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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王朝建立以后，接受了唐末藩鎮割據、政權旁落導致唐代衰亡的教訓，從軍事上、政治上采取了一系列強化中央集權的措施，社會秩序比較安定，使得生產能以恢復和發展。徽、欽宗事變前，經過一百多年的休養生息，人物繁阜。作為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的東京（開封），金翠耀目，羅綺飄香，一派“柳陌花衢，新聲巧笑；茶坊酒肆，按管調弦，但習歌舞，不識干戈”的昇平景象。南渡以后，以淮水大散關為界，每年向金納貢稱臣，也得到近百年的屈辱偏安。“雖失舊物之半，猶席東南地產之饒，足以裕國”（《宋史•食貨志》）。本系富庶之區的江南，沒有大規模的戰亂，社會經濟也有進一步的發展。農副業生產商品化程度逐步提高。宋代的農副業生產，隨著生產工具、耕作技術的改進，墾田，興修水利，以及良種的選擇和推廣，在南方，又有套間種輪作等實施，農副產品的品種和產量有了明顯的增加；水果、花卉、纻麻、甘蔗、茶葉等經濟作物種植業和蠶桑業的較大發展，為商業、手工業、加工業乃至對外貿易的進一步發展提供了物質基礎，促進了農副業產品商品化程度的提高。

物產中的鹽、茶、酒、香（香料、香藥）、礬五種由官方經營，同樣進入市場。于鹽“、天下鹽利，皆歸縣官”；于茶，則為場置吏，采茶之民統歸“山場”，歲課作茶輸租，其馀全部由官府發賣；于酒，在諸州城內皆置“務”釀造；于礬，設官典領，所產入官市；于香，則因其為利甚豐，以官為市。官賣各項，對私相貿易者禁罰極嚴，尤以茶礬兩項為最。宋代的手工業產品亦多，且多有加工技術精良的名產，諸如太原的銅器，邠州的剪刀，成都的織錦，定州的“緙絲”，溫州、臨安的漆器，汝、哥、定三窯及南宋景德鎮的瓷器等為是。礦冶、紡織、釀造、造紙、印刷、陶瓷、造船等行業，其技術和規模都甚于唐代。僅礦冶業中的信州鉛山的銅鉛開采，募集人數競達十馀萬之眾，晝夜開采。

總之，由于宋代生產力的發展，進入市場可供交換的剩馀產品，品種和數量也隨之增加。除煤炭、蔗糖、宋版書籍等新品種之外，“沉沙棲陸、異域所至，殊形妙狀”之物，竟至“無所不有”。在這種情況下，作為商品主要集散地和消費市場的城鎮也大為改觀。城市面積有了更大的擴展。原來有所謂內外兩城（子城、羅城）限制的蘇、湖、明、臺、嚴、徽等州及紹興等地，突破了子城；原有住（坊）與貿（市）的區分也已名存實亡。鄉鎮間的草市，定期集散的痎（圩），城里的鋪席（攤檔）在繼續發展。汴京等大型都會，為了滿足交換的需要，營業時間上的限制被無形中取消。除日市之外，又有早市，更有無論冬晴雨雪均不間斷的夜市。至于定期的廟集，專業化市場，如藥市、蠶市、燈市、鼓扇百索市、乞巧節等節令性市場，名目多，規模大，稱之為“萬姓交易，無所不有”。成交額往往大得令人驚詫咋舌。據有關史科記述，僅東角樓南通一巷，“每一交易，動即千萬，駭人聞見”。臨安（杭州）更因“山水明秀，民物康阜”，“視京師其過十倍”。自大內和寧內外，“天下所無者，悉集于此”。融和坊北的珠子市頭，其成交則動以萬數。就連端午節用的菖莆之類的低值物品，一早就有萬貫以上的交易額（耐得翁《都城紀勝》）。

為了交換之便，就經營同類貨物的商戶“，不以物之大小，但合充用”，都按傳統地點集中于一處，使市場專業化，由此而出現“行”、“團”、“市”、“作”。如肉行、魚行、酒行；花團、青果團、鲞團；珠子市；腰帶作、篾刀作等。與商貿活動相協調的服務業應運而生。客舍業，解決了商旅人的投宿，使他們在疲憊轉徙中得有安身之所，甚至還有吃喝玩樂的去處。宋代的服務行業分工細，項目多，如養馬，每日有人專供草料；養犬，則供餳糠；養貓，有供魚鰌；養魚，供蟣蝦兒。修磨刀剪、掃街盤垃圾、供人家食用水，乃至荷大斧斫柴間等雜活亦有人為之。貨物中轉、儲存，運輸用具的提供等等，為商旅之人解決許多實際問題。作為商品交換媒體和手段的貨幣，流通量大，形式多樣靈活。為適應交換之需，宋代曾大量鑄造銅鐵兩幣，但尚不敷使用。市場上有憑信用交易的“賒賣”。除此之外，還仿效唐代的“飛錢”，印制“交子錢”，設有“交子務”專門機構，確定兌換值，加強管理。到了南宋，“交子錢”在市場上已廣泛用于流通。

充作貨幣的銀的使用也日益增加。為市場承認的交換形式多種多樣，支付手段極其靈活。這不僅極大地方便于商貿，進一步加快商品的流通速度，提高其價值，而且也是商品經濟發達的結果。總之，由于環境比較安定，兩宋王朝的社會生產力，繼唐代之后，又有新的發展，物產殷實，市場繁榮。商貿活動，包括民間、官辦，國內、疆外眾多方面都表現十分活躍，是我國歷史上一個封建性商品經濟發達的歷史時期。宋代的水產品貿易，可借助于東京汴梁和行都臨安以窺其一斑。通過當時的這兩個經濟政治文化中心的觀測，考察它們與國內市場、地區間聯系，以及它們和邊境外少數民族、域外的往來。就形式而言，宋代國內市場有鋪席為主的集市貿易（俗稱坐商），有通過中間商轉販的估客貿易（俗稱行商），和供皇室衣食的貢賦。域外則有官方經營的官賣和入貢回賜的貢賜。其中，貢品在宋代，不論其源自國內或域外，都屬于特殊形式的商品交換。域外進貢的回賜也是如此。國內市場宋代兩都的城市商貿占有城市經常的重要地位。其中因人口增長帶來的消費品需求的增長又為其主要因素。北宋年間，10萬戶以上的城市已由唐代的10馀個增加到40馀個。而汴京人口，高峰期高達140萬，屬世界上人口最多的都會。南渡之后，政治中心南移，臨安在原有基礎上迅速發展起來。到度宗時，人口也達120馀萬。如此密集的人口就是一個很大的消費市場。商品主要由遠地的估客轉運而來，再在“行”“團“”市”中交換。兩都市場上，“沉沙棲陸”，“目不給視”品種多至“不可殫記”，被詞人周邦彥稱之為“竭五都之瓖富，備九州之貨賄”（《汴都賦》）。行都之處的杭城，也是“萬物所聚，諸行百市”“商貿買賣者十倍于昔”。在東京，經商為業者有兩萬多戶，交易有市，分工有行。由城外各地“集零為整”直接進入消費者，包括飯館酒肆的饌席之中，即所謂“會寰區之異味，悉在庖廚”。繁華之地有相國寺、東華門外等處。靠近宮城的東華門外系禁中買賣之地，“凡飲食、時新花果、魚蝦鱉蟹、鶉兔脯臘，金玉珍玩衣著，無非天下之奇”。宣德樓前街北有梁家珠子鋪，宣德東東角樓潘樓街也有珍珠上市。可食水產品多供作飲食業的消費。如新城龍津橋夜市供應的鱔魚包子，朱雀門的上凍魚頭等五、六十項“雜嚼”（小吃），開業延至三更。城中街坊飲食處處有之。入席下飯酒的五十二種饌肴中，已知可確定為水產品者就有假河魨（江鮰）等13種。一些名著聲顯的大型酒樓飯館除烹制入席檔次不同的水產品餐席之外，還有老少咸宜的隨意小吃，如炒香螺、煎魚等，更有南北饌味之別，以適應不同地域往來商賈旅人、駐京官員之需。冬月無蔬菜之時，宮禁和民間收藏冬菜，蛤蜊、螃蟹等水產品也屬冬藏對象。收藏物當系市貿而來。由于人口稠密集中，水產品的需求量極大。僅活魚一項，每天清早，從新鄭、西水、萬勝三門入城者，就有數千擔之多。價格相當便宜，即使是冬月從“黃河諸運處客魚來”的車魚，“每斤不上一百文”。水產品的商貿在當時，也與生熟肉食、雜貨等同例，專設“魚行”，而且是160行中的一個大貨行。為供有閑階層游樂助興，池魚還進入旅游業的領域。據載，每年三月一日開放的金明池，游人如欲釣魚，可在西水門的池苑所買牌，憑牌釣魚。

所釣之魚，“倍其價買之。臨水砟膾，以薦芳樽”。東京汴梁，文人說是“城中萬屋翚甍起，百貨千商集成蟻”。但其商品市場的繁榮并非以其本身強大的商品業產作為基礎，而主要是仰賴于全國各地的支援，是“集四海之珍奇，皆歸市貿”的結果。四通八達的水陸兩道交通網，加強和促進了它與全國各地，甚至亞非各國的經濟聯系。汴、黃、惠民、廣濟四河溝通南方、陜西各路、陳許蔡壽各州及京東各州；遼境，山東，西北各地，東南，西夏、吐蕃、回鶻分別以長垣至雄州線，澶州至鄆州線，中牟潼關線，陳留宿州線的陸路溝通。暢達的交通，加上官方恤商和鼓勵轉運的政策，有力地推動了國內地區與地區之間，東京與各地區之間商貿活動的開展。江淮和山東沿海的鮐鮆鮿鮑，霍山的珠玉，淮甸的蝦米，吳郡的蛤蜊海鮠，黃河諸遠處的魚等眾多的水產品源源不斷運往東京，供應消費市場，而不再轉運外地。它們連同南方的水果，主要是給那些膾不厭細、食不厭精的寓居于東京，尤其是任職官員中的南方人享用。紹興八年（1138年）正式定為行都的臨安，其繁華景況比之汴梁有過之而無不及。除御街、薦橋街、后市街鬧市之外，尚有許多專業性商行和集市，如象牙玳瑁市、花市、肉市、藥市、米市、南北豬行、金漆桌凳行、麻布行等。都下市肆，名家馳譽。著稱于世者有羊肉李七兒、奶房王家、血肚羹宋小巴之類。水產品饌食中，錢塘門外宋五嫂魚羹也是名品之一（百歲寓翁《楓窗小牘》、吳自牧《夢梁錄》）。有專賣面食魚肉的店鋪，涌金門外還有大小漁莊。起店食店中，以水產品作饌者不下七十種。城內414個專業行中，原來汴梁單一的“魚行”，又分出候潮門外海鮮行、城東蟹行、城北魚行、坎子橋鮮魚行、深水閘鮝團。鮝鋪極多，城內外竟“不下一二百馀家”。珍珠單獨分市，融和市南坊有珠子市，加工珠孔又有散兒行。在衣冠貴族、學士文人、富商巨賈充斥的臨安，風俗日奢，年內各種節日、節氣、祭廟等民俗活動“，賞玩殆無虛日”。處于魚國之地的杭州，地產魚蝦海物，“須鱗殼甲，種類差殊”（陶谷《清異錄》），居家餐桌或盛會宴席上自然離不了水產品饌肴。城內沿街叫賣的流動擔販的擔販中，保持有10馀種淡海水產品乃是司空見慣之事。而在店肆中，據《夢梁錄》所載，當時街市上的“分茶酒店”“面食店”“葷素從食店”“肉鋪”“鮝鋪”中，下廚的630馀種生熟食品，有240馀種系以水產品為主料制作而成。鮝鋪所售，水產品幾占鋪營項目的全部。以水產品為餡或為輔加工成的面食、糕點也有21種之多。城內“大小鋪席，連門皆是”，“諸行百市，自和寧門權子外至觀橋下，無一家不買賣者，行分最多”。而“早間珍玉珍異及花果時新，海鮮野味奇器，天下所無者”，又多集中于“自大內和寧門外，新路南北”（耐得翁《都城紀勝•市井》）。細嫩的杭城人，對水產品特別嗜愛。“稍豐厚者，下飯羹湯，尤不可無，雖貧下之人，亦不可免”。紹興二十一年（1151年）十月，高宗（趙構）駕幸張府，清河郡王張俊進奉筵宴的十套102色食品，有云夢豝兒、鰕臘、旋鮓等；下酒30味，廚勸酒10味和對食10盞中，水產品所占比例極大。有炒沙魚襯湯、鱔血炒鱟、螃蟹釀棖、鮮蝦蹄膾、南炒鱔、洗手蟹、姜醋香螺等26種（吳自牧《夢梁錄》，徐大焯《燼馀錄》甲編、元闕名《饌史》）。宴請外國使臣，水產品也是席上之珍（陸游《老學庵筆記》卷一）。從名目上來看，皆非名貴之物，除宮廷采辦到行市中敲詐勒索外，應當是按正常的交換渠道而得。

臨安的水上交易異常發達。其北以大運河與太湖、華北地區溝通；其東以錢塘江口與浙、閩、粵地區相聯；其西以富春江和新安江與浙西、皖南相往來。內河江船可達嚴、婺、衢、徽等州，海船可至臺、溫、福、泉各州，遠達日本、朝鮮和南洋。魚、蟹、鮝、臘等水產品多從浙東、紹興和明州等地運進。珍珠，多依靠松遼平原（北珠，又稱東珠）以及雷廉二州（南珠）的詔采和貢納，但也有珠寶商人轉販、哉外各民族和異邦使團貢獻、饋贈，海外商船的運進。其中詔采，宋代有史可據者無多。規模較大的是，宋初南漢劉氏王朝據有嶺南時，劉氏于海門鎮募兵置媚川都采珠。所獲甚多，用以飾宮殿、墁溝渠，極欲窮奢。宋太祖平定南漢后，詔采媚川珠池者也無多。紹興年間，此處珠池因交趾侵漁掠珠而罷采。海外商船販運珍珠，多由廣州等口岸進入。慶歷中，仁宗就曾處理過一宗涉及宮廷的廣州故去番商沒官珍珠事件（事見胡仔《溪漁隱叢話》）。貢賦是“下納以上”的特殊租課。珍珠的貢賦可考者有太平興國二年（977年）容州貢珠百斤（《合浦縣志》），七年（982）貢珠五十斤（《文獻通考》），徽宗政和四年（1114年），詔廣南市舶司歲貢真珠（《宗史•徽宗本紀》）。宋室宮中通過各種渠道所得珍珠頗多。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重修擴建庫屋，宮藏之物分為四庫。珠玉香藥另專置一庫。天禧（1017—1012年）末年以水陸兩道上供的珠寶香藥就有27萬多斤（《宗史•食貨》）。出于財政方面的原因，宋室禁中珍珠也曾兩次出庫以充軍用。一次在寶元（1038—1039）中，“現內庫珠，直（值）緡錢三十萬，付三司售之。收其值以助邊費”（《宋史•食貨上》）；另一次在神宗熙寧元年（1068年）十月，出庫珠二千三百四十三萬顆，鬻錢銀付河北買馬（《宋史•神宗本紀》，洪邁《容齋三筆》）。

用于充貢的其他水產品尚有荊裹道的魚臘、夔州的玳瑁紫貝和二浙的海錯。異邦與宋王朝有貿易往來的異邦較多。計有真臘（今柬埔寨）、蒲甘（在今緬甸中部）、高麗（今朝鮮半島）、日本、注輦（在今印度境）、丹眉流（在今泰國南）、天笠（今印度）、層壇在今坦桑尼亞）、拂菻在今土耳其的亞洲部分）、蒲端（在今菲律賓境）、三麻蘭（今索馬里）、大理（在今我國云南境）等20多個國家。主要有大食（阿拉伯）、婆賢（印度尼西亞）、占城（在今越南中南部）、渤泥（今加里曼丹北部）、麻逸（今菲律賓境）、三佛齊（在今爪哇之西、蘇門塔臘東南）。因絲綢之路河西走廊通道為遼所阻，上述諸國來宋的主要通道為水路，從海道進入廣州和泉州。朝廷在繼廣、泉兩州設立市舶司之后，先后又在杭州、明州、密州等多處設此機構，掌理蕃貨、海舶、征榷和貿易。當時出口商品主要為絲綢、漆器、瓷器，進口以香藥和奇珍異物的奢侈品，如犀角、象牙、瑪瑙等為主。進口的水產品有珊瑚、珠琲、鼊皮、瑇瑁、車渠，和香料香藥中的龍涎香、膃肭齊（海狗之腎，一種溫腎壯陽藥物）。進口品種由北宋的七、八十種增至南宋的三百三十馀種。由廣州、交趾、兩浙、泉州等地入關的進口商品，“無得私相貿易”，后來除珠貝、玳瑁、犀象、鑌頭、鼉皮、珊瑚、瑪瑙、乳香、武器、錢幣之外，“官市之馀，聽市于民”（《宋史•食貨•互市舶法》）。某些國家如大食的番客，則直接從浙江、明州將攜帶的珍珠“赴闕進賣”。進口總額有時達到60馀萬。宋疆之外的國內少數民族，西北方向的契丹，水產品貿易往來較少，多為香藥、犀象、茶葉、官準書籍，唯北珠則多由其轉販，進入黎州（沿所在今四川漢源之北）進行市貿。西夏，多以駝馬牛羊、毛毯及中藥材甘草、蜜蠟、柴胡、蓯蓉、紅花等，與宋室交換繒帛、羅綺、香藥、瓷器、姜桂等物。入貢進京時，被允許就地販易。治平（1064—1067年）以后，楚、蜀、南越等地（江蘇淮安、四川崇慶、廣東廣州）也被允許互為市貿。香藥一項，進口量極大，品種亦有300多種。因贏利甚豐，一直為官府經營。其中白暨豚的病態增生物龍涎香，主要產自大食，價值最昂。“廣州市直，每兩不下百千，次等亦五、六十千”（張世南《游宦紀聞》）。象香藥、珍珠一類的高級奢侈品，價高利大，上層人士的崇尚，銷售量多，對商貿有極大的吸引力（珍珠只在宋仁宗時一度“禁中不尚”“珠價大減”）。汴京開設有許多依靠進口提供貨源的珠子鋪、香藥鋪。疆外少數民族聚居古國和疆外異邦使節來宋所攜貢奉品，是一種特殊形式的商品交換。對于這類朝貢，宋廷以“估價酬”的方法，用物品或銀錢給予回賜或贈與。如此一貢一賜的交換形式，次數多、規模大，數額也高。有所謂“八方爭湊，萬國咸通”“四夷朝貢，增無虛歲”的盛況。少數民族政權的使團人數，僅宋遼之間往返就達1600人，遼使來京300次。夏、女真、吐蕃、回鶻、西南夷各地納貢也有230多次。貢奉額最高有120萬貫。宋廷回賜與遼使者之數，每年達70萬貫。亞非各國使團雖較少，但最高之時也有二、三百人，貢奉額高者達8萬馀貫、銀5萬馀兩（徐松《宋會要輯稿》“食貨”“蕃夷”，《宋史》“食貨“”外國傳”）。貢品以香藥、犀象、土特產、珍珠為主。回賜物有金、銀、錢、絲織品、茶、瓷、手工藝品等。受貢之物，有部分通過官營進入市場。

來宋使臣除完成貢奉受賜任務外，來朝時也往往兼帶商品到京販賣，如西夏藥材、日本扇子、外國的奢侈品以及珍珠等為是。使臣返國之日，也有些國家的商人兼帶中國物品運往海外銷售，如茶、薰衣香料、龍腦、朱砂，甚至金銀等。宋廷還采取積極的措施，如除按來使方向就近設立都亭驛、禮賓院等負責接待的專門機構外，出口商稅給予減半征收的優惠，實行“來則不拒，出則不追，邊圉相接……不黷以武”“厚其委積而不計其貢獻，假之榮史載而不責以煩縟”（《宋史•外國傳》）的外交政策，推動和促進宋代對外友好往來和商貿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