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經濟學研究中批判實在對邏輯實證主義的批判一文來源于網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摘　要：經濟思想和經濟學研究方法深受各種科學哲學思潮的影響，現代主流經濟學研究以實證主義的支配為典型特征。在科學哲學領域，批判實在論從本體論、認識論、方法論等視角對實證主義進行了闡釋和批判。比較批判實在和實證主義在這些根本問題上的不同見解，可以為經濟學研究中的分析方法選擇提供有益的啟示。

關鍵詞：實證主義；批判實在；比較分析

經濟理論的產生和發展與科學哲學的進步間存在密切關系，不同流派的科學哲學，對經濟學研究中對象的選擇、方法的使用，會產生不同程度的影響。實證主義科學哲學，在其不斷發展完善中，經由經濟學家推動，逐漸在經濟學研究中占據支配地位。但是，從科學哲學和社會科學研究領域取得的新進展來看，實證主義仍然主導著經濟學研究的進展，而實證主義遭到批判和挑戰，已經有很長的歷史了。這種源自不同科學哲學流派的實證主義批判，并未對主流經濟學研究造成影響，一是因為經濟學忽視科學哲學研究中的新進展，也是因為在經濟學領域的（主流經濟學）帝國主義傾向造成的。20世紀70年代后期開始興起、世紀之交影響領域迅速擴展的批判實在論，對實證主義進行了較全面的評價和批判。對批判實在和實證主義進行比較研究，借鑒科學哲學領域的新進展，是創新經濟學理論和研究方法的重要途徑。

一、實證主義的基本類型及其發展簡史

一般認為，有三種彼此分離，但又存在有機聯系的實證主義哲學流派。第一種是19世紀孔德和馬赫的實證主義；第二種是20世紀20－30年代維也納學派的邏輯實證主義；第三種是在20世紀中期成為英美科學哲學領域占主導地位的邏輯經驗主義。在這三種流派中，邏輯實證主義的觀點最為系統，最具凝聚力。因此，人們更多的時候談論的實證主義指的是邏輯實證主義（Davis　＆Hands，1998：347）。“實證哲學”一詞由孔德所創，隨后演變為實證主義。孔德將人類知識的進展分為神學、形而上學與實證主義三個階段，他的目標是建立以自然科學方法為基礎的社會科學，他認可的自然科學方法是觀察，認為所有科學都能通過方法論達致統一。這種實證主義由穆勒、斯賓塞、涂爾干等進一步發展。他們“認為實證主義的知識，是科學地規劃社會和引導社會的基礎……所用的方法一般是歸納主義的方法”（貝爾特，2002：233）。邏輯實證主義是對維也納學派哲學綱領的恰當描述，因為該學派的成員極力整合“邏輯主義和實證主義”。邏輯實證主義的目標和方法，在主要由Hahn、Neurath和Carnap（1929）撰寫的小冊子《科學的世界觀：維也納學派》中表現的最為充分，這個宣言指出，邏輯實證主義的“主要目的是造就各專門學科和人們能夠獲得的全部知識的統一。他們所采用的方法是邏輯分析，運用這一方法的目的是：（a）在其消極方面，從自然科學、數學以及廣而言之從人類知識中清除形而上學的陳述，（b）在其積極方面，澄清科學的概念和方法，表明一切人類知識是從經驗與料中構造起來的”（D．J．奧康諾，2005：935）。一般認為，數學和邏輯命題是分析性的，它們在所有可能的世界中都是真的，從而代表了一種先驗的，而不是后驗的或經驗的知識。而科學是關于事實和經驗的，它的命題是綜合的，并且只有在某種經驗條件下才是真的。邏輯實證主義認為，除經驗科學的綜合性事實性真理和邏輯與數學的純粹形式分析的真理之外，包括唯心主義哲學、神學和倫理學，都是形而上學，都是無意義的。實證主義的第三種類型，通常被稱作邏輯經驗主義。主導近幾十年來的社會科學研究的，正是這種邏輯經驗主義。它的主要特征如下：（1）邏輯主義：科學理論必須符合演繹邏輯；（2）經驗證實：陳述必須可由經驗證實或證偽，或是定義在分析上為真；（3）理論與觀察分立，觀察可以在理論上是中立客觀的；（4）休謨式的因果律理論：從被觀察的事件之間發現不變的關系”（Smith，1996：14－15）。在第三種類型的實證主義中，影響較大的是Braithwaite、Hempel和Nagel等的邏輯經驗主義，這種邏輯經驗主義是對維也納學派哲學項目的延續和發展。考德威爾認為邏輯經驗主義是某種更為成熟的邏輯實證主義，他認為邏輯經驗主義是邏輯實證主義與實用主義的結合（Caldwell，1994：19－35）。在對先前類型的實證主義做出的發展上，邏輯經驗主義帶來的變化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在對理論和證據之間關系的理解上，從強調歸納方法轉向強調假說—演繹方法；二是重新把解釋視為科學活動的合理目標。在對科學理論和經驗證據之間的關系的理解上，假說—演繹方法，不同于先前維也納學派的歸納方法。這種方法認為，科學理論和經驗證據之間的關系本質上是演繹式的。檢驗一個科學理論的第一步，是從理論和它的初始條件中推論出某種經驗預測；第二步是根據可觀察到的證據檢驗這些預測，如果經驗預測被證明是真實的，理論就得到了確證，如果經驗預測被證明是錯誤的，那么理論就得到了反駁。推動由歸納向假說—演繹轉變的原因有很多，其中最主要的一條，是為了避開在歸納方法中存在的休謨難題。無論人們對假說—演繹方法有什么樣的評價，有一點是明確的，它與邏輯經驗主義的第二個重大貢獻：科學解釋的演繹法則模式密切相關。假定—演繹模式這個正式術語，首先出現在Hempel和Oppenheim的論文中。他們認為，所有真實的科學解釋，都有一個共同的邏輯結構，所有科學解釋都至少包括一個一般規律，再加上對有關初始或邊界條件的闡述，規律和闡述組成了前提，從這個前提出發就可以推論出待做的解釋，即關于所要解釋的事件的闡述，在這個推論過程中，不需要借助任何其它幫助，只需要推理邏輯。這里所說的規律是指“在所有情況下，只要事件A發生，事件B就發生”這種命題。Hempel和Oppenheim進一步指出，解釋和預言都采用了同樣的邏輯推理法則，兩者的唯一區別在于，解釋發生在事件發生之后，而預言發生在事件發生之前。對于解釋來說，是從需要解釋的事件出發，找到至少一條普遍規律和一套初始條件，這些條件在邏輯上包含了對所要解釋的事件的說明。由于這個原因，Hempel和Oppenheim的批評者把他們的模式稱為“解釋的覆蓋率模式”。而對于預言來說，是從一條一般規律和一套初始條件出發，推論出關于一個未知事件的說明，解釋在某種意義上只是“倒過來的預言”。這種認為在解釋的本質和預言的本質之間存在完美的、邏輯對稱的看法又被稱為“對稱論題”，它構成了科學解釋的假定—演繹或覆蓋率模式的核心。在解釋中用到的一般規律，并不是通過對個別例子進行歸納和一般化而得到的，一般規律僅僅是一種假定，如果愿意可以進行猜想，通過把一般規律運用于對特定事件的預言對規律進行檢驗，但是一般規律本身不能被簡化為對事件的觀察結果。盡管存在不同類型的實證主義，但實證主義卻遵循著某些相同觀念。比德辨析了實證主義的主要特征：（1）科學知識，包括邏輯與數學，是知識唯一有效的形式；（2）形而上學的申辯、規范的陳述、論點、價值判斷和意見不是有效的知識；（3）建立在常識經驗基礎之上的經驗數據，是除邏輯與數學外的有效知識的唯一來源；（4）有效知識只能通過自然科學的方法獲得，尤其是物理學、應用邏輯與數學；（5）歸納、原則和科學理論（除邏輯與數學之外）只能通過推理的方法從經驗數據中得到；（6）歸納、原則和科學理論（除邏輯與數學理論外）只能通過經驗數據得到證實；（7）歸納、原則和科學理論應當以數理邏輯的形式加以形式化和表達；（8）規范的觀點、價值判斷、信仰與意見不應當進入經驗數據搜集、理論的形式化或證明的范圍內；（9）獲得有效科學知識的方法對于所有經驗領域都是相同的（Beed，1991：459－494）。

二、實證主義對經濟學研究的影響

經濟思想史學家和經濟學方法論學家認為，在經濟學領域，把實證主義引入經濟學中的三位重要經濟學家是Hutchison、Friedman和Samuelson，盡管他們中，沒有哪一位實際上以精確或系統的方式使用實證主義的哲學語言或文獻。但是，他們都“深受實證主義觀念的影響”（漢茲，2009：52）。Hutchison的工作是試圖將邏輯實證主義的某些核心理念引入經濟學，他反復強調，“經濟學家的言行舉止，應當轉變，要像負責任的經驗科學家那樣”（Hausman，1989：118）。Hutchison強烈主張，經濟學像自然科學一樣，是一門科學，經濟學應當超越政治和意識形態爭論，經濟學命題應當從客觀經驗事實中系統地提煉出來（Hutchison，1996：10）。Friedman在其著名的《實證經濟學方法論》中指出，對于實證經濟學的目的而言，理論假設的真實性無關緊要，在比較不同的經濟理論時，唯一重要的一點是，進行經驗預測時哪一個理論最為成功。Friedman說，“理論被看作是由大量的假設組成的，對于它要‘解釋’的對象，要根據它的預測力來判斷。只有實際的證據才能表明理論是對是錯，或者更恰當地說，暫時‘接受’它為有效，或‘拋棄’它……唯一重要的對假設的有效性的檢驗，是將它的預測與經驗相對照”（Milton，1953：8－9）。Samuelson的實證主義經濟學方法論，通常被稱為操作主義或描述主義。“與一種實證主義科學哲學在知識方面相匹配的發展，……便是Samuelson的操作主義”（Boylan　＆O’Gorman，2006：15）。這種實證主義的核心思想在于，“科學理論僅僅描述經驗證據，而不能超越證據去解釋任何現象更深的、內在的或隱藏的原因”（漢茲，2009：68）。Samuelson認為：“對于我的觀點，即科學由經驗規則的描述構成，尚未被成功地推翻；對我的一貫主張，即科學中所謂的解釋總是可以被看作不同層次上的描述，也是如此———通常一個高層次的描述是由于它成功地適合范圍廣泛的經驗規則”（Samuelson，1947：3）。三位重要經濟學家主張的不同類型的實證主義變種，很大程度上塑造了20世紀主流經濟學的研究特征：第一，經濟學研究中的實證主義者堅持演繹主義。19世紀的實證主義，主要依賴歸納法優越論的邏輯，在20世紀的發展進程中，實證主義逐漸放棄了對歸納主義的效忠，轉而贊同演繹主義。根據演繹主義的觀點，科學活動是從理論中演繹地推斷出經驗假設，然后根據經驗檢驗這些假設而進行的。因此，觀察、感覺再次成為健全的科學實踐的基礎。實證主義者對“觀察語言”和“理論語言”進行了嚴格的區分，并假定觀察陳述是沒有理論預設的。觀察陳述是屬于經驗世界的，因此它們十分可靠。第二，經濟學研究中的實證主義者堅持自然主義，也就是說，他們堅信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方法的統一性。自然主義通常伴有一種觀念，這種觀念認為，一般說來社會領域內的知識比自然科學知識欠發達。因此，經濟學要想成為成熟的學科，它就必須采用在自然科學領域中得到成功運用的方法。第三，經濟學研究中的實證主義者堅持實事與價值的嚴格區分，堅持實證經濟學與規范經濟學的嚴格區分。他們基本上接受了休謨的觀點，即不能從實然中推出應然，反之亦然。在社會科學領域，堅持這種實證和規范嚴格兩分的學者數目眾多，他們認為，盡管在人們選擇研究課題時，價值判斷不可避免地會起作用，但是在完成研究本身的過程中，它們就不再起任何作用。第四，經濟學研究中的實證主義者堅持形式主義。經濟學研究中的公理化、模型化和形式主義傾向與實證主義對經濟學產生的影響密切相關（Boumans　＆Davis，2010：9－30）。實證主義影響經濟學的直接表現，就是要求經濟學研究在盡可能的情況下，最大程度地應用計量方法和數量表達。實證主義提供了現代主流經濟學智力活動的腳手架。20世紀一些重要的經濟學方法論觀點，從Hutchison到Friedman，再到Samuelson的操作主義與Popper的證偽主義，都是受實證主義的激勵產生的，無論這種激勵是正向的還是反向的。當然，經濟學領域還存在其他哲學理念，比如奧地利學派的本質主義，美國制度學派的實用主義，但是這些流派只是經濟學學科中的少數派。現代主流經濟學的哲學潛臺詞，一直都是實證主義的科學和知識理念。

三、批判實在與邏輯實證主義的比較

今天人們稱之為“批判實在”運動的發展的原因之一，源自對實證主義方法的批判，實證主義方法“從20世紀30年代開始支配許多社會科學的分支”（Danermark　＆Ekstrm　etc，2002：4）。同其它各種“思潮”或“主義”一樣，“批判實在”是一個有著廣泛含義的稱謂（Collier，1994，Ⅺ）。通常意義上所說的批判實在，是為理解哲學家Bhaskar對社會科學做出的哲學貢獻，而對他加以分析和應用的兩個術語“超驗實在和批判自然主義的融合”（Harvey，2002：164）。Bhaskar開展自己的研究工作時，正是實證主義、經驗主義或明確或隱含地全面滲透在哲學思想中的時期。因此，他的分析是從對實證主義和經驗主義所堅持的前提開始的。在Bhaskar看來，經驗實在論者（實證論者）的謬誤表現在兩個方面：（1）把存在化約為知識的認識論謬誤（epistemic　fallacy），即把存在或者當成只是知識（由知識所建構），或者認為可用（有關客體的）知識來分析。Bhaskar稱這種謬誤為“實在的去實在化”（derealization　of　reality）；（2）把知識化約為存在的本體論謬誤（ontic　fallacy），即認為知識或者只是絕對存在物（being　simpliciter），或者可以通過客體的存在來分析。Bhaskar稱這種謬誤為“科學的去社會化”（desocialization　of　science）（Bhaskar，2009：23，253）。實證論者的認識論謬誤，認為尋求事件之間的恒常聯系，是在將研究客體存在與本質的本體論，簡化為產生知識的認識論的謬誤。這種謬誤產生了兩個問題：第一，造成傳統科學哲學和本體論之間的緊張。傳統科學哲學認為，科學研究的目的在于找到事物之間的恒定聯系，Bhaskar認為科學研究的目的在于尋找研究客體背后所隱藏的因果機制和力量；第二，科學試驗需要控制其它變量，人為制造出封閉系統，從而找出單一因果機制所產生的力量，事物間的恒常聯系，只在試驗或假設條件下存在。為解決上述問題，Bhaskar提出了超驗實在論。主張任何事物都有三個領域構成：經驗、實際與實在（empirical　actual　and　real　domains），經驗與實際是經驗實在主義研究的客體，實在是超驗實在主義者的思考對象。前兩個領域的研究得到的事物之間的恒定聯系具有可經驗的性質，是科學探索的結果，實在領域，包含產生事件的機制、力量、趨勢等，一般具有不可經驗的特性，是科學研究者探索的真正目標。Bhaskar的相關著作引發了廣泛的興趣，他的思想被一些重要的社會科學家吸收并運用，其中Lawson對批判實在在經濟學領域的發展和應用做出了重要貢獻。時至今日，批判實在已成為一種包含經濟學、社會學、政治學等不同學科領域的“運動”（Palermo，2007：541）。盡管Lawson等人應用批判實在的核心觀點，對主流經濟學做出了激烈的批判，但是主流經濟學家始終不為所動。當前經濟學領域的現實狀況是，在實證主義哲學在其他社會科學領域的影響日趨下降的同時，它仍在當代主流經濟學中牢牢占據支配地位。這種情況，使得經濟思想史學家麥克洛斯基感嘆，“經濟學方法論被局限在一種基于嚴格意義上的實證主義規范式方法論框架內，但這種實證主義既是不必要的，又同諸如經濟學這類學科的主體沒有多大關系”（Boylan　＆O’Gorman，2006：36）。隨著科學哲學研究新進展對經濟學方法論研究的推動，人們對實證主義經濟學研究的質疑日益增加。比如，接受詮釋學傳統的學者認為，盡管實證主義能夠應用于自然科學，但它并不適用于社會科學。溫奇在《社會科學的理念》中表達了上述觀點，他把社會世界看成是充滿意義的，認為人不同于自然的對象，他們能夠把意義賦予周圍的世界，并且依照意義而采取行動。因此，要用不同的方式對待自然和社會領域的規則。再比如，批判理論的支持者也提出了對實證主義的批判，這種批判指出：即使研究者追求的是“客觀性”，但價值與興趣，必然既會影響課題的選擇，也會影響研究過程本身。此外，純客觀研究本身也許是不可取的，這是因為，從積極的視角看，社會研究的目的并不是簡單地描述或說明社會實在；而從消極的視角看，價值無涉事實上往往是為某種特殊的社會價值服務的。對實證主義經濟學的批評，學界提出的意見很多，筆者主要分析批判實在對實證主義的批判：

（一）與實證主義的自然主義相對照的批判自然主義

與實證主義者堅持自然主義不同，批判實在堅持批判自然主義。批判自然主義追求一種“自然主義的可能性”，一方面它批判實證主義所曲解的科學觀，另一方面它批判人文主義傳統下的反科學傾向，再通過挖掘自然世界與社會世界共通的特質，嘗試發展出一種統一的科學觀。Bhaskar將批判實在論者對社會科學持有的立場稱為“批判自然主義”。他指出，“在批判自然主義看來，社會科學可以在與自然科學一樣的意義上是科學的，但同時鑒于其對象的特殊性與差異性，這是一種具有嚴格條件的科學”（Bhaskar，1986：135）。也就是說，盡管兩種科學體系在一些具體的分析方法上有所不同，但二者的基本原理是相同的，“社會科學的對象仍然可以‘科學’地加以研究”（Bhaskar，2013：22－23）。批判實在論認為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之間存在一些根本差異，其中最重要的是社會世界的活動依賴性與觀念依賴性：（1）社會世界（與自然界不同）并不獨立于人類活動之外而存在；（2）社會世界（與自然界不同）并不獨立于行為者（對于自己活動）的觀念認知之外而存在（Carter，2000：67）。

（二）實證主義的經驗實在論與批判實在的超驗實在論

每一種科學哲學背后，都隱藏著一種特定類型的本體論，批判實在把實證主義中隱含的本體論稱為“經驗實在論”。Bhaskar指出，實證主義所秉持的經驗實在論是典型的化約論：將本體論的問題化約為認識論的問題（Bhaskar，1978：16）。這種化約是一種認識論謬誤，也就是說，“將現實理解、界定為以經驗為基礎的觀念”（Danermark　＆Ekstrm　etc，2002：205）。更具體地說，實證主義堅持的是一種扁平本體論，社會世界與自然世界完全被等同于人類有關它們的經驗知識。然而，這種扁平本體論存在嚴重的缺陷，因為“如果‘一切存在的事物’都是開放的，如果現實是透明的，那么就不需要科學了，所有的科學都只不過是資料的搜集罷了”（Danermark　＆Ekstrm　etc，2002：20）。與經驗實在論相對照，批判實在提出了超驗實在論，認為，“世界不僅是由事件和我們對于它們的經驗或印象構成的，而且是由結構和機制、力量和趨勢等構成的，后者雖然也許無法被直接觀察到，但它們構成了我們經驗中的實在事件的基礎，統治著或者創造出現實中的事件（Lawson，2004：262）。批判實在的這種本體論也被稱為“深層本體論”或“分層實在”中，這種本體論認為，存在三種不同的實在或層面：經驗的（經驗和印象）、現實的（事件以及事件的狀態）、深層的（結構、機制、力量和趨勢）。批判實在論者認為，這些不同的領域不必然是同時發生的，事實上，它們相互之間經常不是同時發生的。比如，在批判實在論者看來，現實的和深層的層面的共時化意味著：基本機制在現象的層面上以直接的方式顯現出來。如果科學規律只是像實證主義者認為的那樣，是事件之間的恒常聯系，那么現實的層面和深層的層面就是共時的。于是，規律就會在現象層面上清楚地表現出來。但是，批判實在論者認為不同層面的共時性是十分罕見的。根據上述超驗實在的本體論思想，批判實在認為，科學不是像實證主義所規定的那樣，局限于或依賴于找到事件之間的恒常聯系。實際上，它首先應當關注的并不是事件，而是注重去辨明和解釋那些左右著或促發了經驗現象的結構和機制、力量與趨勢。（三）休謨式因果關系概念和批判實在的機制研究批判實在經濟學研究的代表人物Lawson指出，“歷史地看，對科學概念的尋求和對問題的解釋，事實上產生于某種版本的實證主義，它根植于休謨對因果關系的分析中，或者說至少來源于休謨的討論……實證主義這一稱謂，首先是關于知識、知識的性質和局限的理論。特別地，它表明人類知識是以感覺經驗或以印象的形式表現出來的”（Lawson，2004：261）。實證主義者通常贊同休謨式的因果關系概念。在這種因果關系概念中，事件之間的規則性聯結對因果性質而言，既是必要的也是充分的。也就是說，如果人們恒常地發現事件X由Y相隨，那么就可以認為X是Y的原因。比如，在對經濟增長與民主政體之間關系的理解上，許多經濟學家會認為，經濟增長與民主政治之間存在直接的正向關系，并且可以找到大量的數據支持這種觀點。但是，這種分析受到了越來越多的理論質疑與經驗挑戰。因為，拋開休謨的因果關系概念，從社會機制（暗含了因果關系）的視角看來，經濟增長和民主政體之間呈正向關系的涵蓋律，并不能真正解釋經濟增長影響政治制度的機制。已有的研究，至少提出了四種重要的社會機制：（1）經濟增長通過灌輸自由主義政治文化促進民主政治；（2）經濟增長通過一個龐大的中產階級的形成促進民主政治；（3）經濟增長通過培養公民社會或中間組織促進民主政治；（4）經濟增長通過改變國家—社會關系促進民主政治（王紹光，2008：82－83）。以休謨式因果律（事件／事態的恒常聯結）為基礎，完全是經驗層面的操作，無法深入到批判實在強調的深層層面（結構、機制與趨勢）。也就是說，涵蓋律模式，只是描述了類似律則的關系，但實際上并沒有挖掘出造成事件發生的生成機制，也就是說，沒有做出任何因果解釋（Sayer，1992：171－172）。批判實在論者批評休謨式因果關系概念的重點在于，要說明某種現象就必須說明它是如何發生的，而規則性聯結無法做到這一點。此外，在開放系統中，許多抵消機制可能也在發揮作用，因此，事件之間的規則性聯結的因果關系概念，既是不必要的，也是不充分的。在批判實在看來，要在經驗層面上說明現象的原因，只有訴諸深層的生成機制或因果力量，才能得以完成。（四）區別于歸納和演繹的溯因推理或外展推理歸納推理和演繹推理在當前的經濟學研究中占據著主導地位，批判實在提倡溯因推理或外展推理。用塞耶的話說，溯因推理或外展推理就是通過“假定有（或辨識出）有能力產生某些事件的機制，藉以解釋事件”的推論方式（Sayer，1992：107）。只關注實證主義或休謨式的關于事件聯系的歸納和概括，最多不過是引發了關于歸納法與演繹法相對優劣的爭論。對于批判實在而言，基本的推理方式，既不是歸納法也不是演繹法，而是一種可叫做溯因推理（Retroduction）或外展推理（Abduction）的推理方式。這種推理方式可以通過一個例子理解，比如，如果演繹是從“所有烏鴉都是黑色的”這個一般判斷，推進到人們看到的下一只烏鴉是黑色的這種特殊結論，而歸納是從無數的黑烏鴉這樣特殊的觀察，推進到“所有烏鴉都是黑色的”這個一般判斷。那么，溯因推理或外展推理，則是從對無數黑烏鴉的觀察，推進到關于內在于烏鴉，并使之成為黑色的一個機制的理論。從范式上看，這種推理是從“表面現象”到某些“更深層的”有因果聯系的事物的一種運動。批判實在之所以堅持這種推理方式，其根本原因在于它所堅持的深層本體論和社會系統的開放性質。在開放系統中，不同的結構之間會相互影響并產生新的機制，同時會有許多外在的偶然條件，使得同樣的因果機制造成不同的結果，比如激烈競爭的自由市場，可能會使廠商運作的更有效率且樂于不斷進行創新，但也可能導致廠商倒閉。另外，不同的因果機制可能產生相同的結果。所以批判實在論認為，在開放系統中，科學家的目的不是建立一個一般化的法則，而是要了解研究客體的結構、因果機制，以及這些因果機制在什么樣的情況下會被啟動或被改變，進而造成事件的當前狀態。根據上述分析，可以大致對實證主義與批判實在進行較全面的對比（見表1）。

四、結語

在經濟學研究中，實證主義對經濟學的滲透已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根據批判實在的分析，實證主義研究取向對經濟學研究造成的不良影響是十分巨大的。比如，形式主義演繹模型的構建，使得經濟學研究遠離了現實經濟問題；為了構筑實證模型，人為地建立的封閉系統，把找到事件之間的恒常聯結作為研究的重點，從而忽視了大量潛在地發揮作用的機制和力量，使得對經濟問題的研究流于膚淺等等。通過對批判實在和實證主義的比較分析，我們認為，經濟學研究，應當充分吸收科學哲學領域對實證主義提出的各種批判，全面反思實證主義對經濟學研究造成的積極和消極影響，進一步推動經濟學研究方法的創新：第一，堅持對研究對象的本質進行考察，并找到與研究對象的本質相契合的分析方法。這可以通過一個例子來理解，用一個大棒可以很好地打掉坐墊上的灰塵，但是卻不能用它來清除玻璃上的灰塵。實證主義在推動經濟學的發展和進步上，發揮過巨大的作用，但是把它推廣到所有社會科學研究領域的“經濟學帝國主義”傾向，則會產生很大的弊端。因此，應提倡不同方法之間的溝通和跨學科的研究，而不是頑固地堅持實證主義的演繹—法則式模型構筑方法。比如在分析個體和社會結構的關系時，不能只把原子般的代表性個體作為分析的出發點，而應當在個體和結構的辯證關系中考察經濟關系的形成、發展和變化。以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為例，實證主義者指責階級分析缺乏微觀基礎，因為它缺乏對個人動機、信念和行動的分析，而只是把個體的行動訴諸階級利益。這是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階級分析方法的誤讀，這種誤讀忽視了馬克思對階級形成的歷史過程的分析，在馬克思那里，個體明顯受到歷史地形成的資本主義經濟關系的影響，但是個體仍然具有改變（更多的是通過革命推翻）資本主義的能力，而這種能力當然是個體行動能力和集體力量匯聚的綜合結果。第二，應當關注對造成某種現象的各種機制以及它們之間相互關系的分析，關注事物發展變化的趨勢，而不是像實證主義那樣，只關注事件之間的規則聯系，并把這種規則聯系視為是規律般的東西。比如，以計量經濟學為例，盡管計量經濟學研究文獻數目巨大，但是計量經濟學家通常對他們的研究成果的政策含義保持沉默。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很簡單，因為在經濟學領域內不可能觀測到明顯不變的實證規則。計量經濟學盡管取得了很大的進步，但還沒有導致人們像自然科學一樣在經濟學里找到精確而普遍的規律。在本質上，計量經濟學事實上還受困于這樣的事實：新的發現往往導致人們曾經承認的變量之間的規則性聯系不復存在。第三，要把規律作為一種趨勢，通過對各種機制的綜合分析，判斷事物的發展變化。比如在馬克思的利潤率下降趨勢分析中，應綜合考察導致利潤下降的因素或機制與起反作用的趨勢或機制間的辯證關系，而不是因為發現利潤率在某個階段上升，就否定利潤率下降趨勢的理論。同樣，也不能像置鹽定理那樣，認為作為個體的資本家的利潤最大化選擇，必然決定了利潤率不可能下降，因為個體理性可能造成集體非理性的結果；同樣，僅抓住資本有機構成提高的因素，不考慮地理———歷史因素造成的影響，主張利潤率一直呈現下降的趨勢也不可取，這正是一些馬克思主義者招致批判的根本原因之一。

作者:常慶欣 單位:中國人民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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