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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本論文主要從環境問題實質上是一個經濟問題；環境政策的創新:與市場的整合；更好地協調環境與經濟發展的關系等進行講述，包括了經濟學的研究表明,市場機制可以有效率地配置資源,但要有一系列嚴格的條件、環境的公共物品屬性、環境污染的外部性、國際的啟示、環境政策的經濟學基礎、綜合利用資源等，具體資料請見：

提要環境問題是當今世界最嚴重的問題之一。環境問題給全球的經濟和生活帶來了許多的障礙,日益惡化的環境形勢已經將人類逼上了危險的境地。要更好地實行可持續發展戰略,必須很好地解決環境問題。

關鍵詞:環境問題;經濟學;生態技術

一、環境問題實質上是一個經濟問題

經濟學的研究表明,市場機制可以有效率地配置資源,但要有一系列嚴格的條件。只有當這些條件都成立的情況下,亞當·斯密所描繪的神奇的“看不見的手”才能有效發揮作用。如果不具備或不完全具備這些條件時,就出現市場失靈。所謂市場失靈,就是市場機制的某些缺陷造成資源配置缺乏效率,使市場不能有效地配置公共資源。環境問題上的市場失靈主要表現為:環境的公共物品屬性和環境污染的負外部性。

(一)環境的公共物品屬性。環境既包括生物資源、土地資源、水資源、礦產資源等環境實物資源,也包括環境容量、生態平衡和調節、空氣質量等環境質量資源。其中一些資源可以被所有人共用,一些資源被一部分人共用,還有一些資源被私人利用。這就涉及到環境的物品屬性分析。經濟學根據物品是否具有排他性和消費的競爭性,把物品分為私人物品、公共物品。私人物品是既具有排他性又具有競爭性的物品,公共物品是既無排他性又無競爭性的物品,共有資源是具有競爭性而無排他性的物品。將物品屬性分析引入環境領域,可以得出以下結論:

1、環境質量具有公共物品的屬性。像清新空氣就是最純粹的公共物品,既無消費的競爭性和也無排他性。即一個人的消費不會影響其他人對同一環境物品消費的數量和質量。同時,一個人不論付費與否,都不能從這一環境物品的消費中被排除出去,即環境質量作為公共物品,使得無法、很難或不必對其進行收費,私人企業賺不到利潤,市場機制就無法激勵其減少空氣中污染物的排放來提供清新空氣這一公共物品。在這種情況下,市場機制是失靈的,必須政府干預,由政府來提供公共物品。

2、環境資源的共有資源屬性。像森林、地下水、野生動物等就是典型的共有資源,有競爭性而無排他性。由于共用資源產權不明以及不能或很難向使用共用資源的人收費,即人人都可以自由取用而不負擔成本,必然導致環境資源消費過程中的“搭便車”行為,濫用環境資源。以我國的草場為例,由于草場屬于共有資源,任何牧民都可以隨時到牧場免費使用牧草,牧民們為了從牧場上獲取最大收益,競相增加畜牧數量,結果導致出現過度放牧現象,導致草場退化,甚至毀滅性破壞,這就是“公地的悲劇”。經濟學分析認為,當今社會,資源的枯竭、生態的惡化,與共有資源的非排他性有密切關系。

(二)環境污染的外部性。環境污染是指經濟活動的污染物或污染因素排入環境,超過環境容量和環境的自凈能力,使環境質量惡化。“外部性指的是企業或個人向市場之外的其他人所強加的成本或利益。”經濟學認為,“市場之所以能有效率的運作,是因為價格向生產者和消費者雙向傳遞了信息。然而,有時市場價格并不反映生產者或消費者的活動。當一種生產或消費活動對其他生產或消費活動產生不反映到市場價格中的效應時,就存在外部性。”外部性的內涵包括以下主要內容:(1)當企業或個人的行為不是通過影響價格而影響另一個企業或個人的環境時,便有了外部性存在;(2)私人成本或收益與社會成本或收益不一致。由于外部性的存在,價值規律無法發揮作用,導致資源不能得到有效配置。這種非市場性的影響,對社會有利的稱為正外部性,對社會不利的稱為負外部性。將外部性理論引入環境領域,實質是把經濟行為主體的經濟活動放到環境-經濟復合系統中考察,就會得出這樣的結論:環境污染是一種典型的負外部性,產生了不能全部反映到市場交易價格中去的額外社會成本。如上游化工廠向河流中倒入廢酸液,使下游的游樂場所不能用于游泳或釣魚。由于無須向任何人賠償損失,從而導致外部不經濟的產生。由于環境污染并不構成私人生產成本,必然出現企業私人成本與社會成本的差異。這一差異被轉嫁給社會和公眾,外部性成本的順利轉嫁,必然導致這種帶有負外部效應的物品的過度供給行為,使資源配置扭曲,造成環境污染和資源浪費,社會福利損失。

二、環境政策的創新:與市場的整合

(一)國際的啟示。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解決環境問題既要用足市場機制,又要依靠政府干預,但政府的干預應以市場機制充分發揮作用為前提,以彌補市場的功能缺陷。近10年來,西方國家環境政策手段已經開始由傳統的命令——控制型手段向基于市場的經濟手段轉變。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于1991年提出的《關于在環境政策中使用經濟手段的建議》,建議成員國更加廣泛、堅定地采用經濟手段,以作為其他政策手段的補充或替代。該建議提出了4類經濟手段供成員國參考:一是環境稅和收費;二是許可證交易;三是押金制度;四是財政補貼。該建議推動了經濟手段在歐美國家的應用。

目前,在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國家中,已有許多國家征收環境稅,尤其是歐盟一些國家,已將環境稅作為優先使用的環境政策工具。環境稅是國家為了保護環境與資源實現可持續發展戰略,而憑借其主權權力對一切開發、利用環境資源的單位和個人,按照其開發、利用自然資源的程度或污染、破壞環境資源的程度征收的一個新稅種。它主要有開發、利用自然資源行為稅和有污染的產品稅兩種。前者如開發、利用森林資源稅;后者如含鉛汽油稅、含氯氟化碳產品稅。發達國家現在應用最廣泛的環境稅是燃料環境稅,如對含鉛、無鉛汽油實行差別稅,對含硫、含碳燃料征收硫稅、碳稅等。

對我國來說,應借鑒發達國家對污染大戶課征高額環境稅的做法,大幅提高排污收費標準,待條件成熟再逐步向環境稅過渡。排污收費標準的提高和收費方法的改革,在短期內可能會給企業的經營帶來負面影響,但從長遠來看,對社會、對整個城市的發展是有利的,可以促進企業積極開動腦筋來控制污染,降低環境成本,最終也能使自身的市場競爭力得以提高。

(二)環境政策的經濟學基礎。環境經濟政策的理論基礎起源于20世紀初關于福利經濟學的分析,以庇古在《福利經濟學》中所表述的政策措施為代表,即為了消除外部效應,對產生負外部效應的單位征稅或收費,對產生外部正效應的單位給予補貼,這就是“庇古手段”。雖然這種環境經濟政策需要政府對費額、稅率制定的科學性,但對企業和消費者的行為會產生動態有效的刺激,促使企業開發新技術,新的環境友好產品和提高污染治理水平,因為每一單位的污染削減,都將以節稅的形式得到回報。隨著20世紀七十年代著名學者科斯的“產權理論”的興起,運用“科斯定律”來創新環境經濟政策在理論和實踐上取得了很大發展。科斯在《社會成本問題》中指出,污染問題是相互的,因為制止污染也會給企業造成損失。既然日常的商品交換可以看作是一種權利(產權)的交換,那么污染權也能夠交換,可以通過市場交易來使污染問題達到最有效率的解決。在實踐中逐漸形成了排污權交易、自愿協商為代表的“科斯手段”。排污權交易的主要內容是:充分利用市場主體的自發的趨利避害本能和市場交易工具,在實行污染物總量控制的前提下,進行環境保護。即政府向企業發放排污許可證,企業根據排污許可證向特定地點排放特定數量的污染物,排污權是可以買賣的,企業可以根據自己的需要,在市場上買進或賣出排污權。“科斯手段”的管理成本低,有利于刺激企業革新技術,減少污染排放,以多余的排污權在市場交易而獲得利潤回報。

綜上所述,環境經濟政策與命令控制型政策相比較,命令控制型政策需要直接決定污染控制,需要實施者監測污染物排放,具有強制性,以政府行為為主;而環境經濟政策是為污染控制提供財政上的激勵,不需要實施者監測污染物排放,具有誘導性,以經濟主體參與為主。通過要么在污染者與公眾之間進行財政轉移支付,如環境稅收或收費、財政補貼和產品稅等;要么創建一個新的市場,如排污許可權交易,使經濟主體以他們認為最有利的方式對財政刺激作出自主反應,從而達到協調環境與經濟發展兩者關系的目的。

三、更好地協調環境與經濟發展的關系

(一)綜合利用資源

1、建立資源節約型國民經濟體系。有的國家發展以節能、節材、節水、節約資本等重效益、重品種、重質量的工業生產技術和制度;有的國家調整工業內部結構,由生產初級產品為主向深加工、精加工的“朝陽工業”轉變,以減少對自然資源的依賴程度。

2、重視二次資源的開發利用。很多國家提倡廢物資源化,把再生資源稱為“第二次物料革命”,或“第二礦產資源”。例如,巴西、意大利每年所消耗的貴金屬幾乎全部來自再生,其他廢舊金屬的80%～90%均被回收利用,變廢為寶。為減少水資源消耗,有些國家工業用水的回用率已接近100%。

3、對資源內涵的認識愈來愈豐富。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人們從注重物質投入的外延正在向注重資源內涵擴大的方向轉變。如回收利用垃圾也能創造新的價值,日本對垃圾回收利用率高達90%,法國每年從垃圾中回收廢紙占造紙工業原料的40%。現在世界各大國正在進一步對回收垃圾進行深層次的開發利用,以保護地球生態環境。荷蘭正設計用“雨”(利用雨水下降沖擊力)發電。此外,將還有更多的替代資源、人造用品面世。

(二)推行清潔生產。1989年聯合國環境規劃署工業與環境規劃活動中心首先提出清潔生產,定義為:“清潔生產是指將綜合預防的環境策略持續地應用于生產過程和產品中,以減少對人類和環境的風險性。”《中國21世紀議程》將清潔生產定義為:“既可滿足人們的需要,又可合理使用自然資源和能源,并保護環境的實用生產方法和措施。”

很多國家為推行清潔生產,正在實施“零廢物排放”工業(簡稱零排放工業或閉環式工業),其實質是從生產過程和產品兩方面理解的:一是就生產過程而言,為實現廢物減量化、無害化和資源化,將生產過程中一端的廢棄物排出,轉為另一端的原料輸入的方法;或者將一個生產部門的廢棄物作為另一個生產部門的原料供應;二是對產品而言,近年來世界各國競相研究和開發一些生態產品。生態產品也稱“綠色產品”或“環保產品”,其含義是指能夠保持社會環境和對人類無害的產品。例如,德國制造世界第一種生態輪胎、生態電視機、生態冰箱,日本制成生態電池、生態塑料漁網,加拿大開始生產實用的燃料公共汽車(無污染物排放),美國研制出生態服裝,瑞典推出一種生態畫,我國生產出安全、營養、無公害的綠色食品等等。可以預料,綠色產品將隨著可持續發展進程的深入,而日益成為今后產品生產的主導方向。

(三)樹立生態技術觀。每當新科技成果向經濟建設轉化時,總會帶來生產的大發展,產生顯著的經濟增長效應和質變效應。然而,進一步深思,又發現另一種傾向,大多數技術的應用,如果是以單一目的性——經濟效益為前提,那么技術越尖端,單一目的性越明顯,對生態環境的破壞程度也就越大。這不能不引起人們的思考,技術究竟是給人類帶來幸福還是災難,這主要取決于人類自己,而非技術本身。

21世紀的技術觀應當是生態技術觀。生態技術觀的含義為:1、科技發明的指導思想,要堅持技術的單一性目的與多元性目的的統一,即以經濟效益、生態效益為雙重目的,或以經濟效益、生態效益、社會效益為多重目的;2、科技成果的應用要考慮到生態環境的內在承受性和外部承受性,如資源再生循環技術、環境無害技術,都是經濟可持續發展所要求的。

我國2000年經濟發展目標規定:“在保持經濟快速增長的同時,依靠科技進步和提高勞動者素質,不斷改善發展的質量。”將經濟發展區分為數量的增長與質量的提高,這是人類在發展上的一次躍進。旨在把經濟發展引導到低投入、低消耗,少污染、高效益的持續發展道路上來。

可持續發展認為,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相互聯系,不可分割,并強調把環境保護作為發展進程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作為衡量發展質量、發展水平和發展程度的客觀標準之一。因為現展越來越依靠環境與資源基礎的支撐,但隨著環境惡化和資源耗竭,這種支撐已越來越薄弱和有限。因此,越是在經濟高速發展的情況下,越要加強環境與資源保護,以獲得長期持久的支撐能力。這是可持續發展區別于傳統發展的一個重要標志。因此,我們要更好地處理環境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