市場機制為基礎的重視政府干預和調節的混合經濟模式。

二、經濟轉型的路徑依賴

路徑依賴是指在制度變遷中，存在著的報酬遞增和自我強化的機制使制度變遷一旦走上了某一條路徑，其既定方向會在以后的發展中得到自我強化。路徑依賴的自我強化表現在制度變遷在既定的路徑狀況下可能進入良性循環的軌道，也可能沿著原來的錯誤路徑下滑，還可能被鎖定在某種無效率的狀態中。經濟轉型是制度結構整體性的變遷，具有很強的路徑依賴作用。這種路徑依賴包括初始條件的依賴和自我強化機制的依賴。

（一）初始條件的依賴一國的經濟結構、政治體制和意識形態是影響制度變遷從而經濟轉型的重要初始條件。就轉型的經濟條件來說，當前經濟發展水平所處的階段和作為制度變遷起點的原有的制度結構將影響經濟轉型的路徑選擇和經濟發展的方向。因此正確認識經濟發展水平當前所處的階段是實現制度變遷的漸進式經濟轉型的重要依據。因為在短時間內人們不可能改變現存的經濟條件，而必須以這些經濟條件為出發點進行合理的路徑選擇。但是經濟轉型的初始條件并不僅僅是指在轉型起點狀態的最初條件。事實上，在漸進式轉型過程中，制度變遷的每一步演進所帶來的對經濟發展的影響正是不斷地作為制度進一步演進的初始條件。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經濟轉型對初始條件的依賴是一個制度演進的過程，而不僅僅是最初的一點。因此，在研究經濟體制轉變的漸進過程中，要時刻把握經濟水平的動態發展，發揮制度演進的反饋機制。

（二）自我強化機制的依賴路徑依賴的自我強化機制是指經濟轉型中的制度變遷一旦選擇并走上某一路徑，其所選擇的方向將在今后的發展中得以不斷的強化。正如諾斯從制度經濟學的角度所指出的那樣：當人們最初選擇的制度變遷路徑是正確的，那么沿著既定的路徑，經濟和政治制度的變遷可能進入良性循環的軌道，并迅速優化之；反之，則有可能順著最初選擇的錯誤路徑一直走下去，并造成制度被陷入無效率的狀態中。這種無效率的路徑依賴，是導致一些發展中國家政治與經濟長期停滯不前的一個主要原因。[4]因此，路徑依賴的自我強化機制的理論意義，在于經濟轉型的起點上在制度變遷最初的條件狀態下相對理性地選擇合理的轉變路徑，并在既定的路徑下，在轉型的不同階段通過反饋機制不斷加以修正以削弱其中負面的自我強化機制；不斷地打破既得利益的束縛，使新制度要素產生正面的自我強化機制。如果既定的路徑已經被證明是最初選擇的錯誤路徑并顯示為負面的自我強化機制，那么就要試圖擺脫路徑依賴，進行跳躍性的制度變遷。跳躍性的制度變遷并不屬于激進式的經濟轉型方式的范疇。從長期看，跳躍性制度變遷只是制度徹底變革的開始，如果要完成最終的徹底變革，就還是一個漸進的過程。[5]經濟轉型中相對理性的路徑選擇或是對于路徑依賴的擺脫需要提供相應的經濟理論作為依據。換句話說，針對經濟轉型終極目標的路徑最初選擇，實際上是通過對現有的經濟理論的選擇來確定的。

三、經濟轉型中的經濟理論選擇

（一）主要經濟學流派分析經濟轉型的研究涉及到不同的經濟學流派，雖然國內外許多學者對經濟轉型問題給予了關注和探究，但是由于各流派研究的思路和框架不同，對于經濟轉型的研究方法和內容仍舊缺乏統一的觀點和認識。

1.新古典自由主義經濟學派。新古典經濟學長期以來一直占據著現代經濟學的主流地位，而經濟轉型的研究最初就是在新古典經濟學的范式下進行的。新自由主義學派主要以現代貨幣主義、供給學派和理性預期學派等為代表，它們主張經濟上的自由主義，認為所有的經濟問題實際上都是稀缺資源的配置問題，并強調自由市場在資源配置方面的重要作用，希望能夠通過市場機制的自發調節來促使經濟體制的轉型。其政策主張就是所謂的“華盛頓共識”。完全的市場化和自由化以激進的、一步到位的方式來實現，而在全面轉型的過程中,市場機制會及時補上計劃體制退去后留下的空缺。這種思想的體現就是杰弗里•薩克斯所提出的著名的“休克療法”。在該理論指導下的前蘇聯、東歐地區的經濟轉型遇到了極大的困難，相反，采取漸進式轉型方式的中國卻成為世界上發展最快、增長最有活力的經濟之一。理論和實踐的反差使新古典自由主義經濟轉型理論經歷了一系列的批判和反思。因為這些理論在私有權制度下研究經濟運行的規律和資源配置的效率,而對于從公有制向私有制的轉化并沒有深入的認識，所以得出的結論只能是加快私有化和向市場經濟轉型的進程。

2.制度—演進經濟學派。人們越來越清晰地認識到，轉型絕不僅僅是“華盛頓共識”所倡導的大規模私有化、穩定化和自由化。按照Kolodko所言“：是因為‘華盛頓共識’忽略了制度建設在轉型中的重要性，因此必然導致‘制度真空’。”[6]通過強調經濟轉型中的制度因素的作用而引入新制度經濟學和演進經濟學兩個學派的分析范式，促成了所謂的“后華盛頓共識”。新制度經濟學派研究經濟轉型問題的關鍵在于制度的選擇，核心是確定產權的標準，因此必須設計出各種制度以保證可能的最大效率。該學派成功地將產權、交易費用、激勵、經濟行為等因素納入到了轉型國家的制度變遷分析之中，并將轉型分析動態化；不足之處在于認為只有迅速地私有化和嚴格保護私有產權才能順利實現成功地轉型，從而陷入了新古典自由主義經濟學派的研究范式。相比較經濟轉型過程中的制度轉移，演進經濟學派強調制度變遷的內生自我演化過程，認為不同的初始條件和不同的路徑依賴是產生多樣化制度安排的根本原因。青木昌彥以一種制度演進和進化博弈為分析工具，形成了一種內生性博弈均衡的制度演進觀，使對經濟轉型的分析范式回歸到了真實制度演進的歷史和邏輯相統一的過程中去。

3.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派。新凱恩斯主義主張政府對市場運行采取相機干預，其主要觀點是認為市場因其不完全競爭性必須借助于政府的干預才能有效運行。該學派對新古典自由主義經濟學派的轉型觀和“休克療法”給予了嚴厲批評，他們認為價格機制作為解決經濟問題的惟一手段是不全面的，價格的全面放開會造成嚴重的供需失調，引起通貨膨脹，嚴重影響民眾的生活水平并使其改革信心受挫。市場體制的建立和完善也不是一蹴而就的，私有化必須在政府的宏觀經濟政策干預下循序漸進，快速私有化無法解決企業迅速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問題，相反會造成生產停滯、失業增加和矛盾的深化。因此，經濟轉型過程中政府的作用不僅不應削弱，而且還要加強，政權的穩定是推動經濟轉型順利進行的關鍵。正如該學派的代表人物斯蒂格利茨所強調的那樣，市場經濟中信息是不完全的、資本市場是不完全的、競爭也是不完全的。他也強調了政府在轉型中的積極作用。

4.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中國經濟轉型過程中的理論依據是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認為，勞動與勞動者是不可分割的，勞動者擁有和可以支配的財富與經濟效率密切相關。將勞動等同于物加以壓抑的經濟體制雖然有時可以取得短時期的高效率，但是高效率的比例關系失調，從長期看必然產生種種經濟效率低下問題，同時使勞動者受到壓制的制度也一定會在勞動者的反抗中改變，因而不可能長久存在。由此看來，要使財富的創造得到改善，經濟轉型應該在生產力解放的同時使廣大勞動者的財富得到增長。生產力的高度發展是每個人全面而自由發展的條件；而最有利于人的全面而自由發展的經濟轉型戰略，也最有利于生產力的發展。最能促進生產力發展的經濟轉型戰略，是能使一切社會成員盡可能全面地發展、保持和施展自己能力的戰略。[8]中國的漸進式經濟轉型方式正是調動了各個階層的積極性和創造力，并且注意協調不同的利益關系，沒有放任兩極分化。

（二）轉型經濟理論的選擇分析經濟轉型是以市場機制為基礎重視政府干預和調節的混合經濟模式為目標的，在體制轉變的同時重視現實經濟發展的從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的漸進式轉變。因此可以把經濟轉型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各個原先的計劃經濟國家推進自由化、市場化的改革；第二個階段是推進改革以促進經濟穩定增長，這是針對在轉型過程中普遍出現的經濟波動、通貨膨脹或緊縮、失業、腐敗等問題的。各個學派的理論對經濟轉型的認識有著片面的真理性，對經濟轉型的貢獻也就有著局部的合理性和有效性。在經濟轉型的第一階段，需要依靠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為根本指導思想。只有在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的制度分析范式下,才可能將轉型過程中人與人之間表面交易關系之下的利益關系揭示出來，并以此考察轉型的演進過程以及轉型國家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辯證運動的變化過程。因此在推進自由化、市場化改革的過程中要兼顧各個階級的利益，使改革的推進得到最廣泛、最有力的支持。并與此同時廣泛調動各方群眾的積極性和創造力。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要承擔起指導經濟轉型的歷史重任，必須與時俱進不斷吸收現代市場經濟理論的積極思想。尤其是在經濟制度逐漸地部分地實現私有化轉型的過程中，需要在私有權制度下研究經濟運行和資源配置的規律和效率，這就需要引入新古典自由主義經濟學范式的思考。在經濟轉型的第二階段同時也是從重視現實經濟發展的角度來看，需要采取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派的指導思想，加強政府在經濟轉型中的干預作用并加強政權的穩定。即使是漸進式的改革，制度的大規模變遷也會作為一種強大的外部性力量對經濟造成強烈的波動，這種波動造成的空缺單憑剛剛建立的微弱的市場機制是無法彌補的，需要發揮政府在轉型中的積極作用對市場進行強有力的相機干預。此外，對于轉型中出現的作為非經濟因素的腐敗問題，則要求加強政權的穩定，否則政權的變革可能導致經濟轉型中半途而廢的嚴重后果。從經濟轉型體制轉變的角度來看，制度—演進經濟學派為此提供了可供參考的理論。制度變遷的內生自我演化過程要求在體制轉變中重視對轉型初始條件的認識，在制度演進的過程中不斷以新的成功進展為下一步進展的初始條件；并針對已存在的路徑依賴所偏離的轉型方向不斷地進行修正和改進，使制度演進實現歷史和邏輯的相統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