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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過對相關文獻的研讀及對有關問題的思考，在對近年來國內學術界(主要是社會學界)有關勞資關系的部分研究進行述評的基礎上，筆者在文中提出應當結合市場轉型相關理論，以工人階級的再形成、“把工人階級帶回分析的中心”等論點為邏輯起點，構建有理論創新性和現實關照性的勞資關系研究。

關鍵詞:勞資關系;工人階級;市場轉型;社會轉型

勞資關系是指勞動和資本的關系，表現在人與人的關系上，就是勞方與資方之間的關系，它是生產關系的一個重要內容。經濟學意義上的勞資關系更多的是強調勞動與資本之間的相互關系，如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周新軍，1999)。筆者認為，就社會學而言，勞資關系更多的是指勞方與資方之間的關系。因此，本文所說的勞資關系基本上定位于此。

近年來，民工荒、民工討薪及其引起的集體行動、群體性事件等反映勞資關系緊張、勞資雙方矛盾大等方面的報道時常見諸報端，給了理論研究以現實層面的壓力。而勞資關系研究是勞工研究的一個重要方面，筆者認為要想對勞資關系有較為準確、深入的認識，就必須把它放在勞工關系、以及大的社會結構、變遷背景下來研究方可。

從本世紀初開始，社會學的市場轉型理論風靡了國內社會學界一段時間。國外學界對該理論的研究和展開主要是以對前蘇聯和東歐的研究為基礎的，關注的主要問題是市場轉型和社會不平等的關系。國內研究者和學習者基本上是仿效國外學者，主要將該理論應用于資本轉換、精英轉換、社會分層之類問題的研究上。筆者認為，在中國這個社會變革的巨大試驗場里，市場轉型理論的適用領域不止于上述幾點，諸如勞工研究，以及本文論述的重點——勞資關系，都可以用市場轉型理論加以考察。以下對有關勞資關系研究的述評也是基于這個理論起點。

目前的中國處于經濟轉軌、社會轉型時期，整個社會的面貌、社會結構正發生巨大的變化。經濟體制方面，經過三十年的改革開放，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已經初步建立起來，但是，社會轉型還沒有完成。從市場轉型理論的角度看，社會的生產與階級的生產仍在進行之中(沈原，2007)，這二者是一個同步的過程，從某種意義上講，階級的生產促進了社會的生產。

綜觀現有的勞工研究、勞資關系研究，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有從經濟學的角度闡釋了勞資關系的涵義(張慶偉，2007);有的闡述了現階段構建和諧的勞資關系的重要性(江海洋，2008);有的研究者比較了勞動關系與勞資關系(周新軍，2001);有的研究考察了我國勞動關系的轉型及當前特征(喬健，2007)，為我們研究勞資關系提供了另一個面向;也有研究者做出了實證研究，具體探討了珠三角以農民工為勞動者的勞資關系模式(楊正喜，2008)，為相關的思考和研究提供了一個較好的參考。下面列舉幾例，稍加述評，以引出筆者的幾點淺薄之見。

在早一些的研究中，有研究者明確提出，“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要從生產關系的幾個環節的研究轉到勞資關系研究上來”，“在研究內容上，重點放在社會主義資本積累、體制轉軌過程中勞資關系模式的變化，市場經濟條件下勞資關系模型以及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各個層面勞資配置方式、效率等問題的研究上。突出勞資關系的矛盾，并尋求解決的途徑”(周新軍，1999)。雖然該研究者的主要視野是經濟學，尤其是政治經濟學，但筆者認為他的這一表述表明，在市場轉型(該研究者用的術語是“體制轉軌”)的背景下來研究勞資關系這一課題，在其他學科(如經濟學)已被發現并引起注意。那么，從社會學的視角來看待市場轉型過程中階級、階層關系的變化，工人階級的再形成，以及在此基礎上勞資關系的新特點就是個迫切且有依據的問題了。

有學者從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出發，對新古典經濟學、新制度經濟學兩種范式有關勞資關系的論述進行了批判，認為勞資關系應該“首先是在勞動過程中即在勞動力和生產資料兩種生產要素的結合中所必然發生的分工協作關系，它體現著一定的生產力水平。就其本質而言，勞資關系更是一種反映特定生產關系的社會經濟關系，它體現并受制于一定的生產關系，尤其是所有制關系”(張慶偉，2007)。筆者認為這種看法探析到了勞資關系的本質，尤其在經歷市場轉型、社會轉型的當代中國，如果只是簡單地論說勞資關系的現狀、與改革前所謂的勞動關系的異同而不深究其背后的所有制及其變化，無異于隔靴搔癢，放棄了社會學的學科訴求和社會功用。

有學者對珠三角地區的勞資關系模式進行過實證研究，認為中國勞資關系帶有強烈的統合色彩，雖然隨著改革的深入，勞資關系已開始由計劃走向市場，但仍難擺脫計劃經濟時代的政府單邊主義;資本對處于工業化進程中的中國，包括其勞資關系，起著重要的作用;政府-雇主雙邊主義的勞資關系模式在國家層面從計劃經濟時代政府單邊主義到市場經濟下的三方機制過渡的進程中占有主導性的地位;在外資等治理結構完善的企業中，勞資關系模式多表現為資方-政府雙邊主義或中國式集體談判制;在港臺企業和國內私營企業中，由于公司治理結構不完善，勞資關系模式帶有強烈的資方單邊主義色彩(楊正喜，2008)。在這樣的勞資關系中，勞方的合法權益就不能得到很好的保護。

其他一些針對性更強的實證研究，如探討企業性質、規模、政府作為、工人的素質、組織化程度、工會組織狀況與工人的工資、勞動時間、勞動環境等勞工權益之間的相關關系(劉林平、郭志堅，2004)，對中國境內的外資企業勞資關系模式的研究(佟新，2005)，都是在大量的實證調查和數據支持基礎上的社會學研究的典型。

綜上所論，筆者認為，目前國內對勞資關系的研究雖然不少，但缺乏一個較為深刻的理論框架支撐，僅就勞資關系研究勞資關系，不能深入到社會結構、變遷等深層次里去。這就容易導致研究缺乏深入性、深刻性，也容易導致研究者在“價值中立”的旗幟下忽視現實的緊迫性和社會學的學科責任，甚至成為“社會巫術”(布迪厄語)的制造者和維護者。另一方面，雖然目前國內學界對諸如市場轉型、社會轉型等理論的發展和應用還主要是放在狹義上的勞工研究上，而沒有具體應用到作為勞工研究重要一個面向的勞資研究上，但是有效地借鑒市場轉型等理論，特別是其中關于階級的生產與社會生產的觀點來審視當代中國的勞資關系，會使中國的勞資關系研究更進一步。

學者沈原在《社會轉型與工人階級的再形成》一文中強調，要“把工人階級帶回分析的中心”(沈原，2007:163)。他主要吸取了卡爾.波蘭尼(K.Polanyi)、麥克.布洛維(M.Burawoy)、安東尼.葛蘭西(A.Gramci)等人的理論成果，主張發展“社會學的馬克思主義”，用馬克思的階級分析理論和方法來研究轉型期的中國工人階級和中國社會。

沈原指出，在勞工研究中，應當區分“抽象工人”與“具體工人”，返回到生產的中心性，對工人及其生產關系進行工廠民族志研究;分別用“馬克思模式”和“波蘭尼模式”對處于轉型期的“新”、“老”工人即逐漸由農民轉變為產業工人的農民工和由原國有企業的工人轉變為市場社會工人階級的城市工人進行分析。雖然轉型期的中國社會由于轉型起點上種種不平等的制度安排，特別是城鄉分割的二元結構，造成了中國工人階級的再形成被分割成“新”、“老”兩個不同的片斷，并各自沿著不同的路徑展開，形成不同(下轉110頁)(上接109頁)的“工廠政體”，但這正為研究轉型期工人階級的具體形成狀況提供了一個很好的立足點(沈原，2007:163-191)。

雖然他的研究及理論旨趣是針對轉型期中國社會學這個宏觀視閾的，但筆者由此得到靈感，認為處于轉型期的當代中國勞資關系的研究也可以大力借鑒這方面的理論資源和研究經驗。勞資關系說到底是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人在生產中的位置、地位決定了其全部社會關系。如果研究勞資關系而不看其所處的生產方式、生產關系，那么就會失去根本。在工業化進程中的中國，數量巨大的產業工人在社會結構中占有重要地位。而新時期工人階級及其意識的再形成、強化，對社會生活、勞資關系的影響是不容忽視的。無論是“回到馬克思”、“把工人階級帶回分析的中心”等口號，還是布洛維的“工廠政體”概念，都是勞資關系研究的重要理論資源和邏輯生長點。特別是“工人階級再形成”的觀點及這方面的實證研究、理論探索，筆者認為，是解析轉型期中國勞資關系，特別是涉及到數以億計的農民工這一逐漸形成的產業工人大軍與資方關系的一個重大理論創新。唯有結合市場轉型、社會體制轉軌、階級、階層的變化等社會學分析范式，把勞資關系的變化放在生產方式、生產關系變化的基礎上來考慮，社會學在勞資關系研究方面才能走出一條有自身學科代表性和特點、體現自身學術價值的路子。

參考文獻

[1]周新軍.社會主義社會的勞資關系研究[J].經濟評論，1999(1):4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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