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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新興市場國家群體

從一般意義上講，新興國家的出現，并不是什么新現象。自從人類社會進入資本主義，特別是在英國率先發生產業革命后的150年期間，先是法、德、美相繼崛起，繼而日俄等國又趕了上來。這些國家，在當時，對老牌大國英國來說，都是新興國家。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廣大發展中國家在探索發展道路、致力于改變落后貧困面貌的艱難過程中，前進步伐的快慢大不相同。其中東亞的韓國、新加坡和中國的臺灣和香港地區，從上世紀60年代初開始起飛。經濟高速增長。僅僅用了大約20年，到80年代，就基本上完成工業化，被稱為新興工業經濟體。曾引起世人的稱道和其他發展中國家的欽羨。

當今我們說的新興市場國家，是繼歷史上曾出現過的新興國家之后的又一批新興國家。它們是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后興起的。這些新興市場國家與過去歷次相比，大不相同。

首先，這些國家數目眾多，不像過去那樣一定時期只有一兩個或少數幾個，而是成為一個群體。它們究竟有多少，其說不一。早在1993年9月，美國前總統克林頓推出“國家出口戰略”時曾提到美國將以經濟增長最快、市場潛力最大的10個“新興市場”為主要貿易對象，它們是：墨西哥、阿根廷、巴西、南非、波蘭、土耳其、中國、印度、印尼、韓國。進如21世紀后，西方媒體和經濟學家論及新興市場時，所提到的國家就更多了。如英國《經濟學家》周刊(2006年)載文說，近幾年快速增長的新興市場有32個。美國《紐約時報》(2007年)載文稱，目前新興市場有26個。美國《國際先驅論壇報》(2007年6月)發表世界銀行前行長詹姆斯.沃爾芬森的文章說，新興經濟體“包括大約30個中等收入或貪困國家”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他們的這些估計，已不是像當年克林頓那樣，從美國與之發展對外貿易關系的角度，而是從世界力量對比、世界格局的變化和全球治理的角度提出的。

其次，不論新興經濟體數目有多少，人們都特別重視其中的幾個大國，即中國、印度、巴西、俄羅斯、墨西哥及南非等。早在2001年，美國高盛公司的經濟學家們就把四個最大的新興國家巴西、俄羅斯、印度和中國專門提出，把它們一并冠以BRICs(被譯成“金磚四國”)的稱號。這些國家人口眾多，經濟規模和市場潛力大。它們的快速增長，對世界經濟影響之巨是不言而喻的。

再次，這些新興國家廣泛分布在亞洲、非洲、拉美各大洲以及東歐、中亞、中東等各地區，且都是各地區的主要國家和各自地區經濟組織的核心成員，這與過去的新興國家只限于某一地區(西歐、北美或東亞)也不相同。它們與其他成員經濟關系密切，對各地區經濟的發展，起著重大的推動作用。

最后，新興國家之間的經濟貿易合作關系在迅速加強。這是因為，它們之間有著較強的互補性。美國高盛公司早已提出，BRICs四國之間互補性強，關系密切。它們有可能互相促進，共同發展。美國《國際先驅論壇報》(2006年8月)載文，援引“某經濟界人士”話說：“這四國都保持著高經濟增長率，而且它們之間己形成良性循環。”他解釋說：中國和印度對原材料和能源的需求，給俄羅斯和巴西注入了資金，其中俄羅斯是石油生產大國，而巴西的自然資源十分豐富。這里且不說這些大國與其他新興國家之間經濟互補關系和相互促進作用的增強。

由于新興市場國家具有上述種種特點，雖然它們的社會制度、經濟水平、意識形態等各不相同，但它們在全球國家分類中，被視為單獨一類國家。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發表的《世界經濟展望》，過去把全世界國家分為三大類：先進經濟體、發展中國家和轉軌國家。從2004年開始，將全世界國家重分為兩大類：先進經濟體(包括亞洲新興工業經濟體)，其他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

新興市場國家快速發展的原因

近20年來，新興市場國家的經濟在快速增長。如1988—1997和1998—2007這兩個十年期間，世界實際GDP年的增長率分別為3.4%和4.1%，而包括新興市場國家在內的發展中國家分別為4.1%和5.9%，均明顯高于世界平均水平。這主要是由于新興市場國家的快速增長。例如，在這20年內，中國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率為10%，印度約為6%。新興國家的增長速度，與發達國家相比，更要高得多。在上述兩個十年間，后者年均增長率分別只有2.9%和2.6%。即使增長率較低的拉美新興國家的增長率也高于這個水平。美國《紐約時報》(2006年)發表文章談到近幾年世界經濟的發展時說：“在老的發達國家，這是一個經濟穩步增長但增幅不大的時代。在新興世界，新興經濟體目前的經濟增長是最快的。”

如此之多的新興市場國家，特別是其中的大國，以如此之高的增長率快速增長，這在近現代世界經濟史上是絕無僅有的現象。什么原因使這些國家的經濟快速或高速增長呢？

首先，這些發展中國家，在其開始走上快速增長的軌道之前，都已走過了一段不算太短的發展路程。即使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它們獲得獨立時算起，到20世紀八九十年代，也有三四十年。拉丁美洲的巴西等國，更早在19世紀初就已獲得政治獨立。至于俄羅斯，其前身的蘇聯，經濟有了更高度的發展。總之，這些國家，在其經濟快速增長之前，工農業生產、基礎設施、科技教育事業等各方面都有了一定發展，為其快速發展打下了一定基礎。

其次，這些國家在其不算短的發展過程中，都在尋找最適當的發展道路和發展戰略上，進行了艱難的探索，其間，有得有失。不少國家都遭受這樣或那樣的重大挫折，如中國長達十年的浩劫，拉丁美洲國家長達十年之久的債務危機，俄羅斯更是十年之久的轉軌期的沉淪。這些國家都從它們本身和世界其他國家的發展中獲得了了寶貴的經驗，更吸取了深刻的教訓。這些經驗和教訓，是多方面的。集中到一點，就是必須根據本國的國情和順應世界的潮流，以適當的步驟，實行改革開放，解放和發展生產力，逐步走出有本國特色的發展道路和構建有本國特色的經濟模式。這樣做了的國家，就走上了快速發展的振興之路。

最后，有利的世界歷史條件。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冷戰結束，以美蘇為首的兩大軍事政治集團對立斗爭的局面成為歷史，兩個互相平行、互相隔絕的市場開始結合成統一的大市場，世界真正邁進全球化深入發展的新時期。商品、資本、服務、人員及科技信息在全球范圍的流動規模逐步擴大，各國間經濟的依存關系不斷加強。互聯網在全球的日益普及為世界各國間更加緊密的交往提供了空前有利的手段，跨國公司的新一輪發展達到鼎盛時期。這一切對任何國家來說，都是巨大的挑戰，同時也提供了有利的機遇。對發展中國家和轉軌國家來說，更是如此。那些擁有相當資源優勢和市場潛力、具備一定的物質基礎、實行適當的改革開放政策的國家有更大的可能，抓住這個歷史新時期的機遇，大力發展對外貿易，吸引外資，學習和借鑒外國先進的科學技術、管理經驗和一切有益的東西，趁勢而上，集中力量發展生產，不斷提高積累率和投資率，提高生產率和國際競爭力，成為新興市場國家。

簡而言之，經濟全球化的不斷深入是新興國家快速發展的重要外部條件，而改革的不斷深入和對外開放的不斷擴大，則是其快速發展的根本動力之源。

快速發展的內涵

新興市場國家的快速發展，只是一種現象，其內涵是什么，是我們應予探究的。這個內涵，簡而言之，就是工業化和現代化。

人類社會從農業經濟轉向工業經濟，是生產力進步推動下的自然過程。農業經濟是停滯的或發展十分緩慢的，只有實行工業化，轉向工業經濟，才會出現快速增長。現在的發達國家在歷史上都曾有過躍進式發展。這就是它們實行工業化的時期。當時勞動力大量從農村轉向城市，從農業轉向工業，工業生產迅猛增長。發展中國家獨立之初，也都是落后的農業國，它們也面臨著實現工業化的歷史任務。韓國等亞洲“四小龍”就先走了這一步。今天更多的新興市場國家也正在走這一步。

但是，不同歷史時期，工業化的內容和完成工業化的標準也不相同，這些都是隨著時代的變遷而變化的。當初英國實行工業化時，主要是發展輕工業和紡織工業。過去有人認為，當一個國家的工業產值超過農業，或工業勞動力數量超過農業，這個國家就算是完成工業化了。如按這個標準，英國早在19世紀上半期，就完成工業化了；后來美、德等國進行工業化時，它們首先發展的也是輕工紡織業，但當時已是第二次科技革命興起之時，它們以更大力量發展重化工業，以及當時作為新興產業的電機、石油和更先進的機器制造業。美、德在19世紀末完成工業化時，不僅工業產值超過了農業，而且這些新興部門已獲得長足發展，成為整個經濟的主導產業。

再看韓國等亞洲“四小龍”工業化起步并加快進行時，正值戰后新科技革命高潮涌起之時，它們起初也曾發展紡織工業等勞動密集型工業，但時間不長，很快就轉向重化工業和新興產業，如汽車、家用電器、集成電路、電子計算機、儀器儀表及飛機引擎等。當它們于20世紀80年代完成工業革命時，不僅工業生產和就業人數早已大大超過農業，而且工業中重化工業和新興產業更大大增長，成為這些新興工業經濟體的主導產業。與此同時，它們的出口商品結構也發生了相應的變化，不僅出口一般的制成品，而且，其中新技術產品所占的比重也愈益提高。

目前的新興市場國家的快速發展，基本內涵仍然是推進工業化。但此時與“四小龍”崛起的歷史時期又大不相同。自80年代中期以來，以信息技術為中心的高科技革命掀起高潮，以電腦和互聯網為代表的現代信息技術、航空航天、生物工程、新材料等高新技術產業迅猛發展，在發達國家中，這些高新技術產業取代了傳統產業，在經濟中占有主導地位，經濟從工業經濟轉變成知識經濟，社會從工業社會進入信息社會。在這一新時期，新興國家的工業化，更不能沿著老工業國走過的老路，亦步亦趨地前進，而必須在發展輕工業、重工業和基礎產業的同時，大力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在實行工業化的同時實行信息化。信息經濟的另一重要特點，是在其產業結構中，服務業有更大發展。目前發達國家的服務業，已占國內生產總值的70%以上，而且，這些服務業也不再是傳統的商業、運輸業等服務業，而是采用信息技術的、高效的、多樣化的服務業。新興市場國同樣也必須在發展現代工業的同時，大力發展現代服務業。

總之，今天新興市場國家的工業化，是工業化和信息化同時并舉，互相促進的發展過程。這種工業化與傳統的工業化不同，它是一種跨越式工業化。其實，過去經歷過的工業化，也都有某種跨越性特點。正是由于具有這種特點，后來的工業化水平才更高，發展勢頭也更強勁，速度也更快。目前的新興市場國家的工業化，與過去不同的是其跨越度更大。進行這種新型工業化，一方面，其難度會更大，絕不可能一蹴而就；另一方面，根據過去的經驗看，這些國家走這種新型工業化道路，不僅是可能的，而且速度會更快，道路會越走越寬廣。至于這種新型工業化的進度應以怎樣的指標來衡量，怎樣才算完成，何時才能完成，這是需要多方研究的一個新興課題。目前多數人關注的更多的是新型國家的GDP總量何時才能趕上或超過發達國家。這與新興市場國家的工業化的特點和進程，雖有聯系，但它們是兩個不同的問題。

持續發展問題

2001年，美國高盛公司的經濟學家提出四大新興國家(BRICs)時曾提到，如果這四國經濟發展順利，那么，在2025年之前，其CDP將超過六個主要發達國家(即G-7除去加拿大)的1/2。40年內，則將超過這六大國。該公司的經濟學家曾預測，到2040年中國將成為按市場匯率計算的世界第一大經濟體。到那時，世界排名前十位的經濟體中，將有五個是新興經濟體，即“金磚四國”加上。墨西哥。如果按美元計算，這些國家的經濟總量將大于G-7(英國《經濟專家》周刊，2006年9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測，今后五年，新興經濟體的年均增長率為6.8%，而發達經濟體將增長2.7%，照此下去，在20年時間里，新興經濟體(按購買力平價計算)將占全球產業的2/3。這些預測都設有前提條件：“如果這四國發展順利”，“如果中國政府繼續支持增長的政策”，“如果照此下去”等等。

在談到當前新興經濟體的快速增長時，有些評論都提到當前正值世界經濟的新一個增長周期，而沒有對它們更長遠前景的展望。

那么，新興市場國家究竟能不能在一個較長時間內保持快速增長的勢頭，直到基本完成工業化，或在經濟總量上趕上發達國家呢？它們目前的快速增長是周期性的高增長，還是超越生產周期的一種長期趨勢呢？

應該承認，2003年以來，資本主義國家渡過又一次衰退后，進入了新的增長周期。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經濟增長率提高。就連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長期處于低迷狀態的歐元區國家和日本的經濟也有了起色。根據歷史經驗，這一增長周期仍將持續幾年。這種形勢對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有利。新興國家增長率的提高，與此不無關系。

這些年來，影響世界經濟增長的，還有其他一些因素，其中很重要的一個因素就是世界石油價格的大幅度上漲。這對進口石油的國家不利，但對石油出口國家，如俄羅斯以及海灣地區、非洲、拉丁美洲的石油出口國來說，則是十分有利的。

但是，對于新興國家的發展來說，無論是周期波動，或是諸如石油價格變動之類的個別因素，盡管會產生一定影響，但不能從根本上改變其快速發展的長期趨勢，更不會中斷這種趨勢。這是由于，從歷史經驗上得知，當一個國家已走上快速發展的工業化軌道，它都會持續進行下去，以至最后基本完成工業化。以產業革命為起點的英國、南北戰爭后的美國、明治維新后的日本，以及20世紀60年代實行出口戰略的韓國等，都經歷過超越經濟周期的較長快速增長期。這并不是說在這些國家經濟周期已經不存在，而是其周期波動不會從根本上影響其工業化快速進行的腳步。現在的新興市場國家也將是這樣。對此，西方經濟學家和評論家也有所論及，如英國《經濟學家》周刊(2006年9月)載文，把當今新興經濟體加速增長帶動世界人均GDP大幅提高的狀況與1950—1973年的“黃金時代”和1870—1913年的工業革命時期相比，認為21世紀頭十年世界平均收入的增長可能是有史以來最快的。文章說：“只要新興經濟體邁向自由開放的市場，保持健全的財政和貨幣政策以及發展更好的教育體系，它們的長期前景被看好。”美國耶魯大學數理學院教授杰弗里.加騰撰文說：“新興市場已從全球的邊緣走向中心，成為國際生產、貿易和金融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今后發達國家免不了要發生經濟衰退，這也會對新興經濟體帶來不利影響。但是，新興市場國家不大可能單獨爆發大范圍的危機。”(美國《新聞周刊》2007年1月)。

如前所述，新興市場的快速發展和充滿活力，是由它們進行改革開放推進和激發的。但改革開放不可能一蹴而就。隨著經濟的發展，不斷會有新問題和新困難出現。必須進一步深入進行改革，采取應對措施，加以解決。如目前新興市場國家普遍存在著社會分配不公，不同階層、不同社會群體之間收入差距擴大，社會保障體系不完善，貧困人口大量存在，城鄉差別和地區差別擴大，教育和醫療落后，官僚主義和貪腐現象相當普遍，環境惡化，資源浪費嚴重，等等。這些問題如任其發展下去，勢必會導致各方面矛盾的激化，妨礙經濟穩定、快速、健康和持續的發展。但這些問題在新興市場國家已引起重視，相信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和改革的深入，有可能逐步減輕和解決。

理論上的簡要說明

為了對當前新興國家的快速發展有深入的理解，應以馬克思主義原理為指導，進行一些理論上的說明。

馬克思關于社會資本再生產的理論告訴我們，如果在生產過程中所得產品的價值，除用來支付工資和補償生產中消耗掉的固定資產之外，沒有更多地投入下輪生產，那么其規模就不會擴大，這是簡單再生產。反之，如果能有更多剩余價值積累起來，并轉化為資本投入下一輪生產，生產規模就會擴大，這就是擴大再生產。只有不斷進行的擴大再生產，社會生產才能加速增長，而為此，資本積累規模必須不斷擴大。積累規模的擴大，又源于生產率的提高。這就要求采用新技術，改進生產管理，加強勞動強度。在資本主義工業化加速進行之時，也正是其資本積累加速擴大之日。眾所周知，在這之前，資本主義國家已經過長期的資本原始積累，在資本主義工業化當時，仍繼續從加緊占領和掠奪殖民地中獲得更多的資本積累源泉。今天的新興市場國家的加速發展，也必定是不斷進行的擴大再生產。但這些國家并沒有實行過資本原始積累，更沒有占領和掠奪過殖民地，相反，它們是資本主義原始積累和帝國主義殖民政策的受害者。獨立時，這些國家都是貧困落后的農業國。然而，它們通過外國資本國有化和掌握了一定資本，它們開始快速發展之前，也從本國工農業生產和開展對外貿易中進行了一定資本積累，它們又通過發展對外經濟合作關系，舉借外債，吸引外資，獲得了一些資本。它們開始快速發展后，其內部資本積累規模和外部來源更不斷擴大。

馬克思主義另一條基本原理，是社會生產的發展要求生產關系與生產力發展相適應。否則，社會生產就會受到阻礙和發生危機。資本主義國家工業化時期正是生產力空前迅速進步，出現科技革命的時期。當時這些國家為適應這種形勢也都曾在保持資本主義基本制度不變的范圍內進行了生產關系、經濟體制和社會結構的一定調整。現在的新興市場國家實行的改革和對外開放，更是經濟體制和生產關系(包括國內生產關系和國際經濟關系)的一定變革，通過這種變革破除阻礙生產力發展的舊體制、舊生產方式和舊觀念，為生產力大發展開闊廣闊的天地。

關于新興國家的快速發展，西方經濟學中也有一些理論觀點也可資參考。例如美國經濟史學家W.W.羅斯托把社會經濟發展過程分為若干成長階段：傳統社會階段、為“起飛”創造前提條件階段、起飛階段、向成熟推進階段、高額群眾消費階段等。羅斯托的理論史觀是立足于人的心理因素的分析，認為人類的動機是經濟成長的基礎，這完全是主觀唯心主義的。他對馬克思主義大肆攻擊。但他從經濟歷史發展經驗的概括中提出的“起飛”概念，卻已為人們普遍采用。如果依他所說對經濟成長階段的劃分，當可認定新興市場國家已走過了為“起飛”創造前提階段，正處于起飛階段或甚至正向成熟階段邁進。依他所說，“起飛階段”是克服了妨礙經濟不斷成長的舊的障礙和阻力的時期，這一階段，有效投資可能大致從占國民投入的5%增加到10%或以上，新工業迅速發展，新的企業家階級日益擴大，工農業都推廣了新技術。而“向成熟推進階段”，則是雖有波動，但仍在持續前進的很長時期。現代技術已可推廣到其經濟活動的全部領域，國民收入約有10%—20%經常用于投資。經濟結構不斷變化，對外貿易日趨活躍，由于采用了較精深和較復雜的技術和生產方法，它已能生產它要生產的任何東西。當時發展中國家正在全力促進經濟發展，他認為有些國家都在先后“起飛”，他并沒有料到以后許多國家會遭遇到種種挫折。

此外，還可以提到康德托耶夫的經濟長波理論。這一理論說明，經濟運行中，存在著50年左右的長周期，每一周期由大約25年的上升期和同樣長的下降期組成。這一理論于上世紀20年代提出后，直至今日，仍爭論不休。即使贊同者中，對如何產生長波的原因，也其說不一。著名經濟學家熊彼特認為，科技發明和創新是長周期背后的動力。每一次長波的上升時期，重大科技發明和創新大量涌現，并得到應用，世界市場迅速擴大。這時，通常總會有一些后進國家趁勢而起，加入這一上升的浪潮，甚至以更快的速度前進，以致成為世界經濟的新的推動力。按照這一理論，目前應是自18世紀末以來世界經濟第五個長周期的開始時期。而目前的新興市場國家的出現，正是這一次經濟長波上升期的最重要的表征。早在上世紀80年代，韓國等東亞“四小龍”基本完成工業化時，韓國經濟學家金永鎬曾發表文章(日本《經濟評論》雜志，1987年)，把經濟長波與工業化聯系起來，認為自從18世紀末以來到20世紀80年代，世界經濟經歷了四次長波，也相應地經過了“四代”工業化。首先是第一次長波(1790年到1844—1851年)期間，英國完成的第一代工業化；其后是第二個長波期間(1844--1851年至1890—1896年)，由法、德、美等國完成的第二代工業化；繼之是第三次長波(1890—1896年至1948年)期間，由意大利、日本、俄國等進行的第三代工業化；其后是在20世紀下半期第四次長波期間，由亞洲新興工業國家完成的第四代工業化。他具體對比了歷次長波的時代特點和相應各次工業化的特征。照此推演下來，當前的工業化就應是第五個長波期間由新興國家進行的第五代工業化。如前所述，這次工業化浪潮規模之宏偉，參與國家之眾多，對世界的影響之深遠，都是過去歷次工業化所不能比擬的。

新興市場國家在當代全球經濟發展中的作用

新興市場國家經濟的快速增長，已經過長短不等的一段路程，時至今日，它們在經濟水平、國際分工體系和國際經濟關系等各方面，大體上是處于發達國家和其他廣大發展中國家之間的位置。在這一位置上，它們與發達國家或與其他發展中國家的經濟互補性都愈益增強，從而與這些不同類別國家的相互經濟關系都在迅速加強。前邊援引的耶魯大學加騰教授所說的：“新興市場已從全球的邊緣走向中心，成為國際生產、貿易和金融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如果不是把“中心”理解為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歷史上所形成的國際剝削中心，則這一論斷是不錯的。

具體地說，新興國家在當今全球經濟中所起的巨大作用，可歸納如下：(1)全球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上世紀80年代，人們認為世界經濟的火車頭是美國和日本，90年代主要是美國。進入21世紀以來，美國對全球經濟的推動力也已明顯減弱，而新興市場的國家，特別是中國等最大和增長最快的新興國家，所起的支撐和推動作用顯著加強。

(2)巨大的商品供應國和銷售市場。新興市場國家在世界貿易中所占的份額正迅速提高，在過去十年中，已從約27%增長到33%以上，新興國家向發達國家提供它們所需的原材料、能源和價廉物美的各種制成品，又從這些國家大量進口所需的生產資料和消費品，從這種商品貿易中，雙方都獲益匪淺。特別是對最大的消費國美國來說，廉價商品的進口，不僅滿足了其消費需求，且對其通貨膨脹起到一定抑制作用。至于經濟長期低迷的日本，近年來經濟的復蘇，也是與它同中國和東亞其他新興經濟體發展進出口貿易是分不開的。新興國家生產的快速增長，對能源及各種金屬和非金屬原材料的需求愈益增加，這必然對世界能源和原材料市場的供求關系帶來新的變化，特別是中印等新興大國，正在一方面采取措施，開發國內資源，另一方面，與石油和原材料生產國，主要是其他新興國家和其他發展中的國家中的石油和原材料生產國加強合作，這種合作，對促進經濟的發展都是十分必要的。

(3)新興國家是全球資本的重要流人對象。據加騰教授的分析，自1997年以來至今的十年間，流人這些國家資本的性質在發生變化。與90年代不同，這一次不是股票債券投機，而是國外直接投資。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說，近年來，這些國家凈外來投資增加了92%，股票債券的凈投資額略有下降。目前以世界“五百強”為代表的大跨國公司紛紛計劃今后大幅增加在中國、印度、巴西、俄羅斯等新興國家的直接投資。西方大企業將業務外包給新興國家已成為一種常規現象。

(4)新興國家正在積極進行對外投資。加騰把這些國家的“本土跨國公司”的增多看作是一個“關鍵變化”。他說，直至20世紀末，這類公司還是鳳毛麟角，如今，主要國家的各行各業已經出現了1000多家新興的熱門企業。它們能獲取全球的資本、技術和人才，同時也以低成本為當地提供產品和服務，有些則帶動當地的革新。許多公司將與西方企業建立聯系，創建渾然一體的全球性企業。作為一種新類別的企業，它們將拉近新興市場與成熟市場的關系(美國《新聞周刊》2007年1月)。

如此看來，新興市場國家的快速發展和它們對外經濟關系的加強，是當代世界經濟發展中的重大積極因素，無論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都會從中受益。但美國有些人卻把它面臨的問題歸咎于新興市場國家，特別是歸咎于中國，如他們認為，中國把大量低廉產品銷往美國，導致了某些行業工人就業的減少。其實，這些年來，美國總體的失業率并沒有明顯上升。如果不同產業部門就業機會增減不一，這主要是美國產業結構不斷調整的結果。美國又有些人把美國國際收支中經常項目不斷擴大，也歸咎于新興國家，特別是中國和石油出口國。其實，美國經常項目不斷創造新記錄，主要在于美國這個一向保持高額消費和過度消費的國家，進口經常大于出口，這個不斷擴大的資金缺口主要是由來自中國、亞洲其他新興國家和石油輸出國的資金予以彌補，只要美國的過度消費不改變，其經常項目的逆差和對外債務的擴大的趨勢也難以扭轉。

由于新興市場國家在當代世界經濟中的地位不斷提高，其國際影響力不斷加強，當代世界面臨的各種問題，沒有它們的參與，是難以解決的。早在1999年就以新興市場國家為主，組建了20國集團，雖然這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集團”，而只是一個論壇式組織，但這也被認為是新興國家作為新的國家群體出現在當代世界經濟舞臺上的標識。在WTO“多哈回合”談判中，以印度、巴西、中國等新興大國為首的發展中國家堅持反對美歐等國對其農業提供巨額補貼、嚴重損害發展中國家利益的立場，更顯示了新興國家積極作用的加強。發達國家和國際經濟組織都意識到這一點，如八國集團每年召開的首腦會議，從2005年起，邀請巴西、印度、中國、南非、墨西哥等國列席，表明以新興大國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在當今全球治理和全球政治經濟秩序的變革中將扮演愈益重要的角色。

新興國家走上快速發展軌道，其經濟實力及其在世界經濟中的積極作用不斷加強，是發展中國家于半個多世紀前獲得政治獨立后，又一次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飛躍，雖然這一過程尚處于初始階段，但它無疑預示世界又一新時期即將來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