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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吳九香工作單位：福建省廣播電視大學

人口增長對經濟發展的影響人口是生活在一定社會生產方式、一定時間、一定地域，實現其生命活動并構成社會生活主體，具有一定數量和質量的人所組成的社會群體。人口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既扮演著生產者的角色，又扮演著消費者的角色。人口對經濟的影響，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制度。此外，人口的結構性變化、生育的高峰與低谷波動等等，都會對經濟發展產生持久而深刻的沖擊。人口的數量和質量不是決定社會制度性質和社會變革的主要力量，但對社會的發展起促進或延緩的作用。馬爾薩斯理論認為:人口增長會導致勞動生產率降低，生態環境退化，社會總儲蓄減少、投資率下降，從而不利于經濟增長。盡管技術進步可以加速經濟增長，但是，如果人口無限制地增長下去，那么，技術進步的步伐將最終趕不上人口增長的速度，從長期的觀點看，人口增長阻礙經濟的增長。而反對馬爾薩斯的理論則認為，人口增長可能在短期內會不利于經濟增長，但從較長的時期看，人口增長將最終促進經濟增長。他們的論據是，第一，人口增加將增加勞動力供應，增加人口密度，人口壓力的存在將激發技術創新，推動經濟發展；第二，較多的人口可能產生更多的知識與技能，科技進步正是經濟發展的動力來源；第三，人口多也是資源優勢，較大的市場規模必將產生“規模效應”[1]。無論哪種觀點，都說明人口變化與經濟發展息息相關。人口結構均衡對經濟發展的影響人口是任何一個國家經濟發展最基本的國情。其中人口的規模和結構及其發展趨勢與經濟是相輔相成的，存在著相互作用與相互影響的緊密關系，也就是人口與經濟發展均衡點。中國的經濟發展仍處在產業結構轉換、消費結構升級的重要發展階段，要使國民經濟真正能夠實現持續快速地發展，必須建立在人口和諧的基礎之上。這是國民經濟與社會長久和諧發展的重要前提與基礎，也是建設和諧社會的核心內容之一。人口和諧包括人口的規模和諧與結構和諧[1]。

人口變化情況1.人口規模與經濟發展情況根據2010年人口普查數據，福建省常住人口達3689萬人，比2000年增加了0.08個百分點。福建的人口周期與經濟增長周期同中國國情一致，高峰點上有著十分的吻合度，人口的三次高峰期在國民經濟的迅速恢復期、經歷三年災害之后的調整和恢復期、實行改革開放政策后的頭十年。受20世紀80-90年代第三次出生人口高峰的影響，在2005-2020年期間，20~29歲生育旺盛期婦女數量將形成一個高峰，同時，由于獨生子女陸續進入生育年齡，按照現行生育政策，政策內生育水平將有所提高，福建省同樣將迎來第四次出生人口高峰。以人均GDP指數來考察福建省經濟增長情況可以發現，人口轉變過程伴隨著經濟發展過程，自改革開放以來，福建經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長，伴隨這一增長過程的是人口自然增長率的下降人口年齡結構變化1.老齡化。勞動年齡人口總量增長，一方面為社會提供更多勞動力，增加社會積累；另一方面就業壓力增大，需要的社會保險，養老保險等社會負擔加重，勢必對經濟的發展產生負面影響。從圖1可以看出，福建省15~64歲的勞動適齡人口所占總人口比重不斷提升，從1964年的54.50％上升到2010年的76.65%；由于經濟發展、計劃生育政策和人們生育觀念的轉變等因素共同作用，0~14歲少兒人口在總人口中的比重開始下降，從1953年的近35.80％下降到2010年的15.46％，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不斷上升，從1953年3.30%上升到2010年的7.89%，上升了4.59個百分點,福建省人口進入成年型的同時，開始向年老型過渡，人口老齡化出現加快的趨勢。2010年，全省常住人口中，65歲及以上的人口為291萬人，占常住人口的7.88%，福建省已進入老年化社會（按國際通行標準衡量，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在7%以上就進入人口老齡化社會）。由于制度不健全，老年人口的社會保障和健康服務面臨挑戰。提前到來的“銀發浪潮”給社會經濟的發展帶來了始料不及的諸多挑戰。2.人口紅利。福建省目前處于利好的“人口紅利期”，主要表現為勞動人口比例上升，人口撫養系數下降，社會負擔較輕。改革開放以來總撫養及少兒撫養比開始下降，而老年撫養比慢慢地開始上升（見圖2）。圖1福建省分年齡組人口歷年變化圖數據來源：2000-2010年《福建統計年鑒》圖2福建省歷年撫養比趨勢圖數據來源：2000-2010年《福建統計年鑒》人口變化與經濟發展的回歸分析為分析人口變動對經濟發展的影響，我們可以采用馬克威分析系統對人口增長、人口結構與人均GDP進行相關分析因p≤0.05，因此各變量間存在線性相關；根據相關系數判斷標準r≥0.8,可視為高度相關；0.5≤r＜0.8，可視為中度相關[2]。人口自然增長率、老年撫養比相關系數分別為-0.6665、0.6611，表明兩者與人均GDP間分別存在中度負、正相關，總撫養比、少兒撫養比、勞動適齡人口比重相關系數分別為-0.8545、-0.8676、0.8879，表明與人均GDP間分別存在高度負、負、正相關。各變量間存在線性相關，因此可進行回歸分析。選擇人均GDP為因變量，人口自然增長率、總撫養比、老年撫養比、勞動適齡人口比重為自變量，建立Y=a+bx1模型，反映兩變量x與y之間的線性依存關系。利用馬克威分析系統進行回歸分析。分析結果顯示，回歸方程顯著性強，回歸方程具有意義，人口自然增長率、總撫養比、老年撫養比、勞動適齡人口比重回歸系數分別為3017.2389、-34.1600、362.0014、513.3890，表明人口自然增長率、總撫養比、老年撫養比、勞動適齡人口比重每變動一個百分點，人均GDP變動3017.2389、34.16、362.0014、513.389個百分點，其中總撫養比變動方向相反。基于上述分析結果，福建省勞動適齡人口增長對人均GDP的增長有較強的正向效應，人口撫養比的上升對人均GDP的增長有抑制作用，人口適度增長、老年撫養比的緩慢上升有利于人均GDP的增長。福建省正處在總撫養比下降、勞動年齡人口上升、老齡化帶來人口紅利的大好時機，而人口自然增長率穩中有降也給我們敲響了警鐘。

適度調整計生政策，與經濟發展相適應人口的平衡發展是經濟社會和諧發展的重要前提。保持人口的適度增長，以保持勞動年齡人口適當增長，降低將來老年撫養比帶來負擔。隨著城鎮化率的提高，客觀上存在農村家庭靠勞動力多脫貧致富的現象不存在，一些農民多育的愿望不是那么強烈，加上政府對人口控制工作從未放松，即將面臨一個家庭養四個老人的嚴重問題。因此適度調整農村一胎半政策，對有經濟能力的人群適度放松計生政策，有利于人口和諧發展，有利于經濟社會發展。同時，人口問題，首當其沖的是獨生子女問題。北京大學人口所教授穆光宗認為獨生子女家庭本質上是風險家庭。第一是孩子的成長風險，主要是夭折、重病的風險；第二是孩子的成才風險；第三是家庭的養老風險；第四是社會的發展風險；第五是國家的國防風險[3]。這些都不利于人口與經濟的和諧發展。調高退休年齡，減輕老齡化造成的社會負擔老齡化社會已經提前到來，盡管當前老年撫養比還未給經濟帶來負面影響，而我們的社會保障體制卻已捉襟見肘。要真正有效地化解老齡化危機，并且變“危機”為“契機”，就要從制度建設入手，力爭為老齡事業發展創造更加良好、寬松的法律政策環境。適當調高退休年齡，增加勞動年齡組人口比例，將非常有利經濟發展[4]。積極擴大就業促進創業，最大化利用人口紅利人口紅利隨著人口轉變的完成，終將要消失殆盡，充分挖掘人口轉變的潛在貢獻，是迎接老齡化社會到來的當務之急。福建省目前處在“人口紅利期”，應實施更加積極的就業政策，多渠道增加就業崗位，提高勞動者創業就業能力，健全公共就業服務體系，促進社會充分就業；保障勞動者權益，建立企業和職工利益共享機制，健全勞動關系三方協調機制；大力發展第三產業，實現勞動力由第一產業、第二產業向第三產業的轉移，依靠第三產業盡可能多地消化社會富余的人力資源；政府要在財政、稅收等政策上鼓勵自主創業和彈性就業[5]。完善覆蓋城鄉居民的社會保障體系健全覆蓋城鄉居民的養老、醫療、社會救助體系，加快以公共租賃住房為重點的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設，建立滿足多元化需求的住房保障體系。要特別關注農村人口老齡化問題。全省老年人口大部在農村且大部份家庭都是留守老人家庭,農村醫療條件差、經濟相對落后，是解決人口老齡化的重點和難點。以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為實踐，探索新型農村養老和醫療模式，大力發展敬老院、老年公寓等社會養老機構和以社區服務為主體的老年服務體系。調整產品結構，發展人口老齡化形成的“灰色經濟”或“銀色經濟”[5]。任何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都離不開人口這個最基本的國情。目前福建省的經濟發展正處在一個產業結構轉換、消費結構升級的重要發展階段，要使經濟社會真正能夠實現持續快速地發展，必須建立在人口和諧的基礎之上。